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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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教师 （作者/《教师博览原创》主编方心田）

与蔡兴蓉君相处，当如《三国志》里的程普所言：“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酒，不觉自醉。”兴蓉酒量自是不大，但烟量很是了得。
与兴蓉相识，当在六七年前。我编学生刊物，向其约稿。兴蓉严肃认真，总把自己斟酌了又斟酌的好文字惠赐与我。其时，他在湖北钟祥当中学语文教师。有过此等经历的我，知道一个有思想有追求的年轻教师在基层学校的难处。但兴蓉在与现实的大风车作战的同时，也提高完善了自己。他特立独行的教学风格和教育追求，终于使他超拔出来，他渐渐引起了一些媒体的关注，其中就包括《教师博览》。《教师博览》在封二做了他的介绍后，想认识他的人就更多了。其中包括我。当然，吸引我“粉”他的原因，还有同事们口中连绵如山的对他的赞词。他是个非常好玩的人。他是个有故事的人。他是个喜欢思考的人。如此等等，实在吊足了我的胃口。终于有一天，有如神助，他竟然来做了我们的同事。
在《教师博览》上班的日子里，我不知道兴蓉的喜怒哀乐的比例分配是怎样的，但我肯定，在这里，和在学校里，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这是在中国。中国的单位体制都一样。当然，做编辑和做教师，也有差别；在家乡和在他乡，也有差别。但唯一没有差别的是，兴蓉是个喜欢用脑子生活的人，他的脑子会拐弯，会打滚，会翔舞。思维永远是他的乐趣。我和他相聚时，他喜欢叼一支香烟，脑袋歪着，脸上开始挂着微笑，一旦讨论起某个问题，就在烟雾里若有所思。语气不急不徐，思想的碎片像缕缕烟雾袅袅而出。他不善饮酒，但朋友相逢，也颇豪爽，几瓶啤酒是没有问题的。君子之交淡如水，水能清远；知己之交浓如酒，酒能陶醉。他以后辞职南下，在深圳做起了家教。我们再通电话，他就希望我南巡。而且一开始是说：“我要为生存奋斗。”后来就改了，说：“我可以飞翔了。”
兴蓉很幽默，他的幽默是一种智慧。他的幽默始终贯穿在他的教学、写作和日常生活里。他的幽默有时是含泪的，比如他在老家上公开课，因为赶猪事件，落得校领导的诟病；又比如他在深圳求职，流落街头，只得自己冒充观众向电视台爆自己的料。他的幽默有时是冷峻的，比如有人说他长得有个性，他就说自己“貌似人类”；又比如他在说出一个观点后，总要强调说：你最好不要相信我说的，因为我是体制外的。他在厦门和我同房，在和朋友们辩论了一番时事后，他悠悠然靠在床头，笑微微地跟我说：“我们是一伙的。”
兴蓉因为太专注于思考，就常常忘记了自己的来和去。他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人们总怕他会走丢了。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东山寡妇村，他就走丢了，不知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在游鼓浪屿时，人潮汹涌，我们真怕他被哪个美妇拐跑了，一个个像特务似地紧盯着他。在我的视野里，这样思维智慧超常而又生活自理能力稍弱的人，真的不多，历史上有一些这样的奇人，比如爱因斯坦，卡夫卡，陈景润。
教育与文学，是兴蓉安身立命的两个轮子。他在教育的旅途上收获经验，在文学的田园里收获快乐。当然，他的经验和快乐是相通的。读他的新书《走在孩子的后面》，在一个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孩子”身后，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智慧和自由的“大人”，这就是上帝赐予独立者的报酬。编他在杂志上的专栏“老蔡园”，我总觉得鲁迅式的投枪和匕首又回来了，当然，老蔡有老蔡的新口味。
龙应台说过：每个时代都有思考和不思考的人。一个社会特立独行的人越多，天分、才气、道德、勇气就越多。我的理解是，喜欢思考的人，一般都是特立独行的人，都是有天分，有才气，有道德，有勇气的“四有”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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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骚与思辨

文/蔡兴蓉


   
        
