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建明：学术出版的喜与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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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建明：学术出版的喜与忧《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1月21日   09 版）

府建明，哲学博士，编审。现任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经理。曾获“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学术图书的策划和编辑工作，并从事相关学术研究，被多所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著有专著《性空至妙有》等。

    编者按：作为一份面向知识界的报纸，《中华读书报》一向对学术出版予以特别的关注，“书评周刊”亦对学术图书有所倾斜。近年来，伴随着国内学术大环境的变迁，伴随着出版业界的一系列变动，学术出版的整体状况与前些年大有不同。一方面，国家在学术研究方面投入大幅增加，出版界也获得了更多的资助，学术图书出版在数量上有大幅增加，呈现出较为繁荣的景象；另一方面，学术图书的质量也常常受到批评，随着“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渐成过往，一些平庸之作也得到了出版机会，抄袭、剽窃问题也时有发生。尤其在一个泛市场化的出版时代，学术出版在很多出版社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可以说，当下的学术出版给我们一种喜忧参半的感觉。如何更好地推进学术出版呢，为此我们采访了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经理府建明博士。
    读书报：最近，出版界与学术界对我国当前学术出版的情况讨论较多，出版管理部门和一些出版单位还计划制订学术出版规范条例，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府建明：这种讨论当然是有意义的，说明学术出版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重视。相对于过往学术出版较冷较偏的情况，现在的学术出版处在一个发展较快的阶段，当然暴露出的问题也就相应较多，需要认真研究并找到对策，以利于学术出版进入一个健康的轨道。至于制订学术出版规范条例的问题，无疑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举措，虽然它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读书报：有人把当前学术出版存在的问题看得很严重，用“乱象”二字称之，你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府建明：我注意到这样的议论，但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当前学术出版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学术不规范；二是原创乏力；三是抄袭和剽窃现象较严重。历史地看，这三个问题在我国学术出版中一直存在着，这是缘于我国学术出版起步较迟所致。就学术不规范而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学术著作，其实问题比现在要多得多，但当时国际交往较少，人们较少注意其中存在的问题。现在我国的学术研究和出版逐步与国际接轨，人们通过比照，问题也就凸现出来了。至于原创乏力的问题，也应该客观看待。我认为，现在的许多学术著作内容质量不高，其主要原因，还在于我国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不高。它的根本解决，当有赖于我国科研与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这显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抄袭和剽窃的现象，在这个过渡时期也是在所难免的。就像我国的其他生产领域一样，低劣产品与冒牌产品一度大行其道，发展到一定时期，通过规范管理和行业自律，情况也就慢慢好转起来。
    读书报：以您看，通过什么方法才能解决您上述提到的学术出版中的问题？
    府建明：首先应该弄清这些问题的轻重缓急，同时找出这些问题的各自根源。我认为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原创乏力，而最急迫要解决的是抄袭和剽窃问题。
