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综[斜阳居士]和[古月山人]的‘通辑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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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罗汉图》亮相中华佛光文化艺术国际巡回展引起轰动

中华佛光文化网讯，佛禅艺术家胡山历时八年创作的150米世界最长工笔重彩绢本长卷《五百罗汉图》，在中华佛光文化艺术国际巡回展上引起轰动。

　　2010年5月21日上午，“中华佛教文化艺术国际巡回展”广州首展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盛大开幕。此次巡回展由中华佛光文化总会和中华佛光文化慈善基金会联合主办，中华佛光文化艺术研究院承办。

　　艺术巡回展以“弘扬佛教艺术·传承中华文明”为主旨，是一次面向海内外最大规模的集中展示佛教文化艺术的慈善公益性活动。广州首展将从21日持续到24日，为期四天，共展出两百多位艺术名家的雕塑、书法、绘画等佛教题材的艺术作品上千件，其中不乏有绝世精品，展出的作品丰富多样，集中展示了当前佛教界文化艺术领域的优秀作品，展现了佛教文化的无穷魅力。

　　在展出的作品中，最令人惊叹的就是青年佛禅艺术家胡山历时8年呕心沥血创作的《五百罗汉图》。这幅作品长150米，是中国最长的工笔重彩绢本长卷，画卷中500个罗汉神态各异、活灵活现。面对这幅长长的画卷，参观艺术展的人无不啧啧称奇，交口称赞。无怪于中华佛光文化艺术研究院伍穗坪院长在展览之前就认为，胡山的《五历罗汉图》参加此次巡回展，必能引起轰动。

　　中华佛光文化总会总干事、中华佛光文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严超议博士，雕塑大师、中国美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潘鹤教授，中华佛光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伍穗坪等特别到《五百罗汉图》展览现场，对画卷给予高度评价和赞许，对艺术家胡山执着于佛禅艺术的精神表示敬意。严超议博士说，除广州首次展览外，巡回展参展作品中的精品还将相继在国内外各大寺院、佛教名胜地以及香港、新加坡、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展出，《五百罗汉图》作为绝世精品将被重点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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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佛教文化艺术论坛胡山发言：呕心历八载，敬绘五百罗汉2010-5-22 来源：中华佛光文化网
　　尊敬的各位高僧大德、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下午好！

　　今天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日子，相传公元前1027年的农历四月初八，释迦牟尼佛诞生了。佛诞日是佛教界的重大节日，也被称为“佛欢喜日”，在这个吉祥的日子里，“中华佛教文化艺术国际巡回展”隆重开幕，我历经八年绘画的工笔重彩国画长卷《五百罗汉图》也有幸参展，感到特别高兴和激动。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历经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发展到了最高峰。特别是唐朝佛教，不仅在作注疏、作法论以及习禅定、修功德等方面远超前朝，佛教绘画也作为其传教的重要手段，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一个新的领域。而罗汉以图画的形式也是在这个时期得以展现和和发扬。

　　一直以来，我将佛教当作一种文化来学习和研究，它的渊源之深厚与包融之博大，让我概叹并沉醉其间。赵朴初老先生曾经说过：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离不开对佛教的研究。……譬如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如果没有佛教文化的话，我们恐怕连话都说不周全了。

　　对于我而言，佛教就像身处一片望不到边的茂盛的果林，而“五百罗汉”就是那结得最大的一个果实，我很想亲近它，分享它的甘露。于是，就与它有了不解的缘分。

　　与罗汉的缘分，应该要从我大约6岁时开始。我在湖北汉阳外婆家生活了一段日子。距外婆家300米远的归元寺成为我经常玩耍的好去处，那些神态各异的罗汉们，犹如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魔纱，让人挪不开脚步。我常常在五百罗汉塑像间穿梭，日子久了，就如同家人一般熟悉与亲切。更多的时候，我则是静静地站立在他们面前默想着，尽管现在我无法揣测30多年前的具体想法，但罗汉的记忆却深深扎在了幼小的心里。以后，每次到武汉，坐落在汉阳翠微路上的归元寺是我必去的地方，坐在寺内大树浓荫下，童年的我仿佛在眼前来回地跑动，甚至经年不忘的某些细节，也真切得触手可及。

