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研究方法及现代转换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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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研究方法及现代转换的几点思考

作者：卢盛江

一
　　20世纪以来，特别是1978年至今的30年，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研究无疑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惊人的成就。有学者提出，应为近30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研究成就立一块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赞成。
　　这种进步与成就和文学观念及研究方法的更新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了西方近代归纳实证的研究方法和清代考据学的结合，有了进化论文学史观，有了胡适所说的研究方法：“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和进化的观念”，有了文艺社会学分析的研究方法，才有20世纪初王国维的关于宋元戏曲、关于甲骨文和殷商文化的研究成绩，才有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和《红楼梦考证》，才有郭绍虞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朱自清的《诗言志辨》。80年代以来尤为如此。研究方法从来没有这样多元，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的研究成绩也从来没有这样昌盛。我们注重古代文学的历史文化学研究，文学与哲学思想、政治制度，与宗教、民俗、艺术等的关系，文学在“历史——文化”环境中的特色，作为士人心灵史的文学面貌，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我们注重宏观的世界和宏观的研究，如对作家群和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研究，对各个时期重要文学现象，对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对一些重要的规律性问题，对古代文论的许多理论范畴，对古代的诗学体系，都在多层次多角度的宏观视野中，获得很多新的有价值的认识。方法热已经成为过去。我们的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研究似乎已经走向成熟，更多的学者都在稳步地做着实事，做着实实在在的研究，已经不那么热衷于方法论的讨论了。但是，人们对研究方法的思考事实上并没有停止过，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视野的扩大，对于研究的深入，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看来，重新讨论研究方法，仍然是有必要的。
二
　　回顾20世纪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就会发现，仍有一些问题令人感到困惑。如加强历史实感和理论深度的问题。历史实感是一个老问题，我们很多的研究已朝着这个方向做了很大努力，但也还有不少问题。一些研究不是从具体的材料，从研究对象的具体特点出发，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描述历史本来的面貌，而是仍然习惯于用一种固有的框框去套。有些框框，不说千篇一律，也是大同小异，几乎可以适应古代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作家。一样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一样的“情景交融”。研究对象独有的个性特点没有了，历史的鲜活面貌不见了。大家都愿意谈大文化，谈文化背景，谈儒、道、佛的影响，但各个时期，每个作家，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在一些研究里，这也成了泛泛而谈的套路，到处是儒、道、佛的影响，至于这种影响表现为怎样的具体面貌，却看不到准确的把握和真切的描述。用现代思想框架改装古代文论习惯时时还有。用古代文论的例子论证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用比兴论证形象思维的文章是不太有了，但又看到不少古代“和谐”文化的选题。很多古代文论范畴特别是风格范畴，每一个风格范畴，其实就是一个艺术的审美境界。对这些风格范畴，应该还原于生动的审美的境界，它首先是一个审美问题，然后才是理论问题，但是现在的范畴研究，一般都只有抽象的理论分析，很少生动的真切的审美把握。一些宏观的分析，只是摘录式的研究，既没有把握宏观研究所及对象的全部材料，也没有对研究所及具体对象作深入的研究，只是摘录一些片断的材料，便作出宏观的概括。这样的研究，也不可能有历史实感。
