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 邓正来先生的终身关怀及其思想与实践

管季超0712

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

邓正来先生的终身关怀及其思想与实践[①]

孙 国 东

本文原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此处刊发的为最新修订版，引用请核对原文

[摘要]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堪称邓正来先生的“终身关怀”。他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的思想，同时强调国内向度的学术规范化和国际向度自主于“西方文化霸权”，并遵循这一思想推进自己关于“中国社会秩序之正当性和可欲性”的学术研究，及作为学术组织者对学术刊物、学术平台、学术机构、学术丛书和学术活动的组织和策划。现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现的基于“科学化”的学术国际化趋向及“智库化”趋向，彰显了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所面临的复杂问题。回应这些问题既要超越邓正来的相关思想，亦是对其历史贡献的学术承认。

[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科学化；国际化；智库化

一、作为邓正来终身关怀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

恩师邓公正来先生于2013年1月24日乘鹤仙逝，终年仅56岁。作为正处于学术鼎盛期的学界领袖级学者，正来先生的英年早逝无不让真正关心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人伤怀。从未受过完整学院式训练的民间学者、《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创刊主编到吉林大学法学教授，再到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创院院长；从法哲学、社会理论到知识社会学，再到政治哲学；正来先生的身份经历了多重转变，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学术视野横跨法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思想遗产。作为一代学术豪杰，先生兼具学者、思想者、翻译家和学术组织者等多重角色：他既可以沉浸在“一人一水一世界”的澄净状态，心无旁骛地进行“闭关”写作，亦秉承“以学术为本，直面人类社会”之理念，对中国知识生产机制、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和可欲性展开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既是“我国近二十年来西学东译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亦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事业的最重要组织者之一。如果把正来先生作为学者、思者、翻译家和学术组织者所分别进行的工作，单独归于任何一位学人身上，都足以让他鼎立学界，名垂学史。而如何评价正来先生集四者于一身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或许至少要等到二十年后我们才能看得更真切、更公允。在此，笔者拟以弟子兼学术助理的视角，基于2006年以来亲炙受教、相辅左右所获得的体认，尝试做一个提纲挈领式的解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批判性的检视，以就教于学界诸贤。作为全面见证并参与其后期学术事业的弟子，笔者难免对正来先生抱有某种个人性、情感性的崇赏；但作为严肃的学术讨论，笔者将遵循他所教导的学术批判精神，将其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冷静视之。

在一篇讨论正来先生创建复旦高研院之前的思想实践的文章中，刘小平博士主要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提出的问题为依据，以哈耶克的“终身问题”为参照，试图把“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和可欲性”作为正来先生的“终身问题”，并以此涵盖他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学术规范与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研究）及“中国法学与世界结构”（关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研究）等的主要思想实践。 [1]这种理解和概括无疑具有某种合理性，但亦不免具有某些缺憾：它只能基本涵盖正来先生作为学者和翻译家所做的工作，并不能囊括他作为思想者、特别是学术组织者所进行的工作。毋庸讳言，一个将“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和可欲性”作为“终身问题”的学者，无疑会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哲学家和法律哲学家，并首先会围绕这一论题推进一系列专题性、专业性研究。然而，从正来先生留给我们的思想论著中，我们却难以获得这样的印象：除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及随后的《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中所做的论纲性研究外，他并没有围绕（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和可欲性”问题进行较成体系的实体性理论构建，因为他并未在厘清“正当性”和“可欲性”的学理内涵的基础上，真正结合转型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历史条件，进行较为深入的学理探究——就像他所研究的哈耶克对自由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学理构建那样。[②]至少从他后期进行的思想性写作（特别是关于“生存性智慧”的研究）来看，他事实上并不真正关心社会秩序的“正当性”（rightness），特别是康德意义上的道德普遍主义视角的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他其实试图以（近乎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情境主义视角的）“可欲性”（desirability）质疑、甚至消解道德普遍主义意义上的正当性，并没有对转型中国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和可欲性进行持中守正的深入学理探究。如果说，他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为了确保“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开放性而保留了社会秩序正当性的想象空间，那么他晚期关于“生存性智慧”的研究则基本消解了中国式“理想图景”的普遍性内涵，而专注于对中国人的某些本真性特质——他所谓的生活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生存性智慧”——的“价值无涉”的描绘，甚至理论上的证成。[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来先生只是意识到了“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和可欲性”这一政治哲学问题，但还没来及进行系统的学理阐述就因为在另一角色——即作为学术组织者的角色——的过度操劳而早早地离开了我们。正如吴励生在悼念文章中指出的：“也许他太不应该如此热衷于学界领袖的角色，那样虽然亢奋但实在太累了（他也便是在此亢奋之中倒下的）；他应该给自己腾出一些空间以及必要的‘思想家时间’，哪怕不会有那么充分壮烈的空间和时间，那将必定是更重要的思想贡献！”[2]此话尽管带有某种个人化的情感和期待，但却看到了正来先生作为学术组织者的角色对其“思想家时间”的侵占。而从其学术组织者的角色来看，正来先生所秉承的理念更与“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和可欲性”相去甚远——如果不是没有一点关系的话。

