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作家的人格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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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作家的人格主体性

作者：陈剑晖


    散文创作中作家人格的主体性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它却是与散文的概念一样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传统的散文理论认为，散文是一种侧重于“表现自我”的文体，因此在散文创作中作家的人格主体自然也就体现得最明显和充分。至于究竟什么是散文作家的人格主体性，传统的理论要么语焉不详，要么仅仅在作家的创作个性、修养或风格的层面上来理解作家的人格主体性。在我看来，这样的认识不仅过于笼统， 而且未能从本体上来理解作家的人格主体性。因此，当我们着手对以往的散文理论进行清理省思，并试图在清理省思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具有现代视野的散文理论时，很有必要对作家的人格主体性进行一番界定和厘清。
一
     主体性是源于哲学领域的人类学本体论命题。它是随着近代哲学人的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同时不断地摆脱神性而后确立的。作为一个历史地发展着的哲学概念，主体性可以说是一切思维、意识、意志和感觉的统一体，是指积极活动和认识的、具有意识和意志的独立存在的“个人”，它与客体是对立统一的；或者说，客体只是主体的认识活动的对象。因此，就哲学来说，主体性最大的特色就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本质上就是自由的。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人有个性，有思想，有理性，因此他能够自己发现自己，自己创造自己。此外，主体性还具有精神性、心灵性和超越性等特征。就文学方面而言，主体性可分两个层面来理解：一个是主体性与客体性关系的认识论问题；一个是文学中主体性的历史发展，它的精神构成和审美特征等问题。我在下面要探讨的，主要是第二个层面的文学本体性。

如众所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围绕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文学理论界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不过那时所讨论的主体性，主要是就小说创作而言，而且那个主体性的内涵比我在在这里所要探讨的主体性要大一些，它包括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和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三个方面，而我在这里要探讨的仅仅是散文作家人格的主体性；换言之，本文主要侧重于从创作的个性化、精神的独创性、心灵的解放、生命的本真性和主体性的人格智慧以及人格格调的角度，探讨作家在散文创作过程中的内在能动性和创造性，至于作家的实践主体性（创作中的表现和创作技术），我将在别的文章中谈到。

从散文本体的角度看，一篇散文要获得成功，要想对读者的心灵造成震撼并在读者的审美经验中造成“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散文作家在创作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的创造功能和个性力量。因为个性既是主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个性又从人格的方面决定了作品的质量。由于个性是从主体的创造性、能动性方面来确定散文的本体，因而个性具有共性所无法达到的深度和独特性。当然，作为作家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产物，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都强调个性化的表达，但因艺术形式的不同，有的表现现实生活时主观色彩淡一些隐蔽一些，有的则主观色彩浓烈、外露一些。比如小说、戏剧、主要通过虚构的情节、故事、戏剧冲突的设置，尤其是典型的环境描写和塑造人物的方法，来再现客观的现实，表达作家的审美艺术理想，它是以外在事物体现思想的认识，以明确具形的形象组成精神的；而散文则是主观的王国，这是一个内在的世界，一个孕育着的、并且保持其孕育状态而不外显的世界。在这里，散文家的个性占主要地位。我们只有通过散文家的个性去感受和理解一切。也就是说，散文家在表现生活时，他不用对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场景作太多的典型化加工，他的个性没有被虚构的帷幕隔开，因而他的主观感情表达最为直接，个性流露也最为鲜明。也正因此，日本的厨川白村说过：“ESSAI（随笔）比什么都要紧的条件，就是作者将自己个人底人格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 郁达夫也说：“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往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 在这里，厨川白村和郁达夫都以是否有鲜明个性作为衡量一篇散文优劣的重要标准。我们看20世纪那些优秀的散文，比如鲁迅、周作人、梁实秋、沈从文、张中行、史铁生、贾平凹、张承志、韩少功、王小波等作家的作品，无不是以自觉或非自觉的创造性以及由此形成的主体个性化而获得读者的喜爱。

