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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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
□ 何晶  李虹霖  ■ 林贤治






□ 回顾90年代初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当时的大致背景是怎样的？

■ 1993年，王晓明他们在华东师大的第一场讨论，显然跟1992年邓小平南巡有关。事实上，所谓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扩大，在8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因为姓社姓资的缘故，所以现在还羞羞答答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并不是邓小平南巡才开始，只是南巡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和文人下海是这场讨论的背景之一，另一个是80年代末的大事件，被讨论者回避了。这其实是构成所谓“人文精神”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什么叫“人文”？罗马人最早说这个词，如果撇开学院式的油彩看最本质的东西，人文就是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性、人的本质以及人生意义的理解，对个人的独立价值、人格和个人权利的尊重。“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目的，我们的一切环绕“人”来进行。



□ 这场讨论其实分了两次，第一次是王晓明老师和几位博士生，围绕王朔的“痞子文献”和张艺谋电影展开的，第二次才是诸多学者一起的讨论。

■ 其实第一次的影响力并不大，讨论文章只是在《上海文学》发表。影响较大的还是在《读书》发表的那六篇讨论稿。《读书》杂志在80年代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

虽然这场讨论回避了历史遗留的政治问题，避开了具体语境的重要方面，而只专注其中市场经济的方面，但仍然是有意义的。90年代初，一些文人开始不再关注现实，回避严肃的问题，失去应有的道德立场，有相当一部分人，产生一种虚无感，避世玩世的现象都出现了。王蒙过去提倡“躲避崇高”，此时提出“快乐主义”，提倡“幽默”，我认为，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这场讨论重提生存价值、文化理想、生存立场，哪怕带有一点凌空蹈虚的味道，也仍然是对现实的反应，对现实有补救性和纠偏性的正面意义。虽然讨论的范围小，也有很大局限性，但还是应当肯定它的意义。



□ 局限性体现在哪里？

■ 这场谈论还是太局限在文化理论和批评方面，从文学到文化，都是局限在这里，对更广大的社会问题没有触及。就拿“人文精神”这个词本身来说，他们在讨论时也没有深究，只是强调精神和理想，赋予这个词的实质性的东西并没有被触及，没有抓住核心的东西。

我们今天再去看它，这场讨论显然是不够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够。第一，对人文精神这个词本身的内涵和意义缺乏深入的探讨；第二，没有把这个概念和现实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扩大这个词所涵盖的社会内容；第三，没有抓住这个词的一些带实质性的、基础性的东西，比如人的权利，这是最不容忽视的。

至于它的影响力，其实更多是《读书》杂志的影响，但后来没有进行下去，自然就没有人再关注。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认为应当给以切实的肯定和恰如其分的评价，不应当过于放大，我认为谈不上“大讨论”；谈论过，但范围很小，圈子很小，是“小讨论”。



□ 这是第一次讨论“人文精神”吗？

■ 事实上，最早的讨论，应当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那时最早提出这个词。“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其实是同一个词，不能认为这是新的发明。如果90年代初的这次讨论有理论的远见，能沿着被打断了的有关“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接上去会更好，更深入，影响会更大，可惜的是并没有考虑到这点。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场讨论，它的影响力和深度都超过90年代这场，所以今天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所谓“人文精神大讨论”也不奇怪。



□ 9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状况普遍是怎样的？

■ 知识分子普遍脱离现实，下海的是较为年轻的大学教师、作家等文化人，人数也不是太多。跟80年代相比较，90年代对国家的命运前途，对个人理想的关怀显然是淡薄了，甚至是逃避。整个80年代前后，知识分子那种启蒙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是比较充实，但最近二十年没有了。总而言之是脱离现实，失去理想，失去关怀，失去责任感。

有件事我个人一直耿耿于怀，1994年李泽厚、刘再复在香港一家出版公司出版《告别革命》，影响很坏。9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历史上富有理想情怀、人文关怀的英雄主义的方面都持消极态度。比如“五四”运动，他们把“五四”和“文革”放一起比较，进而对“五四”进行否定。对鲁迅也是，把他从教科书里搬走，扭曲和消解他的反抗性，相反狂热吹捧“好政府主义者”胡适，没有科学公正地评价这些历史人物的地位。

胡适自然有他的建树，前几个月出了套《胡适文集》，我还是责编。我历来肯定他对传播西方现代价值观念的作用，在学术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开创性；问题是，作为知识分子，他不像鲁迅那么纯粹。鲁迅是挑战权力的人，而胡适不是；他最终到权门里分一杯羹，是政府的一员。鲁迅是声明不跟政治家去说的，这是知识分子的洁癖，他这种敌视权力的态度和人格的独立性我非常欣赏。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时也是这样，认为改革比革命好，革命会流血，会死人，如果大家不来革命，不搅局，当时慈禧太后可以搞定，推行宪政，诸如此类的说法。这些东西完全置换了历史语境，是反历史主义的态度，为什么会这样呢？明显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状态使然。



□ 1995年底出版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据说当时首印不久就被一抢而光，引发了社会的热烈讨论，为什么90年代中后期会出现大范围的“陈寅恪热”，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有怎样的关系？一边是知识分子市场化，一边是知识分子犬儒化？