　　后来，学到了一些绘画技巧，能将儿时的记忆描绘出来，但终归缺了单纯的意味。再后来，似乎成为习惯，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是有关罗汉的一切，都会让我关注和心动。

　　渐渐地我就萌生了一种想法：将自己心目中的五百罗汉画出来。带着这种想法，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罗汉的形象资料和文字资料，开始研究佛经，研究禅宗。可以说，我与佛教的缘分也是因为五百罗汉而起的。

　　历史上画罗汉的人很多，最有名的是五代的贯休，他的《十六罗汉应真图》对我的影响也最大。我查阅《宣和画谱》和《益州名画录》，都称贯休画的罗汉为神品，并喻其为“胡貌梵像，曲尽其态”，“见者莫不骇瞩，自谓得之梦中，疑其托是以神之，殆立意绝俗耳，而终能用此传世。”我曾经对照现在流传在日本的高台寺本和宫内厅本《罗汉图》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罗汉图》，一直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发现的麻布本贯休《罗汉图》，进行仔细的揣摩和研究，从中受益良多。

　　唐朝的卢楞伽，宋朝的李公麟、刘松年、梁楷，元朝的赵孟頫，包括明朝的丁云鹏，清朝的丁观鹏等等都画过罗汉，但都没画过全本的五百罗汉图。目前可考的只有明朝的吴彬和清朝的许从龙画过全本的五百罗汉，吴彬的全卷25米长，罗汉们都是用奇特怪异的形象重叠交错组合在一起。许从龙则是用立轴的形式，用粗犷浓重的排线来表现罗汉。

　　而我是想为五百罗汉完整地造像，既可独立，又互为关联。我所理解的罗汉就是深度修行者，虽然修行的方式不一样，但是终极目的是一致的。我不想把罗汉画得象吴彬那样怪异和吊诡，基本上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我心目中的罗汉是介于人与神之间的，但一定要有种说不出的般若气，不然就俗，这个度很难把握。释迦牟尼佛说：“人人都能成佛。”但前提是人，然后才是佛。

　　据我所知，目前中国保存完整的清代以远的古代五百罗汉雕塑有北京的碧云寺、汉阳的归元寺、苏州的西园寺、云南的筇竹寺等。虽然他们的造型及艺术风格各异，但总的感觉是受雕塑本身的局限，形体比较单一，相互缺少沟联。我就想尽量弥补雕塑给人的遗憾，试图用平面来创造多维空间的效果。

　　就这么设想着画，草图断断续续画了四年多，因为五百个罗汉就有五百张面孔、五百个动态，包括各种手印、服饰、持物、法器、香器和人物所处的背景。甚至与罗汉相关的动物、植物、佛塔、佛寺等等，越研究东西越多，简直就是一个大工程，但我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了。

　　五百罗汉的原型，过去是没有名字的，在佛经中，它是以定数代表不定数的模糊概念，以示相当多的意思。只是到了南宋，工部郎高道素将五百罗汉名号首次刻成石碑，名曰《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石刻》，后来援用的名号大都是根据此碑而来的。

　　当初在造型与线条的处理上，有过很多反复。最早试过用硬线条，棱角分明的那种，觉得符合罗汉刚毅、坚韧、粗旷的性格。但随着对佛教理解的加深，对罗汉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变化。那种外表硬朗的线条及造型，并不符合自己心目中的罗汉形象，后来反复揣摩，用心体会后的罗汉形象，觉得应该是包容性很强、柔中带刚、浑圆一体，气透古今的。

