叶匡政：钱文忠的语录就是“随地吐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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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匡政：钱文忠的语录就是“随地吐痰”

    新星出版社对语录体的书，一直情有独衷。看过它们出版的两本书，东东枪的《俗话说》和奶猪的《我呸》，都是有眼光的选择，对当下文化氛围的把握也很到位。手机短信、即时聊天、微博的流行，使人们正在走向一个“后口语时代”。这个时代，与远古“口口相传”的年代有些相似，只不过电子工具，使人们的沟通不再受空间的限制，远隔千里也能实现即时互动。

   就像口语时代的主要文学样式，是谚语、寓言、诗歌等短小文体一样，今天流行的文体是段子。我觉得可以给这种文体命个名，叫“语录体文学”，有这种创作意识的作家，可称为“语录体作家”。他们都把语录当作独立的文本在创作，表达自己对现代汉语独特的体悟和发现。这种灵光一现的创作，有点像现代诗，但它追求的是一种语言或生活层面的机智与趣味，而不是诗性。所以，它们比诗有更普遍的读者。不过，这种语录体文学也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即要常年沉迷于这种短小的语言表达形式，还要有对生活独到的发现。比如现在的微博都是语录体，但能称为语录体文学的，少之又少。可以说，微博的流行，为语录体文学提供了一个创作与呈现的平台。

    不过，最近看到新星出版的钱文忠语录两种：《颤栗的道德底线》和《风化的传统基石》，却有点不以为然。两本书看了一遍，感觉确实没有编成语录的必要，书中的观点貌似正确，却极为平庸，是典型的大路货语录。翻看这两本书，很难想象这样的知识和话语结构，竟可以四处演讲，兜售自己的观点。看来中国也确实如钱文忠自已在书中说的“中国现在最没有的，恰恰就是文化”，稍微会讲点话的人，就被摆弄得四处宣讲文化。想想也是，钱文忠早年学的是梵文和巴利文，后来学的是印度学、藏学，既没经过中国文学的训练，哲学和社会学积累可能也不多，语录呈现出这种面貌也属正常。

    读钱文忠白开水般的语录，倒感觉出创作语录体文学的难度来。能编成语录的文字，首先要有对语言的自觉，把语言的新颖呈现作为一个创作目标。鲁迅的文字为何可以编成语录，文学素养是一个重要因素，使他的很多语录呈现的不仅是字面之意，还有更多的言下之意。钱文忠显然没经过太多的文学训练，语言永远不可能给人以新鲜和发现的惊奇。这种语言演讲时，别人或许能听下去，但编成语录，显然是自曝其短。

    钱文忠对此也有自知之明，他在语录中说：“对文化，我们要把它看成一个生命的存在，不要轻易地去触及它的尊严。当文化成为一种狂欢的时候，批评就决不能成为即刻的文化晕眩。今天，批评有了一个更宽容的空间。批评者不能辜负这个空间，要主动维护它，而不是“随地吐痰”。今天，文化批评的健康发展，需要批评者抵制人情的诱惑、商业的诱惑，避免批评的工具化，慢慢抵达一个不功利的、纯粹的批评的概念。”“随地吐痰”四字说的还像有点像语录，但他在书中呈现对社会和历史的批评，包括对余秋雨、刘翔、于丹等人的评论，处处显示了人情和商业的诱惑，功利性非常明显。一边教导别人不要“随地吐痰”，一边自己却在“随地吐痰”，这大概就是一些文化人的特色。

    最惊讶的是，钱文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也极为肤浅。无论是他对和谐、中庸，还是孝道这样的儒家核心观，理解得都极为片面。比如他认为“和”的意思就是“和谐、和平、融合”之意，其实在儒家观中，“和”的前提就是承认异端，所以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主张人的独立性，主张在尊重个体观念独立和差别的前提下，寻找人的共通之处，这也是儒家求“道”的根本。再比如钱文忠说：“儒家君子要中庸，但也别忘了，儒家还有这样的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把“中庸”和“天行健”对立起来，表明他对中庸的理解也是片面的。中庸之“中”是公正之意，“庸”是不变的意思，中庸就是指一种公正又合乎天地常理的人间正道，与“天行健”原本就是一个意思。至于他对孝道的理解，前些日子针对他把《弟子规》误读为儒家经典写过一篇文章，这里就不再重复。

    总之，在钱文忠语录中，充满漏洞、彼此矛盾的论述比比皆是。诸如：“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实际上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现在所讲的传统，基本上是清朝雍正以后形成的，与汉代、宋代、明代的到底有多大关系，很难说。”“我们接受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一些价值观时，这些理论本身好坏是一个问题，而它适合不适合中国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一味地认为只要是西方的，那它就是好的，这不是自我矮化是什么？这不是跪着说话是什么？”“我这个人身上既有东方的传统，又有西方的传统，这是家族赋予的”等等，这些话语连基本用语和逻辑都有问题，又怎能谈得上什么思想？这就好比一个人边咳嗽、边吐痰，我们或许还能理解这些痰的来源。若只是让我们看到这随地吐出的痰，我们倒要怀疑起这吐痰者的智商来。
    新星出版社对语录体的书，一直情有独衷。看过它们出版的两本书，东东枪的《俗话说》和奶猪的《我呸》，都是有眼光的选择，对当下文化氛围的把握也很到位。手机短信、即时聊天、微博的流行，使人们正在走向一个“后口语时代”。这个时代，与远古“口口相传”的年代有些相似，只不过电子工具，使人们的沟通不再受空间的限制，远隔千里也能实现即时互动。