　　古代文学、古代文论怎样深化理论分析也同样让人困惑。作古文论的历史研究应不应该考虑加强理论色彩，加强理论深度?似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纯考证的当然没有必要，但是，对古文论的理论探讨，对古文论发展面貌的探讨，似应该有理论色彩、理论深度。文学观念、研究方法的更新，离不开对外来(主要是西方)新观念、新方法的借鉴和吸收。但这种借鉴和吸收也有不同情况。有的把外来新观念新方法融入到自己的研究之中，从新的角度研究古代文学、古代文论，将其提到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这种吸收和借鉴无疑可以深化我们的研究。但还有另一种情况，只是套用外来的观念和方法，将早已有的对某一问题的看法，把一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用另一种说法重新述说一遍而已。用人头马的瓶子装茅台酒罢了。这种套用往往还把一些本来非常简明简洁的学术问题、学术观点人为地繁琐复杂化，一个公式套一个公式，一个图式套一个图式。这样的研究，虽然套用了新的理论，但本身并没有多少理论色彩。既无助于弄清历史原貌，也没有从理论上提出和解决什么问题，充其量只是用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例子，证明了西方新观念新方法的正确性。而且有的研究者习惯用这个方法去选题做研究，把古代文学、古代文论套一遍。这种方法，对于推进古文论研究的深入，实在没有什么用处。我们习惯于借鉴外来的观念，外来的方法，似乎不太考虑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古文论研究不应该是理论先行，而应该从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实际出发，提出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方法，提出自己对文学现象的理论分析，提出规律性问题的理论总结。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做历史研究的往往缺少理论深度，做理论研究的又往往缺少历史实感(当然也有做历史研究的也缺少历史实感，做理论研究的也缺少理论深度)，怎样使我们的研究既有生动传神的历史实感，让人一看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学，那个时代的文论，一看就是李白，一看就是刘勰，同时又有理论深度，真正从理论上加以分析，上升到理论的层面进行考察，提出并解决理论的问题。既吸收、借鉴外来的理论、观念和方法，又从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实际中，提出、创造自己的理论。一句话，怎样使我们的研究，既有历史实感，又有理论深度，有自己的理论创新，这可能是推进我们的研究走向深入的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三
　　另一个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是古今关系的认识问题。我们讨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话语等问题，说到底，都是一个古今关系的认识问题。这也是一个老问题。现在重提，说明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
　　关于古代文论的重建，或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有几个关系应该弄清。
　　(一)文学问题，古人有古人的看法，古人的看法形成的是古代文论，古代文论是几千年积累的已然的东西，不存在重建的问题，重建就意味着要改变历史，而历史是不能改变的。重建的只能是现代文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建构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回事。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把古代文论存在的各种现象、内在发展规律，包括可能存在的某种理论体系深刻地揭示、客观地描述出来，并给予理论的说明。这些客观存在的东西，人们可以客观的认识它，却无法人为的重新建构它。中国古代文论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实践的认识。现代文论除了要认识古代文学创作之外，还要认识现代文学创作，不但应该总结中国文学创作中的规律性问题，还应该总结外国文学创作规律性的问题。从《诗经》到《阿Q正传》，从贾宝玉到高老头，古今中外一切文学现象都应该给予理论的说明。中国古代文论体现的是古人的理论认识水平，现代文论应该体现现代的理论认识水平。魏晋时期用“缘情而绮靡”来说明诗的艺术特点是深刻的，现代如果还停留在这种认识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佛家理论曾帮助人们认识到文学创作和欣赏中的许多现象，现在仍只讲妙悟、境界显然也是不够的。人类的思维能力、理论水平是不断发展、不断提高的。吸取人类思维发展的一切理论智慧成果，来观察并科学地说明一切文学现象，这应是现代文学理论建构的重要任务。这都不是古代文论研究所能替代的。
　　(二)应该与西方文化对话，可以为此而做古文论范畴(或说术语、话语)的现代阐释工作，但是，那只是一个方面的工作。所谓古文论的现代转换应当有更宽泛的理解，还应理解为吸收古文论的全部理论成果，包括利用古文论范畴，来建设现代文论。
