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类形构与文学制度——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读后

教师之友网

文类形构与文学制度——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读后
转载▼


晚近三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创获，大都以反思“五四”范型的学术理路为内在逻辑支点而展开。从发现“晚清”、重估“通俗”，到援引知识考古学、文化社会学等诸种视角与方法，这些发端自不同文化关怀的话语景象，在“众声喧哗”的背后，汇成了一股与“五四”及其传统展开建设性对话的“合力”。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而言，这些走过的足迹无疑都值得铭记。然而，正是在“三十年”这一迅速历史化的时段中，这份被整合的学术史的“记忆”，足以成为日后任何一位涉足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影响的焦虑”。如何就核心议题进行发言，自然更是对青年学者的考验。张丽华的新著《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简称《兴起》）针对现代中国“文学”革命/回转的问题，“从文类形构的视角重新勘探现代文学形成其自身的那段历史”（第7页）。其间的思考兼及时代感与个性化，昭示的学术方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导论》中，通过对读晚清以降至1930年代发生在周作人与林传甲、梅光迪与胡适以及钱锺书与周作人之间的批评与论争文本，作者发现了一种分裂与抵抗“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线性史观的历史叙述模式，其中起到结构作用的“文学”意识也与同质化的现代“文学”观念不同。“大体来说，林传甲、梅光迪与钱锺书的视角，代表了注重文章辨体、或曰文体明辨的传统，而胡适与周作人的论述，则显然贯彻着经过文类整合与布局之后的‘文学’新概念。”（第10-11页）《兴起》以后者表征的“五四”范型为潜在的对话对象。“文类（genre）”的视角，则恰好为观照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的复杂面向提供了切口。

在作者看来，德国学者Klaus Hempfer“将文类定义为一套作用于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准则”的主张与Wilhelm Vosskamp提出的“作为文学—社会制度的文类”的观点（第16页），强调了“文类”在历史进程中的制度属性，为《兴起》讨论“短篇小说”这一现代中国的代表性文类的兴起，提供了必要而妥贴的理论支撑。与此同时，“文类”又与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文章”、“文体”范畴饶有意味地缠绕在一起，因此也更适用于在中西比较诗学的视野下，恰如其分地揭示出现代文学自我建构与历史认同的瞬间时刻，从而敞开一个立体且富有弹性的阐释空间。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召唤被经典的历史叙述模式压抑着的不同思路，进而展开新的历史叙述，并非作者的归旨所在。她所强调的是“一个参差对照的结构性的视野”与“斑驳不齐的图景”。与其说藉此完成的是一项“拾遗补缺”的实证工作，毋宁说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了一种“正本清源”式的阅读历史与叙述历史的新方向。作者所要回应的，正是现代中国“文学”革命/回转这一核心议题。Genre的有效性在于“以此为契机，将多少被纯化了的‘文体’/‘文类’恢复为一个包含制度建设在内的‘立体’性概念，从而摆脱业已形成的各种现代观念与话语的限制。”（第21页）在通过彰显“文类”这种内在尺度之于整体性的新“文学”意识的对照价值时，文学转型与社会转型互为表征与动力的结构装置被还原出来。在这一层面上，“文类形构”的过程正是“文学”的制度属性得以最大程度地被激发与释放出来的那个历史瞬间。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言，“短篇小说”的兴起无疑是最为典型地体现出这种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时刻之一。

在《兴起》的书名中“短篇小说”被作者加了引号，其间蕴含的正是对于这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典型文类在晚清的语境化反思：

这里的‘晚清’，不仅仅是研究时段的上延，更是一种研究空间的扩展，在根本上，它是被作为一种‘方法’而引入研究视野的：不是为了追溯‘五四’文学的源头（无论是顺接还是对抗），而是为了给‘短篇小说’的文类形构提供一个扩大了的文学与社会背景，当然，同时也是为了获得一种能够使‘五四’范式相对化的眼光。（第29-30页）

作者对于文学—社会背景的强调，把“文类形构的视角”落实为考察现代中国“短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呈现出的社会文化特征。这些特征具备的规范性或者相似性，是历史的而非逻辑的。因此为其提供结构性支撑的文学制度范畴，同样值得关注。“文类形构”与“文学制度”这两重维度的虚与实、分与合、常与变，不仅使我们最大限度地逼近到历史的真实与形式的意味，而且提示着一种兼及文学与社会、时间与空间、文学史与发生学的研究理路的兴起。因此，《兴起》在讨论具体的文类形式之外，更涉及文学的制度属性。虽然这并非作者处理问题的核心向度，但《兴起》的实践对于审视“文学制度”介入形构期的文类史/文学史叙述，仍有重要启发。况且制度性因素也内含于作者有意进行的学术设计中，可以看作“文类形构”之外的一种补充性视角。