   就像口语时代的主要文学样式，是谚语、寓言、诗歌等短小文体一样，今天流行的文体是段子。我觉得可以给这种文体命个名，叫“语录体文学”，有这种创作意识的作家，可称为“语录体作家”。他们都把语录当作独立的文本在创作，表达自己对现代汉语独特的体悟和发现。这种灵光一现的创作，有点像现代诗，但它追求的是一种语言或生活层面的机智与趣味，而不是诗性。所以，它们比诗有更普遍的读者。不过，这种语录体文学也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即要常年沉迷于这种短小的语言表达形式，还要有对生活独到的发现。比如现在的微博都是语录体，但能称为语录体文学的，少之又少。可以说，微博的流行，为语录体文学提供了一个创作与呈现的平台。

    不过，最近看到新星出版的钱文忠语录两种：《颤栗的道德底线》和《风化的传统基石》，却有点不以为然。两本书看了一遍，感觉确实没有编成语录的必要，书中的观点貌似正确，却极为平庸，是典型的大路货语录。翻看这两本书，很难想象这样的知识和话语结构，竟可以四处演讲，兜售自己的观点。看来中国也确实如钱文忠自已在书中说的“中国现在最没有的，恰恰就是文化”，稍微会讲点话的人，就被摆弄得四处宣讲文化。想想也是，钱文忠早年学的是梵文和巴利文，后来学的是印度学、藏学，既没经过中国文学的训练，哲学和社会学积累可能也不多，语录呈现出这种面貌也属正常。

    读钱文忠白开水般的语录，倒感觉出创作语录体文学的难度来。能编成语录的文字，首先要有对语言的自觉，把语言的新颖呈现作为一个创作目标。鲁迅的文字为何可以编成语录，文学素养是一个重要因素，使他的很多语录呈现的不仅是字面之意，还有更多的言下之意。钱文忠显然没经过太多的文学训练，语言永远不可能给人以新鲜和发现的惊奇。这种语言演讲时，别人或许能听下去，但编成语录，显然是自曝其短。

    钱文忠对此也有自知之明，他在语录中说：“对文化，我们要把它看成一个生命的存在，不要轻易地去触及它的尊严。当文化成为一种狂欢的时候，批评就决不能成为即刻的文化晕眩。今天，批评有了一个更宽容的空间。批评者不能辜负这个空间，要主动维护它，而不是“随地吐痰”。今天，文化批评的健康发展，需要批评者抵制人情的诱惑、商业的诱惑，避免批评的工具化，慢慢抵达一个不功利的、纯粹的批评的概念。”“随地吐痰”四字说的还像有点像语录，但他在书中呈现对社会和历史的批评，包括对余秋雨、刘翔、于丹等人的评论，处处显示了人情和商业的诱惑，功利性非常明显。一边教导别人不要“随地吐痰”，一边自己却在“随地吐痰”，这大概就是一些文化人的特色。

    最惊讶的是，钱文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也极为肤浅。无论是他对和谐、中庸，还是孝道这样的儒家核心观，理解得都极为片面。比如他认为“和”的意思就是“和谐、和平、融合”之意，其实在儒家观中，“和”的前提就是承认异端，所以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主张人的独立性，主张在尊重个体观念独立和差别的前提下，寻找人的共通之处，这也是儒家求“道”的根本。再比如钱文忠说：“儒家君子要中庸，但也别忘了，儒家还有这样的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把“中庸”和“天行健”对立起来，表明他对中庸的理解也是片面的。中庸之“中”是公正之意，“庸”是不变的意思，中庸就是指一种公正又合乎天地常理的人间正道，与“天行健”原本就是一个意思。至于他对孝道的理解，前些日子针对他把《弟子规》误读为儒家经典写过一篇文章，这里就不再重复。

    总之，在钱文忠语录中，充满漏洞、彼此矛盾的论述比比皆是。诸如：“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实际上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现在所讲的传统，基本上是清朝雍正以后形成的，与汉代、宋代、明代的到底有多大关系，很难说。”“我们接受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一些价值观时，这些理论本身好坏是一个问题，而它适合不适合中国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一味地认为只要是西方的，那它就是好的，这不是自我矮化是什么？这不是跪着说话是什么？”“我这个人身上既有东方的传统，又有西方的传统，这是家族赋予的”等等，这些话语连基本用语和逻辑都有问题，又怎能谈得上什么思想？这就好比一个人边咳嗽、边吐痰，我们或许还能理解这些痰的来源。若只是让我们看到这随地吐出的痰，我们倒要怀疑起这吐痰者的智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