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诗歌二十年的“察言观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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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诗歌二十年的“察言观色”

□无歌 　　诗歌是小众的事业，却关乎大众的心灵。要了解广西诗人刘春的诗学著作《朦胧诗以后》，1986是关键点。正是这一年，《诗歌报》、《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仙鬼魍魉，悉数登场，在当时的影响可谓沸反盈天，朝野皆知。今天看来，诗展中相当多数试验之作也仅限于“试验”，备受争议、褒贬不一自是当然，但是毫无疑问，它更张狂了无数青年的诗歌野心，并由此诱发了更多形式的诗歌“试验品”的诞生，思想的奔流，释放，不拘一格，各占山头，所以其社会学意义远大于诗歌本身的意义。而且，它应该是以北岛、舒婷、顾城为代表的一代“朦胧诗”人与后来者的分水岭，之后，诗歌逐渐陷入“战乱纷争”的战国时代，王者不再，同时时间也以不可抗拒之势逐渐肃清“非诗歌”的东西，还诗歌仅仅是文学体裁之一种的本来面目。 　　可惜在1986～2007年，关于诗歌、诗人、诗歌事件，甚少有人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廓清。这二十一年，伴随改革的经济大潮，诗歌的洪流消遁，平静呈现，乃至渐渐没落。诗人何为？诗歌何为？圈外人旁瞻嗤笑，圈内人则心有戚戚焉。尤其是最近几年，鼓吹诗歌简直算“人民”公敌，无异于一头栽进了网民的天罗地网，除非自戕，否则够你难看。但是诗歌和诗人是存在的，这个永远在史册上抹不掉。诗歌也不会因为被砸了几桶唾沫，而从此变成散文、小说、八卦的附庸。诗歌就是诗歌，只要人类情感尚未绝迹，肯定会有新人站出来捍卫这面旗帜，而且诗歌自身，与戏仿“梨花”、诗人自杀是两条路上的事。 　　所以，我愿意认真阅读《朦胧诗以后》。上卷“人与诗”，对33位有影响的诗人和他们的诗，包括于坚、西川、海子、韩东、王家新、余怒以及女诗人赵丽华、蓝蓝、鲁西西等，进行诗性解读。下卷“词与物”，实际上是一份诗歌事件的报告，具有“史”的气象。 　　先说上卷。所谓“人与诗”，这表明一种灵魂的混搭，也可以说是关于诗人和诗作的思想的纠结，既是33位诗人的，也是刘春这位诗人“个体”的。比如《王寅：冬日清晨的朗诵》，刘春引用林贤治的话：“王寅把里尔克式的沉思、卡夫卡式的荒诞、萨克斯式的孤独，在一致的命运中结合起来，构建自己的主题和形式。生存的不安全感，这类‘世界性主题’在此前近百年的中国新诗中从未有过，所以是开拓性的。”但刘春认为，“的确是王寅对诗坛的一个贡献”，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类似的诗意在‘第三代诗人’中并不鲜见……只不过王寅表达得较为含蓄，而周伦佑则相对激愤一些”，评价客观。他论述韩东的短诗《黑人与老虎》：“洋溢于字里行间的神秘气息给予了这首诗飘忽不定的内涵”，对湖北张执浩的《槐花开放》，“槐花开放，一位母亲坐在树丛中打盹/她有一个年迈的儿子/她有偏头疼，还有自言自语/可是，槐花在开，像春燕/在归来，像反复强化的梦境/取代了孤零零的现实”，作者认为“张执浩的优美不是为优美而优美，优美只是诗人精心挑选的一种传递深刻内涵的文字手段，优美的另一端，是对自然万物深入骨髓的爱和悲悯”，刘春何尝不是在暴露自己的内心，喃喃私语。诗者，就像柏桦在《现实》中所言：“长夜里，收割并非出自必要/长夜里，速度应该省掉。”在一个以快为美的时代，慢下来，是对心灵的挑战。 　　在下卷里，刘春有个基本的方向，命名、事件、流派、风格、选本、年选、刊物、诗会、影响、作品、争议，显而易见，既是史料的堆积和清理，更是“在场者”的解剖。在“事件”里，有海子自杀、顾城杀妻、诗人上网、柯岩“抄袭”、性丑闻、“恶搞”与裸体朗诵，诗坛的正负效应如此剧烈，而关于“官刊”“民刊”的两极分野与逐渐调和，恰是草根与庙堂的恩恩怨怨，至于“影响”里面，是诗人刘春的膜拜和虔诚，在替外国诗歌大师布道。作者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冷眼热心，察言观色，二十年的诗歌里程尽在毂中。 　　当然，因为置身事内，《朦胧诗以后》未免带有一定的个人情绪和偏好。于此，它更靠近诗学随笔，虽然活泼，却可能缺乏足够的严谨。 　　梁晓明说“存在之诗刚刚开篇”，陈东东说“把灯点到石头里去”，柏桦是思念派，“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欧阳江河则在“幻美与日常之间”生活，让我们相信海子，“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诗歌，那份幽微的或滂湃的触动，正如哲学，虽然“无用”，却能指导一个人如何开拓内心的边疆。

来源：佛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