如你所知，现在校园里有两样东西最多，一是人，二是牢骚——人人都在发牢骚。最典型的牢骚是“上辈子做屠夫，这辈子来教书”，语文老师接上“上辈子杀了人，这辈子教语文”。其它科目的老师是怎么接上的，恕不一一列举了。
假如你同意，发现真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那么，教师的幸福指数普遍偏低的原因，应该就是欠缺了发现真理的能力，或者说，欠缺了思辨的能力。
我知道此话一出，断会引起诸多同仁的反感或愤怒：明摆着，教育问题如此严重，老师处境如此艰难，而我却将幸福指数偏低的根本原因，直接归于教师自身。在胆血质或多血质的老师生气之前，我得赶紧声明两点：第一，我本人就是一个一线教师，非常熟悉教师的生活现状；第二，我提出并坚持这个看法，绝非心血来潮。
早在2005年，我就自费出版了一本文集，名曰《我不能沉默》，说是随笔集，实是牢骚集。我的一个文友看了，不客气地说：“你这就像一个农村妇女坐着矮凳剁着砧板骂人（我老家有这个风俗），有什么用呢？”这就是说，我本人就是一个牢骚大王。说来奇怪，自从做了家教老师之后，我似乎就完全忘记了牢骚，且再没有听到过别的牢骚声了；恰恰相反，在许多家教同行的脸上，我读出了一度“千呼万唤不出来”的职业幸福感。这里又有个例子：一个家教女教师十分敬业，别人问她生意怎么样？她说她不做生意，只教书，别人没有听懂，她再次大声地说：“我不做生意，只教书！”由此可见，似乎只有摆脱了体制束缚的家庭教师才有可能获得自由和职业幸福感，而时时面对官本位、形式主义和以管理为中心的公校教师，则只有发牢骚的份儿了。
然而，果真只能如此而已么？
教师耽于牢骚的深层缘由，我想正是教师自己没有发现并使用自身的力量，而在体制面前表现出集体性依附人格。
近几年来，我有一个重大发现，就是每跟爱读书的教师同行进行思辨性讨论（而非牢骚性发泄）时，往往是越讨论越心明眼亮，越讨论越如释重负。举例言之：有一回，一个老师发牢骚说“为人不做官，做官都一般”，原因是他的一个好友一做年级主任，很快就跟他疏远了，甚至说：“你书教得好，我官做得好，我们看谁更有前途！”关乎此，大家没有一叹了之，而是进行了一番堪称热烈的讨论。有人说，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须知形式主义的管理不但没有价值，反而破坏价值。有人说，中国政府一直有个错觉，以为政府与人民（最好称纳税人）是对立的两面，多有管理，少有服务，以致一个学校的小小主任，也几乎下意识地跟群众拉开距离。有人说，五四运动的目标看来是定高了，不应该是民主与科学，而应该是人权，因为没有人权，民主与科学都是夏虫语冰，缘木求鱼。中国到今天还是身份社会，说明五四的那一页依然没有翻过去。有人甚至回顾了西方启蒙运动的全过程，从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到洛克的“国家的神圣职责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到伏尔泰的“君主立宪”，再到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如此见证了思辨能力在社会学上的卓越表现。在这种浩瀚的文化背景下，我注意到，那个发牢骚的同仁脸上渐渐露出了微笑。
综上所述，教师唯有学习和思辨，才有文化和道德上的优越感；而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判断力，可以促进教师的气象与格局，并在积极进取和消极适应之间，最终完成内心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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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老师，您的天地有多大？

马红芳

初知蔡兴蓉，是从网上，略微了解了一点；细解蔡兴蓉，是从吴总送我的一本书里。吴总，本名吴法源，著名的教育出版人、源创一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老总，一个年轻的老出版人。因为钦佩吴总的人品，因为信任吴总的眼光，所以，在图书繁多、永远也读不完的今天，拿到吴总赠书之后，不敢弃置，连夜读完。
书的名字叫《走在孩子的后面》，据作者本人认为：在孩子面前，大人往往显得幼稚。走在孩子的后面应该是常识，而且是常识中的常识。教育是“慢”的艺术，所以，走在孩子的后面才能“慢”。
通过这本书，我知道了蔡兴蓉是深圳有名的家教老师，被数家电视台报道过，且是《教师博览》 《教育家》等多家教育杂志的专栏作者；此外，我也知道，蔡兴蓉除了教语文之外，竟然用教学生围棋来辅助自己的教学，围棋是他语文课的一部分；我也知道，蔡兴蓉常常用《浮生六记》来让学生练习文言文；而且，一个语文老师 ，在为学生提高分数的同时，竟然自觉地担当起来心理咨询和思想工作的责任。用他的话来说，在深圳做家教，不抓素质教育是不行的。此外，蔡兴蓉一再概叹，“多年来，中国的语文教学还是没有一点变化和长进，一篇语文课文被讲得支离破碎，难以使学生真正爱上中国文化。”他这些语文教学的精到见解是当今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
看完蔡兴蓉对60个孩子情况的介绍，“听“完蔡兴蓉自己的叙述（我每读一本书，就是在听作者说话），我不免“因子有所感矣”。我知道，蔡老师是从体制内杀出来的，离开了公办学校的怀抱，游走在江湖之上，而且凭着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经过多年拼搏，如今在深圳的 生活颇为自得。可是，我总觉得他就像一个行者。百度是这么定义行者的：行者，行走的人。以个人化脚步丈量世界，以旅行者视角发现风景，以行走发现为主题，以个人化、个性化独特视角展现旅途中的惊奇发现，在游玩中去探索，去发现，去体验，去创作。蔡兴荣，似乎就是这样一个行者。他在用自己的脚步个人化地丈量世界，在个性化的教育旅途中探索社会。
读完这本书后，我心中不免有一个疑问：这样一个优秀的、多才多艺的老师，这样一个自觉地承担起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不知道，他的天地有多大？我私下揣度，仅仅做家教，还不足以使他的社会价值最大化。此等人才，理应有更广阔的天地，让他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 到学校去，到班级里面去，是不是能更多地春风化雨，将自己的甘霖不再是一滴一滴地挥洒，而是如春雨飞扬、广施甘露呢？
而现在，据我所知，有很多学校的校长高瞻远瞩，网罗人才，全国各
地的人才尽为其所用。如北京十一学校的李希贵校长、北京玉泉小学的高峰校长等等，这些人都是为国为民有担当的、睿智的校长，在他们的学校里，花儿遇到了春天，往往没有不开放的理由。相信，蔡老师一定也会遇到自己更美好的春天；相信，在这样的学校里，蔡老师一样能“充分调动一个教师的知识储备和教学机智，使学生心灵自由、想象勃发”。
在这里，我想对蔡老师说，“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复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

作者：马红芳   北京新学校研究院“语文主题学习丛书”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