若要从正来先生角色多重、学科频移、立场常变的学术生涯中清理出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鄙意以为，“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可以作为其“终身关怀”将其主要角色、主要学术活动及其成就贯穿起来。[④]正如笔者在所起草的《邓正来教授学术生平》中指出的，

“早在1990年代中期，邓正来就致力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研究，并最终提出了中国社会科学要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文化霸权’的著名主张。为此，邓正来既从一般性的学理层面进行了初步探讨，也以中国法学为个案提出了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著名主张，还从全球主义（全球化话语）与全球化进程的互动、世界秩序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生存性智慧’等多个视角系统论证了‘根据中国、走向世界’的学术命题，并以Series on Developing China和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Social Sciences等英文出版物为平台，极力推动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赢得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尊重。” [3]

二、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想与实践[⑤]

在发表于1996年的首篇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研究的代表作《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中，正来先生明确指出：该文是他“长期思考的产物”，亦是他“为之身体力行而始终不肯稍有懈怠之努力方向的具体说明”。 [4]1综观正来先生1990年代以来的主要学术活动，他的这一自我期许实为他对自己学术方向的一个自我定向；换言之，致力于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堪称正来先生的“终身关怀”。从逻辑上，我们可以把正来先生原本互嵌在一起的主要学术活动分解为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

（一）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主要思想

正来先生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学术思想是逐渐形成的，但以其较为成熟的思想观之，主要包括如下几个理论要点：

1.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两个向度。在正来先生看来，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包括两个向度：一是国内向度，即“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依照其运行逻辑而必须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做出明确的界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通过打破整体性的‘社会’概念而将中国社会科学视作相对独立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的学术场域，并经由科学资本的增加和同日常性常识或学术性常识的决裂来增进和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二是为他后来更为强调的国际向度，即“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世界结构下必须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而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通过打破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极其流行的‘拿来主义’和‘知识消费主义’倾向而使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及其制度摆脱其所具有的‘移植品格’，进而颠覆这种品格所掩盖的作为知识消费者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作为知识生产者的西方学者间所存在的各种关系，并且对那些充满了‘移植品格’的社会科学知识及其制度进行反思和批判。” [5]46、56-57

2.基于“关系性”视角，正来先生揭示了中国社会科学学者的“共谋”在（国内、国际向度）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丧失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所谓“关系性”视角，即认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丧失，并不单是由经济场域、社会场域、政治场域乃至西方社会科学“文化霸权”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支配所致（外部视角），亦不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品格”及“独立精神”的阙如所致（内部视角），而是指向了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各种关系。对这种关系，正来先生将其定性为“共谋”：

“外部诸场域对学术场域之宰制的形成，在当代的社会中主要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所谓的‘被动者’转变成了‘主动者’以后才获得其实现的可能性的——亦即中国知识分子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之间进行形形色色的‘共谋’所导致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作为‘被动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向作为‘主动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转换，才一方面致使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需求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再生产——当然也致使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运作逻辑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它还致使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未经批判的‘复制’或‘消费’。”[5]42