不过，如果从文学主体性的高度来要求，散文作家在创作时，仅仅注意到主体个性还是不够的，主体性作为历史性和社会性的范畴，作为认识论与价值论统一的实践性的产物，尤其是如果我们将主体性当作是一种对自我和现实的超越性规定，那么，这种主体性便不仅是带有个体特征的，而且应是建立在不同的个体上的人类精神的存在。刘再复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学的主体》中，就将人的主体性分为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所谓实践主体，指的是人在实践过程中，与实践对象建立主客体的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动的，这时人是实践的主体；所谓精神的主体，指的是在认识过程中与认识对象建立客体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去认识的，这时人是精神主体”。 应该说，刘再复关于作家精神主体性的论述，对于我思考散文创作的人格主体性问题有着极大的启示。因为在我看来，一篇散文是否有独特的内涵和真正的价值，是否能给读者以强烈的心灵和思想的震撼，最关键的是看这篇散文具不具备精神的主体性。所谓精神的主体性，“是指作家内在精神世界的能动性，也就是作家实践主体获得实现的内在机制”， 它不仅强调人在文学活动中，要以人为中心，为主体，突出人的作用和价值，以人的方式去思考和认识客观世界；而且，它还特别强调作家主体性的最高层次，即精神方面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因为精神属于内宇宙、内自然的范畴，它具有追求自由和反抗束缚的特征。精神是作家的意志、能力、创造力的凝聚，是作家整个人格和心灵的表现。一个散文作家，如果他意识到精神主体性并为实现这种主体性而努力，那么，他的创造就有可能“视通万里，思接千载”，使内宇宙与外宇宙相通，让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融汇，从而使散文产生质的飞跃。为什么现在的读者不喜欢读杨朔和秦牧的散文，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散文缺乏对精神主体性的追求。在精神主体性被强大的意识形态阉割得千疮百孔，在共性淹没了个性的社会氛围中，尽管他们的作品不乏诗的意境和知识性及趣味性，但在价值多元个性凸现的今天，他们的作品无论如何也引不起读者的激动了。相反，鲁迅的散文小品由于充溢着强大的精神主体性，所以，即便过去了近一个世纪，仍然引发我们绵绵不断的思索和震动。可见，有没有精神主体性，或作品中主体性的强弱，其阅读效果和影响是大不一样的。

散文作家精神的主体性，首先体现在精神的独创性方面。散文作为文学的代表和最高范本，作为文学种类中最自然朴素的“存在”，它不仅要求散文作家在创作中体现出精神性的倾向，而且要求这种精神必须是独特的。因为散文不似小说那样有人物、情节可以依傍，也不像诗歌那样以跳跃的节奏、奇特的意象组合来打动读者。散文是以自然的形态呈现生活的“片断”，以“零散”的方式对抗现实世界的集中性和完整性，以“边缘”的姿态表达对社会和历史的藏否，所以散文作家的精神性追求必须是与众不同，而且是犀利深刻和富于批判性的，这样散文才有可能让人读后精神为之一振。比如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不少思想随笔，就体现出了强烈的精神独创性的创作倾向。王小波十分推崇西方以罗素为代表的“健全的理性”精神，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而“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们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孽”。为了让读者进一步认识到愚蠢和偏执的可恶和缺乏理性精神的可悲，在《智慧与国学》中，王小波讲述了一个关于傻大姐的故事。傻大姐因智力出现了故障，于是每当她缝完了一个扣子，总要对我狂嚎一声：“我会缝扣子！”并且她还要我向她学缝扣子。作品者由此想到，假如傻大姐学了一点西洋几何学。一定会跳起来大叫道：“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再进而想到傻大姐理解中的这种“超级智慧”，即便是罗素和苏格拉底恐怕也学不会。不仅如此，王小波还从傻大姐“这个知识的放大器”，联系到国人对待国学的态度与傻大姐亦十分相近：“中国的人文学者弄点学问，就如拉封丹寓言《大山临盆》中的“大山临盆一样壮烈”。这样，就不单批判了迷恋国学者的偏执、盲目和自大，也充满了戏剧性的幽默效果。在《思想和害臊》中，他独出心裁地将“思想”和“害臊”并置在一起进行思考，也带有戏 的意思。而在《椰子树与平等》一文中，更将这种深刻中的戏 性幽默推到极端：

人人理应生来平等，但现在不平等了：四川不长椰树，那里的人要靠农耕为生；云南长满了椰树，这里的人活得很舒服。让四川也长满椰树，这是一种达到公平的方法，但是限于自然条件，很难。所以，必须把云南的椰树砍掉，这样才公平。假如有不平等，有两种方式可以拉平：一种是向上拉平，这是最好的，但实行起来有困难；比如，有些人生来四肢健全、有些人生有残疾，一种平等之道是把所有的残疾人都治成正常人，这样可不容易做到。另一种是向下拉平，要把所有的正常人都变成残疾人就很容易：只消用铁棍一敲，一声惨叫，这就变过来了。

这篇作品谈的是平等问题，但作家故意挂羊头卖狗肉，先讲诸葛亮为了改变当地人生活习惯下令砍椰树的故事，再讲为了平等“向上拉”和“向下拉”的两种方式，最后突出奇招，竟然想出用铁棍敲击正常人的脑袋使其残废，这样平等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从司空见惯的悖论现象入手，再配之以轻松调侃的口吻，由此推出荒谬绝伦的逻辑，使读者在会心一笑中体味到“思维的乐趣”，王小波散文随笔中的精神独创性正是在这种“思维的乐趣”中体现出来。

