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文体还是让人如此着迷

管季超0712

这个文体还是让人如此着迷

——2010年中篇小说现场片段
吴丽艳 孟繁华



　　
　　吴丽艳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
　　孟繁华山东邹县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编委等。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法国、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传媒曾发表过对其研究的评论和介绍。获文学奖项多种。现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和前沿文化、文学研究。
　　
　　
　　中篇小说是百年来成就最高的文体形式。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这个文体在大型刊物和稳定的作家队伍的支持下，一直在迅猛发展。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无处不在的时代，中篇小说和它的作家队伍并未受到干扰或影响，一直保持在较高的艺术水准上。2010年的中篇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声有色威武雄壮地书写了新的篇章。在日常生活中打捞起熟悉而陌生的人与事、对人类基本价值的守护、发掘生活深处新的事物和人物，是2010年中篇小说最值得论述的话题。
　　
　　一、那不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近年来，“纯情”作品在坊间的流行既是一种潮流，也是一种时尚。《山楂树之恋》、《那一曲军校恋歌》、《1980的情人》等，在媒体上掀起阵阵狂潮。特别是《山楂树之恋》被张艺谋搬上银幕之后，“纯情”神话几乎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但事实上，这一现象所表达的恰恰是新的市场策略，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的又一次文化实践。就如同1991年代中国第一部室内电视连续剧《渴望》的横空出世一样，在滥情和欲望无处不在的时代，“纯情”的稀缺为这一现象的出场提供了空前广阔的消费空间。但是，如何讲述历史和曾经的情感故事，对作家和艺术家的诚恳和历史观是一种考验。
　　蒋韵的《行走的年代》，是我期待已久的小说。如何讲述上世纪80年代的故事，如何通过小说表达我们对80年代的理解，就如同当年如何讲述抗日、反右和“文革”的故事一样。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伤痕文学”既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肯定，也在读者那里引起了巨大反响。但是，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文学史家在比较中发现，真正的“伤痕文学”可能不是那些爆得大名声名显赫的作品，而恰恰是《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波动》等小说。这些作品把“文革”对人心的伤害书写得更深刻和复杂，而不是简单的“政治正确”的控诉。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才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近年来，对80年代的重新书写正在学界和创作界展开。