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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中国崛起的轨迹:想象的与真实的
作者:马勇
关于中国的发展可能给世界带来很多问题的讨论非常之多,反过来想的也不在少数,认为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希望或机会。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好像全世界都陷入困境,惟有中国一枝独秀。因此,近代以来一直比较边缘化的一个看法——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状态——逐渐成为主流。
其实,这个看法是不对的,今天许多人并不知道一个真实的近代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近代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不像后来讲的那么复杂,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都是后来加上去的。近代中国的问题就是西方世界要东来,中国要走向世界。西方世界东来是因为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改变了西方的面貌,也给中国带来非常强烈的刺激,导致产生了很不一样的社会状态。
中西文明的接触并不必然导致冲突
“五四”前后,梁漱溟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文明原本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系统,假如不是西方的变化,不是工业革命,不是大航路的开辟,中国与西方不会接头,中国文明完全有可能长此终古,静静地温馨地发展下去,可以发展得更精致。梁漱溟的这个判断是对的,近代中国的全部问题确实都是西方势力东来引发的。
西方势力东来的背景就是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使得西方社会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一定会向外寻找市场。恰恰在这个时候,地理大发现、蒸汽技术的发明、新航路的开辟,几个很重要的因素聚集到一起,使得西方寻找到中国这样一个保持着纯粹农业文明的市场,很自然地将中国卷入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使之成为世界一体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中西两种伟大的文明,就在这个时候走到了一起。
中西文明的接触并不必然导致冲突,两种文明在接触的最初阶段并不是敌对关系。研究明代中晚期中西文明交往的过程,我们很容易发现东方文明接触西方文明后并没有多少尴尬或不适应,就像几百年前中国人面对佛教文化,或更早时候黄河流域的中国人面对蛮夷文化、岭南文化一样,没有障碍。儒家的教导是“一事不知以为耻”,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知”或“不会”对中国文明来说,都不是问题。“不知”、“不会”、“没有”,都不要紧,学习就是了,引进就是了,补充进来就行了。这就是中西文明接触之初的真实情形。
从文献上看,中西文明最早的接触是利玛窦、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促成的。按照一般规律,历史发生得比文献记录要早些。如果去了解东南沿海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当时中国人用仿造手段模仿英国纺织产业,就会发现中西之间的交往应该提前到徐光启、利玛窦之前很多年。
我们过去不太容易理解明代中晚期的思想异端,因为单纯从中国思想发展脉络看,无论阳明心学及其后学如何异端,都很难发生黄宗羲的“非君”思想,李贽的个性主义、女性解放、男女平权,更不太可能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发生顾炎武的地方自治思想。这些思想与传统相比,无疑具有异端性格,没有办法为他们找到思想源头。其实,仔细排比明代中晚期相关史料,就应该承认,这些思想大约都与西学东渐有关,与中国人在公海,在域外的交往有关,因为有些思想未必真正进入了中土。这些思想不会是无端发生,不会是无源之本,一定有其思想的源头。
在明代中晚期中西交流中,最主要的肯定是贸易。贸易的交往是西方势力东来的主要目标,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社会,长时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非常精致的农业文明,但是,农业文明就是一种自然经济,自给自足,无需外求。因此,明代中晚期的中国农业社会面对西方过量进入的工业品,尤其是纺织品,根本无法吸纳,对于最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来说,简直就是不需要。于是,中外之间合法贸易渠道非常少,而非法的贸易管道渐渐形成,越发兴盛。这个非法却兴盛的贸易管道,多少年来一直被解读为倭寇,倭寇实际上做的就是中西之间的贸易走私,甚至是武装走私。
明代中晚期中西文明接触的历史表明,中国面对西方并不自卑,也没有惊慌,中国文明只是在已有的农业文明基础上做加法,增加一个工业的或商业的文明而已。中国人不会走向一种例外,一定会面对西方慢慢改造自己,就像过去几百年面对印度佛教改变自己一样。
大清皇帝为何拒绝通商
然而,中西之间的这种文明交流并没有持续下去,明清易代,打断了中西文明交流。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满洲人来自周边,这个族群与中原文明接触的时间还很短,在文明的程度上,还处在尚待汉化,或者说有待接纳华夏文明,有待“以夏化夷”的时期。从中国文明过去几千年、几万年不断扩大自己文明边疆的历史来看,周边族群不断加盟、内卷、内化,其实就是认同中国的主流文明,放弃非主流文明的过程。假如不是明清易代突然发生,地处周边的满洲人也一定会和其他周边族群一样,在与中原文明长期交往中内卷、内化,进而加盟。
相对于中原文明,满洲人的文明形态自然落后,而且由于满洲人的人口总数没有办法与中原帝国已有人口总数比,满洲人虽然建立了对中原帝国的政治统治,但其内心的恐慌、不自信自然难免。满洲人入主中原之后最迫切的问题是完成自己的汉化,是巩固自己这样一个不太强大的族群对一个庞大帝国的政治统治。
现实的政治压力使满洲政治统治者无法兼及中西之间的文明交流,明代中晚期开始的中西文明交流在清代前中期确实中断了上百年时间,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在纯粹的精神文明领域,中国莫名其妙地走进了一个所谓的乾嘉时代,在中西贸易交往上,非法的贸易日益严重,使得合法的贸易问题多多。对于中国来说,形成巨大的贸易顺差;对英国人来说,继续下去几乎毫无可能,巨大的贸易逆差无法支持贸易的顺当进行。
当时所谓中西贸易其实就是中英之间的贸易。英国人替世界做着整个中国的生意,中国人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初级产品已经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有产阶级的最爱。欧洲上层社会的下午茶,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国物品在欧洲受欢迎的程度。
西方在英国商人的开发、培育下,已经能够大幅度吸纳中国物品,但中国市场不发育,中国人对西方工业品的冷漠,尤其是中国人缺乏消费能力和消费冲动,都让英国商人毫无办法。
为了解决中英之间的贸易失衡,必须将中国市场向西方开放,必须允许英国资本进入中国去开发市场、培育市场,提升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刺激中国人的消费冲动。过去三十年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是这样干的,近代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在乾隆大帝当政的年代,中国政府就是不允许英国商人进入中国,不允许英国资本去开发、培育中国的市场。
1793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他们的使命就是要与中国商量建立西方意义上的外交关系,相互要求、允许进入对方首都设立公使馆,允许商业资本自由进入开发市场,培育市场,进而解决中英之间的贸易失衡,让中英贸易健康发展。
两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成功之后,不会再怀疑英国政府和资本的诚意。如果那个时候和平地解决了贸易失衡,扩大进口,提升人民的消费能力,养成人民新的消费习惯,那么中国应该提前两百年步入现代社会,可以避免那么多的挫折,中国完全可以在和平的轨道上与世界一致。
然而遗憾的是,乾隆皇帝就是很傲慢地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他的理由很简单,你们英国人的那些东西,我中华帝国都有,不需要。乾隆大帝有什么依据这样说,他为什么会说英国的东西中国都有,不需要?
