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名家印象记

管季超0712

小小说名家印象记

杨晓敏
来源：杨晓敏  


    申 平：
　　从故事里开掘生活本质
　　在当下的文学大家族里，一些具有良好文学潜质的小小说作家们，在经过多年的创作实践后，不仅在掌握小小说文体的艺术规律上愈加稔熟，能在字数限定、结构特征和审美态势上的整体把握到位；而且在创作上的有意味思考，即在选择题材、塑造人物和表现形式上，也彰显出个性化的自觉追求。可以这么说，小小说写作者通过长时期的勤奋努力，不懈地丰富着自身的文学储备，以弥补诸多先天不足，由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爱好者到作家的脱胎换骨般的蜕变，正为这一新兴文体的健康良性生长，注入了鲜活的元素。
　　小小说写作易写难精，却有着入门容易出门随意的便利，才使更多的人从单一的文学消费者转化为文学创作的参与者。“文化中产阶级”的形成，必将会冲击且抬升国人整体的生存意识和认知社会的强势思维。虽然在成千上万的小小说写作者中，大多数人依然只能以粗疏的文字来编织故事，不属于真正文学意义上的“作家”，但毕竟有数十名凤毛麟角的小小说作家以自身数质兼优的创作，稳步进入经典写作的行列，在更大范围内被认可的同时，也调节、改善着小小说的质地。小小说和长小说悄然接轨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于同样具备了大众化写作和精英化写作的本领。这些代表性作家和优秀作品所折射出来的才华，以及对社会、人生、文学的深层理解思考，即使和从事别样体裁、文本写作的同行比较，也不逊其后。
　　20年前，因为编发一篇叫《摔跤》的小小说，申平便成为我重点联系的内蒙古作者。《摔跤》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在“拨乱反正”时期，一位经“平反”复职的县委书记，在大沙滩豪兴大发，想和部下们一较身手，重新追寻当年的青春激情，谁知那些早已习惯于唯唯诺诺的随从们，一个个竟佯装不堪一击。叹息中他只能与邂逅的陌生小伙子较技，在被小伙子狼狈地侧身扛摔时，他满心期待着那个曾经萦绕心头的结局重现，谁知部下们见状一顿呵斥，小伙子即刻蔫了，瞬间变得瘫软如泥。他怅然若失，明白一场浩劫对社会风气、干群关系，乃至人们精神心灵上的戕害，已像毒素一样蔓延滋长，想消除殆尽，恐非一朝一夕之事。虽然这篇优秀的作品并未大红大紫，为读者所耳熟能详，然而作者在情节推进中体现出来的控制能力，语言表述上的个性化追求，却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众所周知，小小说这一新兴文体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尚处于襁褓期，远未形成独立的文体形态，更谈不上成熟理论的引导和规范。众多的小小说写作，只能蹒跚在实践探索的路上，无法摆脱短篇小说写作技法的窠臼以及认识上的局限，多有脱水干菜式的缩写。像《摔跤》这样的小小说，作者在字数限定、特定环境的选择、典型人物的形象塑造以及主题思想的开掘上，自觉兼顾于一体，尤显难能可贵。可以说上世纪８０年代出现的“小小说专业户”的写作，之于小小说文体创新是有开拓、奠基意义的。《摔跤》的成功，使申平的小小说创作有了良好的开端，在此后不长的时间里，他果然不负众望，连续写出了《红鬃马》《草龙》《古坛》《通灵》等作品。仅从题目上即可看出，这些小小说携带着浓郁的传奇意味，令读者怦然产生出难以拒绝的阅读期待。申平早期的写作，是有意把可读性摆放在首位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旷野，野性贲张的骏马，游牧民独特神秘的帐篷生活等等，给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
