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琴：我国首位编写小学教科书的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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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鹤琴：我国首位编写小学教科书的心理学家曾红梅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10月22日   14 版）

陈鹤琴

《最新英文读本》第一册封面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被誉为“中国的福禄培尔”、“中国幼儿教育之父”的陈鹤琴（1892—1982）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而且是心理学家。他是中国儿童心理学的开创者，他撰写的《儿童心理之研究》是中国儿童心理学奠基之作。不仅如此，他还是中国最早涉足小学教科书编写的心理学家。

    陈鹤琴出生于浙江上虞，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同年赴美国留学。1917年获霍普金斯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1919年获教育硕士学位。1928年，陈鹤琴应聘主持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股（后改为华人教育处）的工作，历时11年。在这期间，他不仅编写了儿童课外读物，如《小学自然故事》《中国历史故事》《分年儿童图画诗歌》等，还编写了适合小学生使用的国语教科书、英语教科书。

    贡献编儿童教科书理论

    作为我国最早一批留美并专修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学者之一，陈鹤琴对于当时国内儿童教科书编制有精到的理论见解。

    “五四”以来，科学精神得到广泛传播，教科书取材科学化也成为人们的共识。陈鹤琴在《现代课本编排的新趋势》一文中说：“……取材科学化乃是针对着以往课本玄学化的有力反动。旧日的课本，由于宗教势力或其他政治势力有形无形的统治，使它充满了反科学的神话迷信，这是具有强烈毒素的麻醉品，它对于儿童以及整个人类文化的危害是既深且巨的。为了杜绝人类文化的危机，今日的课本内容，都已广泛地接受了科学化的号召，这是时代的趋势，是谁都无法抗拒的时代趋势。”如何才能做到取材科学化？他认为，一是采用科学资料，二是确立科学态度。教科书要广泛吸收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对于任何自然的、社会的、生理的或心理的现象都予以科学说明，使儿童获得“客观而类于真实的知识”。

    早在20世纪20年代，陈鹤琴在《编译儿童用书与儿童心理》的演讲中就明确提出，编译儿童用书要从儿童心理出发。“现在我们中国，要言教育儿童，第一困难的，就是没有儿童用的书。各处书坊，虽不乏此项出版物，而求其适合儿童需要者寥寥无几。但编译儿童用书，并不是随随便便所能成功的，必根据儿童的心理而后可。”

    从儿童心理出发，就是以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来编制教科书。为了让国人了解儿童心理学，当时的一些心理学工作者把西方的儿童心理学著作翻译过来，如艾华编译的《儿童心理学纲要》（1923），陈大齐翻译的《儿童心理学》（1925）等。对于国外的研究成果，陈鹤琴认为可以作为参考，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要去研究，找到符合本国儿童的心理发展规律。他在《为什么小孩子不喜欢算学》一文中说：“数数是种观念，加、减、乘、除中的各种步骤都代表各数目观念。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把小孩子的数目观念，调查得清清楚楚，什么年龄有什么观念，应当学什么算学。”他认为，当时的算学教科书太深了，没有考虑到儿童的数目观念，因此，儿童没有兴趣学，不喜欢算学。

    教科书不仅仅是传达学科知识的载体，其中所蕴含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对塑造儿童的人格有重要作用。陈鹤琴在《调查小学之方法》一文中说：“……你要培养怎样的学生，就取怎样的教材。所以教材是关系学生之人格和学业的，也是应该首先注意的。”教科书应当注意儿童的公民训练，“要培养儿童在社会上做一个健全的公民，现今社会个人主义太盛，只重个人发展，只顾个人的安乐、幸福，而对他人的安宁、利害不恤、不顾。这样的弱肉强食，争夺抢杀还成什么世界？所以一定要注意公民的训练，培养对于人类的同情心，注意儿童的自治能力，组织团体生活，使他们成为一个社会健全的分子”（《一个理想的小学校》）。

    陈鹤琴还提出，编选教科书也要考虑社会的需要。他在1937年发表的《非常时期的儿童教育》一文中说：“如中日国力的比较，中国和国际间的关系，《消灭我们后方的敌人——汉奸外国间谍》（见《抗战三日刊》第一号），《黄梅兴壮烈之死》等，都是非常时期中比较适用的教材。”在编选教科书时，如何处理儿童的心理和社会的需要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呢？他认为，应该根据儿童的心理而顾到社会的需要，不应根据社会的需要而忽略儿童的心理。

    编制《语体文应用字汇》

    陈鹤琴还是我国对汉字使用频率进行系统而科学研究的第一人。从1920年起，他带领助理九人用了近三年的时间，从儿童用书、报章、杂志、儿童作品、古今小说、杂类这六大类语体文（白话文）材料中收集554478个字，选出4261个常用字，编成我国第一本汉字查频资料——《语体文应用字汇》，1922年发表于《新教育》第五卷第五期，1928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该书在付印前就成为平民教育教材《平民千字课》（陶行知、朱经农编写）用字的依据，并为当时小学白话文课本，尤其是语文课本的用字提供了科学依据。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陈原先生说：“直到现在，陈鹤琴的统计数字还有很大对比参考价值。”

