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诗歌潮流的演进方式

教师之友网

80年代诗歌潮流的演进方式

张立群              一、“80年代诗歌”及其生存状况     无论从世纪初的眼光回首历史，还是从已有的研究出发，以“80年代以来”的方式，看待近30年的诗歌历史，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立。[1]当然，以这样的时间范围进行论述并非要忽视“文革”结束至80年代之间的历史。作为一种策略，这里的时间起点只是出于诗歌艺术的完整性，比如：创作风格的连续性、创作方法的一致性、区别于以前诗歌创作以及造成显著影响等等来研讨内容，以及避免“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2]。尽管，任何一段历史的连接常常并非泾渭分明的事实，往往使理想中的历史分期带有前后矛盾的成分。     1976年“文革”的结束，使诗歌创作以及诗歌“想象”逐渐真实起来。然而，如果只是考察此后一段时间内的诗歌创作和诗歌发表，可以看到的是，对于历史记忆的清理仍然是一个过程。这不但为“复出的诗人”、“归来者”之类的诗歌史称谓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同样的，也为年轻一代诗人浮出历史的地表，获得了历史的机遇。这种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迅速而频繁的登场，及其之间的代际差异，无疑为考察80年代诗歌潮流的演进方式，提供了参照的可能。     构成日后80年代诗歌写作阵营的诗人，主要来自两个诗歌“群体”。即一类是“复出”的诗人，一类是“青年诗人”。“复出”的诗人，主要显示了当代一体化时代特别是“文革”时代的历史遭遇。因此，从广义的角度上讲，“复出”的一代并不仅仅是“归来的一代”，其中还包含着对更早历史记录的重新书写：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50年代因“胡风集团”而遭受牵连的“七月诗派”，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右派分子”，都可以被视为是“复出的一代”，只不过，这些诗人在“文革”结束重新进行创作时，都在主题、情感上表达了一种“归来者”的身份和反思意识。然而，由于年龄的限制和诗歌观念上长期遭遇“桎梏”，所以，“复出”一代诗人的绝大多数显示“后劲不足”，而少数保持创作活力的诗人，则更多体现为对一种历史思维的拒斥以及自我的不断超越。相比较而言，“青年一代”诗人则发挥了巨大的诗歌想象空间，他们的出现特别是“潜在作品”的重新问世，填补了“文革”时代苍白的诗歌历史。当然，这些在年龄、写作价值取向并不一致的“一代”很快由于“朦胧诗”及其论争的出现而呈现出“断裂现象”，此后的诗歌必将向“多元姿态”予以展开。     与诗人相继“复出”、浮现相适应的是，诗歌的阅读和发表也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与50、60年代相比，80年代正式出版的诗歌刊物有相当的数量增加。除《诗刊》、《星星诗刊》在“文革”结束之后较早复刊之外，针对当时诗界乃至文艺界本身走向繁荣的景象，各地也相继通过不同形式创办诗歌刊物，此外，各种综合类文学刊物大都开辟一定版面，以及1981年，唯一的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的创办，均为80年代诗歌的繁荣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与正式期刊刊发诗歌作品相呼应的，是非正式印刷品在80年代的盛行，这种可以视为是写作与正式发表之间的“中介”（即“民刊”），同样具有无法忽视的诗歌史意义。这种常常在80年代以“油印”、“手抄本”形式出现的“刊物”，既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现代文学史意义上的同类现象，也可以在视为是一种“民间权利”的同时留下了时代的“记忆”。以著名的《今天》为例，它的出现以及日后显著的位置，不但使这种“发表”方式得以流传，而且，还在日后的诗歌交流和阅读接受中，比如：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诗歌，起到了重要的“典范作用”。            二、论争中“超越”：80年代诗歌整体的推进动力    80年代诗歌潮流首先是通过论争的方式向前整体推进的，而新老两代诗人在艺术追求上的不同以及如何看待外来文化因素则是论争的内在动力。