作者先后从报刊媒体、小说翻译、创作实践与理论建构四个方面论述了“短篇小说”在现代中国的兴起，从而展示出了一种新“文类”在自我形构与被形构的过程中可能触及到的不同面向。既然是转型期的一种历史存在，所谓“新文类”也就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传统“文类”（“文章”/“文体”）在现代意义上的延伸。无论是形构新“文类”所需要的各种有机部分（譬如功能、形式、形式的意义与理论话语的建构），还是这种形构过程本身可能实现的一种现代性方案，在“短篇小说”的兴起真正完成前，都很难达致自我呈现的临界点。作者在讨论过“近代报刊与清末‘新体’短篇小说”、“文类如何翻译”、“形式的意味”与“从‘说部’到‘文章’”四个问题后，给出了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描述性定义：

它指的是20世纪初年出现的不同于传统中短篇叙事文类，而借鉴了域外Short Story（英美）、Conte（法）或Erzählung（德）等文类体式的作品，在通行于大中学校的报纸杂志中大量出现，其理论定义由胡适确立，而具体的翻译与创作实践则以周氏兄弟为先遣，是最能显示文学革命的实际、在‘新文学’中成熟最早的一种现代文类。（第264页）

选择描述性而非定义化，更能贴近这一“现代文类”中的诸多“合力”在完成之前的相互竞争与对话的历史情境，从而避免了以“短篇小说”汇入“新文学”的整体版图之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文类特征，来反观发生期的实然状态。

“短篇小说”作为“现代文类”的现代性并不由此后的“新文学”的历史进程所赋予，其兴起的内在动因乃是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社会关系的现代经验。所以，那些日后在文本内部逐步沉淀下来的“文类特征”，在发生期的主要形态是一种文本内外的通透关系。作者依次分析的《时报》、《域外小说集》、《怀旧》与《狂人日记》以及新教育视野中的“小说”与《论短篇小说》等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勾勒出的“短篇小说”的形象日渐清晰，与其他文类的区别性特征也在文学制度的层面上凸显出来。文类得以形构的支点是其内在具有的与社会同构的制度性关联的意义空间。社会性与文学性在这一过程中此消彼长，当“兴起”的历史完成的瞬间，亦即社会转型在文学转型的范畴中获得了一种恰如其分地表达，并确立为新的文类—制度的时刻。这种新的文学制度结构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不仅因为“短篇小说”日后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实绩的文类，更是缘自《兴起》展现出了在“文类”中发现历史的生动图景。这种对象与方法内在统一的研究策略，在《兴起》“导论”之外的四章及其配置中贯彻始终。

在《兴起》的第二章中，作者以《时报》为中心考察清末“新体短篇小说”的兴起，最为典型地突出了新型的“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准则”这种文学的制度性因素所发挥的推动作用。1904年，陈冷血在《时报》上发表“短篇”作品，影响波及《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与《宁波七日白话报》多家。作者发现，此类作品大都于每周日刊登，而这与新式学堂的休假制度恰相契合。“学生社会”的崛起，产生了新的“阅报群体”，即新式学堂学生。“新闻纸”开始向现代“报纸”过度，长篇白话小说也由附赠册页的方式进而“登堂入室”——在报纸中开始连载。与此同时，“新体短篇小说”以“时评”的形式将自身的文类位置确立了下来，“很有可能在与现代‘报纸’所共享的新的阅读制度中，改变读者对其功能乃至形式的想象。”（第69页）这是一种被新式传媒“召唤”出来的文类，自然与新型的作者—读者的互动机制相因相生。但在文学—社会的转型期中，新文类的区别性与稳定性并非一蹴而就，当其与新文学的文类格局进行对接时，也存在着微妙的“错位”关系。“《时报》的确已然具备了孕育‘现代文学’的制度条件，只不过这里在‘短篇小说’的名义下诞生的作品，其内在的文体形式，最终所导向的乃是后来被归入议论性散文的杂感。”（第83页）从“短篇小说”到“杂感”，显而易见改变的只是外在的文体形式，其内在的制度性的文学—社会关系则一以贯之。作为现代中国的形构条件之一的现代传媒，无疑正是这种“交流准则”的基础与保障。