　　(三)中国古代文论无疑是一份必须继承的珍贵遗产，但那只是中国古人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看法。现代文论既要面对古代文学，又要面对现代文学;既要面对中国文学，又要面对世界文学，要对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学现象作出理论的抽象。因此，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能等同于现代文论的建设。现代文论的建设是一项更为宏大复杂的工程。
　　(四)古代文论研究自有大量别的工作要做，它的现代转换只是其工作之一，并非它的全部工作。
　　(五)现代文论的建设也好，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好，都要考虑与西方对话的问题，但是，其主要目的应是发展中国文论及其研究，而不是与西方文论对话。判断一个文论范畴(或称话语)的有效性、可操作性，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标准不应是西方文论，而应看它是否符合文学的实际，是否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应看文论及其范畴自身的深刻性、科学性。不能因为中国古代文论及其范畴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与西方不同就说是有“失语症”。不能说，如果不以西方文化为基准改造更新中国文论话语，中国文化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弄清了这几层关系，对有些问题就可以进一步提出看法。比如，对古代文论范畴的阐释，是否一定严守本义，是否可以另加解读。这要看研究的目的和角度。如果旨在研究古代文论，无疑应该严守本义。古代文论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弄清其现象的历史本来面貌。具体到范畴的阐释上，就是弄清它的本来含义。对特定时期某一具体范畴的解释，怎样才算正确，衡量的标准只能首先看它是否合于它的本义。对同一范畴常常会有不同的解释，会有争议，这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现象。但是，争议的目的恰恰在于求得更为贴近原意因而也更准确的解释。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允许误解原意，那就只会各执其是，议无准的，争无结果。古文论很多用语其含义在不同时期不同文论家那里会有变化，会有引申义、后起义，有可以联想的成分，但这都只有先弄清它的本义，才能进而引申、联想，如果只弄后起之义、联想之义，不弄清本义，那么得到的可能就只是形成后起之义联想之义那个时代的文学思想，而不是原起时代的文学思想。不顾本义的任意现代化则更无助于研究的深入。把“兴观群怨”的“群”解作团结群众，那只能是延安《讲话》的思想，对于弄清孔子的文艺思想不起任何作用。一定时期的文论范畴，往往从一个侧面体现一定时期的文学思想，文论范畴及其含义的发展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古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有着古文论发展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弄清古文论范畴的本义，是这一系列问题研究的基础。如果任意误解，历史的这一切就可能成为一笔糊涂帐，就谈不上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吸收这一丰厚的理论成果。对文学问题的看法，今人可能比古人深刻，但也不能因此曲解古文论原意。既然今人比古人深刻，直接用今人话语即可，何必用古人话语呢?其实，在一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文论范畴，对这一文化环境中的文学问题的看法，当时人往往比别的时代的人更能贴切的把握其文化内涵，其认识未必不如别的时代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也不应该曲解古文论原意。
　　但是，如果不是阐释古人的观点，而是旨在创立自己的文学理论，只是借用古人的范畴用语说明自己的文学理论观点，谈今人的文学观点，当然可以赋予其新义。事实上我们经常这样做。比如意境，原本主要是诗论范畴，指诗的那种玲珑透剔而又蕴味无穷的诗情画意的美。现在是推而广之，小说、电影、散文，都可以讲意境。但要看到，这时表现出来的，已不是历史的本来面貌，而是今人新建的理论，不是古人的文学观点，而是今人的文学观点。
　　比如，建设中国文论，可否借用西方的话语。回答应是肯定的。建设中国文论，古代的话语可以借用，西方的话语同样也可以借用。建设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艺理论的提法是对的。所谓中国民族特色，首先是要吸收中国已有文论的全部理论成果;其次要从理论上说明中国文学发展的现象和规律;第三，则要能用来指导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国文学的发展应切合中国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的实际，应反映中国的生活、情感。中国现代文论应当切合这个实际，对这个实际给予理论的说明和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借用西方话语。建设中国现代文论，既要吸收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部成果，也应吸收西方文化的全部成果，其中包括话语的借用。文化的发展从来都是在文化交流中进行的。中国古文论的不少范畴，就是文化交流的产物。比如讲境界，讲因缘，与佛教有关，而佛教就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中国文论的一些话语，同样也被别的国家借用，日本讲歌病，讲和歌十体，很多话语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日常生活中从别国传来的语词就更多更普遍。语词借用过程往往就是一个根据本国实际对其加以改造使之本国化的过程。只要不是不切实际的生搬硬套，话语的借用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发展中国文论所必需的。