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行走的年代》是迄今为止在这一范围内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它流淌的气息、人物的面目、它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小说的整体气象，将80年代的时代氛围提炼和表达得炉火纯青，那就是我们经历和想象的青春时节：它单纯而浪漫，决绝而感伤，一往无前头破血流。读这部小说的感受，就如同1981年读《晚霞消失的时候》一样让我激动不已。大四学生陈香偶然邂逅诗人莽河，当年的文艺青年见到诗人的情形，是今天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的：那不只是高不可攀的膜拜和发自内心的景仰，那个年代的可爱就在于那时可以义无返顾地以身相许。于是一切就这样发生了。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伪诗人伪莽河，他从此一去不复返。有了身孕的陈香只有独自承担后果；真正的莽河也行走在黄土高原上，他同样邂逅了一个有艺术气质的社会学研究生。这个被命名为叶柔的知识女性，像子君、像萧红，像陶岚、像丁玲，亦真亦幻，她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女性理想化的集大成者。她是那样地爱着莽河，却死于意外的宫外孕大出血。两个女性，不同的结局相同的命运，但那不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因此，80年代的浪漫在《行走的年代》中更具有女性气质：它理想浪漫却也不乏悲剧意味。当真正的莽河出现在陈香面前时，一切都真相大白。陈香坚持离婚南下，最后落脚在北方的一座小学。诗人莽河在新时代放弃诗歌走向商海，但他敢于承认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诗人，尽管他的诗情诗意并未彻底泯灭。他同样是一个诚恳的人。
　　《行走的年代》的不同，就在于它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热烈、悠长、高蹈和尊严，它与世俗世界没有关系，它在天空与大地之间飞翔。诗歌、行走、友谊、爱情、生死、别离以及酒、彻夜长谈等表意符号，构成了《行走的年代》浪漫主义独特的气质。但是，当浪漫遭遇现实，当理想降落到大地，留下的仅是青春过后的追忆。那代人的遗产和财富仅此而已。因此，这是一个追忆、一种检讨，是一部“为了忘却的纪念”。那代人的青春时节就这样如满山杜鹃，在春风里怒号并带血绽放。不夸张地说，蒋韵写出了我们内心流淌却久未唱出的“青春之歌”。
　　
　　二、在不被注意的地方打捞起的人与事
　　
　　余一鸣的《不二》在风格上有诙谐、戏谑的元素，因此非常好看。但这只是外部的修辞装饰，它内部更为堂皇的是思想和艺术力量。现在有力量的作品不多，特别是能够切开生活光鲜的表皮，将生活深处的病象打捞出来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在这个意义上说，《不二》是一部我们期待已久的小说。作家余一鸣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小说从五年前红卫的“二嫂”孙霞的生日写起。那个场景是世俗生活中常见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小说的人物红卫、东牛、当归、秋生、红霞等粉墨登场集聚一堂。这是一个常见的俗艳聚会。但这个聚会却为后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埋下了伏笔。特别是东牛与红霞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聚会的谈话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二嫂”、一个是“研究生”、一个是“师兄”。“二嫂”就是“二奶”，但“这词不中听，不如二嫂的称呼来得亲切而私密”；“研究生”就是不断变换的“二奶”，就像研究生老生毕业新生入学一样；“师兄”是东牛弟兄们按年龄排的序。这种既私秘又公开的世俗生活非常高雅地“知识分子化”了。按说也有道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趣味理应出自一个“师门”，这个“师门”就是“官场”、“商场”和“情场”共同塑造的社会风气和趣味。但那时的东牛事出有因确实没有“二嫂”。也正是因为东牛没有才成全了后来他与孙霞的一段情缘。当时东牛发现这个孙霞并不年轻，起码三十岁了。但他同时还发现：