　　在画的过程中，我总在想：如果我是这个罗汉，会是怎样的状态。但遗憾的是，我没办法体验罗汉的生活，也许这就是最难的地方，只能在众多的佛教经典与禅画中寻找感觉。

　　美术界经常形容画得好的有句套话，就是“栩栩如生。”这句俗得不能再俗的形容词，真要做到也不容易。于是，我试图在画罗汉中寻找生趣。有很多朋友知道我在画五百罗汉，一画好几年，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我每天面对几百罗汉，一定很寂寞、很艰涩、很枯燥，哪有趣味可言？其实，这是个程度的问题。你到了那个程度，达到一种境界，自可了悟个中滋味，正所谓“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画罗汉的过程其实也是学佛法的过程，我渐渐地觉出，过去望着晦涩无比的佛典，现在也能“对境不迷”了，甚至还能“悠然自得”呢。

　　佛门有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能一直坚持画罗汉，我自认为就是一种持戒，古人曰：“作事不废时光，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而杂念极耗时间，去杂念也就是戒了。同时，作画过程的心无旁婺，我将之也看作是一种修行，甚至是一种禅定。

　　佛法明因缘所生法，有可思议力和不可思议力两种。譬如说依何等因得何等果，造何等业感何等报，有何等境起何等心，有何等心明何等境等等，正所谓“因缘关系”。我画五百罗汉，其实也是一种因缘。对于缘，佛教有胜缘、劣缘、顺缘、逆缘之说。我相信我与罗汉是有胜缘的。

　　当今佛坛泰斗、百岁老人本焕大师看了我画的《五百罗汉图》后，欣然为画卷亲笔题写了“五百罗汉图”。并对我说：“你很不简单，功德无量啊！”有这句话，我当时就想：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心血就没有白费。

　　爱国华侨、世界佛教协会会长夏荆山居士看了画卷后，也激动地对我说：“很少有人发愿这样用功地做事，很不容易啊。”被誉为“当代维摩居士”的云门宗第十四代法脉传承人、禅学大师冯学成先生看了画卷后，给予充分的肯定，还热情地作出点评和指导。

　　高僧大德们给我的鼓励和关怀，令我倍受感动和鼓舞，我自知愚钝，没有“一超直入如来地”的本领，我只能“积劫而成菩萨”地画老实画。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还会继续画罗汉，创作更多有关佛禅题材内容的作品。

　　当前，我国正在提倡“和谐社会”，而佛教在努力净化现世生活方面，无疑是作了出了不小的贡献。它倡导人们要与人为善，要“立德”、“立功”、“立言”而具有不朽的永恒意义。同时，佛教否定现实人生中的绝对意义，肯定其相对意义；而又更深入地揭示人生的绝对意义。这一点，也正是我画五百罗汉的初衷之所在。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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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过的年


文/胡山

天气渐渐凉了下来，说是入冬，其实到象是深秋。广州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冬天，冬天的景色在我的记忆里也渐渐地模糊了……

又快到年关了，过去过年是天大的事，可如今过年，是越来越不让人期待了。

记得小时候，早早就盼着新年的来到，腊月二十几的晚上捂在被子里，思忖着年节时的情境，心跳就不由自主地快了起来。一边细细地盘算着大人们会给多少压岁钱，一边又想着那钱是怎样地被支使。一个月前妈妈给买的新衣，就放在触手可及的衣橱里，想穿上它显摆的欲望一直在心中荡漾，但只有在大年初一的大早才能如愿以偿。

到处去拜年是最让人兴奋的时刻，先从爷爷奶奶开始一溜就拜下去……那年头红包虽然很多，但含金量却很低，能撞上一个1元的红包，心里就别提多高兴了。记得当年王羲之的精装《兰亭序集》2元8角一册，我在书店的柜台前转了好半天，眼睛勾勾地不愿离去，还是妈妈见我实在喜欢便将其买下，要知道那时一个成人的工资也不过20多元呢，妈妈买书时的情景直到现在还印在脑子里。

