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年谱长编》读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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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年谱长编》读后感言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黄枬森

《张伯苓年谱长编》的出版在我国现代教育史研究方面是一件大事，这部著作在我国现代教育史研究方面是一部重要的著作，我相信它的出版对我国现代教育史的研究，特别是现代史早期的研究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于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可以说是旧大学培养出版的知识分子。解放以后，社会上、教育界形成一种看法：旧大学是资产阶级大学，过去的教育是资产阶级教育。所以旧大学要改造成社会主义大学，过去的教育要改造成社会主义教育。从学校的阶级属性来讲，这种看法并不错。但后来这种看法被片面夸大，被极端化，“文革”中旧大学和过去的教育被完全否定。在这种氛围中，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他的教育事业和教育贡献就被掩埋进了历史的故纸堆中，无人问津，更无人敢予以肯定。就连像我这样两度受益于张伯苓的教育事业的人也从不言及张伯苓其人及其教育事业。我本人同张伯苓先生虽然没有亲身接触，但我1939年考上的蜀光中学却是张伯苓先生及其同事喻传鉴、韩叔信等先生刚接管不久的南开系列的新蜀光，1942年考入的西南联大也是由南开、清华和北大组成的，张伯苓先生是校委会的三委员之一，后来也听过不少南开教授讲授的课程（如冯文潜先生讲的西洋哲学史）。这些教育是我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哲学专业工作的基础，但当时俱已成了尘封往事，不值一提。改革开放以后，历史才又进入我们的视野之中。



最近的三十年是改革开放、不断前进的年代，也是反思过去、重评历史的年代。蜀光中学校友会的活动、西南联大校友会的活动都推动我时时回顾过去的学习生活，推动我反思过去的教育和培育我成长的学校。它们和许许多多旧学校不是为新中国培养过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和建设者吗？它们同新社会的学校难道真的毫无共同之处吗？我不是教育学家，但我是一个教师，通过教育实践我也形成了一些素朴的看法，我认为旧学校和新社会的学校固然有阶级属性上的区别，但在教育内容上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它们都是现代学校，从事的都是现代教育，在我看来，都是德智体并重的、分科教育与综合教育相统一的教育，都力图吸收全世界全人类的优秀历史传统，都反对故步自封和停滞僵化。这种教育的若干因素固然在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中已经存在，但作为一种类型、一种制度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的，张伯苓先生正是在我国试图建立这种现代教育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他把一生献给了现代教育事业，从初创时的筚路蓝缕、因陋就简，到渐具规模、终成大业，不但培养了成千上万的现代化人才，而且对形成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本人也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大教育家。他的名字虽然曾受到政治上一时迷误的玷污，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仍然熠熠生辉。



张伯苓先生开创中国现代教育的实践是自觉的，是有其教育思想以及社会政治思想、人生观、世界观指导的，这些都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中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有着重要的参考、借鉴和启迪作用，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我个人虽然不是教育思想的研究者，由于我得以成长的中学、大学与张伯苓先生的历史渊源，我也写过一两篇短文章来阐发张伯苓先生的思想，如关于公能教育的思想。但张伯苓先生不是一个教育理论的研究者，极少由他本人执笔写作的文字，所以我在写作有关张伯苓先生的教育实践和思想的文章时遇到了不少的困难。梁吉生先生的《张伯苓年谱长编》的出版，显然会大大便利对张伯苓先生的教育实践和思想的研究。



我感到此书不仅是一部学习张伯苓先生如何为人、做事、思想的好教材，也是一部研究张伯苓先生的实践和思想的好引导。它是张伯苓先生一生75年的编年的活动史和思想史，长达126万字，材料极其详尽和翔实，叙述极其全面和客观，读之能窥见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张伯苓。我当年上西南联大时几乎没有见过张校长，这给我形成一种印象，似乎他从不过问西南联大的事。读了《长编》，我才知道他多次为西南联大的正常运转而奔忙，这就纠正了我原来的印象。我写作有关“公能”校训的文章，费了大劲才弄清“公能”校训的起源，《长编》对此有明确的叙述，查一下就清楚了。我相信这部煌煌巨著的出版，定能帮助广大读者深刻理解张伯苓先生的历史和思想，推动我国理论界和教育界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继承这笔教育史上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推动我国现代化教育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