　　
　　“……这个叫孙霞的女人如果是固城人，一定不是庄稼地里长大的女人。看她那双拿筷子的手，娇小细致，骨节紧凑玲珑，指尖捏着筷子夹菜时，那握成的拳头似乎是一只精灵的小兽，骨节如峰，肉窝似泊，青筋若脉，一张一弛如奔跑的猎豹律动。倘若发育时节在地里抓过锄头杆铁锹柄，这手定然是要茁壮长开的，比如老六秋生带的那个女子，尽管看上去是花苞一般的年纪，打扮得也新潮前卫，但只要看她那双小蒲扇一样的大手，你就知道这女子小时候是苦大仇深的柴火妞。”
　　这就是余一鸣的厉害。这个细节一方面传达了小说人物东牛目光聚集在了什么地方，而且如此细致入微，东牛的内心世界就被捅了一个窟窿；一方面作家继承又改写了明清白话小说专注女人三寸金莲的俗套。小说在诸多细节上都有精彩之处。
　　但《不二》并非是一部“炫技”之作。作家是要通过这些人等揭示社会深处和人性深处难以医治的病象。但我发现，这些人虽然在情场上频频得手，但他们内心的焦虑并没有得到缓解。小说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像红卫一样，秋生这五六年身边不乏研究生，秋生却没有找到他要的爱情”；
　　当东牛的姐夫都在欺骗他的时候，“东牛对着屋顶问，老天啊，这世界我还能相信谁？”
　　红卫到欢场寻刺激时只要姓孙的，第一次没有人姓孙，第二次有多人姓孙。红卫也明白了：“她们只姓一个‘钱’字”；他们在人性深处的溃败，也导致了内心和精神的溃败。唯一给人以些许希望的是大师兄东牛。作家几乎要将我导向阅读的歧途，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绝处逢生的人物，是一个绝望处闪烁着光的人物。按说东牛确实没那么坏，他和大他三岁的妻子生活成那个样子，但并没有在外招“研究生”。他和孙霞的情感也不能说没有感人之处。孙霞曾评价东牛说：“有的男人只知道给女人脱衣服，可有的男人懂得给女人穿衣服。”“哥，我没看错人，你人在花花世界，心眼儿没坏。”就是这样一些情节将我们导向了歧途，但紧要处东牛露出了“不二”的嘴脸。
　　孙霞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人物。男人的世界她一眼望穿，她也曾利用自己对男人的了解利用男人。但她内心深处仍有一个缥缈的乌托邦，有一个幻想的“桃花园”。虽然所指不明，但也毕竟给人以微茫的光。这是一个明事理知情义的女人，似乎是一个现代的杜十娘或柳如是之流。她与东牛恰好构成了对比关系：最初给人的印象是，东牛有来自乡土的正派，无论对“师弟”还是对女性，既侠义又自重；孙霞初出头角时则是一个风月场上的老手，见过世面游刃有余。但孙霞在内心深处她应该比所有的男人都干净得多。为了东牛她不惜委身于银行行长。孙霞和行长上楼后又下来取包时：
　　
　　孙霞说，你现在决定还来得及，我还上不上楼？
　　东牛说，上。
　　孙霞甩手一耳光打上他的脸，东牛并不躲让，说，打够了上去不迟。孙霞一字一句说，东牛，想不到我在你眼中还是一个贱货，你终于还是把我卖了。
　　
　　这个情节最后将东牛和孙霞隔为两个世界，人性在关节时分高下立判。因此，如果释义《不二》的话，这个“不二”是男人世界的“不二”，东牛不是“坚贞不二”，而是没有区别，都一样的不二。这时我们才看到余一鸣洞穿世事的目光和没有迟疑的决绝。有直面生活的勇气和诚恳，面对人性深处的溃败、社会精神和道德底线的洞穿，余一鸣“不二”的批判或棒喝，如惊雷裂天响遏行云。