　　能把故事、尤其是传奇故事讲得一波三折、九曲回肠、跌宕起伏又不纯粹猎奇，不能不说是写作者能赢得读者青睐的一种有效手段。虽说它多少含有一些取巧的成分，但事实上有不少小小说写作者成功地徜徉在这条捷径上。有此顿悟的申平深谙此道，通过近些年在南方的生活打拼，对文学的理解愈加成熟。他说，故事与小说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为了故事而故事，后者是故事后面有故事——回味无穷。现实生活中会有不同的故事，而要成为小说，则需要作家在生活中提干货、取精华，在故事这个“庙”里，适当造出一个“神”来。我以为作者所说的这个“神”，实际上就是它的“立意”。近几年作者之所以佳作迭出，能跻身于一流的小小说作家队伍，自然和不俗的创作观念有关。《头羊》是申平荣获过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的佳作，它叙述了一个人与动物相处相离的怨艾故事。与早期的同类作品比较，《头羊》不再是简单地以猎奇式的结构来刺激读者的眼球，而是对主人公羊倌狭隘的生存姿态进行一层层地剖析，把卑劣人性中的短视、阴鸷、欺诈摊开，供人思索。《人威》属于有亮色的作品。人类充分利用自身的优长和想像力，对侵犯的兽性进行抗拒、讨伐和“施教”。此类题材极易极端化处理，作者却偏执于智力资本的运用，既不伤害凶残的野生保护动物，又有效地动用“高招”来保护自身的利益。《记忆力》则是一篇曲径通幽、以点显面的范文，一个人用一辈子的努力，依然未能脱净少年时代的一记污点，着实让人对俗世喟然长叹，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袭上心头。
　　小小说的剪裁取舍间极有学问，在千把字的篇幅里何处写意、何处泼墨大有讲究。申平的《猎豹》就一反常态，并不叙述猎豹的过程，而是侧重在“结果”上做文章，渲染得悬念四起，有声有色。围绕着一张豹皮的处理意见、方式和态度，让个别干部败类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诠释着今天仍有“人性恶于豹”的阴暗一面。《谁能打我耳光》是一篇“新官场现形记”，让按摩女来惩罚、教育干部，令人啼笑皆非之余，才会体味到它绝妙的讽刺效力。申平的语言工稳而富有张力，常有“传神”“点睛”之笔，笔下人物个性鲜明，读后令人挥之不去。
　　
　　非 鱼：
　　奇思妙想的女性写作 　　
　　小小说文体究竟能走多远？或许要取决于两个必要的生存条件：一是小小说能否不断有经典性作品问世，以此来锻造和保证它独具艺术魅力的品质；二是在从者甚众的写作者中，能否不断涌现出优秀的代表性作家，来承担和引领队伍成长进步的责任。只有这样，小小说才会像一句广告词所说的那样：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毫无疑问，作家是作品的首要生产力，当那些像蝌蚪一样的文字在纸上或显示屏上跳动游移时，因为作家的素养和境界不同，所以便组合出了异样的文章质地。立意的深浅，技巧手段的熟拙，品位的高下，透过文字各自呈现出它的本来面目。现在是信息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作品的市场价值基本上反映着它的艺术价值。因为在现代开放型的文化市场里，不仅普通读者的审美鉴赏力有大幅提升，期刊、报纸、出版社等媒介融入了激烈的竞争机制，而且对作品优差的判断和裁决，市场从根本上也无法回避研究机构和专家权威的影响。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的艺术追求，把小小说创作领域的梯次结构，划分得清晰明朗。作为新锐人物，２００６年春天，女作者非鱼参加“龙湖笔会”之后，开始走上专事小小说写作的旅程。在不长的时间里，之所以能成为脱颖而出的后起之秀，是因为作者和那些具有良好文学潜质的同行一样，出手就能站在较高的起点。处子秀《王小倩的腰》写得意味深长，女主人公凭借聪明才智，在举手投足间就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作者观察生活的能力，塑造人物形象的本领，显得缜密细腻，游刃有余。非鱼有着健全的知识结构和善于形而上思辨的头脑，在选材、立意和语言表达上，都体现出别出心裁的独特个性，尤其在编织故事上，能把形式上的形象思维和内在的逻辑思辨调理得并行不悖，从不局限于女性情感写作的视角。或针砭时弊的《楼前有块地》，或开掘人性的《逃》，或调侃生活的《桃梦》，或关注民生的《缝山针》等等，什么都敢写，什么都能写，笔触所及，多成佳品。