    原创乏力的问题之所以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因为它关涉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学术创新能力。而它的根源，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主要在学术界，扩而言之还在教育界。当然出版界也有部分的责任，但我不主张简单地在出版环节上找根源。因为说到底，出版只是中介，是将专家学者的成果复制传播出来，供给相应的受众。如果专家学者提供不了优秀成果，再高明的编辑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地反思我们的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在那些方面找原因。出版界加强自律当然也是好事，但主动揽责反而是越俎代庖，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抄袭和剽窃现象之所以是最急迫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其性质恶劣，极大地败坏了学术的风气。不过其责任也主要在学术界，是学术界的自律不够，惩治的力度不够。说起来，我国相关管理部门都制订了严格的条例，但这些条例执行得如何，大家都很清楚。这个问题说起来就很复杂了，出版界有助纣为虐之嫌，但显然不是始作俑者。
    学术规范化问题，我始终认为不是一个大问题，只要国家出台相关的条例，高校、科研单位建立良好的评估体系，自然而然就能解决。在这方面，出版界也可以多发挥一些作用。
    读书报：学术编辑人才的缺乏，是影响学术出版质量的原因之一。在您看来，出版社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机制，以解决人才队伍的问题？
    府建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高校的教师愿意调到出版社工作，现在鲜有这种情况，反倒是出版社不少有学术能力的编辑调到高校去，这就说明出版社的机制确实存在问题。对于“有志于”学术出版的单位来说，应该根据自己的社情，从机构设置、考核方案两个方面，为从事学术图书的编辑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机构设置的问题相对好办，把适合从事学术出版的编辑配置到相应的部门就行。难度大的是考核方案，弄得不好，会影响整个出版社的良性运行。现在好多出版社把学术图书的编辑工作量，或参照一般图书的创利标准来计算绩效，或适当以补贴的方式来减轻相关部门与人员的经济压力，或通过社控以计件制方式（主要是编校费）来进行计酬。这其实都是权宜之计。我个人的想法是，各社应根据各自的出书板块，实行一部门一政策。如对学术编辑部门，主要按其完成的项目情况进行考核，绩效分配大致达到全社中等水平。之所以取中等水平，因为过高会影响一些创利部门的积极性，过低又会使学术编辑不能专心于本职。当然各社的情况不同，可以进行调整。但有一个原则是，不能让学术编辑整天为创利的事情挠心，那样是编不好书，也出不了人才的。
    读书报：我国现在大多数出版社已经实现转企改制，上市的出版集团也有多家，还有不少正准备上市，如果说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大变革时期，恐不为过。这个过程对学术出版的影响是有利还是有害？
    府建明：我国的出版社在转企改制以前，虽然都是事业单位，但大都实行企业管理，是自筹自资、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因此，这一轮的转企改制，不过是转化身份而已，对出版社和员工的影响主要是心理上的。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其实是两大方面：一是集团化加强，二是改股上市。
    集团化加强的结果，好处是在较大范围内可实行有效的调控和配制；不利的是各具体出版单位的自主性减弱。由于我国现在大多数出版集团不是在市场运行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是通过行政手段强行组建起来的，所以集团的有效整合不足，造成了较大震荡。改股上市，真正把出版业推上了企业化经营之路，使得相关集团与相关出版社必须把经营业绩放在首位，以面对公众和回报股民。这股潮流的影响不可小觑。
    回头再说学术出版。学术出版本质上是精英文化的出版，它的评判标准首先是优劣高下，而不是市场和利润，是一项带有公益性质的活动。出版界人士都希望一部学术著作广受读者欢迎，但客观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的学术著作受众面小，市场销路有限。因此，在一个泛市场化的出版时代，学术出版能否受到重视，的确是个疑问；而不少出版单位基于业绩的考虑，轻视学术出版，也有不便明言的苦衷。
    从欧美的情况来看，大型的商业化出版集团的主业是教育出版或大众出版（包括虚构类和非虚构类），学术出版主要由大学出版社和一些中小型的专业出版社来承担。大学出版社基本属于公益性出版社；而如美国斯伯林格(Springer)这样著名的专业出版社，也是以某一大集团为依托，公益色彩较浓。在这一点上，欧美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制度，该由市场之手来操控的交给市场，该属公益的活动交给公益组织来承当，套用《圣经》里的一句话：“属于上帝的归上帝，属于凯撒的归凯撒。”当然，公益性的出版社本身也是要注重经营的，但这不是主要目标。
    读书报：这样说来，学术出版是否就必须是赔钱的？您本人长期从事学术出版，对此有什么体会？
