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写作”：世纪初诗歌代际划分的另一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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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写作”：世纪初诗歌代际划分的另一种解读
张立群

   自“世纪初诗歌”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出现之后，一些与此相伴相生的命名也竞相浮世。不过，鉴于“世纪初诗歌”时段之短暂，所以，一些随之而来的概念总不免留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而由此可以推演的是：20世纪诗歌在最后10年，许多问题尚未得以沉积就被时间无情地夺去。面对历史，人们总是扮演着事后把握的角色；然而，这一切依然是历史，历史往往只有在比照中才能称其为“历史”，或许这对于晚近的历史尤为重要。只是对于曾经年轻的诗人而言，一个代际的消逝，就决定他们已俨然进入“中年”。

    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年”一词的范围已经扩大，但对于那些有感于时间流逝、语境变迁的敏感诗人来说，写作意义上的“中年”依旧过早地出现于他们的笔下。显然，这是一种裹挟复杂情感的心态，而且，就具体的理论内涵来说，“中年写作”之“中年”也绝非是线性时间意义的。有感于当前“中生代”的命名已然裹挟“中年写作”一词，笔者期待以“历史后”眼光，重新审视这一命题。


                 一、“历史”的出场
    按照诗人肖开愚的叙述，“1989年我在《大河》诗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中年写作’，探讨摆脱孩子气的青春抒情，让诗歌写作进入生活和世界的核心部分，成人的责任社会。在正常的文学传统中，这应当是一个文学常识，停留在青春期的愿望、愤怒和清新，停留在不及物状态，文学作品不可能获得真正的重要性。中年的提法既说明经验的价值，又说明突破经验的紧迫性，中年的责任感体现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上，而非呼声上。”[1]“中年写作”无疑是具有内在规定性的。对于当时仅有29岁的肖开愚来说，“中年写作”过早地莅临，或许只是为了摆脱一种青春期写作的焦虑，进而为一种成熟性写作予以张目。不过，时过境迁，肖开愚的“中年写作”在诗人欧阳江河的名文中，又有新的释义。针对肖开愚1989年刊载于《大河》诗刊上的《抑制、减速、开阔的中年》，欧阳江河指出：“我认为，这一重要的转变所涉及的并非年龄问题，而是人生、命运、工作性质这类问题。它还涉及到写作时的心情。中年写作与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极其相似：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与将逝之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2]欧阳江河的文章完成于1993年，对于天才诗人海子的死亡和1989年具有的“回顾与转变”之意义，欧阳江河过早地体味到个中滋味并在具体描述中寒彻透骨。肖开愚和欧阳江河对于“中年”的叙述体现为1990年代到来之后产生的时间差，但无论怎样，两人都在责任感和经验层面上获得了共识，这使得“中年写作”这一提法从一开始就与1990年代纠缠不清。

    如果当前所言的“中生代”可以理解为“以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为主，他们的写作大多开始于1986诗歌大展前后，1990年代中期引起关注。相对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横空出世，这代诗人的理论主张与诗歌文本更内在、驳杂，缺乏鲜明、易于概括的特点，是当代新诗潮‘后革命’期的产物；其精神背景是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与朦胧诗的文革背景，第三代的改革开放背景迥然有别”[3]，并在结合“宏观描述”、“沟通海峡两岸”、“消解大陆诗坛‘运动情结’”等三方面内容之后，获得更为广阔的历史阐释，那么，无论关于“中生代”范围的确定存有怎样的细微差别，它生成的语境都无法逾越1990年代相对以往历史的“断裂”和世纪初一代诗人的“人到中年”。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常常表征为集体出场、众语喧嚣的诗歌写作，在历经“第三代”或曰“新生代”、“后朦胧诗”的悸动之后，如何在反思过去进入1990年代以及承受1990年代诗意的“冷风景”，确实是属于另一代际诗人的课题。即使对于那些崛起于1990年代的诗人而言，80年代诗歌留下的巨大历史真空也是一段难以抹去的历史记忆，因此，将“中生代”的成名起点于1990年代就并非偶然，至于其如何拥有“中年写作”的身份，或许仅在于一种“历史化”的过程。