随着思想解放运动掀起高潮和改革开放方针的确定，国内的社会、文化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对诗歌写作和诗艺探索的热情也逐渐高涨起来。针对《诗刊》、《诗探索》等刊物以较大篇幅介绍和推出青年诗人的作品而掀起的高潮，长期处于“潜在状态”的写作得以公开，理论的介入和研讨自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自诗人公刘将因看到顾城的《无名的小花》而“感到颤栗”的感受发表，提出问题之后[3]，围绕青年诗人创作而进行的讨论与争鸣，就成为当时诗歌界的一个“热点话题”。1980年5月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由评论家谢冕撰写的《在新的崛起面前》，是拉开80年代第一次诗歌论争的重要“导线”。而后，围绕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相继发表的三篇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崛起的诗群》，即所谓的“三崛起”而进行的论争，都为“朦胧诗”的出现并迅速走向高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不但如此，如果以历史的眼光加以审视，围绕“朦胧诗”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论争，都使得“朦胧诗”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诗歌创作本身所能抵达的范围。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朦胧诗”这个名字本身存有很大程度上的不确切，但它的名字却并不来自它的拥护者，而是它的反对者。当时，一篇名为《令人气闷的“朦胧”》[4]的反驳文章，恰好为所谓的“朦胧诗”定下了名字。     无论从诗歌艺术的演变，还是从历史经验的角度上，“朦胧诗”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它既可以视为是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在“沉默”近四十余载之后的一次复苏，同时，也是一批富有时代气息的青年诗人在不断反思苦难经历、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和较早接受外来诗歌潮流影响的必然结果，而对上述这些内容所持的不同立场也正是“朦胧诗”频频遭到批评的重要原因。1984年之后，随着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遭到严重批评，“朦胧诗”后期代表诗人杨炼、江河等接受“寻根文化”的影响逐渐转向“文化史诗”，“朦胧诗”就在尚未完全充分发展以及主要诗人不断分化中趋于瓦解，诗坛进入了一段相对短暂的沉默。1985年2月，当以艾青、公刘、公木等18位老诗人还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为出版社、文学刊物等各个方面对诗歌“冷漠”和“轻慢”加以抱怨的时候[5]，一场似乎比“朦胧诗”来势更为猛烈的诗歌运动已经悄然开始了。    “新生代”诗歌或曰“第三代诗歌”、“后朦胧诗”是80年代诗歌第二次规模巨大的诗歌潮流。虽然，这次诗歌运动并没有过多的与“朦胧诗”代表人物发生正面的“交锋”，但他们在《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推出的“中国诗坛1986年现代诗群大展”中，以“集体出击”的方式从学习“朦胧诗人”到最终“pass 北岛”却是不折不扣的一次诗歌“争鸣”。程蔚东的“别了，舒婷北岛”[6]、韩东“指斥”北岛为“政治动物”[7]都使他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朦胧诗”彻底决裂的态度。对于这样一群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又自认长期身居边缘位置，既带有明显的“平民意识”又没有沉重历史负担的后起诗人来说，能够在文化活跃和可以质疑一切的年代里，告别具有浓重贵族化气息和现实批判色彩的“朦胧诗”，无疑是一件值得欢呼雀跃的事情。而从“论争”的角度上，1983年对“崛起论”的批判和1986年“兰州诗歌会议”对青年诗人创作争论,也以间接的方式为“新生代”的出场准备了“历史条件”。当然，“新生代诗歌”所代表的日常生活、凡夫俗子式的审美观念，虽体现了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文坛不可扭转的趋势，但过度的关注语词与生活俗事却使他们的诗歌创作在“超越”中走向了另一极端。