　　由于小小说的易写难精，致使不少作者只能以数量取胜，动辄就以发表上千篇为荣。量是厚度，质是高度。其实也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然而要衡量能否成为“代表性作家”，恐怕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数质兼优”才行。当下的小小说写作，单纯凭借一篇作品获奖，刊物出一次作品小辑，或者出版一本个人集子，已不能确定作者的领先地位了。非得靠长时期高水准的写作，才能跻身于一流作家的行列。２００６年底，非鱼发表了《荒》，不仅幸运地有了自己创作的“巅峰之作”，而且在圈内外备受青睐，年度内获奖、选载和热点研讨接踵而至。《荒》的结构奇崛，题旨宏大，语言叙述张弛有致。作者把政治、社会、人生、环境等重要元素糅合在一起，反诘着振聋发聩的古老命题。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现代文明中所如影相随的腐败、邪恶、贪婪、惰性、狡诈等，何以周而复始滋生不息，人类对自身的戕害，又给自己带来多少惶恐和惊惧，一种精神上的空虚几近令人崩溃，无处可遁。在不到２０００字的篇幅里，作者能滴水见太阳，敢于作针尖上的舞蹈，以精微的刺绣，绘出一幅人类进化的缩影。这篇作品的发表，给作者带来荣誉的同时，也激发了她更强烈的创作欲望以及写作上的自信。
　　此后的时间里，非鱼以充满奇思妙想的写作姿态，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类似“实验性”的作品。《忧伤远逝》写人的气质风度，叙述中调整人物关系的视角，阐释着自尊自信的重要性，语言有轻喜剧风格，沉郁中不乏幽默。《幸福生活》是一曲底层人物的礼赞，把平民百姓庸常的日常生存状态，刻画得声色毕现，有滋有味。《拯救》置主人公于生死关头，让浑噩的灵魂复苏觉醒，在自我救赎中绽放出高贵的花朵。新作《如果这样》更像一个哲思小品，颇具哲学意味。一个日渐衰老的人回忆咀嚼往事时，竟发现在自己人生的一连串重要关口，都出现了选择错位。正是因为这些麻木不堪，才使自己一生庸庸碌碌、平淡无奇。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那首著名的《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为什么会这样呢？是惰性使然还是与懦弱的个性有关，或许每个人读后会有一番思忖。
　　近３０年来，小小说成功地在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打开了大众文化的通道，之于文化市场的介入与渗透，悄然改善了多元的格局。小小说以民间生存的方式，营造的文化现象正被社会各界关注，琳琅满目的小小说精品既被阅读者耳熟能详，又被专家学者专事研究收藏。在庞大的业余的小小说创作队伍中，尽管昙花一现者有之，浅尝辄止者有之，见异思迁者有之，心有余而力不足者有之，但这支前赴后继、持之以恒的群体却从未涣散过、颓废过，浪淘尽，风雨后，毕竟形成了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队伍的中坚力量。
　　周 波：
　　探寻人性深处的律动 　　
　　岱山县四面环海，被无垠的波浪平静或者喧嚣的日夜簇拥入怀。一个只有数万人居住的岛屿，却汇集起四五十人的文学创作队伍，在星罗棋布的舟山群岛显得格外与众不同。这一拨儿热爱文学的人在工作、生活之余，写诗歌、散文和小说，注意吸纳外界的文化、文学信息，再经过咀嚼、消化和自身天赋才华的创造，注入鲜明的地域环境色调和文学元素，演绎成夹杂着海腥味儿的作品，从这个伫立于海天苍茫中的偏僻一隅，辐射到四面八方的《诗刊》《百花园》《青年文学》《小小说选刊》等阵地发表，不断引起读者的关注。周波是其中的一员骁将，连续出版了三本小小说集。