3.正来先生强调国内向度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主要以“学术规范化运动”为表现形式，并沿着针对学术共同体自身的形式上的学术规范化及针对既有“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实质上的学术规范化）等不同路向展开。在首次提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命题时，正来先生的视野仅限于他后来所说的国内向度的自主性。于此，他明确提出了两个著名主张：第一，它不可能仅通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心态品格的转换（如从“入世”转向“出世”）解决，而毋宁取决于“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关怀中国社会时是否严守科学的学术立场”；第二，它亦“不能仅通过确立学术制度以抵抗僵化意识形态的方式得到解决，因为这还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些学术制度是否具有真正的学术性质”。 [4]18使中国社会科学学者“严守科学的学术立场”，并使学术制度“具有真正的学术性质”，事实上构成了正来先生几乎同时发起的“学术规范化运动”旨在回应的主要问题：前者主要针对社会科学研究“失范”问题[⑥]，指向了学术共同体自身的学术规范建设；后者主要针对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指向了对既有“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正来先生将其称为学术规范化讨论之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

4.关于国际向度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正来先生主要以“知识具有正当性赋予力量”这一著名知识社会学洞见为预设，试图将其与“主体性中国”、“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等时代性吁求对接起来，进而使其从一个致力于“跨国界结构性分析”的知识社会学命题，转化为一个关涉“中国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和可欲性”的实践哲学（社会—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命题。正来先生关于国际向度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尽管很晚才进入其视野，但却是他后期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之思想和实践的重心所在。尽管正来先生早在1994年就以市民社会研究为例对中国学者搬用“现代化框架”及其导致的知识生产的“移植品格”进行了批判，但直到1990年代后期借助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思想（特别是其对“国家”作为当代社会科学之前设性思考单位的反思），他才认识到“跨国界的结构分析”之于认识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必要性，并初步阐发了国际向度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2004年以来，他不仅明确提出了前述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两个向度，而且主要借助他在1998年出版的《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自序中关于社会科学知识具有“正当性赋予”的知识社会学洞见，并以法学为个案，沿着两个密切相关的路向将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话语）与“中国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和可欲性”（社会实践）联接起来。社会科学知识具有“正当性赋予力量”的论断，其实可视为福柯“知识—话语—权力—真理”话语分析的邓正来版。 [6]正来先生认为，那些所谓“正当的”社会秩序（包括法律秩序），其本身也许并不具有比其他性质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更正当的品格，而完全有可能是通过权力或经济力量的运作，更有可能是通过我们不断运用某种“知识系统”对之进行诠释或描述而获致这种“正当性”的；换言之，社会科学的知识系统与社会秩序的正当性之间其实形成了一种辩护与被辩护的关系。正是以这一知识社会学洞见为预设，正来先生主要做了两项关涉中国社会秩序（法律秩序）之构建的具体研究工作：一是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为代表，他以“知识—法学”路径分析了1978年以来的既有法学知识生产（当代中国法学知识系统）与“西方法律理想图景”支配中国法律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即既有法学知识系统对那种以“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为旨归的既定法律秩序所具有的“正当性赋予力量”。二是以《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为代表，他仍秉承“知识—法学”路径，并主要以“全球主义”（话语）与“全球化进程”（实践）之间的互动为视角，分析了晚近以来中国法律全球化话语因无力反思以“新自由主义”为底色的西方全球主义话语而不得不奉“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为圭臬的思想状况，既揭示了全球化所具有的“话语争夺”维度，亦为一种根据中国的“开放性全球化观”的构建提供了认识前提。正是这两项工作的开展，使正来先生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研究，从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推进至关涉“中国社会秩序之正当性和可欲性”的实践哲学领域——尽管他最终展现的只是一种论纲性的批判性研究。他晚期关于“生存性智慧”的研究成果，尽管不是关于“中国社会秩序之正当性和可欲性”的综合性实践哲学研究成果，但仍蕴涵着他力图以自己的研究捍卫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学术担当：他试图通过将视角转向中国人生活世界中所蕴涵的实践逻辑超越既有的西方理论话语，进而自觉抵御中国模式研究中的“西方化”倾向。

（二）邓正来推进“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主要实践活动

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学术组织者之一，正来先生还围绕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做了诸多出色的学术组织工作。这些工作主要有：

