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诗歌开拓生活——访著名诗人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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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诗歌开拓生活——访著名诗人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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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的诞生为中国文学园地增添了一个新品种，但它的“合法性”又往往被质疑；新诗在各个历史时期总是充当文学和思想变革的先锋，但它又总是面临着边缘化的命运：新诗发展的90年可以说是既辉煌又寂寞的，关于新诗总会有一些话题出来，这或许恰好说明了诗歌对于生活是不可或缺的，而人们对于诗歌也有着某种隐性期待。对此，记者采访了“七月派”著名诗人绿原先生。

记者：在上世纪40年代，您的诗歌就具有直面现实、针砭时弊的风格，到了新时期，在您的《人之诗》里面也有这样的话：“诗人的坐标是人民的喜怒哀乐，人民的代言人才是诗人的顶峰。”在您看来，诗歌是否应该是一种积极地介入现实的文学，而诗人也应该有一种敢于承担的意识？

绿原：似乎从来就有审美标准各不相同的两种诗人：一种强调介入现实，是写实主义者；另一种强调脱离现实，可以称作浪漫主义者。在新时期，同样有这两种诗人；在忠实于各自的审美标准的同时，他们往往相互否定。但是，这种否定只能存在于主观认识上，在客观实践上却是无效的；这就是说，他们会继续分别走自己的路。他们的努力都会取得一定的成果，如果这些成果得到读者的承认，他们就不应当、也不可能相互否定了。这样说，有文学史作根据，并非个人的偏见。不过，诗人本身既然生活在人群之中，诗歌就是一种社会性的精神活动；让诗歌完全脱离现实，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作为群体而言，诗人应当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虽然作为个体，他自然可以抒发个人情感，只要公开发表的诗作有益于、至少无害于社会。

记者：在新时期初期，诗歌具有一种在今天看来难以想象的社会影响，一首诗的发表往往会引起巨大的社会轰动，是不是这时的诗歌恰好表达了人们的心声？顺便请您评价一下新时期诗歌对思想解放的先锋和领航作用。

绿原：在新时期之前四分之一的世纪，我和一批诗友“因文获罪”，沦落到社会的底层。这一批文化人有的死于受难中，有的艰难地熬到新时期。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尚没有完全正常地回归社会，对当时许多社会意识和社会现象了解有限，不宜妄予评论。不过，１９９２年，我与德国学者沃斯勒合编了一本汉德双语《中国现代抒情诗》（５０人合集），由德国莱克拉姆出版社出版，集中包括新时期涌现的一些代表性诗人，并由我执笔作序，将他们的艺术特征分别向德语读者加以介绍。一般说，某些诗篇能引起社会轰动，都是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们的心声；而且只要是好诗，总会以不同的渠道流传下去。

记者：您的《又一个哥伦布》写于１９５９年，《重读〈圣经〉》写于１９７０年，人生受难也无法阻止诗歌创作，还有其他不少诗人在这一时期都创作出了优秀的诗歌，即使事过境迁，现在读起来仍然很受震动，仿佛触摸到一个涌动的生命，诗歌对于人的生命和精神，有怎样一种不可替代的价值？

绿原：一首诗事过境迁，读起来仍然令人很受震动：这种效应既在于它所表现的“苦难”遗痕仍然客观地存留在现实生活中，更可能在于诗人主观上使那些“苦难”在作品中发挥了移情作用。前者是无可奈何的，后者作为一种创作手段，则是不可代替的，因此必须加以培养，否则人类的遗忘症就太可悲了。

我在１９４８年所写的一首诗中，记录过我这方面的人生感悟：“人必须用诗找寻理性的光/人必须用诗通过丑恶的桥梁/人必须用诗开拓生活的荒野/人必须用诗战胜人类的虎狼/人必须同诗一路勇往直前/即使中途不断受伤。”今天我仍然认为，诗歌对于我，正是人生长途中不可或缺的促进者和鼓舞者。

记者：但在现在这个和平发展的时代，诗歌对当下的影响越来越弱，逐渐被边缘化了，不知您如何看待诗歌的这种窘境及其在未来的希望？

绿原：在任何时代，不仅在“这个和平发展的时代”，新诗都曾经被边缘化，可谓历来如此。明白了自己的社会职责，诗人本不会害怕寂寞，害怕尴尬，反而能够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创作，为它的健康成长而努力。不过，就诗歌本身而言，它的被边缘化表现在它和社会的不协调的关系中，也就是二者相互争取理解的运动过程中。既然是运动，就不会一成不变，相信在中国诗人们的共同努力下，新诗一定会走出目前的“窘境”，因为不但诗歌离不开社会，而且社会离开了诗歌也难以想象。

记者：新诗从创立阶段就受到西方诗歌的影响，经过30年的发展，到了上世纪50年代，牛汉先生提出“自由诗已经成为民族形式的一种”，但是新诗发展到新时期，又受到西方诗歌比较大的影响。在新诗发展的关键时期似乎总要借助西方诗歌的资源，那么，中国新诗怎样才能在借鉴西方的同时建立起一种自足自立的民族特点？

绿原：中国的自由诗受过西方诗歌经验的影响，这是历史事实；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磨练，中国的自由诗逐渐摆脱西方诗歌经验的影响，成为“民族形式之一”，这也是历史事实。问题需要超越这两点而前进一步，因为所谓“民族形式”问题不止是一个形式问题。上世纪40年代，胡风先生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一书中，根据发展的观点，指出文艺界对于民族形式的两种“幻想”亦即误解，一是把它当作一种“完成了”的形式，二是把它当作“民族全体无往不通”的、所谓人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他还指出，更严重的是，这两种“幻想”或误解，妨碍了当时必须争取的“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更胜利地得到艺术的表现”。今天，把自由诗看作“民族形式的一种”，同样应当警惕：既不能把它看作“完成了”的固定的形式，也不能把它看作“民族全体无往不通”的普遍的形式；同样需要从内容上，而不应单纯从形式上来理解它、解决它——要以后者服从前者，着重完成诗人的庄严任务，使他为人民、为祖国、为世界而歌唱的主题“更胜利地得到艺术的表现”。诗是力量与悠闲的优美结合，是惊讶与欣悦的巧妙融和。最好的诗无不是第一次经验。诗的本质在于创造，在于创造意想不到的真实。从广义上说，诗的功绩在于传达真实，为人所理解而又尚未理解的真实，不是由表面文字直白地传达，而是以独特的想象和联想为导体来传达的真实。诗人之所以提笔，是因为他爱好真实，能够感受真实，愿意说出真实。诗人所需要的真实在哪里？在平凡的生活中，在日常的口语里，在街头巷尾的微笑后面。这些都在诗人自己身边。中国新诗应当是完全能够自立自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必向外域寻找借鉴资源——为了取长补短，吸取教训，相互借鉴在诗人中间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在国际范围内，不但汉语诗人借鉴过外语诗人，后者也借鉴过前者，往往是中国古诗人的译品；就汉语诗人来说，借鉴对象往往也是外语诗人的译品，而不是本文。自不待言，要加深借鉴的层面，最好直接阅读原文；同样不言而喻，借鉴是为创作服务的，二者轻重不可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