　　肖建国小说的叙述一直都是行云流水流畅自然。《中锋宝》的叙述有鲜明的“肖氏风格”：文字质朴、从容不迫、节奏掌控得恰到好处。小说是写一个人的命运——从“文革”到改革开放。这既是一种历史叙述，也是个人命运的变迁史。在“小叙事”中隐含着“大叙事”。通过一个人的命运的“沉浮”，表达了世道人心、人情冷暖。我感到值得注意的是肖建国的叙述态度——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但肖建国以极其平静、而不是一惊一乍地讲述了一个人的命运史。
　　我注意到雷日宝的“幸福”。他的幸福是在“文革”期间，是在工人阶级真正当家作主的时代。这个人高马大的青年，只因篮球打得好，不仅下乡一年就招了工，而且工种随便挑，他当了电工，挎着“三大件”非常风光。篮球场上他如鱼得水，平常工作也非常愉快，青年女工目光迷离、中年女工也跃跃欲试。应该说那是雷日宝最为惬意的时光。我们看雷日宝的性格，他是一个标准的好人：没有城府、待人诚恳。这与他的家庭环境有关。父母是手艺人，在市井上有人缘，不惹是生非，以寻常百姓的心态待人接物。雷日宝继承了父母的处世哲学。说是善良，也是迂腐——周顺昌连篮球队都进不去，只能当个裁判，却顶替他进了县体委；本来是让李文德看着于丹萍不要和别人接触，结果李文德替代了雷日宝娶了于丹萍。按世俗的理解，雷日宝真够“窝囊”的了。但这些都没有构成对雷日宝的打击，他当然也不快，但他既没有报复也没有恶语相向。所以雷日宝是个好人。
　　但好人不见得有好报。他突然得了急性肝炎，待到出院工厂已经解散了，雷日宝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小说从这时起了变化：雷日宝这个昔日的英雄，这个光荣的“工人阶级”成了“无业游民”。他办了个“电器修理”铺。这个时候雷日宝才算真正进入社会。但进入这个社会还不是他自己领悟的，是他的母亲教他的，母亲对工商税务的应对场景，就是今天百姓要面对的日常生活。无论你喜欢与否你必须面对。但“半吊子”电工的雷日宝，要想将电器修理搞成大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搞装修。搞装修接续了他的历史——那个当年打不了球但当了裁判的周顺昌，如今已是体委主任了。第一桩生意是周顺昌给的。周顺昌给了生意不是念旧，不是友情。迂腐的雷日宝不明就里，是当年“撬”了自己恋人的李文德提醒了雷日宝——那“人情”是要偿还的。最终雷日宝还是付出了代价，他无偿地为周顺昌装修了别墅。有趣的是，就在别墅装修竣工的时候，他发现了周顺昌一个巨大的隐秘：原来周顺昌和李文德、于丹萍的女儿鬼混。这是世道的变化，但也不全是，这是周顺昌必然演绎出现在的结果。只是苦了当年的恋人于丹萍了。小说的结尾是一个极端化的书写：人的堕落我们在其他小说中司空见惯，但这样的堕落给人的感觉就是绝望了。所以，在小说中，雷日宝既是当事人，又是见证者。但他能做的只有“不说”、“就是不说”。这两个心里的“不说”意味深长。
　　我注意到，当雷日宝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父母、妻子所说的话。特别是他父亲的话：“人生在世，什么事情都可能撞上。你时运不好，恰好撞上工厂停业，停业就停业，有什么大不了的。老辈子说过，福来接福，祸来接祸。事情来了，我右手接住，左手丢出去，我不会把它背在身上。只要世道好，政策好，还怕赚不到钱吃不饱饭？你六尺长的后生，站起比别个高，坐着比别个横，还怕做别个不赢？你看看你老子我，这一世也没有在哪个单位做过，就靠自己的手艺，生活过得不比别人差吧？六一、六二年过苦日子的时候，就连那些当科局长的人家里，都吃红薯稀饭，我们家里没有吧？一天三餐干饭，经常还有肉吃——一句话，靠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国际歌》的思想，是寻常百姓在生活中悟出的硬道理。这个道理，日后的雷日宝也必须懂得。
　　《中锋宝》的经验很重要，它写了“底层人”的生活，写了一个工人的苦难史，但它超越了泪水涟涟苦难无边的“底层写作”，将批判的视野投向了“底层的陷落”——普通人身份转变之后的堕落并不比权贵逊色，他们几乎没有底线。这是《中锋宝》的一大贡献。我对小说稍有不满的、也是当下小说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小说写得太实了，没有天空与大地之间的东西。《中锋宝》在这一点上也有问题。