1.创办了多个旨在提升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特别是学术规范化水平）的著名学术刊物。在其学术生涯中，正来先生先后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评论》、《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复旦高研院院刊；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论丛》）和《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等著名刊物，出版的学术期刊累积达84期之多；其中，《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不仅是当代中国“学在民间”的代表，更被公认为中国当代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上的学术刊物。正如正来先生自我指陈的，他在“学在民间”路向上创办多个民间学术刊物的努力，“实是中国学人对‘学术’的一种自觉自省的行动，它担当着极为严肃的学术使命，即如何建构并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自主性，以及如何建构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的问题。”这其中预设的认识前提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确立要求我们“必须在关系自身独立性的问题上拿出强硬的科学态度来，而中国社会科学要获致这种独立性或自主性，就必须以各种制度化的学术生产和再生产机制的建构为前提。” [7]184创办学术刊物（乃至创建其他学术平台和学术机构），正是正来先生身体力行地建构“制度化的学术生产和再生产机制”的努力。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首倡的“匿名评审制度”已为中国多数学术刊物普遍接受，《中国书评》所首倡的严肃学术批判也逐渐为学界所认可。这些现实表明：正来先生已然为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规范化水平、进而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直面中国，以学术为本”的办刊宗旨、《中国书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学术批评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的办刊理念、《中国社会科学评论》扉页标识上的“为了中国学术”体现了正来先生试图从整体上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规范化水平的努力，那么《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所倡导的“回归经典，个别阅读”的取向、《复旦政治哲学评论》所发出的“建构中国政治哲学”的号召，则可视为他更具体、更实质性地提升中国学术规范化水平、捍卫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乃至“主体性中国”的学术尝试。《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所提倡的“个殊化路径”主张要“依凭每个西方论者的文本，关注其知识生产的特定时空，尤其是严格遵循其知识增量的具体的内在逻辑或理论脉络”开展西学思想研究[8]580，直接回应了他所谓的“知识规划时代”盛行的那种“违背知识场域逻辑”的知识生产 [5]49。《复旦政治哲学评论》则将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置于中国“理想图景时代”的文化政治担当中予以观照，既旨在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亦旨在从根本上捍卫世界结构中的“主体性中国”。 [9]680-685

2.秉承“学术为本，追求卓越”、“根据中国，走向世界”等理念，创建或主持了多个著名学术组织平台和学术机构。正来先生还创建了多个致力于提升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规范化水平）的学术组织平台和学术机构。这其中，为学界熟知并仍在运行的主要有：遵循“以学术为本，直面人类社会”之理念、访问量已逾1500万人次，并以学者个人命名的大型学术网站——“正学学堂”；秉承“学术为本，追求卓越”之理念、“根据中国，走向世界”之定位，并引领了重点大学“高研院现象”的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实体——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加强当代中国问题的跨学科深度研究为旨趣的学术机构——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中国大陆第一家以“全球化”为主题，并旨在将世界全球化话语“引进来”、同时推动“根据中国”的全球化话语“走出去”的中文在线学术杂志——“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Yale Global Online (FudanEdition)]。除了上述正式学术组织平台和学术机构，正来先生还主持了诸多颇有特色的非正式学术组织形式：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他作为民间学者主持的“六郎庄读书会”及作为大学导师主持的“小南湖读书小组”（吉林大学）和“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复旦大学）。[⑦]事实上，他还策划并主持了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学术组织形式。这里，仅以笔者所见，举出较为晚近的四例。受聘吉林大学期间，为了配合关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研究，他先后在师门内部组织了“4W小组”（“4W”即“When”、“Where”、“What”、“Why”四个英文字母首字母的缩写）和“中国研究小组”：前者除了定期以“特定时空（When、Where）的理想图景为何（What）及其依据（Why）”为主题举行电子邮件讨论外，还为他本人的研究和出版活动做一些辅助性工作；后者则以定期（初期每周一次，后改为每十天一次）围绕当代中国的诸问题进行跨学科、专题性讨论的方式运行了近一年。受聘复旦大学期间，他曾主持了旨在引领青年学者超越中西方文化模式的“三灯会”，每月邀请复旦高研院青年研究人员赴他家举杯邀月、纵论天下 [10]B5版；在生命晚期，他还应“靠垫网”之邀，在该网站上主持了主题为“洞见中国”的网络专刊（http://www.kaoder.com/?thread-index-fid-156.htm），每周亲自为其遴选有思想力度的中国研究文章。无论是作为民间学者，还是作为大学教师，有正来先生的地方，就有一个以他为灵魂的、致力于“知识团结”的学术共同体。基于个人体认，笔者曾将这种共同体定性为“基于情感共同体的学术共同体”：这里的“情感”不仅是自然之情意义上的师生之情或同事之谊，更具有同道之情的意蕴，即共同捍卫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乃至“主体性中国”的家国情怀。

