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诗歌，与喧嚣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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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诗歌，与喧嚣无关    好的诗歌，永远值得尊敬。但汉语诗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声名狼藉，某些“诗人”未闻其诗声先见其“失身”，某些诗人自组圈子大搞你死我活的山头文学、决斗文学，某些诗人以为声音越大动静越大成就则越高，某些诗人一听到一点点批评意见便升级为“战斗机中的战斗机”，某些诗歌沦为飞短流长、争风吃醋的人事武器……奇怪吗？不奇怪。
　　当诗歌留恋权力盛宴那一陪席的时候，它挡不住时代戾气的过度侵扰，所以，它敏感，它哀怨，它要穿红戴绿，它要撒娇耍泼。
　　很多诗人为“梨花体”抱不平，认为受众误解了诗人的艺术探索，这种盲目的声援是不是出于一种团体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可考，只不过，我愿意这样说，群轰事件体现了事物的另外一面：尽管网民情绪失控，尽管网民的“暴力”行径对事件中的个人造成了伤害，但网民激动背后强烈的心理失落，网民对遥远诗歌传统的朦胧怀旧，网民对母语最直接最粗粝的热爱之情，网民对优秀诗歌传统面临失传的本能愤怒，才是我们更应该看重的，他们所传达出来的，不过是并不虚无的集体失望。
　　真正好的诗歌，往往与喧嚣无关，它们星散而发，它们有从自我走向他人再回到自己的勇气与智慧，任何寻找它们的动作，都是有意义的过程。
　　2007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把大部分版面留给了诗歌，这确实是一个“罕见的决定”。该“诗特大号”的编者认为，“真正写出好诗的是深入诗内部的默默耕耘者，由于专注而凝神，已无暇顾及其他”。于此不妨略举一二：大解的诗，有祥和而平静的光泽；《角度》（叶辉）的词语有如熟手烧焊一样稳固准确的力量；朵渔的语言轻柔隐忍，但这并不妨碍悲伤与爱排山倒海地朝你的内心袭来；翟永明能够用最性感最泼辣的语言表现最严肃的知识话题……诗歌艺术是词语与情感的最佳冶炼厂，这可以从不同时代的诗作中得到验证。
　　2007年第3期的《诗歌月刊》收入加拿大著名诗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在魁北克登陆》、《第一批邻居》、《更多的抵达者》等系列诗作，她将奇异而敏锐的感觉置于“我”与事物之间，“这不能倾听的空间”，既模糊又清晰，既广大又细致。
　　郑小琼的诗对苦难有独特的看法，她对细节的现场感受力总能让人出乎意料之外，《中西诗歌》（2007年第1期）收入的《深夜火车》对动作描写颇为出色，但艺术内敛稍微欠缺。该刊同时收入彭燕郊的长诗《生生：多位一体》，该诗热情奔放，有一定的历史感与节奏感。
　　2007年第2期的《花城》收入于坚的《便条集》系列诗作，这些诗作仅用数字为“标题”，它们既不表示时序也不代表意义，它们仅仅意味着诗歌产出的符号记忆，它们不是于坚最好的诗作，但从中可以看出于坚之白描依然十分有力度。
　　诗比其他种类的文学作品更无所不在，它享受最高的幸福，它苦熬最痛的痛苦，它承担最危险的声名；诗人是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最脆弱的敏感神经，他们的非理性与理性正好是印证时代表情最贴切的词与物。那些与喧嚣浮浪自觉拉开距离的诗人，他们未必完美，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为一种艰难求生的语言艺术贴上了不同的标签。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