答案在于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传统中国,即前工业时代的农业中国,是一个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士阶层是传统中国的统治阶层,人数始终不多;商人阶层也不大,因为在传统农业社会背景下,政府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业资本受到遏制;至于手工业者,这个阶层人数不少,但他们自生自灭,也不在政府考虑范围内;最后一个阶层是农民,不过传统社会中的农民地位最低,他们是自然经济的创造者,也是享用者,他们不需要工业品,他们的一切用物都来自农业,他们以最低的生活方式苟且地活着,一代又一代。
时至今日,全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依然是“扩大内需”。全世界的资本家、政府,一直在做着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家普遍做过的梦:一个庞大的帝国,数亿人口,假如每个中国人穿一双袜子,那么英国纺织资本家就一定发大财。这个梦已经做了几百年了,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还是没有根本提升,消费习惯没有真正养成,消费冲动更没有激活。今天的中国人爱存钱,不屑于消费,其实不是中国人不习惯,而是一个等级的中国,将下层永远约束在下层。等级的消费使乾隆大帝非常坦然地告诉马戛尔尼,你们英国的那些工业品,乃至一切新鲜好玩的玩意,我大清的宫里都有,所以我大清不需要更多的。这才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的真正原因,与文明的冲突,与入乡随俗、三跪九叩的大礼无关,只与实际的物质利益有关联。
看看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世界名苑圆明园,可知乾隆大帝所言不虚,宫中对西洋一切好玩的玩意早都及时采购了,更多的也就不需要了。乾隆大帝的概念中,当然没有考虑到农工两个阶级,因为在皇上的意识深处,农工这两个阶级不需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有闲有钱阶级的玩意。所以,马戛尔尼试图通过扩大通商解决贸易失衡的思路,被乾隆大帝四两拨千斤予以化解了。
乾隆大帝轻松拒绝了马戛尔尼建交、扩大通商的建议,不愿就中英之间贸易失衡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讨论。乾隆大帝和那时的中国人普遍认为,你们欧洲人看上了中国的东西,进口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有买有卖,公平合理,至于失衡,与中国没有关系。很显然,那时中国人没有国际贸易的观念,不知道贸易失衡并不是单方面受害,而是影响正常的贸易,贸易顺差不是越大越好,顺差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是问题。
开放还是抵抗?大清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
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自马戛尔尼访华之后不到半个世纪,英国不法商人找到了鸦片去抵消贸易失衡,这被马克思称为“罪恶的鸦片贸易”。不过,“罪恶的鸦片贸易”毕竟也是贸易。鸦片很快将失衡的贸易拉平了,到了1830年代,鸦片贸易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财政,甚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到了这个时候,中国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究竟能不能接纳西方的工业品,能不能把中国市场开放出来。
从整个历史过程看,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面对西方资本冲击时采取了武装抵抗。日本面对西方资本,起初也抵抗,但很快就放弃,打开了国门,让外国资本进入。
1840年代,中国在鸦片贸易已经成为灾难的时候,毅然选择了抵抗,目标是要把外国资本继续拒之门外。然而,断断续续打了两年,中国告饶不打了,接受了城下之盟,签订了《南京条约》,同意开放五个口岸,改变先前广州一口通商的局面,让外国资本通过这五个通商口岸,去开发市场、培育市场。
《南京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是中国走上世界的开始,并不是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这个条约对中国的最大影响不是赔款,不是割让香港,而是五口通商。所谓五口通商,用今天的观点去理解,就是五个经济特区,而且是由外国资本开发、管理的特区。
短短二十年,五个特区带给古老中国近代的气息,西方的工业品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的欢迎,西方的文化也越来越让一部分中国人着迷。二十年后,中国在西方压力和自身发展需求下,不得不踏上现代化之路,对外放得更开,在中体西用口号下开始名正言顺学西方,这就是“洋务新政”,也是后来所谓的“同光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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