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三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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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三叹
刘再复



    我喜欢“阅世”这个栏目名字，所以编者辛智慧兄约请写点短文，我便答应了。

从小就接受“改造世界”的宏大理念，这一理念激发了我的乌托邦狂热与暴力革命崇拜。出国后，我万念归淡，头脑趋于冷静，便放下宏大理念，觉得世界难于改造，（但可以认知）。相应地，便觉得与其把人生界定为“易世”（改造世界），还不如定位为“阅世”，也就是说，到地球上来一回，主要的还是用眼睛看看世界，把人间当作一部大书，阅览体验一下，悲喜歌哭就在其中。所以我在《独语天涯》（此书由一千零一则悟语组成）的序言中写了这样一段：



    漂泊者用双脚生活，更是用双眼生活。他用一双永远好奇的孩子眼睛到处吸收美和光明。哲人问：小溪流向江河，江河流向大海，大海又流向何方？我回答：大海流向漂泊者的眼里。歌德在《浮士德》中说：人生下来，就是为了观看。真的，人到地球一回就是为了观赏大千世界与人性世界的无穷景色。所以，在我的远游岁月与独语天涯中，一直跳动着乔伊斯的这句话：漂流就是我的美学。



    观看中有时想要“呐喊”，呐喊不得，就只能“叹息”。出国二十多年，心事浩茫，叹息过许多回，前些天，还跟朋友讲起三件事，算是岁月三叹。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算是时代的“弄潮儿”，因讲“性格组合论”与“文学主体论”而“爆得大名”（胡适语），加上充当文学研究所所长，便成了风云人物。那个时候，世界属于我，地球仿佛跟着我旋转。我在《文学评论》（一九八五年第六期与八六年第一期）发表的《论文学主体性》，竟有十八家报刊转载，以致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而这之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性格组合论》则是该年十大畅销书之一，一连六版，发行量近四十万册。要不是钱钟书先生提醒我（他说：“别再印了，显学很容易变成俗学。”），那还会热闹下去。记得在上海举办的《性格组合论》新书发布仪式上，热情的读者差些把签名桌挤倒。在发布会的演讲中，听众高举我的名字（拿着我的书），而我则高举巴金的名字，说他的“真话集”是与民族共忏悔的黎明号角，祖国的新生就从正视历史错误（指“文革”）开始。所谓忏悔，便是确认自己进入了“共犯结构”，即共同制造了一个错误的时代，在错误的制造中自己也有一份责任。（不是法律责任，而是良知责任，我称之为“无罪之罪”）那时的上海真热情。前两年，为纪念上海文艺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我应邀写了一篇题为《上海，助我思想飞扬的上海》，讴歌上海乃是一座有灵魂的城市。

     从一九八六年到二〇〇九年，岁月流迁了三十三年之后，却发生了一件让我感慨不已的事。也是在上海，也是有关书籍的事。

    这一年，上海三联出版了我女儿刘剑梅的学术论著《革命与情爱》中译本（英文版已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由广州中山大学郭冰茹教授译为中文）。此事对于“国”是小事，而对于我们“家”却是大事。这年春天，剑梅在美国东部的马里兰大学东亚系任副教授，我在中部的科罗拉多高原上读书写作，父女分居两地，但都共同期待新书出版。没想到，一天早晨，我接到剑梅的电话，声音激动，还带着愤怒。她说：“爸，我收到《革命与情爱》的样书了。书出得挺漂亮，但把你的名字全抹掉了，抹得干干净净。不仅抹掉题辞（题辞为‘此书敬献给把我导入文学之门的父亲刘再复’）、序言（序文提到感谢父亲刘再复）里的名字，而且把我书中引用您的话，全改为‘父亲说’，把您的名字全删除了。学术论著怎么能‘父亲说’呢？完全不合符学术规范。我气死了，已写信给出版社，向他们提出抗议。”