如果说这个文学群体的成长有着不可或缺的人为努力的话，那么周波以其有成就的写作和个性感染力，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周波有着研究生学历，又长期在仕途上行走，认识生活的能力自然得天独厚。然而小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体，自有其内在的艺术规律，周波初始写作时，依然显得彷徨且笨拙。第一本《行走的沙粒》，大多是一些仿制的情感类小品，离作者想要达到的“具有独特艺术追求的精品佳构”相差甚远。如何才能在创作上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聪明的周波联想到了自己的职业——官场种种。他认为官场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集中体现，虽然前人多有深度表述，但身为基层官员的自己同样有着切身体会和敏锐观察。《头条新闻》《送礼》《失眠者》等“官场”作品的相继发表，很快得到外界的认可和好评，使作者的小小说写作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期。
　　一个县的新闻报道员，如何围绕领导的意图和本县的经济发展开展工作，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在《头条新闻》里，作者可谓深谙此道。报道员和市报编辑之间的巧妙利用与默契，使媒体之于社会生活互动得珠联璧合、天衣无缝。整个过程貌似轻描淡写，只不过是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发了一篇头条文章，酬谢无非是“下次来时请你下县里最好的馆子”的诱惑，实则是掩藏着心思缜密的布局。正因为那个头版头条报道的及时出现，才使县长在众多同僚们的激烈竞标中，不动声色地让省厅把上千万元的海塘建设资金送入囊中。小小说写作之所以讲究巧劲，亦是对作者智力开发提出的极大考验。谁都会提出问题，谁都想达到目的，人们在认识论上没有太大的差异。真正难得的是，你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克服困难的路数在哪里？所以，方法论才应该是“芝麻开门”的金钥匙。周波说他写“官场”小小说，不愿让读者一览无余，喜欢探究深层次的原因，比如涉及人性方面的思考和批判。
　　生活素材和写作经验的有效积累，是一个有作为的作家创作出好作品的必要条件。人生有生存体验和心理体验两种感受，无论耳闻目睹还是酸甜苦辣，一旦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最讲究的还是它有无丰富的想像力。感性之于理性，持重之于浪漫，生活之于艺术，惟有互补互动，相得益彰，才能心有灵犀，各臻其妙。在千把字的篇幅里，作者的文化素养和写作才华展现无遗，容不得一点儿投机。在近几年的时间里，周波由于不间断的阅读和思考，在选材、立意、表现手法和语言叙述上的自觉追求，逐渐使自己摒弃、摆脱了早期“摹写”的痕迹。一种犹如提速式的进步，使他很快跻身于小小说领域新一代优秀写作者的行列，令人刮目相看。
　　周波近期的新作《太阳很刺眼》，开始窥及生活内在的潜流涌动。学校一场火灾，人们皆露悲戚之色。只因一位老师依然微笑如故，在查案无果时便被无端猜疑升级，最终职业不保，只能微笑着“离去”。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似乎多呈平面状，在思辨能力和智慧量级上更是有待提高。所以汶川地震时一个致残少年“我要喝可乐，冰镇的”声音，一个儿童在担架上的稚气敬礼，曾让我们多少人破啼为笑，忍俊不禁。面对灾难，哭不是我们的惟一专利，有时一脸灿烂的笑靥，更能激发我们热爱生活的天性。这篇作品起码启示我们，这个世界上即便是庸常的日子，都蕴藏着复杂的内涵，认识生活需要有多维视角，才能够对它进行精彩和深度的解读。另一篇《程序》同样表现了一个生活中的黑色幽默。一个火灾现场的知情人，无限度地被相关的或无关的各色人等询问调查，疲于应付之余，自己好像成了那个“纵火犯”。作者透过这种题旨，传导着这样的喟叹，形式主义、盲从无作为的做法肆虐在生存领域中，令人惶恐疲惫。