“短篇小说”既指向“社会”，同时也在“说部”可为“学文之助”这一新的共识层面上指向“文学”。从某种程度上说，异曲同工的还有作者在第五章中围绕恽铁樵在《小说月报》借助评点与通信等手段倡导“理、力、美”的文章理想展开的讨论，勾勒出了民初“小说”与“国文”的历史关联。新小说与国文选本的大力推动，导致了“古文”观念及其内含的思维方式走向解体。这一趋向反映在围绕“短篇小说”展开的文学—社会关系中，那就是“与徐念慈1908年在《小说林》中发布的新小说之读者，十九乃‘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的情形不同，自清末（1902）兴学以来，完整接受过新式中小学教育、能够阅读小说的青年读者，在民元前后数量已相当可观，他们无疑成为民初各大小说杂志及各种小说出版物竞相争取的新兴读者对象。”（第228-229页）从“输入新学说者”到“青年读者”，这种社会格局层面的重组，在接下来的文学革命中作为一种更新的制度动力，迅速发挥了显著作用，亦即“随后在《小说月报》的大改革中，响应其‘小说新潮’栏的革新并很快给予‘短篇小说’稿件支持的，正是这样一批在民初成长起来并且有着杂志投稿经验的青年学生。”（第241页）主要考察对象由“群体”转向“代际”，可见文类形构—文学制度的视角在阅读相关历史文本时提供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学术理路。《兴起》在这种意义上实现了作者反思“五四”研究范型的初衷，把更为开阔的文学—社会背景从既往文学史叙述中的“幕后”推向了“前台”，从而将“五四”在立体性的概念视域中相对化。

在中西诗学的视野中现代中国的“文类”传统，避免同质化理解的最佳途径就是进入兴起阶段的现代民族国家，考辨其间独特的文学道路及其文学个性。如何准确把握“鲁迅经验”在新文学传统中的价值与位置，是关系到怎样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性、现代性与文学性等根本问题。《兴起》的第三章与第四章集中处理了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域外小说集》作为一种“文体”，“并不随文言或白话的语体形态而改观，而是植根于文类制度的一种文章形式上的表征。”（第146页）这一判断揭示了言文一致首先在文言系统内部发生的事实，“正是这种相通的‘文体感觉’，成为周氏兄弟在‘文学革命’时期自由跨越‘文言’与‘白话’之界限的秘密所在。”（第144页）

在翻译中，文白相较于“质言”的体类特征乃是次要因素，这同样体现在鲁迅的“短篇小说”创作中。故而现代意义上的鲁迅小说创作的起点也就从《狂人日记》提前到了已然完成从“故事”到“小说”的文类转型的《怀旧》，因为“《怀旧》无疑已经开启了一种与‘讲故事的传统’完全不同的想象（或曰呈现）现实的方式。”（第165页）《狂人日记》的价值更在于“标志着鲁迅小说风格化的开始。”（第202页）这是作者在重新阐释“鲁迅经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逻辑等方面做出的努力与贡献。

虽然对于鲁迅早期著译文本的再解读是在“文类制度”与“文章形式”相互发明的前提下进行的，但不同于作者观照《时报》、《小说月报》的视角，这里的取法明显“向内转”。作为方法的“文学制度”在这里被有意淡化。这与《怀旧》、《狂人日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突然出现”不无关系。从这一阐释的缝隙中不难窥见现代中国的文学制度在“与鲁迅相遇”时暴露出的限度。在通过文学表达现代社会的制度性存在的进程中，鲁迅无疑可以被叙述为某种历史的原点。无论是他以翻译展现“一切受压迫的民族与国家的文学的想象”（第121页），还是在创作中传递出“主人公与‘场’的不稳定关系”（第195页）的现代性体验的洞见，鲁迅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赋予一种独特的姿态与品格时，也为“现代文学”描绘出了理想的彼岸。于是，在“原点”处他的著译内在于现代文类制度的机理与脉络中，既是具有叙述意义的历史起点，也是包含结构作用的逻辑起点。不仅《怀旧》与《狂人日记》奠定了现代中国“短篇小说”不具备“物理外形”的重要特质，而且“鲁迅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影响了“五四”小说主流叙事模式的“现实主义”的核心所在。但有必要追问的是，鲁迅近乎已经出色完成的“短篇小说”的文类经验，究竟更多的是鲁迅式的，还是可以拆解为多项制度性因素而化归到现代中国的文类谱系中去呢？从翻译到创作，鲁迅的文类自觉所呈现出来的内在自足性与高度现代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现代中国实存的文类意识相互通约？

《兴起》的着力之处是“‘蠡测’短篇小说这一‘外国文学形式’在中国的文学与文化的语境中得以确立的历史过程，并阐明鲁迅的独特贡献。”（第148-149页）但可以反思的是在这一新的文学—社会制度的极限处，所敞开的那个潜在的问题视域，即对整体性方案的分裂与抵抗。这种叙述的缝隙，固然受制于研究视角的限定，不过也揭示出了历史缝隙的实存。概而言之，能够生产“制度”的“文学”通常很难再被“制度”生产出来，因其凭借的是某种在转型时期不可复制的历史条件与很难制度化的个人因素。鲁迅的“文学”具备的正是这样一种“在场”的“不在场性”。任一“场”或者“传统”都是由某种关于“文学”的意识或者“制度”的规定积淀而成的。鲁迅以其高度自觉的现代主体性的姿态，与任何尝试对其进行叙述的企图都保持了必要的历史距离，从而在研究范式的极限处拓展了推进的空间。这或许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的一个新的出发点。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十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