　　
　　三、守护人类的普遍价值
　　
　　我认识叶舟的时候，他是一个诗人。他的家在兰州叫作“一只船”的地方。这个诗意无比的故乡，太适合诗人了。但那时的叶舟好像正浪迹天涯居无定所。他曾到张承志写作过的房间去写作，曾在漆黑夜晚的大街上狂喊“没有人比我更懂得张承志”，也曾在校园面对黄河独自朗诵《北方的河》……。1993年1月16日的《兰州晚报》，发表了叶舟的《永远的张承志》，我曾为这篇感人至深的文章流下了热泪。我知道，一个热爱张承志到如此地步的人，日后必不同凡响。
　　现在的叶舟不同凡响。他不仅是个诗人，同时是一个出色的小说家。这些年来，我先后读过他的《目击》、《羊群入城》以及煌煌两大卷的《叶舟小说》，并将《目击》选入我编选的2008年中篇小说选。叶舟的小说是心在云端笔在人间的小说，是丽日经天惊雷滚地的小说；他的小说有诗意但更有关怀，他的关怀不止是人性、人物命运或技巧技法，更重要的是他在追问、质疑、批判中有终极关怀。这个终极关怀，就是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守护。现在，我们读到的这篇《姓黄的河流》就是这样一部小说。
　　《姓黄的河流》在结构上层峦叠嶂迷雾重重。它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叙述者艾吹明与妻子迟牧云的婚姻危机；一条是德国人托马斯·曼——李敦白扑朔迷离的家世和命运。国人的婚姻危机是辅线，德国人的家世是主线；国人的婚姻危机虚伪而混乱；德国人的家世深沉而苦难。当然，这不是妄自菲薄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叶舟在这里无非是讲述两个故事，在比较中表达人性中最珍贵、高贵的情感和情怀，并藉此传达他对人类普遍价值的理解和守护。衣衫褴褛的李敦白一出现是在黄河边上，他要自己修一只独木舟，然后顺着黄河一直漂下去。他要用黄河水洗去姐姐的罪恶。姐姐因一个梦靥诬陷了舅舅沃森强奸了她，舅舅沃森为此进了监狱；姐姐良心发现，与母亲到警察局作了供述洗清了沃森的不实之罪。母亲请求沃森原谅当初一个孩子的错误。这时的舅舅没有因这个奇耻大辱怨恨姐姐米兰达：“沃森吻了一下米兰达的面颊，居然趁米兰达不注意时，一把抱起了米兰达，扛在肩上，雄赳赳地回了家。任凭米兰达怎么哀告，沃森不肯丢手，唱着歌，将米兰达扛进了家里。”当然，故事远没这么简单。事实上，沃森舅舅正是他们的父亲。在纳粹“驱犹”的日子里，沃森的父亲母亲被撵进了克拉克夫集中营。年幼的沃森被纳粹巡逻队带进了“儿童戒护所”。在“儿童戒护所”他认识了比他大两岁的女孩克拉拉，他一直叫她姐姐终身未改。姐姐是“纯种”的德国人，只因做大学教授的父母叛变了纳粹被枪杀并做成了“标本”。为了保护沃森，姐姐主动委身于一个五十多岁的戒护所长受尽屈辱和苦难。战后，沃森和姐姐克拉拉分别了十年，他一直在寻找。但是，当他找到姐姐的时候，克拉拉居然有了丈夫，这个丈夫就是那个“日尔曼”所长瘫痪的儿子，是作为“人质”留给克拉拉的。克拉拉说：“这小伙子人不错，乐观，阳光，积极。……和我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三年后，那个老纳粹没有找到克拉拉要的东西，从城里返回的路上被昔日戒护所同僚发现，为赏金被报官抓进了监狱。缓慢的审查三年未果，老纳粹自知恶贯满盈，等待他的只有死在狱中或枪决。于是他越狱了。当克拉拉问他回来的理由时他说：“我是来给你和你的诗歌谢罪的。”半夜时分他在黑森林用一根绳子吊死了自己。这时的克拉拉可以离开黑森林去寻找沃森了，但老纳粹的病儿子怎么办？她去了教堂，表示愿意照顾他，并用了婚誓的誓言。于是，克拉拉就这样成了这个老纳粹儿子徒有虚名的“妻子”。沃森与姐姐相聚，老纳粹的儿子修改了遗嘱，愿意将克拉拉“纯洁无暇”地还给沃森，并将这里的一切归于克拉拉和沃森。当然，此后就有了米兰达和托马斯·曼……