因此，一个历史事实则是，“新生代诗歌”在对宣言痴迷和语词激情的内耗中同样也没有持续很久，而对历史的漠视、解构崇高都使得他们许多“流派”在刚刚完成“群像展览”之后，就匆匆地开始了分化瓦解。到80年代末期，随着海子的辞世，“新生代”诗歌已基本结束，至于《诗歌报》月刊再度举行的“1989实验诗集团展示”则成为“新生代”诗歌进行的最后一次集体的告别。            三、主体的位移：由“群体”走向“个人”    80年代诗歌在创作内容上还呈现出明显的由“群体”走向“个人”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对90年代诗歌创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新生代诗歌”的出现虽然在表面上使80年代诗歌明显分为前后两个不同阶段，但区分80年代诗歌前后的差异性，却更多体现在写作内容与主体意识的变化。    “朦胧诗”作为新时期文学启蒙的重要源头，虽然以“独特”的艺术特质区别以往的诗歌创作，但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朦胧诗人”的写作却与历史的经验密不可分。由于后来被指认为“朦胧诗人”的写作前身与“白洋淀诗群”创作的审美观念有关，所以，“朦胧诗”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冲破历史地表的一次集体行为。作为“白洋淀诗群”这一产生于“文革时代”知青群落的后继者，“朦胧诗”不仅对“文革”极左文艺思潮表现出一种反叛的姿态，而且，在继承“地下诗歌”燃烧火焰的同时，还对诗坛长期以来形成的诗歌观念、抒情方式等“写作模式”进行了一次历史的“清算”与反思。因此，“朦胧诗”虽然是一个“独立”的文学现象，但在深层意义上，朦胧诗却与“白洋淀诗群”在创作上存在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在整体反思国家、民族命运中，表现了一代青年对“人”与现实关系的认识，而他们在诗中表现的鲜明的历史责任感以及渴望介入历史的强烈主体情怀，也反映了与历史传统相通的种种气息。     “朦胧诗人”及其创作对历史的热情，特别是鲜明的政治视角，使其诗歌创作往往呈现出一种“文化的整体反思性”和“大我”意识。尽管，作为艺术上的一次“反叛”，“朦胧诗”似乎不合乎时代的“主旋”，但从沉重的历史感、文化精神的角度上，“朦胧诗”所表现出来的“群体意识”并未与“朦胧诗”之外的创作在精神气质以及主体意识构成不可逾越的鸿沟。北岛诗歌在怀疑、否定中所表达出的“觉醒者”对于理想世界的争取，顾城诗歌对纷乱社会的记录与“一代人”式的反思[8]，舒婷诗歌对社会重大主题的主动承担，以及江河、杨炼在80年代以强烈的“自我意识”探寻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都与当代的时代精神息息相关，因此，作为一次因年龄代际、写作技巧以及由此引发论争等原因获取“诗名”的一代，“朦胧诗”无论相对于前代，还是“当代”[9]，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都是幸运的。     与“朦胧诗”相比，“第三代”诗歌虽然集体登场，并在口号声中超越了前代，但却在现实演变中难以掩饰这种行为的“策略”意义。“新生代”的许多诗人都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最初阅读“朦胧诗”时的心灵震撼，因而，他们这种出于“策略”的考虑便在最终形成了一种历史的扬弃，在抒情的变异和“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第三代诗歌”的“个人性”或许就在于“‘第三代’诗人们不像朦胧诗人那样经历过噩梦般的悲愤年代，对朦胧诗人那种干净坦荡的英雄主义倾向、那种深入骨髓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格格不入。他们不愿做朦胧诗歌唱者那样‘类的社会人’，他们无意代表时代，也无意代表他人，他们只代表自己”。[10]与此同时，“第三代诗歌”的出现还预示着一种“平民意识”的觉醒，以及从朦胧诗的“类型化情思阴影下走出，迅速向人的生命存在状态的顿悟与袒露回归”[11]。这样，在带有某种后现代幻象的写作倾向中，“第三代诗歌”就在关注“此在”中走向了一种“个体的诗学”。他们对生活、事态具象细腻入微的书写，以及在拒绝历史的过程中，都充分展示了“自我”的意识。尽管，在声势上，“群体意识”在他们那里从未缺乏过。（这一点，以后的论述还将详细的涉及。）            