3.秉承“中国深度研究”、“重新发现中国”等理念，创建了多个学术活动平台，并策划了多个大型学术丛书，组织了多次前沿学术讨论。仅以其在复旦高研院的学术工作为例，正来先生即组织、策划了多个旨在加强中国深度研究的学术活动平台、大型学术丛书和前沿学术讨论。在正来先生的组织下，复旦高研院在学术讲座、学术论坛（会议）、学术席明纳和学术工作坊中设定了主题性、品牌性的学术活动平台：“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重新发现中国论坛”、“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和“中国深度研究学术工作坊”（与前三者相对应的分别是：“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未来世界论坛”、“世界社会科学前沿席明纳”）。前三者主要邀请学界名家进行主讲或参与发言，后者则以给予经费资助的形式引领中国青年学者开展中国深度研究。主要以这些学术活动平台所积累的成果为基础，正来先生还在商务印书馆、复旦大学、上海人民出版社、新加坡世纪科技出版公司等出版机构主持了“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讲演录”、“中国深度研究文丛”、“重新发现中国文丛”、“当代中国发展论丛”、“Series on Developing China”等大型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了一大批主题鲜明、论说严谨的学术论著。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组织的学术会议中，策划了多场以“生存性智慧”、“全球化与中国法学”、“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学与中国研究”、“学术期刊与走向世界的中国研究”等为主题的前沿学术讨论，为深入认识中国问题、寻求关于中国问题的共识进行了有益探索。

正是以上述学术刊物、学术平台、学术机构、学术会议、学术丛书等为阵地，正来先生作为主要推动者策划、组织了多场学术运动或大讨论[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运动；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学术规范化和社会科学自主性运动；1990年代晚期的（哈耶克）自由主义大讨论；200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大讨论；晚近数年关于“重新发现中国”的大讨论]，为提升中国学术规范化水平、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乃至“主体性中国”）做出了持久的贡献。

三、代结语：现时中国的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

作为将其1990年代以来的主要角色和主要学术活动贯穿起来的一条红线，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堪称正来先生的终身关怀。大体而言，这种关怀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意蕴：若指涉中国社会科学的自身建设，以学术规范化为主要表征（从第一阶段对学术规范形式化标准的建立，到第二阶段对既有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再到第三阶段构建更符合知识生产规律的学术建制 [11]666-668）；若指向中国社会科学所服务的社会实践，则以构建“中国理想图景”、捍卫“主体性中国”为旨趣。

时至今日，学术规范化（学术为本）已逐渐被公众认可为评鉴公共学术不端事件的意识形态性话语，乃至布迪厄意义上文化资本争夺的评判标准；以捍卫“主体性中国”为根本旨趣的“中国模式”论不仅已成为近十年学术界和思想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而且大有成为现时中国研究之“政治正确”话语的趋向。如果以正来先生设定的理论框架为参照，我们当说现时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已得到长足的改善。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以正来先生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努力，造就了当前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不断提升的良好局面。然而，吊诡的是：或许也正是得益于这种学术自主性的提升，我们不得不更深入地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甚至重新检视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本身的意涵。让我们以晚近数年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境况为视角来管窥这一问题。