   

                  二、“中年”之群落



    围绕1960年左右出生的诗人谈及“中年写作”无疑是必要的，除了源自文学史叙述的习惯性压力之外，这一代诗人的写作也需要一种写作和命名意义上的沉淀。历经1990年代的诗意守望，到当前俨然“中年”的创作现实，上述诗人群落均已在“40岁年龄”这一主线中获得了写作观念与技巧上的多面成熟。今天，他们早已摆脱“崭露头角”式的写作焦虑而坦然面对诗歌，越写越慢、越写越少的外部呈现并不是“中年写作”下滑的标志，相反地，这一写作态势倒可以在沉稳、自然地表达中，传达个体对生活和世界的稳定性认识，这种仅有在回顾历史过程中才可以发现的脉络，或许，只能通过时间来衡量写作意义上的“位移”。

    研究具有特定指向的“中年写作”应当成为一个课题，即使忽视“命名”历来是中国诗人、批评家观念意义上的“历史制高点”。按照诗人张曙光更倾向将“中年写作”称为“成熟写作”的妥帖看法，“中年写作与其说是时间性问题，不如说是阶段性问题。但它作为阶段也不能说是必然的”；“‘中年写作’的提出表明这样一种姿态：使汉语诗歌真正进入成熟期，且对以往的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总结，如果说不上是一次清算的话。”[4]“中年写作”应当是一种理想意义上的成熟状态。不过，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毕竟由来已久，因此，在接受者的“数量”、个案研究纷繁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1990年代特别是世纪初对以往历史反思，和所谓当前的“中年写作”已经构成当代中国诗歌写作之“中坚”的前提下，判别“中年写作”的群落构成以及诸如“中生代”的外在命名。

   “中年写作”作为一个诗歌群落，几乎成为“无名的一代”。这种论断的出现并非来自于诗人和评论者本身，在更多的情况下，它应当来自特定时代的生存境遇。正如先有“中年写作”之命名，而后，历经一个代际的时间我们才在“中生代”的提法中看到“中年写作”本身及其前瞻性意义。对于常常陷入文化转型1990年代诗人而言，“从头开始”、“深刻的中断”和“崛起于90年代”、“继续写作于90年代”，使诸多诗人在经历90年代初期的一段“真空地带”之后，站立于同一起跑线上。“70后”、“80后”诗歌写作命名迅速登上历史舞台，使当代诗歌在“70后”写作之前，一直缺乏一个可以整体、系统把握的“近邻阶段”，这使得曾经“中年写作”的诗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有参照前后两代诗人才可以得到“确证”。

    当然，判别“中年写作”群落或者更为直接的“中生代”一样，都不能仅仅着眼于“代”之释义，在更多时候，“中年写作”所能表达的更多应是“类”与“倾向”。“中年写作”依旧是一个意义模糊至少是指认难以确切的名词，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公认特征的匮乏。而今的“中年写作”成长于理想价值的蜕变时代，“诗歌可以回到艺术自身”的现实使他们很容易摆脱“集体价值”的依附，走向自我。这样，他们在诗歌道路上的追求就很容易显现出某种与生俱来的姿态。在今天重提“中年写作”时依然无法逾越的“他们”，其实都在异彩纷呈的艺术世界中保持了平和的心态，“他们”不但有深厚的文学传统，还有诗人应有的伦理意识，他们的历程记录着追寻精神自我和灵魂历险的全部。在多少同龄者以“自耗”的方式泯灭于前代之后，仅存下来和逐渐彰显出来的名字总是那样坚守、自持直至穿透一般意义上的诗歌写作。

                     