　　小小说作为一种更适合大众参与写作和阅读的新兴文体，虽得不到体制上更多的直接关怀，却能在民间兴盛繁荣20年而生命力不衰，同样有着社会生活孕育的必然和强势的人为调节因素。一茬茬优秀的小小说作家浮出水面，一批批堪称佳构的小小说作品炫人眼目，在打造自己的文学地位的同时，也牢牢地吸引着大众的眼球。因为他们知道，在同样具有思想内涵、艺术品位和智慧含量的前提下，节省阅读时间就是对读者的最大尊重，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一次哪怕是简单的快乐，也令小小说写作者们乐此不疲。而一次次的快乐叠加起来，为我们的时代和平凡旅途平添了缤纷的色彩。
　　周波的小小说文笔流畅，感情丰沛，可读性强，注重含蓄内敛，一路款款道来，若故人品茶聊天。在结构中虽不追求大起大落的写意手法，却能在平静的叙述中，以洞穿世事的目光，一层层揭示着生活中的部分真相。长久坚持，必定会形成自己稳定而独具的艺术风格。
　　
　　东 瑞:
　　香港小小说领域的现任“掌门人” 　　
　　人生的成功，无外乎两种情况：第一种，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让自身的价值得到最充分的开发，这一观念为西方社会普遍推崇，观看好莱坞大片，经常可以嗅到“个人英雄主义”的味道；第二种，以自己的智力或物力资本，促成更多人的成功，同时在此过程中体现更高远的追求，这一理念比较容易受到东方国家尤其是主流思潮的欢迎。然而在芸芸众生中，真正凭这两种方式“成功”的，也只是少数，若两者兼而有之，便更是凤毛麟角了。放到当代文学界来看，既有非凡的创作才情名扬天下，又兼具公益事业心乐于助人，能够数得着的人物为数不多。在我看来，香港作家东瑞，应属其中之一。
　　东瑞，原名黄东涛，现任香港获益出版有限公司总编辑、香港微型小说学会会长、香港作家协会秘书长。东瑞是香港文坛的多面手，小说、散文、儿童文学、评论等多有涉足，他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创作，几十年笔耕不辍，出版各类作品集总计过百种，在香港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更为关注东瑞的小小说创作。据我所知，香港地区有成就的小小说作家达数十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刘以鬯、林荫和东瑞，这其中，东瑞创作勤奋而多产，先后出版了《尘缘》《都市神话》《逃出地狱门》《朝朝暮暮》《东瑞小小说》等小小说集十余部。作为一位成熟的小小说作家，东瑞有着较为自觉的文体意识，但在内容与形式上不拘一格，对他的小小说进行集中阅读，我们很难以某种风格或某类题材来对其创作进行观照，但细细品味，依然可以领略到他某些较为个性的创作追求。
　　东瑞早年一度生活在香港社会底层，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这使得他的小小说创作取材广泛，其中多以写实为主，具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性，如《八号风球下》《老屋》《她的爸和妈》《天王车站》等作品，就是一幅幅香港社会的“浮生百态图”。《八号风球下》是东瑞小小说代表作品之一。台风突然袭击香港，连夜批改作文的朱明生老师遭遇了木屋被泥石流卷走的悲剧，而深居别墅的富豪之子洪成平却在作文中大肆抒发八号风球下的兴奋情绪：不用上学，还可以欣赏到风暴来临时大海的雄壮气势和窗外的美好风景。这是一个有着复合主题的作品，社会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孩子的教育问题日益凸显，自然灾害与精神贫瘠同样可怕。在一千余字的篇幅里，作家独具匠心地将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面对台风，两种不同的人性展示，两种不同的命运结局，以强烈而冷酷的画面对比，给我们带来了心灵的震撼。这篇作品构思巧妙，立意新奇，曾入选多种权威选本，与刘以鬯的《打错了》、陶然的《美人关》等作品一起，代表着当代香港小小说的创作高度。