小城里最热闹的节目，莫过于各个单位制作的花车游街了。几十辆花车从初三的上午一直围着大小的街道转到下午，锣鼓喧天般地震响，人们争先恐后地全涌到街的两旁，形形色色表情和姿态在那里展显，我常常是看他们比看花车的兴趣更大，有时竟不自禁的哑然失笑。

这有点象晚明张岱的散文《西湖七月半》里的情形，写的是七月半的晚上看月，但月亮瞅久了也没啥好看，于是他就转头描绘种种看月的人来，一是：楼船萧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傒，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二是：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三是：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四是：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还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五是：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等等社会各类人物的神情心态悉数道来，与其说是写月，到不如说是在写生活百态。

放鞭炮比之吃年饭更让人激动，特别是一放两响的二踢脚和火花四溅的烟仗，在傍晚的黛色里显出别有意趣的声色。年三十夜的天空，几乎被烟火撑得满满的，弥漫在人们视域里的除了烟火还是烟火。烟火炮仗的气味和声响，从年三十直到正月十五好象就没有间断过，那时候过的年才真像个年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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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李日华的“日子”

文/胡山


    每晚睡前有读书助眠的习惯，在夜深人静时，读明人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或可随他的日记进入其日子。



厚厚的几本日记里，很多日子充实得让人羡慕。譬如万历三十八年的正月十九，虽值奇寒，但内容却有暖意。有夏老持一画见示，乃叔明《双松钓艇》图。他初识觉笔意绝异平日，细观又感可疑，并列出诸多弱处云云，有趣!看来这老头真是个仔细的人。



次日稍暖，有友携梅道人竹一幅，他能从竹意中观出写字法的妙处，省到“笔到则已，故非摹拓手所能也。”并曰：自文、苏后，若赵雪松、高房山、王淡游、吴梅庵、倪云林，各臻妙处，以其写法迥出流辈、非庸常可及也。并评徐幼文山水长幅：层峦复渚，笔笔如断索，生韵之极。



万历三十九年六月十七日写道：“大雨竟日，摹宋拓《圣教序》，颇见当时用意处。”我寻思：可见他摹写入了深处。



万历四十年十一月十八日，有夏贾携透明犀杯一，琥珀带环一，旧玉玦一给他看，并说近来书画市场上，卖者不卖，买者不买。都是由于作伪者多的缘故，受欺骗的人不少，他用了“相戒吹齑”来形容，很有意思。此语得自《新唐书·傅奕传》：“惩沸羹者吹冷齑”。喻就象喝沸羹烫了嘴，遇到吃冷齑的时候，也不免条件反射地吹一下。看来，中国书画作伪的传统，也是代代传下来的。



同月二十日，天放了晴，他也开始了访友活动，到朋友处借了《天宝遗事》、《集异记》等18种书籍回来，咀味不已，感叹古人取精日多，胸次日拓，偶尔落笔，气已空群，岂徒沾沾在指腕间较工拙哉！我想：平常画画，我不也是多在指腕间较工拙吗？画若老在指腕间较工拙，终成画匠矣！



万历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有友得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携至求鉴，正是他四五年前所见，他写道：“真品，恨縑素又增朽败矣。”惜珍之情油然而生。



但亦有许多的日子只落得个“寒”、“晴”、“阴晦”、“复雨竟日”、“雨如喷雾” 、“ 霁，眉眼豁如。”等字样。还有些日子却连字样也不给，直接标上该日子日期了事。



日记中大部分日子都与书画及艺术活动有关，读来津津有味、倍感亲切。但也有不少生活趣事及日常琐事，这也正是其日子的鲜活处以及日子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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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绘画最契合的欧洲画家



文/胡山

巴尔蒂斯曾经说过：他无疑是最接近中国绘画的欧洲画家了，他把笔墨俭省到极点！他的绘画别有境界，在观念上同中国艺术一致。他不满足表现看到的世界，而是借题发挥，抒发自己的感情。