    听了剑梅的“报告”，我并不像她那么“义愤填膺”，因为我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只是安慰她，特别提醒她千万不要把抗议信公开发表。倘若造成事件，一是有损一向支持我的上海的形象，整体上海，毕竟对我情谊深重；二是还可能影响北京三联出版我的作品系列。我所以不像剑梅那样愤愤不平，是因为我“阅世”多了，深知世界的性格本就是势利的。人们到处都在生活，都在为生存而挣扎而努力。而所谓“生存”，其实就是“困境”。二十世纪西方的天才作家（从卡夫卡到卡缪、贝克特）发现了“世界即荒诞”。用“荒诞”二字描述世界，一语道破了世界的真实，真了不起。且不说荒诞戏剧与荒诞小说有多么大的价值，仅“荒诞”二字，就太精彩了。而拓展卡夫卡传统的高行健，他的所有剧作，呈现的全是“困境”，包括生存困境、人性困境、心灵困境等等。其主题几乎可用“生存即困境”来表述。世界即荒诞，生存即困境，这两大判断，给我带来了许多清醒的意识。三十年前，上海高举我的名字，那是生存需求（尽管有好友的情谊在）；三十年后，上海抹掉我的名字，那也是生存需求。出版社也是人，他们也要生存。在困境中，上海的行为语言，前后虽天翻地覆，但都可以理解。所以剑梅选择“呐喊”，我则选择“叹息”——叹息一下世事沧桑、人情浮沉就可以了。世界本就颠三倒四，而且总是常有理。世界史既是悲壮史，又是荒诞史。从来如此，用不着“抗议”。



（二）



    我们这一代人（指在大陆生活的一代人）从青少年开始，政治意识就很强，事业意识也很强，但健康意识不强。到了美国之后，政治意识淡化了，健康意识则增强了。许多朋友为了身体健康，就努力“运动”，而我则多了一项健康机制，这就是“劳动”，天天都作些体力劳动。屋后的草园很大，我自己浇水、种菜、植树。头几年还是使用小型拖拉机割草，最近几年干脆用手推的割草机，这样比较辛苦，但可以流一身大汗，比长跑还好。我的体力劳动在美国朋友圈子里，颇有点名声，一九九八年举办“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在我家后院开了一次大型餐会，谈笑间就有朋友称我为“柯老农”（科州老农民）。“柯”字出自《射雕英雄传》中的人物柯镇恶（郭靖的师父）。朋友们说我虽无武功，但“躬耕毕竟英豪事”（陆游诗句），表扬我善于体力劳动并不亚于江湖英雄事业。

    自己也奇怪，为什么生性那么喜欢劳动那么喜欢干体力活。每天写作时，总是想着，快把这篇写完，好出去锄地或拔蒲公英。李泽厚与马文君大嫂，几次站在园边看我劳动，几次感慨说，没想到再复这么爱劳动，这么会劳动。

    对于师友关于读书写作的称赞，我总是婉言否认，唯有说我爱劳动、会劳动，却欣然接受。在社会科学院工作二十七年，我到山东劳动锻炼一年，到江西“四清”一年，到河南“五七”干校三年，整整五年全是干体力活。这之外还到工具厂三个月，到北京郊区九河渡大队三个月，也都是体力劳动。尤其是九河渡，那时它是北京郊区著名的“大寨”式先进单位，正在建设共产主义村落，这一样板村提出一个文学性很强的口号：“大干三个月，誓掉十五斤肉”。我响应号召，也给工宣队、军宣队表态，说“虽然我比较瘦，体重仅一百一十多斤，但也要起早摸黑，抢重活，流大汗，保证掉十斤肉，争取掉十五斤。”大战九十天后，我虽然仅掉七斤半肉，完成了一半任务，但还是受到工、军宣队的表扬。其实，我大学毕业后所参与的各次劳动，每次都受表扬，还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与“劳动标兵”（有的还被载入社会科学院的历史档案）。