四
　　关于“失语症”，也有几点看法。一般来说，“失语症”的提法并无大误。所谓“失语”，既指某些现象、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描述或概括。就文学理论的建构而言，所谓“失语”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文学现象丰富多姿，复杂多变，相比之下，我们用于概括各种复杂现象的理论术语太贫乏，很多生动的文学现象，我们还没有给予科学的理论说明，还没有找到恰当的术语来概括它。另一方面，表现在世界文化交流，或称文化对话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发展，都有建立在一定文化背景上的文学理论术语。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一些特殊的术语往往很难翻译成另一国语言，很难在另一国现有的语汇中找到恰当的与之相对应的词语。这种现象，不妨也把它称为“失语”。
　　但是，如果说只是中国文论、中国文化有“失语症”，才需要重建，则又不敢苟同。西方文论、西方文化也同样有“失语症”。西方在没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之前，何曾有一套术语来说明精神分析学的现象。西方人翻译中国的八卦、太极，也应很有一些困难。西方恐怕也很难找到与“文心雕龙”对应的词语，不然，为什么翻译起来，会有“文学的心和雕刻的龙”之类半通不通的话呢?同样的道理，面对中国的八卦、太极一类概念，西方人恐怕也只好自叹有“失语症”了。
　　说中国文化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重新建构自己的理论话语，也让人难以接受。中国文化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术语未必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未必只有西方的话语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文论到近代的理论建树确实不太令人满意。但是，文论的发展不仅是重建一套新话语的问题。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之所以有较大发展，在于一些西方学者深入研究了问题，研究了精神分析学、符号学等问题，而不在于他们凭空提出了一些新话语。他们的新话语都是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中国文论发展缓慢，恰恰因为空谈新体系、新话语，实实在在的研究，实实在在的解决文学理论问题不够。
　　只要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正确的，所用术语的概括是科学的，借用西方话语未尝不可，用本国语言表现从国外引进的事物也未尝不可。外来语是不断产生的，用本国语言表现外来的新事物也是常有的事。这都是解决“失语症”的有效办法。有这样现成的可行的办法，就没有必要生造或说重建一套新话语。大家都知道巧克力，就没有必要再造一个谁都生疏的词来取代这个现成的外来语。我们已有“合资”这个词来表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投资形式，也就没有必要重建一套新的话语。
　　同样的道理，也没有必要为了能和西方人对话，而把中国文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术语抛弃，去另外重建一套术语。没有必要在欣赏“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时候，硬说这不是意境的美，而是表现了典型环境的典型感情。中国传统文论的很多术语是西方语汇无法取代的，也是现代其他话语无法取代的。“风骨”就是风骨，它与崇高有相似之处，但并不等同于崇高。恐怕难以用崇高取代风骨，也难以重建别的什么现代术语取代它。
　　那么，是不是说没有必要重建文论术语或称话语了呢?也不是。什么是文论术语?文论术语就是对文学现象及其内在规律的理论认识的科学概括。能够准确描述文学现象，阐述文学规律，说明文学本质及其他理论问题的词语，就是文论术语。从这个意义看，只要能做到这几点，就不能说是“失语症”。文学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理论认识能力是不断发展的，反映这种理论认识的文论术语也要不断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失语”又是文学理论发展中的必然现象，文学理论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由“失语”到重建文论术语的过程，每一个科学的新的文论术语的建立都标志着文学理论的某种发展。文学理论当然也随之不断发展。文学理论发展了，文论术语发展的表现之一就是重建术语。在这里，“话语”是第二位的，发现、解决文学实际中提出的问题，形成、提出新的符合文学发展历史和现状的新的理论范畴、理论体系，才是第一位的。没有理论的实质上的进步，不解决文学实际问题包括古文论研究的实际问题，任何新的话语都是没有意义的。