他所说的“他”，就是很多人可能并不太熟悉的意大利画家乔治·莫兰迪。



我第一次见到莫兰迪的画，就被它们深深地吸引。宁静、简约得近乎抽象的瓶瓶罐罐，竟有一种触动内心的力量，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明澈和空灵的光影，通过枯燥的瓶罐并置与摆布，得以实现一种刹那间的艺术永恒。他的画是值得让人咀嚼一生的，就象他用一生来画这些瓶瓶罐罐一样。



可以说，在世界的范围内，没有人像他那样穷一生之功，几十年里对着那些个壶、瓶子、咖啡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描绘着。只有内心强大的人，才会对自己的目标锲而不舍，并不惜用一生作代价。



没有妻儿，一生未婚的莫兰迪淡泊名利，过着简朴的生活。唯一的一次离开家乡波洛尼亚，是去苏黎世观看心仪已久的塞尚油画展。而正是塞尚那些静定而生气盎然的画作，触发莫兰迪用静物来作一种感性的探索和验证。



西方艺术评论界认为，他的画关注的是细小的题材，但反映的却是整个宇宙的状态。他用作品再一次阐释了：画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画。



因为，他在最平凡的物件中去追求艺术最深层面的精神境界，正好与中国古代文人画的意识有着惊人的相同；所以，才有了巴尔蒂斯上述的话。



细细品赏他的画，能得到许多启迪。它们让我知道，我们面对世界就应该像面对自己的心灵，能用心触摸到的世界，一定会染上心的温润。被心灵浸染过的画作，一定会感动别的心灵。



同时，更加深了曾经知道的道理：艺术家的任务并不是要还原世界，而是通过物质世界来创作出自己心灵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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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史”也是史

文/胡山


常有一种感觉，读经史子集等诸书总不免有晦涩之味，除非对其有着深深的兴趣，不然是不会如尝甘饴一般。



以往我们从教科书上或正经的历史传本中，对历史人物是有着很鲜明的爱恨和好坏界定的。老师曾教导我们：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是英雄啥都好，是孬种啥都坏，俨然如印度电影《流浪者》中大法官的说法。譬如文天祥，譬如花木兰，譬如戚继光，都是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人物，几十年来我也深信不疑。



所谓正史皆为皇帝身边的太史令、著作郎、翰林们所撰，除了司马迁、班固、范晔、张载、陈寿等少数正直的史官能秉史直书外，大部分人还是要看看皇上脸色的，皇上对某段史实如有忌讳，软笔头的史官就会顺着皇上的意思拐了过去，而后世也就只能读那些被拐了的史书。鲁迅先生也说过：正史就是帝王将相的家族史。



可历史除了正史，还有野史。



可幸的是，民间还有大量的“野史”，虽言野史，其实也是每个朝代的有识之士，对当朝的大、小事件以各种形式进行隐藏和流播，譬如笔记、书札、信笺、小说、演义、戏曲等等，而往往它们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这方面，吴藕汀老人有颇深的研究。



就像刚才提到的民族英雄们，花木兰一直是替父从军、忠孝报国的典范，也是广大妇女同志们的楷模。但谁能知道，据野史资料考证，木兰的出身是鲜卑拓跋部人，其被征从军是随拓跋圭大军南侵，她所参加的是游牧少数民族对农耕汉族的战争。很明显，是来打汉人的，而汉族人长期将其作为民族英雄岂不可笑。



再如戚继光，浙西抗倭之时，他不过是个三四品的武官，上有主帅胡宗宪和主将俞大猷，他只是个听人差遣的战将而已，等他名声稍显之时，浙江倭寇已除。只因他与福建巡抚谭纶颇有交情，被其调往福建助剿倭余党，但主要功劳也是由刘显与俞大猷所立，可皇上嘉奖下来，戚却得了上赏，内里玄机不言而喻。



戚继光使重金买美女进献首辅张居正，并馈送大量物品，深得其欢心。及至后来有人弹劾戚继光贪污腐化之时，蒙张居正予以庇护才得以过关。故而就连《明史》也说：其与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