                三、叙事的“抒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年写作”代表一种经验处理和综合的能力。按照1990年代常常提及的诗歌之“关键词”，比如“个人化写作”，“中年写作”诗人的“个人化”写作一直隐含着“一代人”的“群体焦虑”。和稍后的“70一代”诗人相比，已然“中年写作”即“中生代”诗人背负的历史记忆还是相当沉重的。对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而言，当年的他们无疑羡慕前辈出场时的荣光。这仍然是亲历历史变迁的一代诗人，“新时期”的到来、80年代的激情昂扬与历史进入90年代那一刻特有的“恍若隔世”，都造就了他们诗歌写作的起点不同于前后两代诗人。历史记忆与他们曾经切肤般的碰撞过，即使对于那些所谓纯粹于1990年代拔地而起的“青年诗人”，阅读经验、诗意技术的汰变以及前辈的压力也往往使其感受到沉默中潜行的压力。“这一代”诗人在整体上当然体现了90年代“个人化”写作惯常拥有的“各自为战”的特点，但面对诗歌日益丧失批判社会功能的文化现实，诗人在减轻“宏大叙述”的重负之后，很快又陷入到生活琐事无休止的烦扰以及如何对时代发言的困惑之中。上述内容，构成了“这一代”诗人普遍的群体性焦虑，并可以在世纪之交的诗歌论争特别是世纪初“底层写作”的不胫而走中得到证明。

    在走向更高“自我”和体现更高“诗性自觉”的过程中，“中年写作”一直面对着如何处理“诗与生活”这一充满复杂的关系命题。为此，我们必须要关注“叙事性”这一提法。正如“中年写作”之“始作俑者”肖开愚指出的“生活的经验和语言能力使得中年诗人具备了叙事的条件，他们更多采用陈述句，他们写作的前提如果不是有所发现，目标也是有所发现。”[5]相对于以往诗歌写作中惯有的凌空蹈虚和高蹈的抒情，“叙事性”首先在于走向日常生活的及物性，而后才是一种颇见功力的手法。进入1990年代之后，诗歌写作更多体现为如何表达客观化的生存境遇，这是一代诗人写作的宿命，同时，也是他们最终是否可以超越生活俗境、进入成熟写作行列的一种限度。不过，无论怎样克制写作的尺度，诗歌在1990年代之后日趋呈现的强烈个人性，还会和诗歌本质化的抒情性相结合。因此，“我们今天的写作出现了一种可以勉强称之为叙事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决不能看作是与荷马时代相同的，我们现在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亚叙事，它的实质仍然是抒情的。”[6]

   既然“叙事”在实质上是抒情的，那么，90年代以来直至当下的“中年写作”在实质上就极容易和“语言中的现实”之命题结合在一起。如果世纪初诗歌代际划分过程中“中生代”的提法是审慎而客观的，“中年写作”作为另一侧面就必然需要更为精确的写作阐释。正如诗人欧阳江河曾“不厌其烦”地以“时间性”来揭示“中年写作”——“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我们都是处在过去写作。我们在本质上是怀旧的，多少有些伤感”[7]。“中年写作”应当或曰至少是写作和观念意义上的“双重成熟”，它代表着时间减缩过程中一种“持续的到达”并可以“一再重复”。进入这一阶段的诗人开始注意自己的写作能否为他者所认同，而写作对于他们需要的是如何获得一种隐藏于细节中的真相和意义，从而在叙述中完成潜在的抒情和自我意识上的自给自足。



                 四、行走中的“地貌”



   如果“中年写作”在年龄之外更多地代表着一种成熟，那么，或许只有面向亲历者才能获得更为深入地解读。在“个人化写作”各自为战的逻辑演绎下，“中年写作”以及所谓的“中生代”一直是以地貌特征的方式构建着后现代时期的“空间地理学”。在摆脱意识形态强有力的束缚之后，“中生代”诗人总是从个人经验和诗歌艺术的角度考虑自己的创作，这种写作现状使俨然以成为“中年写作”的一代往往徘徊于个案和整体研究之间：一方面，从汗牛充栋的批评个案中确立一个诗人写作的轨迹，一方面，从众多批评中提升“类型化”的地貌特征，这一过程的实现在事实上也包含着诗歌史完成的固有逻辑。