    府建明：这个问题说起来有点吊诡。以我对欧美出版业的一些了解，学术出版在单位利润率上反而是高于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的，这是缘于学术图书不同的定价体系和销售体系。具体地说，如在美国，学术图书（包括大学教科书）的定价，通常是大众读物的3倍，而且稿酬较低或者无稿酬，有的还有作者方或相应机构的补贴，因此，学术图书大致发行到1000册左右就能保本。另外，由于学术图书的受众相对固定，一些经过时间检验的著作大都能成为常销书，且营销成本也较低，所以尽管学术出版是小众，但单位利润率较高（当然体量无法与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相比）。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中，一些从事学术出版的中小型出版社，所受的冲击反而比较小。
    在我国，一直没有形成多层次图书定价体系，如此，作为小众的学术出版与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相比，自然劣势尽显。而各出版社也大都没有建立起学术图书的个性化营销策略，从而使得学术图书淹没在书店大卖场之中，需要者踏破铁鞋无觅处，不需要者白送也显得多余。前一个问题是出在整个行业上，要解决必须得由整个行业达成共识并制订相应标准。后一个问题当然出在各出版社自身，由于现在我国大多数出版社属综合性出版社，出书品种繁杂，编辑与营销的考核机制模糊，总是把学术出版当做是赔钱赚吆喝的事，要么妆点些门面，要么奔着评奖而去。这样，自然不能很好地经营学术出版。
    其实有些专业性出版社，或者有较好学术出版传统的出版社，在这方面做得是不错的。以我的体会，学术图书如果选题把关严格、编辑精当、定价合理、营销对路，维持相应人员的开支，应该不成问题。当然想要暴富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从事学术出版与从事学术研究一样，恐怕要耐得住一点寂寞，守得住一点清贫。出版社的管理者在选人用人上也要注意把握这一点。
    读书报：您刚才提到有些出版社为了评奖而做学术图书，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现在的出版业评估体系也有些问题？
    府建明：评奖本身没有问题，各行各业都有，国外也有。把图书获奖与出版社评估相联系，这也没有问题，因为出版社以出书为业，出好书的单位自然应该得到褒扬。问题是出在评奖的方法、程序和标准上。说直白点，就是评奖过程是不是干净，评出的图书是不是真正优秀。
    现在我国的图书评奖，大都是由政府主导，有人认为这会造成权力渗透和腐败滋生，从而影响评奖活动的正常开展。但我不这么看，在目前情况下，失去政府主导的评奖可能问题更多，逐利和交易行为可能更难得到遏制。
    出版社的评估更为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如果就学术出版能力评估而言，我觉得出版界应该多听听学术界及相关评估机构的意见，不能仅仅盯着行业内自身的几个奖项上。一些学术共同体评出的专业奖项，尤应多加重视。另外，不同门类的学术图书应该设立不同门类的奖项，如在美国，历史类的有“列文森奖”、“费正清奖”等，文学类的有“普利策奖”等，所谓各有标准，各得其所。这些奖项在业内外都很有权威，获奖的图书也都有较好的市场表现。
    读书报：这些年来，国内学术研究方面投入的资金大为增加，除了规模较大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外，相关教育和科研部门以及各地方政府等亦设立各种各样的基金予以资助。近年来，我国政府在出版层面专门设立了国家出版基金、古籍整理规划项目、经典中国出版工程、“走出去”工程等等，其资助力度也是前所未有。以您看，这些基金和工程的设立对推动学术出版有多少益处？
    府建明：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学术出版之幸！由政府设立的各种基金，有的主要是资助给研究方，当然研究人员经费充足，会间接推动学术出版。其他专设的出版类基金，则直接资助给出版方，受益者是具体的出版社。这类基金的设立，体现了我国体制的优越性，那是西方国家无法可比的。我遇到一些西方出版界的同道，他们对此羡慕无比！
    充裕的经费对推动学术出版肯定是有利的。二三十年前，不少专家为“学术出版难”而呼吁，但现在这种声音已难得听到。如今需要注意的是如何管理好这些基金和工程，使其真正起到实效。一个不得不重视的问题是，现在各类基金和工程项目，已经成为利益角逐的对象，有些科研单位（特别是有下属出版社的单位），甚至采用垄断的办法，不使肥水外流。这对学术研究与出版都是不利的。
    读书报：您对我国学术出版的整体现状和前景怎么看？
    府建明：我前面已经说过，历史地看，我国的学术出版是处在一个较好的时期，某些条件还比西方国家优越；其中存在的问题，有些可以通过行业规范来较快解决，有些则要假以时日，耐心等待。必须充分意识到，学术出版永远是小众出版，不要指望它在产能和体量上达到多高多大。同时，学术出版与学术研究相当，并非与我们的投入完全成正比。正确看待这一切，并扎实推进，我相信我国的学术出版会有好的前景。（本报记者  王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