　　这个故事不仅千回百转九曲回肠，重要的是叶舟借用这个故事表达了人类应该恪守的基本价值。无论是沃森还是克拉拉，他们都饱受苦难和屈辱，但他们不是以恶报恶以怨报怨，而是以高贵的无疆大爱处理了那些难以逾越的万重关口：他一次次地化解了仇怨，一次次地筑起了爱意无限的高原。与艾吹明与妻子迟牧云虚伪的婚姻相比较，那就是天上人间。这当然是叶舟对异国文化和文明的一种想象，但在我看来，这个故事无论发生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叶舟发现了在红尘滚滚心无皈依的时代，还有这样的故事和讲述的可能。因此，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姓黄的河流》是一个奇迹，尽管它难以改变我们面对的一切。但是，无论哪个时代，只要有高贵和诗意的声音在隐约飘荡，我们就有勇气朝向那个方向——让我们一起祝福李敦白吧，祝他早日抵达他的彼岸……
　　鲁敏的《惹尘埃》，是一篇书写都市生活的小说。年轻的妇人肖黎患上了“不信任症”：“对目下现行的一套社交话语、是非标准、价值体系等等的高度质疑、高度不合作，不论何事、何人，她都会敏感地联想到欺骗、圈套、背叛之类，统统投以不信任票。”肖黎并不是一个先天的“怀疑论者”，她的不信任源于丈夫的意外死亡。丈夫两年半前死在了城乡交接处的“一个快要完工、但突然塌陷的高架桥下”，他是大桥垮塌事件唯一的遇难者。就是这样一个意外事件，改变了肖黎的“世界观”：施工方在排查了施工单位和周边学校、住户后，没有发现有人员伤亡并通过电台对外作了“零死亡”的报道。但是死亡的丈夫终于还是被发现，这对发布“零死亡”的人来说遇到了麻烦。于是他们用丈夫的电话给肖黎打过来，先是表示抚慰，然后解释事件：“这事情得层层上报，现场是要封锁的，不能随便动的，但那些记者们又一直催着，要统一口径、要通稿，我们一直是确认没有伤亡的”；接着是地点，“您的丈夫‘不该’死在这个地方，当然，他不该死在任何地方，他还这么年轻，请节哀顺变……我们的意思是，他的死跟这个桥不该有关系、不能有关系”；然后是“建议”：“你丈夫已经去了，这是悲哀的、也不可更改了，但我们可以把事情尽可能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可不可以进行另一种假设？如果您丈夫的死亡跟这座高架桥无关，那么，他会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死在其他的什么地点吗？比如，因为工作需要、他外出调查某单位的税务情况、途中不幸发病身亡？我们想与你沟通一下，他是否可能患有心脏病、脑血栓、眩晕症、癫痫病……不管哪一条，这都是因公死亡……。”接着还有“承诺”和巧妙的施压。这当然都是阴谋，是弥天大谎。处在极度悲痛中的肖黎，又被这惊人的冷酷撕裂了心肺。
　　但是，事情到这里远没有结束——肖黎要求将丈夫的的随身物品还给她，钥匙、手机、包等。当肖黎拿到丈夫的手机后，她发现了一条信息和几个未接的同一个电话。那条信息的署名是“午间之马”。“肖黎被‘午间之马’击中了，满面是血，疼得不敢当真。这伪造的名字涵盖并揭示了一切可能性的鬼魅与欺骗。”正是这来自于社会和丈夫的两方面欺骗，使肖黎患上了“不信任症”。不信任感和没有安全感，是当下人们普遍的心理症候，而这一症候又反过来诠释了这个时代的病症。如果对一般人来说这只是一种感受的话，那么对肖黎来说就是切肤之痛了。于是，“不信任症”真的就成了一种病症，它不止是心理的，重要的是它要诉诸于生活实践。那个年过七十的徐医生徐老太太，应该是肖黎的忘年交，她总是试图帮助肖黎开始“新生活”，肖黎的拒绝也在意料和情理之中。落魄青年韦荣以卖给老年人保健品为生，在肖黎看来这当然也是一个欺骗的行当。当肖黎勉为其难地同意韦荣住进她的地下室后，韦荣的日子可想而知。他屡受肖黎的刁难、质问甚至侮辱性的奚落。但韦荣只是为了生活从事了这一职业，他并不是一个坏人或骗子。倒是徐老太太和韦荣达观的生活态度，最后改变了肖黎。当徐老太太已经死去、韦荣已经远去后，小说结尾有这样一段议论：
　　
　　也许，怀念徐医生、感谢韦荣是假，作别自己才是真——对伤逝的纠缠，对真实与道德的信仰，对人情世故的偏见，皆就此别过了，她将会就此踏入那虚实相间、富有弹性的灰色地带，与虚伪合作，与他人友爱，与世界交好，并欣然承认谎言的不可或缺，它是建立家国天下的野心，它是构成宿命的要素，它鼓励世人对永恒占有的假想，它维护男儿女子的娇痴贪，它是生命中永难拂去的尘埃，又或许，它竟不是尘埃，而是菌团活跃、养分丰沛的大地，是万物生长之必须，正是这谎言的大地，孕育出辛酸而热闹的古往今来。