   在详细考察自90年代末期以来的“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等并不恰当的历史命名之后，在反思世纪初的“底层写作”甚或“打工诗歌”等似曾相识的命名过程中，“中年写作”不断完成自己的定型化和类型化的过程，并将自己的写作边际蔓延到“70后”、“80后”等新一代作者的身上。以历史的眼光看来，“中年写作”总会围绕智性、真心、现实等极具整体性特征的类型写作，这自然也是他们之写作可以打动人心的根本原因。在“北大诗人”臧棣的写作中，人们往往能够发现一种较为接近“纯诗化”的创作倾向：这种创作上的诉求不但使诗人在诗歌写作中自觉地摒弃诸多所谓“非诗”的因素，同时，也使诗人的诗歌充满智慧和丰富的技艺。透过那些诸如《宇宙风景学》以及《建筑工地的看门人》、《施工现场》、《在楼梯上》、《日常生活》、《未名湖》等在日常琐碎生活中开掘诗意的作品，臧棣的意义或然就是“提到臧棣的诗歌魅力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其卓越的语言才能和高超的技艺” [8]。与臧棣相应的，在世纪之交的女诗人中，路也的写作也常常因为和具体的生活实际结合而为人瞩目。路也总是以成熟女性对生活的理解以及或者直白而大胆的抒情，或者缠绵悱恻的叙述进行着关于人生以及女性命运的思考。当然，除了这种真实的自省之外，路也在世纪之交的写作中一种动向值得人们关注，而这，同时也是充分反映世纪之交女性诗歌整体转变上的一个重要特点——让诗与时代结合的写作色彩。纵观新时期以来女性诗歌20余年的发展历程，这种近乎回归翟永明时代的写作无疑代表一种新的写作动向，而与前者相比，注重清新、明晰和指向上的具体而不悬浮，恰恰是其于“突破中敞开自我”的历史意义。与以上两种类型相比，在珠海诗人卢卫平的笔下，诗歌写作的“本质”总是通过一种对比的方式呈现的，不但如此，就结果而言，这种对比后的指向也基本趋于一个主题，即为在现实中感受到的生存状态和个体的真实体验。在那些进入与远离城市并略带些许伤感的文字描写中，卢卫平更为执着的是一种回归家园，回归生命本源的表达方式。在以诗集《向下生长的枝条》为代表的创作中，卢卫平总是通过描述家园、母亲来揭示自己向往的本质，他从不拒绝在诗中究竟展现了怎样世俗化的情境，但他却从未丧失隐含在诗歌深处的理想。于是，在《抛弃城市》与《挂念一座城市》之间，“向下生长的枝条”就必然在“外乡人”的视角下，与“底层”、“口语”等话题发生关联。上述类型化写作既是“历史后”的眼光，同时，也代表“中年写作”形成的“诗歌地貌”——“诗歌地貌”不但是“中年写作”行走的历史结果，而且，也生动地见证着“人到中年”后稳定、成熟的人生观和自我经验意识。

   尽管，以当年肖开愚、欧阳江河提出的概念审视当前诗人的写作，会难免存有理想化、概念化的色彩，但作为一种考量方式，却不失为深入世纪初诗歌诸多外在命名的必要角度之一。显然地，“中年写作”必将随着历史的推移成为一个行走的概念，正如“中生代写作”也同样会前仆后继并不可避免地涌入新的诗人群体，因此，可以说：无论“中年写作”还是“中生代”的命名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它只是一个开始，而更多的应当是时间赋予诗人和研究者“历史之权利”。







参考文献：

[1] [5]肖开愚：《90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陈超：《最新先锋诗论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337－338页。

[2][7]欧阳江河：《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56－57、65页。

[3]《现当代诗学研究——关于“中生代”诗人》之“编者按”，《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5期。

[4]张曙光：《写作：意识与方法——关于九十年代诗歌的对话》，孙文波、臧棣、肖开愚：《语言：形式的命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358－359页。

[6]孙文波：《生活：写作的前提》，《阵地》（民刊），1995－1996总第五期。

[8]西渡：《臧棣的位置》，西渡：《守望与倾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147~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