    到了美国之后，我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发现一个问题：怎么在体力劳动中我总是受表扬、当模范、当标兵。而在脑力劳动中总是受批判、受警告，不仅被私下批评，而且被报刊批判，甚至被《红旗》、《人民日报》批判。这是怎么啦?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我选错了路，根本就不该做“劳心者”而应当做“劳力者”。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可能是在人生选择这个根本问题上出了差错。想到这里，便叹息不已，觉得上海把我的名字加以删除，不过是对我的惩罚：谁叫你当劳心者？！谁让你不拿锄头却拿笔头？你本是农家子，谁让你不去爬梯田却爬格子？谁让你和“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人终生为伍？谁让你天生一副直通通的心肠却要在一个弯弯绕的世界里说话写文章并那么固执地发出自己独立不移的声音。



（三）



    这个月（八月），我为一件事高兴了好久。凡有朋友来访，我都骄傲地问：“你知道我近日取得一项‘成就’是什么？”他们都很纳闷，再复这个人向来羞谈自己的成绩，今天怎么反常啦？但为了礼貌，他们还是猜着说，“是不是又出了好书？”“是不是在哪里发财了？”我摇摇头，然后兴奋地说：“我在书房里夹到了一只小老鼠。鼠夹仅放了一个晚上就夹到了。”朋友们连连点头，还问老鼠有多大。我说：比小指头还小一些。老鼠虽小，但用牙齿批判我的书籍，照样沙沙作响。

    为抓到老鼠而兴奋，从读小学时就开始了。那时，全国展开捕鼠运动，我创下了捕捉78只老鼠、呈交78条尾巴的记录，期末还获得“捕鼠英雄”的称号。奖状带回家时，妈妈满脸笑容。我感激妈妈，因为她为我买了一个老鼠夹，帮我抓了三十几只。“英雄事业”一半是她创造的。她知道，儿子要有出息，什么都不能落后。抓老鼠可关系到“操行”（道德）课的分数，关系到儿子的前途与命运。想当年，我抓老鼠还是有功利目的的，为了分数，为了成绩，为了奖状，为了前途。而现在抓老鼠则无目的，无动机，无所求，仅仅是为了睡觉的安宁，为了免于听到老鼠牙齿批判书籍的吵吵声。

    就在高兴的时刻，一位香港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北欧那位民主女战士又在批评你成了“歌德派”了，大约又在计较你说过“当下中国是自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来最强盛的时期。”这不是十年前就说过的话吗？不错，中国的社会问题虽多，但用宏观的眼睛去看，近三十年的确是最强盛的时期。我真的这么想，这么看，但不是蓄意唱赞歌。面对责难，我不想争辩，只是叹息：过去在国内时，一说话就被扣上“自由化”；今天在海外，一开口又被指责为“歌德派”。左右不是人。其实我不左也不右，不东也不西，不媚上也不媚下，不媚俗也不媚雅，只面对事实，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现在更是没什么牵挂，整个生活状态是与松鼠、野兔、小鸟的关系大于与人际社会的关系，别无所求，只求保持当下这种面壁状态与读书写作的沉浸状态。我为捕获小老鼠而高兴，就因为老鼠们乃是破坏沉浸状态的敌手。在此状态下，偶尔面对媒体说话，便口无遮拦，直抒胸臆，哪能想到歌德不歌德，暴露不暴露，正确不正确？前五年（2008年）我回到阔别十九年的北京，有记者问：“北京有变化吗？”“和处理唐山地震相比，处理汶川地震有进步吗？”我立即回答“有”，结果不仅被批为歌德派，而且还被形容为“劣马”，说“刘再复已不是昔日的刘再复了”，感慨“今不如昔”。而我却春江水暖，自知自明。昔日我抓老鼠是为了分数为了奖状，现在抓老鼠则只为安宁，别无动机。从有目的到无目的，从有所求到无所求，这是多大的长进呵？同样是发表言论，可是昔日有功名之思，今天则没有，这又是多大的不同呵。可惜人们不知道。不过，“人不知我不愠”，不必争论，谁都有说话与批评的权利。只是我自己不能因此而丧失自己，该说的话还是要说，不情愿说的话就不说。人生一世，重要的不是要人理解，即重要的不是外在的评语，而是内心真实而自由的声音。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选自《文化纵横》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