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是我在小学就读过的，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让人感动至深。他的民族气节和忠义之举为后世赞叹不已，但谁能知道他也对母亲不敬，曾数言不合即恶语相向（当然，这只是野史及其乡里流传而已，因其大义从而隐盖了小失）。



总之，在读完了正史，再读读野史，就能更客观地察辩曲直是非，或许可以从侧面不引人注目处，窥见事实的真相也未可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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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捧”也是艺术
文/胡山


在一次饭桌上，有朋友戏言中国文学特色：唐朝有唐诗，宋朝有宋词，元朝有元曲，明朝有散文，清朝有小说，当朝只有“小品”。虽为戏言，却道出了现今文学的困境和尴尬。



在古代文人的文字里头，我是相当地喜欢晚明的散文，对于公安竟陵派更是一见钟情。



后来才知道，连大名鼎鼎的林语堂也对其青睐有加，他曾撰文说：“这派（公安竟陵）成就虽有限，却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而称为近代散文的正宗，……发现了最丰富、最精彩的文学理论、最能见到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呵呵，这评价不可谓不高，也就益发使我增添了些许自诩眼力的本钱，读的劲头就更足了。



有关辑录明清散文里最有名的集子，当数沈启无编选的《近代散文抄》，沈君是周作人的弟子，与俞平伯、废名、江绍原为同门师兄弟。沈的选本在1930年代几乎开启了“晚明散文”的新时代，其流行程度直与易中天的“评三国”有一拼。彼时的出版商们比之而今的出版机构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时争相印制，多种版本盛行坊间市井。



文抄中，我最喜读袁中郎之文，其高才逸性，赋文如水上行风，极尽飘逸之妙。就拿其对胞弟袁小修褒嘉之词为例，文曰：“……(小修)顾独喜读老子庄周列御寇诸家言，皆自作注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书，教外之语，备极研究。既长，胆量愈廓，识见愈朗，的然以豪杰自命……泛舟西陵，走马塞上，穷览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意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溢美之词吹捧自家兄弟滔滔不绝，毫不吝啬，读来还是那叫一个爽。



然而他也承认其弟之文亦有瑕疵处，但他笔锋一转：“……即瑕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瑕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看看，就连瑕处也成了他的最爱。



而袁小修称赞起他哥哥中郎来也不示弱：“然先生（中郎）立言虽不逐世之颦笑，而逸趣仙才，自非世匠所及。……故自《破砚》以后，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不生动，无一篇不警策。健若没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意有所喜，笔与之会，合众乐以为元音，控入河而无异味，真天授，非人力也。……先生天纵异才，与世人有天凡之隔”。呵呵，溢美之词更多，眼都看花了。即便知道有吹捧之嫌，但读来却是一种美的享受。



想想现今读过的许多推介画家的文章，溢美之词泛滥成灾，读来不是虚得云山雾罩不知所云，就是实得低级叫人作噎难受。殊不知吹捧也是一门艺术，能让读者神清气爽、蹶然而起、拍案叫绝、回味无穷、代代相传的吹捧，才是吹捧者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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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买书

文/胡山

说到买书，就让我想起周作人。在他记录买书的文章里，经常提到厂甸和隆福寺，在那里买到了许多好书，譬如叫他喜不自禁的《池北偶谈》、《嵩庵闲话》、《常谈丛录》、《莲花筏》等等。



买《莲花筏》的过程很有意思，先是在厂甸见到，心里想买，但转了一圈就给忘了，回到家又老记着，后去过多次也没能遇见。直到次年，在路口的书摊上发现，赶紧就喜滋滋地买回了家。我也经常有这样的情形，当时见到心里稍一犹豫，等到过后惦记再去买时，却寻不到了。