　　
　　“惹尘埃”就是自寻烦恼和自己过不去吗？如果是这样，这篇小说就是一部劝诫小说，告诫人们不要“惹尘埃”；那么，小说是要人们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吗？当然也不是。《惹尘埃》写出了当下生活的复杂以及巨大的惯性力量。有谁能够改变它呢？流淌在小说中的是一种欲说还休的无奈感。而小说深深打动我们的，还是韦荣对肖黎那有节制的温情。
　　
　　
　　
　　四、生活深处还有什么
　　
　　南飞雁的《灯泡》写了一个“黑嘴”，“黑嘴”穆山北这个人物似乎在哪见过——或许就是我们自己。大学一毕业就觉得天降大任了，遇事总要较真，特别是对那些约定俗成或“潜规则”的事务。因为年轻，总是用理想主义的方式对待所有的事情。在那些昏暗的事务之间，年轻人非常容易成“灯泡”照亮世间的隐秘。穆山北就是这样一个灯泡。穆山北与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阎真的《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是一个谱系中的人物。池大为毕业后坚持做一个“清流”，但多年稳定在科员的位置上得不到提拔。世俗世界有巨大的耐心和改造的力量。池大为最终妥协了，也终于被提拔为“局长”。池大为是穆山北的前辈，他们的青春经历也大体相似。不同的是池大为只是不合作，而穆山北则变本加厉，是一个人见人怕的“黑嘴”。他们相同的是没有领取进入社会的“通行证”或“准入证”。在黑格尔那里，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决定了你在多大程度上进入社会。同理，如果你对社会意识形态置之不理置若罔闻或明目张胆地抵制，那就意味着你永远进入不了这个社会。在查尔斯·泰勒那里就是“承认的政治”。你认同了社会的意识形态，就意味着迟早被“承认”，反之亦然。
　　穆山北终于有了出头之日，终于有了让岳父、妻子和自己都有盼头的好消息——四十岁的他就要当科长了。但是这个消息总给人一种悲怆或悲凉的感觉。虽然在穆山北看来，“儿子挺争气、老婆有本事，自己呢，总算也提拔了。如果晚上老婆能再爆个腰花，老丈人能开瓶二锅头，那他的日子就更好过了。”当年那个生机勃勃充满理想和正气的“黑嘴”年轻人不见了，世俗社会就这样又多了一个过日子的人。大概从王蒙先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林震开始，我们经常与这样的“公务员”相遇。他们如出一辙又各有千秋。南飞雁是个青年，去年的《红酒》一出令人大惊。这个“灯泡”同样老辣得含而不露不紧不慢。正面地书写当代生活是一个作家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也表达着作家与这个时代的关系。南飞雁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的前景无可限量。
　　吴君一直在书写她的深圳。我们不知道这个辉煌又驳杂的城市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知道的是吴君一直在深处打捞她的故事和人物，《菊花香》中的主人公仍是一个外来的打工者，王菊花就要三十岁了还是单身一人。这时王菊花的焦虑和苦痛主要集中在了情感和婚姻上。工厂里不断涌入“80后”或“90后”新的打工妹，这些更年轻的面孔加剧了王菊花的危机或焦虑。这时的王菊花开始梦想有间属于自己的宿舍，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空间。王菊花不是城里的有女性意识的“主义者”，也不会读过伍尔芙。因此她要的“自己的一间屋”不是象征或隐喻，她是为了用以恋爱并最后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为此她主动提出到公司的饭堂只有一个女工的地方上班，这样她便可以有间单人房间了。