    编写国语和英文教科书

    1934年，上海儿童书局出版了由陈鹤琴、梁士杰、陈剑恒主编的一套初级小学国语教科书。这套教科书以小学课程标准为参照，根据我国长江流域（南部）、珠江流域和闽江流域（中部）、黄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北部）不同的自然、人文特点及儿童经验，分为《儿童南部国语》《儿童中部国语》《儿童北部国语》，再版20余次。每册教科书是由若干小单元组成的一个大单元，且与前后册教科书在内容上相互衔接；课文与练习并重，文字与图画兼施。

    对于这套分部互用的教科书，蔡元培、陶行知等给予较高评价。蔡元培说：“儿童的抽象作用，较直观为弱；所以吾人在智育方面，即不能不授以概念，而要在多用直观的材料为引导。直观的对象，最好是实物，次标本，次图画，这是现今教育家所公认的。我国地大物博，兼跨寒、温、热三带，儿童所见，显有不同：对南部的儿童，讲雪人冰窖；对北部的儿童，讲木棉甘蔗，虽有图画，若要举实物来证明他，就很少机会了。上海儿童书局有鉴于此，特分编北、中、南三部国语，所含名词，均择本部中最彰明较著的；而关于听觉的，如歌谣等，也在本部中选出耳熟能详的，穿插其间；这对儿童的领会，必有极大的助力。”陶行知说：“儿童书局出版的分部教科书，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它的效用，将如长江、珠江、黄河分道灌溉。若单靠长江，南北部有偏枯。我希望继分部教科书而起的，还要有人进而编辑特殊民族的教科书。这样，才是百川分流，泽及万方，合于教育机会均等之旨。”俞子夷在给陈鹤琴等人的信中说：“因地制宜与因材施教，同样的重要。因材施教，是谋教法的适应个性。因地制宜，是谋教材的适合地方环境。先生等三种国语书，分南北中三部，可以说是开教科书的新纪元。”

    陈鹤琴把自己对于三套国语教科书的编辑思想加以总结，撰写成《国语教科书是怎样编的》一文。在编写方式上，他不赞成一页一课的页课制，认为这样编写的课文之间没有关联，违反了学习心理，儿童不能自学，教师讲解困难；提倡单元制（一本教科书分成若干单元，每个单元包括若干课文）和一贯制（整套课文是一个大单元，其中包括许多有连贯性的小单元）。分部互用的儿童国语教科书采用的就是单元制。

    在内容上，陈鹤琴提出：课文要有意义，不应只注重文字而内容空泛；好的国语教科书不只是给儿童听的，给儿童读的，给儿童看的，还应该是给儿童“做”的，即儿童可以画，可以唱，可以想，可以玩。可以“做”的教科书是“活”的教科书，不但可以引起儿童的兴趣，而且可以支持儿童的兴趣。他编的三套国语教科书就是可以“做”的教科书，插图完全白描，方便儿童自己着色。在文字上，他认为当时其他出版社的国语教科书存在九种弊病，即：太注重生字；字数和页数太少；字句没有多大意义；课文前后不一致；字句太单调，缺少生气；字句常常不合儿童口吻；课文长短太呆板；字句不能引起动作；字句不能刺激思想。因此，他特别强调课文故事化，用生动有趣的文字把常识巧妙地介绍给儿童。

    在呈现形式上，陈鹤琴以美国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得到的低年级儿童用书形式评点表为依据，提出国语教科书要有很多彩色的插图，插图的颜色以温柔悦目、饱和鲜艳而有深浅色调的为最好。

    此外，有留美背景的陈鹤琴还参与了一些英文教材的编写，最著名的为1937年中华书局出版《最新英文读本》（New English Readers，共4册），是可以作为初学英语的小学高年级学生的教科书。

    由上可见，陈鹤琴的教科书编写实践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注重科学性，如以心理学理论、研究成果为依据；二是全面关注儿童的心理，如不同地区儿童的差异心理、儿童的人格等。这些与他接受过心理学专业训练的背景是分不开的。对于他在教科书研究和实践上的贡献，著名教育家郑晓沧评价说，陈鹤琴“殚心竭虑于教科书与儿童读物之编纂，每从儿童生活与经验中找材料。又于编教科书时，更按心理学习原则，将复现重温，筋肉表现，认识辨别等原则，组织于课文排列构造中，惨淡经营，得未曾有，先后成幼稚课本、小学国语与初等英语教科书各若干册。此等原则逐渐为教科书所普遍应用。后之人但见其沾溉之广而忘其倡导之功了”。

    （本文作者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文化教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