其实《莲花筏》是一册平凡的善书，只是作者是他的同乡陈文述而已，而他又是个颇有乡曲之见的人，对同乡之作大都会收入囊怀。



从买书实则是可以看出其人的趣向所在，譬如朱自清就说买书和抽烟一样，成了嗜好。但他自觉对买书不在行，甚至觉得说出书名要寒碜死人，我就越发想见识一下，能寒碜死人的是啥书呢？他后来终于说出来，是《佛学易解》。我倒觉得这是本好书，不知何故寒碜？许是不能入学术流吧。再后来，他又陆续买回的书，如：《因明入正理论疏》、《百法明门论疏》、《翻译名义集》等等，都是一些佛学经典及艰深晦涩的理论性很强的书，再说寒碜，就分明有些矫情了。



与周作人一样，朱自清也逛厂甸，所不同的周作人是隔三岔五就逛一趟，朱自清却是每年只去一次，且只在人多摊多的下午。



想起从前在北京学习时，是有机会买到大量心仪之书的，可惜囊中羞涩，在西四古籍书店徜徉久了又不真买，会觉得别人看我的眼神都变得异样了。很羡慕现在遍布广州天河购书中心里的那些个免费阅读者，虽然站立久了腿会麻木，但比之二十年前我在北京王府井书店站立看书遭受营业员的无情呵斥来，是幸福许多的了。



因为书买得多了，就能明显感觉自己的趣味走向，现在买书可以不看书名，随便翻上几页内文，就能知道值不值得买，回家读后的感觉再次证明累积的经验没有错。想想以前在海口，每每逛书店就胡乱买下一堆毫无价值的书，益发觉得自己现在变得“聪明”起来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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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酒坐而论道

文/胡山


日前读《茶酒论》一文，颇有意思，乃唐朝话本，为王敷撰。



据说此文为敦煌石室遗书写本，存世只有六种：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四种，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有二种。于是就不由得痛恨起那个愚蠢之极的王道士，仅一小小的短文就觉出过去古人的好来，更不用说那被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俄国人勃奥鲁切夫从其手中大批席卷而去的数十车文书经卷和绘画精品。



全文用对话形式展现，很有匠心，且行文趣味妙叠。其文前有小序：“见神农曾尝百草，五谷从此得分。轩辕制其衣，流传教示后人。仓（吉页）制其文字，孔丘善化儒因。不可从头细说，撮其枢要之陈。暂问茶之酒两个谁有功勋？阿谁即合称尊？今日各须立理，强者先光饰一门。”



随后叙述茶酒两家互相辩论，以争高下。茶声称自己为百草之首，万木之花，贡五侯宅，奉帝王家。时新献入，一世荣华。且供养弥勒，奉献观音，得富饶，保平安。指责酒破家散宅，广作邪淫。使人昏乱，乘醉闹事。而酒则声称自己能礼让乡闾，调和军府，通达贵人公卿，能生养命，消愁养贤，而饮茶只会得病，一无用处。两家故而争论不休。



这时水走了出来，对茶酒道：“茶不得水，作何相貌？酒不得水，作甚形容？” 言万物皆须有水，告诫茶酒从今往后，应该两厢和同，方能：酒店发富，茶坊不穷。



整篇似乎有隐寓佛家、道家和儒家三教并存，相互吸收和融合的关系及文化格局。茶之言语引用佛教典故历数饮酒之弊，而酒在对辩中常不自觉地将自己同道家和最高统治者相联系。水却是站在更高的哲学层面，其理包融佛、道，涵盖天地至理，故显广阔深远。



所以说，不论你有多重要多有才，断不可以己之长较别人之短，在看到自己的个性时，也要明了共理，方能百尺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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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逸梅“补白”的日子