四、艺术的流变：不断走向“现代”与“融合”    80年代诗歌潮流，作为文艺复苏和思想解放的产物，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中俯视，是接续了一度中断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并不断在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显现追赶世界诗歌艺术的状态。自“朦胧诗”以喷发“地下潜流”的方式，以“独特”的表达方式，进入到“现代”层面，80年代诗歌就基本按照“自主的身份”进行演变。以为“朦胧诗”呼号的“三崛起”为例，三个“崛起论”层层递进，到1983年徐敬亚写作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时，对“现代主义”的“不可扼止”，“新倾向的艺术主张和内容特征”、“一套新的表现手法正在形成”以及对“新诗道路发展的必然”[12]等论断，以充分印证了“朦胧诗”的“现代特征”以及“现代主义”在创作界和批评界逐步深化的轨迹。而作为一个整体的趋势，80年代初期文艺界对“现代派”艺术的关注[13]，也使这种论断可以在正反两面上得到呼应，因此，作为一个耐人寻味的结果则是，对“朦胧诗”以及“崛起”的指责与批判，都在事实上推进了80年代诗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与“朦胧诗”的整体意识和反思相比，“第三代诗歌”则更多体现了一种“现代”意识，而且，如果只是从其追求“平面模式”，讲求代“本我”立言的非英雄意识、反崇高，以及专注语词的表现来看，“第三代诗歌”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体现为提前进入“后现代”的种种表征。当然，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态势，80年代诗歌在写作上，都体现了一种对诗艺技巧和修辞的注重，这既是80年代诗歌不断融入“现代意识”的结果，同时，也是诗歌艺术不断提升、融合的结果。而在此过程中，“第三代诗歌”只是以“时代契合”的方式扮演了一次“反叛的先锋”。     80年代诗歌在演进过程中，不断走向“现代”与“融合”的趋势，不但为其演进阶段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依据，而且，也为一种文化交流视野中的历史评价塑造了“原型”。在80年代诗歌热闹繁荣的表象背后，除了包容着对“历史”的反思与写作上的“接续”，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如何吸纳外来的文化质素体现一种“超越”乃至“颠覆”意识。这一点，在关于“朦胧诗”的论争，以及重新审视“第三代诗歌”的写作、部分理论主张以及“流派身份”各异时就表现的十分明显。事实上，“80年代”作为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时间阶段，它的“特别”主要就体现为“文化复苏”到“文化转型”时代“角色”的迅速转变上。随着80年代中期外来文化信息涌入速度的加剧，类似西方种种流派的写作方式可以在中国文坛上竞相登场，而这种以几年时间就把西方几十年的“东西”匆匆实践了一遍的行为，自然会造成不一样的效果。因此，它的迅速演化也必将遮蔽一些潜在于诗歌内部的问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同样以“迅速”、“断裂”方式处理遗留问题的行为，比如：语言问题、叙述的方式等，也期待着历史的再度回应。                 五、多元化诗歌格局的形成     在“新生代诗歌”对“朦胧诗”超越的过程中，80年代诗歌大致以“朦胧诗”的偃旗息鼓而被划分为两个阶段。从诗歌的审美观念和写作的心态意识上讲，“朦胧诗”的结束、“第三代”的兴起，除了体现在主体的位移、“现代”意识的演变，还与抒情方式的改变有关。比较“朦胧诗”时期的诗歌写作场景，“第三代诗歌”虽流派纷呈、姿态各异，但却无法掩饰在追求生命感、真实感的同时，诗歌“抒情方式”从激昂走向平实的整体发展趋势。在比较《回答》、《一代人》与《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等经典作品的抒情气质和心态意识中，不难发现：通过写作而渴望把握的“真实”正发生着内容与程度上的“双重变异”，而这种变化已经折射出诗人身份的认同，也同样发生着改变。“新时期文学”特别是“新时期诗歌”激昂的情感抒发，高贵的气质以及鲜明的政治色彩，已为某种复杂的、冷静而客观的写作精神所代替。当然，这种诗歌启蒙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弱化，在不同地域、写作关注点不一的诗人群落中，仍然以另外的形式予以“继承”，而这种趋势，与80年代中期之后，各种写作均发生一定程度的深化，多元姿态的写作格局在文坛逐渐形成是一致的。     