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学习曾国藩夜不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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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学习曾国藩夜不出门

吴小攀

　　最近，著名历史小说作家唐浩明莅临广州，在“广州讲坛”上开讲曾国藩的成功人生，期间他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曾国藩不完美
　　记者：您是怎么走上历史小说创作之路的？
　　唐浩明：我1970年大学本科毕业，学的是水利，但不是很喜欢这个专业，工作9年以后，就想往文学、历史的路上走，所以读了华东师大中文系研究生。1982年，毕业后分配在岳麓书社。那个时候岳麓开始启动编辑湖南近代历史名人的全集。刚开始的时候负责的是另一个人，但他不感兴趣，要跟古资料打交道，他觉得很苦恼。1984年才由我代表出版社来负责这个事情，当时我自己有一个感觉，觉得参与这个事情是很有价值的。同时启动的有《曾国藩全集》、《王船山全集》、《左宗棠全集》，但我负责的《曾国藩全集》是唯一赚钱的，第一次30大卷8000套，三个月就销售一空，然后又印5000套，又售完；现在准备修订后再印。
　　记者：这与你的小说的畅销有关。唐浩明：是起了很大作用。
　　记者：曾国藩立功立德立言，在您的心目中，他是不是一个完美的知识分子的代表？
　　唐浩明：不能用“完美”这两个字来形容他，人始终很难做到完美的程度。在中国传统大观念中，曾国藩是一个人生大成功的人，但不是完美的人，他也有很多不足，他不是强悍的人，不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强悍。他的性格中有比较脆弱的部分，特别注重自我压抑，非常谨慎。后来有人鼓动他造反，但他没有造反，他绝不是开国君主。
　　记者：他取得成功的最大个人因素是什么？
　　唐浩明：自强不息。他是一个农家子弟，但一直努力地往最好的方面奋斗。
　　记者：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唐浩明：历史小说是史与诗的结合，对我来说，怎么把史上升到诗化，怎么文学化，这是比较难的。
　　记者：在创作《曾国藩》之前你写过小说吗？
　　唐浩明：我写过，但没有发表。其实我作出很长时间的文学准备，十几岁的时候就喜欢文学，自己写过很多诗歌、散文，包括格律诗，寓言，小说……
　　写得多不如写得精
　　记者：有没有想过完全抛开历史，写一个现当代题材的小说？
　　唐浩明：如果是当代题材的小说，我觉得我会写不好，缺乏一点自信心。我想，书这种东西，不在乎多而在乎精，你如果是不能够为这个社会提供精品的话，没有必要写很多。这不是生产水稻，生产粮食，粮食要生产得多，哪怕不是很精美的，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人吃不饱肚子；但是，文学这种东西就不是这样，文学书籍不在乎多，多没有什么意思，好的书可以读十遍八遍，不好的书一遍都不用读。
　　记者：现在很多作家一年都是生产几部小说，作为湖南省作协主席，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唐浩明：我不提倡。我觉得应该是精心创作，就是为作家自己着想，也用不着这样，如果精心创作一部书，这部书反复地重印，一样的嘛。为什么不把三年的时间集中来写一本书，为什么要一年时间写三本书？
　　记者：为什么您已经完成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三部历史小说没有一部拍摄成电视剧？
　　唐浩明：电视连续剧《张之洞》正在制作中，不久就可以和观众见面。《曾国藩》则是因为其他原因无法拍成电视剧，对这个人物有不同看法。《杨度》可能是因为杨度的名气低了一点。
　　借文学重现历史
　　记者：您在写作长篇历史小说的过程中，怎么把握文学与历史的比例？您觉得能还原历史的真实吗？
　　唐浩明：历史还是有它的真实性的，否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了。当然，叙述文本只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研究历史的人要把某段历史研究清楚，要找很多相关的文本，互相印证、丰富，这样才能把历史的真实浮现出一部分来。我想借用文学的手段，重现一些历史，这是我写小说的主要思想。
　　记者：您曾说过要表现一种诗人的情怀，这会不会让文学性掩盖了部分历史的真实性？
　　唐浩明：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可以部分地再现历史，但它与历史学家研究的历史不同，它们的目的不同，小说家的历史更多地是要写人物，塑造形象，写人物的精神世界，通过历史人物的再现，感染读者，让读者从中领悟一些东西，获得一些启发；而历史学家更着重历史的“真”，挖掘出历史的原貌，呈现给读者，至于读者会从中获取什么，他不管。
　　记者：您的小说中渗透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这会不会影响了对于人的命运的演绎和探索？
　　唐浩明：我知道你的意思。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加强调的是个人对群体的责任，“爱国主义”就是个人对国家民族这个群体的责任心，在中国的文化中，比较强调个人是群体中的一分子，优秀的个人要担负对群体更大的责任。我笔下的人物，都是继承了中国文化的，也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果说对个人有所忽视，那是中国文化本身的不足，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我这个小说作家的责任。如果我描写的是一种很张扬的个性，又很顺利，可能违背旧的文化传统。现在可能好多了，但也有一定的限度。好的文化应该是中西结合，形成一种世界的人类文化，不要再区别什么西方文化、东方文化。
　　记者：近现代中国涌现了一大批伟大的人物，您觉得历史的进程是偶然性居多还是必然性居多？
　　唐浩明：偶然性和必然性不能截然分开。以曾国藩为代表的那一个群体很优秀，但如果没有那一场大的动乱出来，他们可能是一般的老师，教授，会在某一个学问上有很深入的研究，尽他们的责任，但不可能在社会舞台上展示他们的才干。因为有那一场大动乱，他们的才能彰显出来，历史为他们提供了机遇，这是偶然性；另一方面，他们这批人也一定是很优秀的，有很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很好的文化素养，人格，这使得他们在时机到来的时候，把自己的才能显示出来，这就是必然性。
　　“夜不出门”
　　记者：您曾在《张之洞》出版之后说要“封笔”？
　　唐浩明：严格讲也不是“封笔”，而是不再写长篇历史小说了，换写别的体裁。这四年的时间里主要是评点曾国藩的文字，包括他的家书、奏折，通过评点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记者：这与您写作长篇历史小说的感觉有什么样的不同？
　　唐浩明：轻松得多。它不像长篇历史小说要有一个严谨宏大的结构，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记者：每天的工作安排是怎样的？
　　唐浩明：每天是这样的，白天有空也会写，但比较多的是在晚上时间写。我有两份工作，一个是出版社的，现在手上正在编《曾国荃全集》———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九弟，打南京的前线总指挥；去年我被任命为湖南省作协主席，也有很多工作要做；除此之外，就是自己的写作。
　　记者：担任省作协主席，会不会有很多应酬活动？
　　唐浩明：基本不出门，一个月里晚上出门最多两次。曾国藩当时在京城修炼时有12条“课程”，最后一条是：夜不出门。所谓“课程”就是对自己的要求。晚上不出去应酬，现在恐怕很难做到。我晚上主要在家里看书、写字，也看电视。
　　记者：您更愿意用“文学家”还是“历史学家”来定义自己？
　　唐浩明：不是我愿意不愿意，我想我够不上历史学家，我只是一个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