文/胡山


在我的书架上，有许多纸帐铜瓶室主郑逸梅老人的文集。譬如《艺林散叶荟编》、《艺林散叶续编》、《书报话旧》、《清末民初文坛轶事》、《文苑花絮》、《近代名人丛话》、《纸帐铜瓶》》、《逸梅随笔》、《书坛旧闻》等等，而他的《艺林散叶》又是这其中我翻阅最多的。读着民国时期的那些文坛雅士、画苑名流的逸闻趣事，直有呼之欲出的感觉，极喜欢那种半言半白的文笔，以致于有段时期行文皆用此法成为习惯。张恨水曾经评价他是：“温文尔雅，不但其人如是，而文亦恰如其人”。虽未与梅老谋面，我想此言应极为贴切。



知道他的名字，是在1995年11月的海口。一天逛书店，随手翻阅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艺林散叶荟编》，因其封面是百岁老人朱屺瞻的题字，及至读到内容，一下子就被其文风所吸引，赶紧就捧回了家。以后每有闲暇遂展阅不已，许多趣闻竟让我哑然失笑，直道这老爷子有意思着呢。



其实，梅老所记大都是些不入正史，亦与人无利害关系的平常琐事。在一般人看来，并无多少实际用途，对于考学、升迁、盈利等涉及功名利禄似全无直接益处。但恰是这些鲜活得能触手可及的一言一行，构成了旧文人的日子，难怪梅老自谓是：“精神上的一篇流水账”。



正是这些数以万计的短文，让诸如冒鹤亭、吴湖帆、丰子恺、陈散原、翁同和、柳亚子、周瘦鹃、康有为、陈师曾、沈尹默、李叔同、徐悲鸿、齐白石、邓散木等诸多的形象得以从正面看不到的角度，仿佛他们就生活在我的隔壁邻里。从只言片语中，也能悟出某些事物的道理和窥见历史的本来面目。



譬如他写到：陈师曾云：工笔画梅，费力不好看。齐白石闻之，画梅始用写意法。”



齐白石善画虾，盎中常蓄小虾、观其潜浮跃动，以为画范。



李梅庵论书有云：当于古人求古人，不可于今人学古人者求古人。



徐悲鸿绘画，从临摹吴有如人物入手。



有人欲画马，师事徐悲鸿，徐婉谢之，谓画马必须以马为师，若以画马之我为师，落下乘矣。



陆俨少评黄宾虹画，谓在七十岁以前，无甚可观，当八九十岁时，突然一变，墨法神奇，开了面目。



刘海粟有艺术叛徒之号，胡适之有文学叛徒之号，钱化佛曾请刘画胡书，合成叛徒扇。



吴湖帆藏清四王、明四大家立幅，往往尺寸一致，人讶其巧合。冯超然却告人曰：古画入吴手，非斩头，即截尾，务使同一尺寸，盖长者短之，短者长之，妙运其接笔也。吴笑谓人曰：我是画医院中外科内科兼任之医生。



丰子恺画题：“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耐人寻味。



章太炎为人书联，极少称呼，大都仅书某某。吴铁声偶于古玩市场购得太炎楹联，上款为“书赠铁公”，为之大喜。



陈蝶仙有云：“读死书，殊无益，惟于一事一物能穷其理，则一旦豁然贯通，无不可以尽知。”



吴野洲谓：“画能不设色似有色，设色如无色，始谓高手。”



某次，赴龙华寺宴会，画家程十发亦在座。酒数巡，有劝十发多进菜肴者，十发谓：“我已醉饱，不能再啖，此我家程咬金三斧头之家风也。”



高剑父不能作英语，偶接待外宾，即用哑人手语交谈，不知者以为高本人乃一哑巴。



明代李日华画松，既成，长髯扫汙，有题云：“髯翁写松髯扫墨，翁髯髯松一时黑。”闻张大千亦有此情状。



张大千好在朋好前作画写字，高剑父却最怕即席挥毫。



谭延剀获齐白石所刻石章，认为太粗犷，磨去之，后齐白石享盛名，乃请之重刻。



饶有趣味的一条条短文，看似闲章，其实也是一部旧文人生活的文化史。想想郑逸梅先生那时过的日子，是比当下文人们成天混世的浮躁日子惬意许多的，就算是“补白”也那么的有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