据笔者观察，大约自2008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现了两大较为明显的新趋向，并使其自主性问题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首先是基于社会科学“科学化”的学术国际化趋势。1990年代中期以来（大体与正来先生所倡导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运动同步且旨向一致），以被视为社会科学“皇后”的经济学为先导，中国社会科学开始“复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模式，并在“与国际接轨”的名义下进行了社会科学“科学化”的最初尝试。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经济学已俨然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化水平和科学化程度最高的学科。[12]199-200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吹响了“盛世中华”、“大国崛起”的时代强音，中国社会科学亦在“文化走出去”、“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符号指令下加快了自身国际化的步伐。由于国际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体系（如SSCI论文检索体系）普遍偏好以数定量研究和数理模型分析等为代表的“科学化”研究，在那些最有条件与国际接轨的高校（主要是“985高校”），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学科，继经济学之后成为基于“科学化”的学术国际化的主要阵地。显而易见，这种盲目国际化趋向尽管有助于提升中国社会科学自身的学术规范化水平，却会丧失正来先生意义上的国际向度的学术自主性——因为它是以服膺“西方文化霸权”为代价的。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还出现了另一个主要与国内文教体制相关的趋向，即（以“泛政治化”为取向的）“智库化”趋向——一个突出表现是：诸多大学开始主动设立专门的智库机构（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等），教育部以外的其他国家部委亦开始在大学布局专题性的智库机构。“智库化”本身无可指摘，因为它既可以是引领性的，亦可以是扈从性的，关键是要看它是否以“泛政治化”为取向，是否背离知识生产的逻辑——尽管人们对“知识生产的逻辑”本身的含义仍众说纷纭。表面看来，“智库化”趋向的出现似乎与晚近以来国内社会矛盾的突发、社会治理的失序、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增强及知识分子政策的微调等因素有关。但如果从“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或姚中秋（秋风）意义上的“立国”（nation-state building）视角来看，它既迎合了现代国家基于“技术统治”（technocracy）的治理机制，亦可能蕴含着重构国家建设与社会科学之关系、改革国家文教体制等契机。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的建设与发展，一方面取决于自身如何自觉地平衡学术与政治、科学理论建构与国家体系建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取决于国家如何合理地协调社会科学的自主发展与社会科学担负国家责任之间的关系”。 [13]14

无论是基于“科学化”的学术国际化趋势，还是（以“泛政治化”为取向）的“智库化”趋势，都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复杂面向。单以前者为例，它其实以实践所特有的逻辑，直接指向了正来先生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命题的深层悖论：一个原本有助于促进国内向度的学术规范化的努力，又何以以牺牲国际向度的学术自主性为代价？如果我们将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确立视为中国文教制度之现代性问题的表征，并最终将其视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个表征，这何尝不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深层困境：何以诸多有助于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是以牺牲中国的主体性为代价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命题所包含的这一悖论表明：对中国这样正处于“立国”进程（包括立教、立宪、立法和立商诸历史任务[⑧]）国家来说，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确立绝不仅仅是“学术为本”的自省自律或自得其乐就可以实现的，亦不仅仅是对“主体性中国”的自尊自觉或自我宣称即告完成的；毋宁说，我们更应该站在构建中国现代文教制度、乃至实现中国“立国”使命的高度，看待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并以自己实体性的理论构建为这种自主性的确立创造智识条件。

从另一方面来看，当前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所面临的前述两大新趋向，亦从根本上体现了社会科学在其自身发展中所面临的内在困境。借用刘小枫对沃勒斯坦小组相关观点的阐发，它们大致对应着社会科学制度化所面临的如下两大内在困境[14]14：一是特殊对象与普遍知识原则之间的矛盾。基于“科学化”的学术国际化取向所导致的前述吊诡境况其实指向了这一问题：“在社会科学中，我们究竟应当如何严肃地看待世界观的多元性，与此同时又不丧失这样一种意识：即我们完全有可能认识和了解一组一组事实上对全体人类来说共同的或能够成为共同的价值。” [15]94二是政治利益与经验理性之间的矛盾。“智库化”取向所面临的困境其实指向了这一问题：尽管社会科学服务于特定时空的“国家理由”（Ragione di Stato）常常是近代社会科学不可避免的宿命，但这却有违标识“社会科学”身份的“价值无涉”原则。事实上，这一矛盾在现代社会科学奠基者马克斯·韦伯那里已有充分的显现：作为学者，韦伯不仅系统阐发了“价值无涉”的方法论原则和“理想类型”的经典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而且依此对一系列社会科学论题进行了奠基性的研究；但作为“群众性政治家”（Demagoge），韦伯却寄望德意志民族成为“主人民族”（Herrenvolk），并为德国的政治成熟出谋划策、摇旗呐喊。 [16]155-203总体来看，上述两个内在困境其实根植于困扰着社会科学发展史的一个难题：社会科学究竟是该以人文学科、还是自然科学的知识理念为基础？ [15]10作为一个介于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知识门类，社会科学究竟该以人文学科对文化—政治特殊性的关怀（人文主义），还是以自然科学对普遍公理的尊奉（科学主义）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若是以对文化—政治特殊性的关怀（人文主义）为基础，如何为全球化时代的那种“以文化包装政治”的反人文取向划定最低限的文明界限？若是以对普遍（社会—政治）公理的尊奉（科学主义）为基础，如何为“文明冲突”背景下的那种“以科学输入强权”的反科学取向划定最低限的文明界限？我们又如何以“文明”为基础统合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取向？显然，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探求现时中国的社会科学自主性时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首篇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文章中，正来先生曾借用布迪厄的观点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要确立自己的自主性，必须首先在其自身的具体研究中对“日常性常识”（ordinary common sense）及“学究性常识”（scholarly common sense）加以彻底的质疑并与之决裂，进而科学地构建起研究对象 [4]15-16。吊诡的是，根据这一观点，当正来先生毕生所倡导的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一系列观点已渐成“学究性常识”之时，我们亦应“加以彻底的质疑并与之决裂”，进而“科学地建构起”相关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命题本身的研究对象，而且更包含那些为了以我们自己的实体性理论构建真正促进前述研究对象所限定意义上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而必需的那些研究对象。这种吊诡局面的出现其实意味着：正来先生已然以其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想与实践完成了历史所赋予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仍在行进的历史则已将其学术业绩嵌入到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基础中。超越那些为他首先阐发、但现时已渐成“学究性常识”的相关思想，既是现时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事业的内在要求，亦在根本上符合正来先生一向所倡导的“知识场域的逻辑”，即以知识脉络为基础的理论创新。在这个意义上，超越正来先生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想，正是对其历史性贡献的学术承认！