随着部分“朦胧诗人”相继移居国外，现代主义诗歌在变异中向前发展。江河、杨炼等适应“文化寻根”而进行的“文化史诗”创作，可以视为是“朦胧诗”的分化前的最后一次努力。但即使在“第三代诗歌”登场并迅速占据诗坛的时代，另外一类创作也是无法忽视的。在这一阶段，部分老诗人仍然在进行创作并对青年诗人进行的种种实验保持着理解的态度。在他们的创作之中，往往体现为一种“历史再反思”之后，创作主题上的集中以及自我意识的介入。自80年代初期，以支边青年和军人为主体的“边塞诗歌”，已经在西部兴起，到80年代中期，这些诗人的大部分已为诗坛所瞩目，昌耀、杨牧、章德益、周涛、马丽华、李瑜、魏志远等的诗歌已经成为迥别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的写作流脉；而从“地域性”的另一角度上说，“乡土诗”的兴盛虽与作者的“下乡”，情感上的“忧郁”有关，但生活氛围的改变特别是创作上的自主，已经使这种创作逐渐转化为歌咏自然、乡土和表现南北地域差异的又一“主旋”。至1987年，所谓“新乡土诗派”在“第三代诗潮”下的生长，又造成这一类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新质”。当然，上述的诗歌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体现为对“朦胧诗”主体精神的一种呼应，然而，无论就意象经营，还是表达主题上，他们都与一种“现实主义”的不断深化有关，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80年代诗歌正向更为广阔的写作空间敞开。 注释： [1]“世纪初文学”概念的出现使20世纪中国新诗的历史划分，有了新的可能。体现在晚近的诗歌史书写上，洪子诚、刘邓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程光炜的《中国当代诗歌史》，都以“80年代诗歌”的方式，论述了这一段的历史。 [2]“新时期文学”是一个随着世纪初文学出现而越来越被质疑的概念，而其根源之一就在于“新时期”是以政治介入文学史分期的结果。其具体过程大致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早从政治意义上提出“新时期”概念之后，《文学评论》、《文艺报》等文学核心刊物纷纷将这一概念置于文学批评的视野之中；而后，在1978年6月5日《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中，文学艺术“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以及“新时期文艺”等字样的出现，已经为“新时期文学”浮出历史的地表进行了铺垫。当然，作为一种带有权威性的确证，一般以为，周扬在1979年11月1日第四次文代会上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才是使“新时期”成为一个崭新文学史分期概念的重要标志。 [3]公刘：《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星星》，1979年复刊号。 [4]章明：《令人气愤的“朦胧”》，《诗刊》，1980年8期。 [5]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405页。 [6]程蔚东：《别了，舒婷北岛》，《鸭绿江》，1988年7期。                   [7]韩东：《三个世俗角色之后》，《百家》，1989年4期。 [8]顾城的创作无疑是与“朦胧诗”整体的精神相通，但很快，他就转入了“童话诗人”的创作，这使得他的写作道路与其他几位“朦胧诗人”并不完全一致。 [9]所谓“当代”，主要是指在80年代“朦胧诗”展开的过程中，“朦胧诗”之外的同时期诗歌，基本上是以多元写作的姿态展开的，而其中，“政治性的抒怀”、“集体式的书写”一直在一定时期内占据主流。 [10][11]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45页、46页。 [12]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1期。 [13]比如，在当时产生较大影响的就有高行健的《现代小说艺术初探》，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1期；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关于“现代派”的通信》，《上海文学》，1982年8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