■ 关于陈寅恪，我写过《文化遗民陈寅恪》一文，这里不多谈。有人认为，陈寅恪对新政权是持不合作主义的，大约这点是一些知识分子欣赏他的地方。事实上，他是政协委员，要议政，怎么能说和当局不合作？可是，今天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就这样看他，过于放大他身上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理想化、偶像化、虚幻化，制造知识分子神话。这有什么好处呢？这也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思维方式。



□ 再后来出现的所谓新左派和自由派之间的争议，属于人文精神讨论的延续，或者说是一个方面的吗？

■  跟人文精神讨论应当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所谓 “左”“右”之争其实也被放大了，中国没有真正成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团队，新左派虽然有几个人也持有自己的观点，但我觉得没有像他们说的那样分成两大派斗争。九十年代一批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学者，宣传市场自由主义而奉行政治保守主义，他们乐于充当宪政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反对激进主义，蔑视直接民主，无条件反对暴力；种种的理论与批评，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内，都同“告别革命”论有内在的关联。据说“新左派”是与之对立的，但也有明显相交的地方，鼓吹“国学”、“后学”的热心家更是如此。



□ 今天我们该怎么理解人文精神？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

■ 人文精神说简单点，就是重视人、关怀人，尊重人。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从本质上是一个东西。我觉得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一是制度层面，人文精神是一种理想和价值标准，最重要的是制度层面，关系到每个人安身立命的方方面面，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法律制度等等。

第二个层面是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奶粉为什么有毒？为什么大米会镉超标？为什么会有孙志刚事件？为什么会有开胸验肺？为什么会有强行拆迁？为什么会有城管打人？为什么会有“宝马事件”、小悦悦事件、唐慧案件？人文的东西到底在哪里？人文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直到日常生活，人文精神到底位置何在？这样才可以把人文精神的讨论放大。

另外人文精神既讲精神，就得讲心灵，讲道德，讲理想、信仰、价值观念、意义等等内在的东西。这几个层面是有联系的，人要全面发展，社会要全面发展。



□ 您的意思是，人文精神最基本的部分是权利。

■ 对，我认为自由是人文精神的灵魂，而权利是他的躯壳。我们谈政治、法律、文化艺术，都离不开权利。一切都应该回到个人，国家是为个人存在的，不是个人为国家而存在。这些其实都是常识。宪法庄严地赋予了我们每个人的公民权利，但实际情况呢？如何落实呢？如何完善呢？这是人文精神最根本的东西。

探讨所谓人文精神的内涵，要抓住最基本的实质性的东西，要保证作为人的权利的实现。如果撇开人的权利，撇开人的生存状况，撇开人文环境，仅仅注重知识分子自身的道德完善方面，就把人文精神这个词缩小了。今天我们再去回顾它的时候，就应当在讨论中扩大它的内涵。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资本的原始积累状况进行了批判，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作为后发国家，怎样去借鉴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面的西方国家的成果，吸取他们的教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弊端，本来我们是可以回避的，但是没有。比如说伦敦是雾都，主要是因为污染，为什么我们会重复这个错误？甚至变本加厉？本来许多问题是可以避免的。发展是硬道理，到底是不是最硬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有本书叫《以自由看待发展》，发展是为了什么，发展不是最终目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健全，为了人的自由生存，这样，人文主义的东西就出来了。

所以今天回顾人文精神，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大到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以至我们生存、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文精神的讨论，实际上是可以由此扩大和延续下去，让更多人关注讨论、参与讨论，接受人文主义教育。

□ 2012年在上海，陈思和、王晓明、张汝伦、高瑞泉四位学者又围绕人文精神进行了一次讨论，其中也谈到很多当下社会的问题。

■ 我觉得还是比较表浅，因为不牵扯到制度的问题，不牵扯到人的权利问题。“人文”如果不跟人的权利相联系的话，到底是皮毛的。权利涉及制度、体制，它有没有赋予你以权利，有没有剥夺你的权利？所谓“四大权利”：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免于匮乏——还有比这更基本、更重要的“人的问题”吗？

回过来看，知识分子的启蒙工作还得继续。启蒙是个长时期的过程，而我们才刚刚开个头而已。

□ 怎么看今天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

■ 知识分子生存环境问题，要客观地看待它。80年代丁玲写纪念瞿秋白的文章说“在我们这个不健全的世界里”，我们现在的社会仍然很“不健全”。那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像这样进行讨论是一种，还有像过去“五四”时期那样，“到民间去”，办平民学校，这是知识分子团队的行动，但在不健全的环境下集体行动是困难的。那么我们再回到个体，用鲁迅的说法叫“散兵战”，知识分子坚持自己，完善自己，奉献自己，虽然力量未必有团队那么大，但依然可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王晓明、陈思和他们在回顾人文精神讨论的时候，也有所反省，谈到自己该做自己的事，我觉得他们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 王晓明老师后来转向做文化研究，其实是知识分子关注现实问题的体现。

■ 对，这个转向可以认为是他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对这点有所坚持才能有这种转向，我以为是值得称道的。马克思·韦伯说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你安身立命的东西？关注人文精神的学者，为理想，为信仰，对生存意义的关注，还是值得肯定。但从总体的情况来看，现在知识分子批判社会和自我批判两方面还是非常欠缺。

对知识分子来说，既有负担整个社会改造的使命，承担启蒙工作的一面，另一方面，要有对自身精英意识的批判，有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意识，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