尽管是曾经的仓库，被王菊花粉刷一新后，仍然让她感到温馨满意。“第一个晚上，因为兴奋，王菊花躺在床上睡不着，终于迷糊了过去，就听见有人轻轻转动门锁的声音。吓得坐起来，细听了，又不是。雨下了整整一夜，听着雨滴在废旧铁皮上发出的嗒嗒声，王菊花彻底失眠了。她在脑子里为这个地方重新作了布置：一个浅粉的窗帘，书桌上是一本日记。有时放在桌上，有时藏于枕下。封面一定要粉色或蓝色那种。写什么，她一时还想不出。上学的时候，她不喜欢读书，所以连初中都没读完。好多字现在也记不起了。写不写字无所谓，有了那样一个地方，自己的心就有地方放了。”就是这样简单的空间，让一个身处异乡的女孩如此满足。读到这里我仿佛感到读《万卡》时的某种情感在心里流淌。
　　这个完全属于王菊花个人的空间，不断有人过来打扰或是利用，甚至女工的偶像——年轻的老板也要利用这个简陋的地方进行特殊的体验。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只对房间感兴趣，而对单身女工王菊花视而不见。但王菊花对个人情感和婚姻有自己的看法。她最值得骄傲的是“我还是个黄花闺女呢。”她尽管“嘴上不说，可在心里她看不起那些随便就跟男人过夜的女工。过了夜如果还没结果，有什么意思呢。她有自己的算盘。别的优势没有，却有个清白的身体。作为女人，这是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她拥有的是无价之宝。有了这个，谈恋爱，结婚，什么程序都不少。”但是，可怜的王菊花就是找不到如意郎君，尽管老傅他们都说“谁也没你好”，这又怎样呢？寂寞而无奈的王菊花就这样身不由己地与老王走进了房间：
　　
　　不知过了多久，老王一张脸色变得惨白，酒也醒了，因为他见到了床单上那片细弱的血印。他拖着哭腔：“我不是过来给花淋水吗，怎么跑到这种地方了，天啊，这都什么年代了，你留个身子做什么呢，我看你是成心要害我啊！”他叫喊着滚下了床，跪在地下磕头，求王菊花饶过他，不要说出去，不然，明天一早，老板就会叫人把他赶出工厂大门。
　　
　　面对王菊花曾经的处女之身，守更人老王居然表达了莫名的厌恶。这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菊花香》已经超越了我们谈论许久的“底层写作”。她写的是底层，是普通人，但关注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的这一题材大多注重生存困境而难以走进这一群体的精神世界。《菊花香》对女工情感世界的关注，使这一作品在文学品格上焕然一新。
　　鲍十的《生活书·三合屯记事》，是对童年记忆的书写。小说创作从本质上说都是对记忆的书写。但是，作家记述了什么，为什么写了他选择的那部分，就大不一样了。鲍十讲述的大多是“文革”前的故事，那时的三合屯还是一个前现代的乡村社会，农民的生活平静得一如东北大平原，旷日持久波澜不兴。但是，就在这貌似平静的生活中，仍有惊涛骇浪涌起。那个让人心疼又可怜的小薇，从小死了母亲，十六岁时为人续了弦；老林头莫名地上了吊；家祥媳妇，因为弄撒了一碗苞米面就喝农药自杀了；还有高凤兰，当时三合屯最好看的姑娘，为了有个城镇户口，居然嫁给了镇上的一个傻子，几年后，她又用耗子药把傻子给药死了，结果被判了死刑……。在作家的记忆里，三合屯并非是世外桃源，生活并非一成不变。从萧红的《呼兰河传》到《生活书·三合屯记事》，历史几近百年，但东北大平原仍然是一种超稳定的生活结构。这既是一种历史叙述也是一种当下书写。我们究竟怎样判断生活和历史呢？这显然不是好或坏能够表达的。历史是这个样子，当下当然也如此。我感兴趣的是鲍十客观的历史态度——对过去，他怀恋，但不是夸张的怀旧。不是因为今天的生活有问题，便因此失望、不满而“结构”出另外一种历史。更重要的是，鲍十用他的方法本质地再现了那个时代乡村社会的生活气氛，那是一种缓慢的、日复一日像平原一样无边寂寞的生活，既没有刻骨的抱怨当然也没有无边的奢望。在不急不躁不温不火的讲述中，真实的乡村生活就这样复活了。
　　
　　
2011-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