五
　　对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与创新来说，中国古代文论是历史的思想的资料，是一笔丰富的遗产。怎样继承、吸收这笔理论的思想的遗产，使之在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与创新中发挥作用，有三个层面的问题需要加以考虑。
　　第一，是“拿来即用”。所谓“拿来即用”，是说对古文论材料的直接引用、利用，对古文论思想的直接描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与创新，很大程度上要落实到新的文学理论体系的构造，具体的文学理论著作的编写上。在这种情况下，古代文论一些论述往往可以成为当代文学理论著作论述某一问题时的经典论据。一些当代文学理论著作对中国古代文论材料的直接引用，很多可以说是在这个层面上。
　　古代一些文论，本来就是对某一文学问题的经典之论。比如，意境理论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创造，当代文学理论当然要研究意境问题，研究意境问题时，当然离不开从钟嵘到司空图，到王国维，离不开他们的滋味说，韵外之致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说。古代文论和当代文论往往面对同样的具体的文学问题、文学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古代文学的经典论述，往往可以成为当代文学理论体系中直接利用的材料。
　　在某些问题上，中国古代一些文论曾是历史上的一家之说。比如，关于文学观念，西方有柏拉图的“理式摹仿说”，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摹仿说”，有华兹华斯的“心灵表现说”，而中国古代文论则有“抒情言志说”，“文以载道”的教化说等等。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创新，描述文学观念的演变，离不开对历史上各家之说的总结，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学观念，可以作为直接的思想材料而被利用。
　　中国古代一些文论，往往既针对具体文学问题，又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这些论述，也可以直接作为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材料。
　　第二，是“略形取神，延伸拓展”。就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创新来说，对中国古代文论不能仅停留在“拿来即用”的层面上。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对具体文学问题的论述上，更在于其深层的理论内涵上。向深层发掘其理论思想内涵，既要注意它所关注的具体文学问题，更要注意它普遍的理论意义，并根据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和创新的需要，将其理论加以延伸拓展，是所谓“略形取神，延伸拓展”。
　　中国古代文论多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它常常是片断的，具有强烈的实践品格，但在片断的具体的文学批评背后，在强烈的实践品格背后，却往往潜藏着理论的光彩。在这种情形下，既要注意这些文学批评特定的背景，具体的本有的内涵，又要发掘出其深层的理论内涵，把它从具体延伸到一般。我们对一些古代文论已经这样做了。比如，“诗言志”，就其本意来说，所谓“诗”，主要指的是“《诗三百》”，所谓“志”，原本是指记忆、纪录，然后才指怀抱。它说明的是一种历史上的文学现象，即指在远古曾有过一段时期，诗被作为记忆、纪录的工具，诗起着“史”的功能。在春秋时期，“诗言志”又指赋诗言志，而所谓“赋诗言志”，又是指在当时政治外交场合下言语应对，“断章取义”的赋诗言志。“诗”在这时，只是实用的工具。但“诗言志”的发展，走向抒写怀抱，我们正是从“诗言志”这一中国开山的诗论中，发掘出古人，也是当代文学理论需要回答的关于诗的本质的认识。
　　中国古代有大量的诗格著作，这些诗格著作大多是关于诗文具体作法的。为写诗作文定相当具体甚至于繁琐的一、二、三、四，完全为作诗作文实践，本身并不带理论色彩，但其深处，实包含一些值得注意的重要的理论问题。比如王昌龄《诗格》的“十七势”，讲“直把入作势”，“直树一句(二句)，第二句入作势”，讲“下句拂上句势”，“含思落句势”，“景入理势”等等。我们今天讨论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时候，恐怕很少有人会关注这些具体甚至于繁琐的材料。但如果细加剖析，不难发现，这类繁琐的作诗法背后，实包含一些值得注意的思想。比如，它提出一个诗的章法句法问题，诗的前后句照应问题，再上一步，是诗歌乃至一般文学作品的艺术结构问题。它提出了一些规则性的东西。当然，也涉及到诗歌作品中情与景、情与理的关系问题。作为文学的一个方面，这显然不可以轻易被忽略。而要利用这些材料，就要“略形取神，延伸拓展”。