　　有人说，小小说是文学艺术的“轻骑兵”，指的是它能快捷、敏感地反映社会和民生热点，东瑞的很多小小说不仅直面生活，而且时代气息浓郁。如《９０分》中对“新移民”的同情，《大相片和小热狗》《豪客》对物价和房价问题的关注，《信箱》里关于网络流行对亲情的冲击，等等，都弥漫着强烈的现实穿透力和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
　　除了以现实为主的创作之外，近年来，东瑞也在小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上进行了多种尝试，如《古迹》中古今交织的大胆想像、《你还不满意什么？》片段式组合的巧妙运用、《一双绣花鞋》里多种叙述的混用与夹叙夹议的叙述话语等。总的来说，东瑞的小小说秉承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其创作与香港小小说的发展基本同步。不过，相比较文学创作的个人成就，东瑞对小小说事业的热爱，与他身上所体现的公益事业理想，更让人油然起敬。
　　十余年来，东瑞为香港乃至东南亚小小说的繁荣发展做了一系列成果显著的工作：１９９１年，他偕同夫人蔡瑞芬共同创办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至今出版《香港作家小小说选》等数十种小小说精华本或个人专集；由其主编的《青果》，在香港中学生中推广小小说阅读和写作，近年来又经常受邀到香港中小学讲座，使小小说成为香港中小学校推广文学欣赏与创作的重要文体；他关心提携小小说创作新人，为香港及东南亚诸多小小说作家作品集的出版尽心尽力，并欣然作序予以推介……以他在小小说创作上的孜孜不倦，以他为小小说事业所做的贡献努力，以他在东南亚华文小小说领域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称东瑞为香港小小说领域的现任“掌门人”，亦不为过。
　　２００７年５月，东瑞与夫人蔡瑞芬，还有来自异国新加坡的黄孟文、希尼尔，印度尼西亚的袁霓、陈德胜，马来西亚的朵拉、小黑，美国的穆爱莉等作家、研究者来到河南郑州，参加“中国郑州·第二届金麻雀小小说节”。会后回港，东瑞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随笔《来到金麻雀的故乡》，他说：“当我们看到一批批小小说作家从舞台远处向观众走来，踏上的竟是长长的红地毯，并挥手向我们致意时，身为同仁，同样感到自豪。”
　　
　　 朵  拉（马来西亚）：一个人的乌托邦 　
　　 算起来，最早与朵拉“打交道”，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小小说选刊》选发她的作品。其时只知道她是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名字很别致，像是两个音符，富于乐感，散发着蓬勃的生命活力。后来才逐渐获悉她的另外一些情况：原名林月丝，祖籍福建惠安，曾担任马来西亚棕榈出版社社长，出版过《行人道上的镜子》《桃花》《半空中的手》《魅力香水》《脱色爱情》《掌上情爱》等小小说集，以及中短篇小说、散文集多部，是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非常优秀的华文作家之一。
　　与众多女性写作者一样，朵拉的创作初衷源于诉说的欲望。她说：“苦无说话对象，于是开始写文章。”就是这种“说话”的需要，敦促她拿起笔来，将身边的人事与感悟融入文字。所以，朵拉早期的小小说创作保持着一种倾诉的姿态，而其多年的散文写作经历，让她的小小说吸收了某些散文创作的长处，情感细腻真挚，文笔娟秀如行云流水，且颇多生活哲意，甫一出现，便受到了广大青少年读者的喜欢。