就作家精神主体性这一层面而言，有独创性和原创性的作家当然不止王小波一位，特别在上世纪90年代的散文随笔热潮中，类似王小波这样坚守精神视域、充满人文情怀的散文作家还可举出好几位。比如张承志、韩少功，张炜、周涛等人均在探索精神的独特性方面作过努力。张承志始终在追寻充满阳刚之气的主体人格与宽阔粗犷的客观世界的契合，因此，在《禁锢的火焰色》中，他以近乎宗教的狂热，以强烈的平民意识和民族情绪表达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愤怒和批判，以及对自 诩自己是“精灵”，具有“健全的精神”的梵•高的崇拜。在《天道立秋》中，他更以立秋日午后“瞬间”的一丝清凉证明“天理的真实”和“天道的存在”。这种对美丽“瞬间”的沉迷，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启示、激发、感悟、超越，无不烙印着张承志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他一方面是凌厉迫人，是孤独高傲的；另一方面又是燥急不安和狭隘的。韩少功与张承志一样执着于人文理想的坚守和人类精神家园的探索，但由于韩少功是一位有着古典的人道主义情怀，同时又是一位既入世又出世的智慧型作家，所以他的散文一方面毫不留情、一针见血的针砭时下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状况；一方面他又杜绝了极端和偏至的倾向，也不像张承志那样以绝对的宗教信仰为匡时救世之道。这一切均源于韩少功对知识、文化、人类乃至自我都保持着足够的警觉和怀疑，因而他的散文的精神探求无不透出达观大度和成熟智慧的思辨魅力。而张炜的精神追求又有别于韩少功，他一般是借助“野地”来表达他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认识。在他的作品中，野地象征着某种原初的、自然的、本源性的事物，但张炜显然没有在存在论的层面上作大段的抽象演绎，他只是用感性的语言描绘出一个个生动的意象，并把它们呈现于读者面前；而他那种心血斑斑的倾诉，那种惟有“融入”野地他的语言和灵魂才得以安顿的炽热之情，又使他的精神性蒙上了一层诗意和人道主义的光辉，这就是张炜精神探求的独特性。至于周涛，他主要从边地的独特视角来进行他的精神反思，他的主体人格力量的获得，往往得益于边疆大漠粗砺严酷的自然环境，这使他的散文的理性反思具有一种狂放、强悍、气度恢弘的精神气质。

当代散文创作中体现出来的这种精神独创性，与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在建国后的“17年”，那时的主流意识要求作家们去表现重大的时代题材，去歌颂新的生活，去表现集体主义精神，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散文很难不成为歌功颂德的宣传品，散文作家一般都以领袖的思维为思维，或以集体主义思维代替个人思维，即便是秦牧这样有一些辨证思维的优秀散文家，他也只能由花市联想到文学创作的“百花齐放”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由猎渔能手的经验上升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的重要性这样一些众人皆知的大道理，至于与秦牧同时期的其他散文作家就更谈不上思想的独创性了。举这些例子并不是有意责难秦牧，而是借此说明：在一个思想文化相对封闭的文学氛围中，是不可能有多姿多彩的精神的独特性的。而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原先统一整齐的规范已被多元的价值趋向和个人的写作立场所取代，这样散文再也不用以歌颂“新的世界”“新的生活”，以集体主义和时代的代言人为己任，而是允许写各种各样的题材，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个人的喜怒哀乐，尤其是可以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思考历史的创痛，批判现实社会的不公，表达知识分子的感时忧世的情怀。总之，文学生态环境的相对宽松，加之大众传媒的崛起、公共空间的拓展，以及作家生存状态的改变等等，都为作家精神探求的独特性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随笔比其他时期都更贴近散文的本体。

散文对于精神独创性的重视，以及散文环境的自由宽松，必然带来作家心灵的自由化。我们知道，散文是一种最自由自在、最不受约束规范的文学品种。散文的这种文类特性，决定了散文是一种倾向于心灵的艺术。也就是说，散文对生活的表现不应仅仅停留在对现实生活的忠实临摹的层面，而应当侧重于对人的“内宇宙”的开拓，即表现出心灵的热情和自由自在的存在。因为散文说到底就是心灵的事业。它不仅要体现出人的精神主体性，而且呈现出心灵即灵魂的主体性。如果一篇散文作品不能表现出一个人心灵的质量同时加深我们对心灵存在的理解，则这样的作品无疑是失败的。庄子的散文之所以汪洋恣肆神游四极，主要得益于他的心灵的自由。他向往“乘物以游心”（《人间世》），“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天下篇》）的自由无待的“至人”境界，厌恶“终身疲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齐物论》）的人生境界，他将之称为“天刑”。庄子的这种“无己”、“无功”、“无名”，追求个体生命的心灵自由的人生态度，很值得当代的散文家效法。再看鲁迅，他的《野草》之所以是20世纪散文的高峰，原因无他，盖因鲁迅的心灵质量是高的，同时又是自由的。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也读到了一些这样的作品，举例说，在张中行、金克木、季羡林、汪曾祺等一批老人的散文随笔中，我们就感受到一种心灵自由的表达。由于他们摆脱了传统的“文以载道”的藩篱，更由于他们对人生的洞悟，同时又无欲无求，悠然自得，于是，他们的散文无论谈读书，谈人生、针砭社会或是忆旧怀人，都显得十分自由随便、自然潇洒。他们作品表面上的自由潇洒，来自心灵的解放。可见，真正有价值的写作，是那种靠近心灵的写作。小说、诗歌的创作如此，散文作为表达感情和心灵的艺术，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