　　第三，是“养根立矣实”。韩愈《答李翊书》论文学修养说：“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立矣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取其意，讲第三个层面，是“养根立矣实”。就是说，不是把中国古代文论看作直接引用的材料，或是看作发掘其理论内涵的材料，而是看作一种理论的、审美的、文化的素养。
　　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与创新，归根到底，是整个民族的一种文化事业。它需要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来滋养。应当把中国古代文论遗产作为传统的丰厚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为我们在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和创新中解决具体问题提供理论材料和依据，同时，更是一种理论的审美的文化的素养。中国古代文论不可能解决所有的文学理论问题。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和创新面临的问题较之古代文论肯定要多。如果只把中国古代文论作为理论依据，作为引用引证的材料，那在更多更复杂的问题面前，古文论就派不上用场。而如果把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种素养，用来提高我们整体的理论的、审美的水平，整体地把握中国古代审美的民族特点，在这样一种理论、审美、文化素养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发现更多的文学问题，并给予理论的说明。这应当是中国古代文论更为深远的意义，也是更为根本的现实意义。
六
　　怎样重建现代文论?我以为关键是解决具体的文学实际问题，要有艰巨的创造性劳动。这方面有四点思考。
　　一是要求解。传统文论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应从当代文论建设的角度求得新的解释。求解的目的之一，是准确估价传统文论命题的价值，既找到它的合理内核，当然也找到它的缺陷。求解的又一目的是寻找理论发展的规律。文艺理论与哲学、创作、政治处在一种什么关系时，能繁荣发展，能发现和解决文学上的理论问题，什么情况下又不能。这都可以作为我们处理文论建设与创作、哲学、政治关系的一种借鉴。求解的目的之三是寻找传统文论在当代文论建设中的位置，它解决了哪些问题，提出了哪些问题，由此可以确定当代文论建设要解决的问题。
　　二是与求解相联系的拓展。传统文论提出了很多很有价值的命题、理论，这些理论和命题是从古代文学现象中提升出来的，但又没有穷尽这种认识。这些命题同时可以说明后代文学的一些现象，成为古今文论的共有命题。这些命题的理论涵盖面就应该延伸拓展，它的理论内涵也应该深化，使其既能概括古代特定时期的某些文学现象，又能通过理论的拓展升华而具有普遍意义，再生为当代文论的有机内容。
　　三是交融。首先是中西文论的交融。中国文论的形象直觉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文论的发展，似更需要理论的抽象，理性的思辨，在这方面，西方文论在思维方式上就体现了它的长处。发展中国文论，就要吸收西方文论之长。其次是与哲学、心理学的交融。文论不是哲学的附庸，但文论思辨的最高层次，毕竟体现为哲理的思辨，站在一定哲学思想的高度，往往更能发现文学的理论问题，体现一定哲学思辨性的文论往往更能揭示文学的本质。文学与心理学也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些新角度考虑问题，都能促使文学理论的深入。当然，交融不是交混，不是把茅台和人头马混在一起卖，而是略形取神的吸收其内在的理论成果。不是时髦的点缀，条块的拼凑，而是寻找滋养新理论的养料。不是现成的搬用，而是寻找新的弹跳点，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艰苦攀登。
　　四是创新。一切的求解、拓展、交融，归根结底都是为创立新的理论体系。新的理论体系的衡量标准，并不在于能否与西方文论话语对话。我赞成民族性、现代性、科学性相统一的说法。所谓民族性，并不在于使用一套传统文论话语，或者经过解释、重建一套话语，而在于：一，要充分吸收中国已有文论的全部理论成果;二，要从理论上说明中国文学发展的现象和规律;三，则要能用来指导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国文学的发展应当切合中国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的实际，应当反映中国的生活、情感。中国现代文论应当切合这个实际，对这个实际给予理论的说明和指导。所谓现代性，是要反映现代思维、理论发展的最新水平，把握文学在现代发展的最新趋势，对出现的系列新问题作出新的理论解释。所谓科学性，是要揭示事物的本质，是理论自身的严密、深刻。此外，还要有独特性。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文学概论，可以作为教材，但不能成为新的理论体系，难于在理论上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应该有独特的思路，独特的理论突破口。事实上，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各种新体系，结构主义、符号学、弗洛伊德学说，都是一个侧面的突破和创新，而非无所不包的总汇综论。
　　　　　　　　　　　　　　　　　　　　　　　　　　　　　　　　　　原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