　　“艺术创作者终其一生，始终不停地在书写的是心底里的追求和缺憾。”朵拉对文学创作有着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如果说“心底里的追求”是对生活“我要得到什么”的倾诉，那么“心底里的缺憾”，则是她在聆听生活、阅人历事之后产生的“我还缺少什么”的一种精神自省。这种从倾诉到聆听的角色转换，让朵拉的创作由主观延伸到客观，由自我的情感触发转而关注其她女性的心灵世界，她的小小说创作也随之步入成熟。《魅力香水》《脱色爱情》和《掌上情爱》三本集子，就是这一创作观念的最好诠释。光看书名就不难发现，朵拉的小小说对情感题材尤其是表现女性的情爱、婚姻状态方面有着执著的偏好，她笔下的女性形象繁多，或坚强或懦弱，或质朴或虚荣，或纯情或多疑，或雅致或平庸，林林总总，构建着一个属于她女性形象的“大观园”。《嗅觉》里的胡太太就是其中的一员，她对生活保持着一种特别的敏感，对别人的家庭婚姻状态有着天生的先知先觉，然而，当某些事情悄悄地在她的身边酝酿，她的“嗅觉”却意外地迟钝起来。在这里，作者故意制造出一种不和谐的、打破读者阅读平衡的艺术氛围，委婉地表现了部分女性过分依赖于自我的情感世界，事不关己时可以从容应对，而一旦身陷其中，就会对残酷现实变得麻木无知。文章有着对胡太太善意的嘲讽，但更多的则是对女性生活无奈的同情。在朵拉的小小说中，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面对各色女子，浅吟低唱的字里行间，时时凝结着作者丝丝的悲剧情愫和淡淡的批判意识，这份清醒，已经没有了对人倾诉时的激动失声，却是安静聆听后的无奈叹息。
　　除了写作，朵拉还有诸多才艺，画画、书法、园艺、茶道等等，无所不通。尤擅作画，上世纪80年代即投入水墨画创作，曾在多国联展。一个随缘的女子，一手写作，一手绘画，生活应该是左右逢源。但在现实中，朵拉自认为与庸常的人际交往有些格格不入，“见人和办事碰壁后，试图找一种主义来研究，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成长的方式，最后选择了女权主义。”所以，对女性命运的抗争和自由权利的追求，是她作品的一大特色。小小说评论家刘海涛说：“朵拉的艺术个性中最惹人眼目的是她始终如一、顽强执著地表现一种现代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真心实意地维护女性独立的人格尊严和生活阵营。”我也赞同这种评说，不过，阅读朵拉众多女性题材的作品，感觉她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女权主义者，她没有西方女权主义那样强烈的女性独尊倾向和女权膨胀意识。她笔下的女子，一方面有抗争，一方面又有自审，作家只是以自己的女性身份来辩证地探讨女性心理以及她们的生存状态。在她的小小说中，《自由的红鞋》和《不合脚的鞋》同样以鞋为题，同样写的是红尘男女之间的分分合合，不同的是，《自由的红鞋》写的是一个女性的故事，红色是一种诱惑，象征着女性所有的个性展示和自我解放，因为红鞋子的出现，婚姻失败。但在作品结局，朵拉这样描述这位喜欢红鞋的女子：“我耸耸肩，我想穿我喜欢的鞋子，不管那是什么颜色，不论它多么吃脚，那是我个人的事。”其不愿依附于男人而追求独立、追求个性自由的意识呼之欲出。而《不合脚的鞋》写的是一个男人的故事，恋爱中的男人陈立友为了迁就女友，买了一双自己不喜欢的鞋子，最后还发现并不合脚，决定“不要再委屈自己”，将鞋丢掉。也许，前一篇作品还可以看作是朵拉推崇女权的一个注脚，那后一篇作品，则是对这种矫枉过正的女性立场的一种反诘。其实也不难理解，朵拉是一个从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东方女性，如果单单以西方文化的女权主义来进行观照，显然还远远不够。
　　再回到朵拉对文学创作的阐述，她说：“开始写作是为了寻求听众……觉醒以后，文学创作是为了寻找自己的房间。”或许，这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最真实的朵拉。无论是倾听还是聆听，无论是女权的自由权利还是追求性别的真正平等，又或者是她的绘画里表现出来的对大自然由衷的热爱，到最后，都是她自己得以避世的一间房子，就像是她一个人的乌托邦，因为真诚，也就能够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200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