往者已逝，来者可追乎？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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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国东，法学博士，复旦大学副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2009-2013年，任邓正来先生学术助理；邮编：200433。

[①] 笔者由衷感谢《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刊发学术纪念文章的方式缅怀邓正来先生，并对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叶敬忠教授和高瑞琴博士的策划及对文章写作思路的建议致以诚挚的谢意！

[②] 事实上，这也是笔者近年来试图整合汪晖、邓晓芒、秦晖、秋风、萧功秦、许纪霖等相关思想而对正来先生的一系列思想（主要包括“理想图景论”和“生存性智慧论”）进行理论阐发的根本原因所在。

[③] 关于社会秩序“正当性”和“可欲性”的政治哲学意涵及其区别，可参见文献[17]；关于邓先生“理想图景论”和“生存性智慧论”之间的思想张力，可参见文献[18]。

[④] 事实上，即使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正来先生亦明确指出，该书贯穿着两条“红线”，一则以“知识—法学”路径贯穿着一条对知识所具有的“正当性赋予力量”进行揭示和批判的“红线”，二则以“中国社会秩序及其正当性和可欲性”这一政治哲学根本问题与他对“主体性中国”的呼吁衔接起来，其中前者“更为基本”（参见文献[19]262-265）。而无论是正来先生早期对知识的“正当性赋予力量”的揭示，还是后期运用这一知识社会学洞见分析中国法学知识生产现状，都是与他的一贯关怀——即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紧密联系起来的。

[⑤] 初看起来，在正来先生的主要学术工作中，不能以“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贯通起来的似乎是他做的那些学究性工作。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他作为翻译家主持或独立完成的数百万言的翻译工作，二是他作为哈耶克研究者所做的哈耶克研究。然而，正如后文将揭示的，正来先生所提倡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最终落脚为“社会科学的内在发展机理及自主规则的问题”（参见文献[20]337）。在他看来，“学术规范化运动”是推进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题中之义；而无论是以“研究性翻译”推进“知识引进运动”，还是以他所倡导的“个殊化”路径开展西学思想的深入研究，都是当代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就其哈耶克研究而言，正如笔者在其他场合指出的，这可以视为正来先生为自己身体力行地践行“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所做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一个主要承担自我学术训练职能、旨在厘清西学思想之内在理路的工作。尽管他一直告诫我们要“以中国为思想根据”，并同时戒绝“读者死了”、“作者死了”的现象，鼓励“‘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互动的阅读方式”，但就其实际展现的方式而言，他更倾向将西学思想研究和“以中国为思想根据”开展对西学思想的批判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阶段。（参见文献[16]6、10-14）。以其哈耶克研究为例，正来先生明确将其视为“哈耶克批判的前提性准备”，是最终“为了更妥切地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只是颇为遗憾的是，由于生命短暂，加之晚年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学术组织对其“思想家时间”的侵占，他并未能完成他最初设定的研究任务。就学术翻译而言，正来先生一直强调，从事学术翻译“是一个与大师对话的过程。……在中国尚缺乏名师指导的情况下，学术翻译不失为一种独特的精读原典的方式，而且是一种极其有效的阅读。因为在这种学术翻译过程中，我们可以切实地认识到各种问题、问题赖以为凭的假设、问题提出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路径、达致结论的过程以及对结论的证真或证伪问题等。”（文献[21]241）。尽管如此，限于篇幅，本文将不专门论及正来先生所做的上述两项学术工作。

[⑥] 根据正来先生后来的总结，这些“失范”现象，主要包括：第一，缺乏尊重他人成果的学术意识，以及由此导致的不断出现的抄袭剽窃现象；第二，缺乏健全的学术评价判准和机制；第三，缺乏知识增量和学术传统意识，难以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严肃的学术交流；第四，低水平知识的大量重复与学术消费趋向日益泛滥。参见文献[20]337。

[⑦] 相关资料，请分别参见文献[22]、[23]、[24]、[25]。

[⑧] 它们的具体内容分别是：支持现代国家运转的国民精神秩序之型塑；共同体处理公共事务的结构和程序之构造；支持现代大市场、大社会秩序运行与扩展的“国内法”之形成；高效率生产并相对公平地分配财富的商业秩序之构建。参见文献[26]第一章。

[参考文献]

[[1]] 刘小平.社会秩序的正当性与可欲性：邓正来的“终身问题”及其思想实践.社会科学战线, 2007(4)

[2] 吴励生.悼念邓正来先生.http://dzl.ias.fudan.edu.cn/s/152/t/480/b2/ce/info45774.htm.最后访问于2013年2月4日

[3] 孙国东.邓正来教授学术生平.http://sunguodong.fyfz.cn/b/729489.最后访问于2013年3月4日

[4] 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修订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5] 邓正来.对知识分子“契合”关系的反思与批判：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再思考（一）.//邓正来.学术与自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6] 孙国东.“邓正来问题”与“知识—法学路径”的社会—历史限度——以福柯话语理论为参照.社会科学战线.2011(3)

[7] 邓正来.“学在民间”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的分析.//邓正来.学术与自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8] 邓正来.回归经典 个别阅读：《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总序.//邓正来.三一集：邓正来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9] 邓正来.从政治科学到政治哲学：“理想图景时代”政治学研究的转向——《复旦政治哲学评论》序.//邓正来.学术自主与中国深度研究：邓正来自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

[10] 吴冠军.邓正来先生的“三灯会”.东方早报.2013年1月25日.

[11]邓正来.迈向中国学术规范化的第三阶段：从对知识生产机制的批判到新型知识生产机制的建构——《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再版序言.//邓正来.学术自主与中国深度研究：邓正来自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

[12] 郑海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国际论文统计分析：基于SSCI和A&HCI数据（2005-200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3] 林尚立.社会科学与国家建设：基于中国经验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论丛.2011年冬季卷

[14] 刘小枫.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的个体学术.// 刘小枫.拣尽寒枝.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

[15] 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峰,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7

[16] 孙国东.合法律性与合道德性之间：哈贝马斯的商谈合法化理论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17]孙国东.从“邓正来问题”到“转型法哲学”：一种社会—历史维度的阐发.中国社会科学论丛.2011年春季卷

[18]孙国东.生存性智慧与中国道路：一种社会—政治哲学与历史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论纲.未刊稿

[19]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时代论纲.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0] 邓正来.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迈向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的第二阶段.//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修订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21] 邓正来.学术翻译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邓正来.学术与自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2] 郑戈.不可复制的六郎庄读书会.法治周末.2013年2月7日(第156期)

[23] 邓正来主编.知识与法律：“小南湖读书小组”文选（第1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24] 邓正来主编.知识与法律：“小南湖读书小组”文选（第2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25] 邓正来主编.知识与法律：“小南湖读书小组”文选（第3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26] 姚中秋.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以张君劢为中心.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