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日中教科书记载的两国交流史为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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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日中教科书记载的两国交流史为何不同

山内昌之 鹤间和幸

       2006年10月，中日两国领导人就启动两国学者的共同历史研究达成共识，此后双方各10名学者组成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开展研究。2014年10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读者可以从双方学者对同一问题的论述中了解历史。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得授权，摘选部分报告与读者分享。

       比较中日历史教科书，双方的历史认识的差异显著。日本学者山内昌之、鹤间和幸在报告中对比了日中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两国古代政治、文化交流的叙述，包括佛教传播、使节往来、对元朝的记述、“倭寇”的分析等等，并表示二者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似因为对正史记述的读取方法不同”。

        

       历史教科书的执笔由历史研究者承担，所以历史认识的差异也与研究者有很大关系。中国的初中、高中教科书在日本也有翻译，受到民众关心。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如何记述日本？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如何记述中国？还有，中国教科书关于日本的记述对日本史研究的新水平反映到什么程度、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对中国史的新成果表现到什么程度，都是需要了解的问题。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记述的中国史也有问题。在日本高中，分日本史科和世界史科学习历史，两科目的教科书中关于中国的记述很多。但日本史科和世界史科关于中国或日中关系的记述的内容不同。原因是日本的日本史研究者和中国史研究者的视点相违。日本史的教科书是日本史研究者写中国史部分，世界史教科书则由中国史研究者写日本史部分。即在日本史教科书中，以日本为视点书写与朝鲜和中国的交涉史，在世界史教科书中，以中国为视点记述东亚的日本和朝鲜。这也与日本的日本史研究者和中国史研究者对东亚世界的把握方法不同有关。

       史料原本依日中各自的世界观来书写。历史研究者动辄被单方面史料的性质和内容所左右。中国史研究者以中国史料为中心思考国际关系，日本史研究者以最新的日本史料为中心思考国际关系。不经过双方的对接作业而写出各国史（中国史、日本史）或世界史教科书，这种做法应予以反省。在8世纪编纂的日本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出现之前，对日本来说，《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隋书》成为其研究依据。现在日中教科书关于日中交流史的记述不同，在某种意义上似因为对正史记述的读取方法不同。

从“倭”到“日本”：中国历代正史的记载

       倭或日本被记述为中国历代正史的东夷列传中的一项。例如，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有《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传》、《西羌传》、《西域传》、《南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六个外国传，并列了位于中国周边的蛮夷戎狄四夷。在列于首位的《东夷列传》中，依次记述扶余国、挹娄、高句丽、东沃沮、马韩、辰韩、弁韩，在韩的东南海域中的倭最后出场。比《后汉书》早成书的《三国志》在北宋时将《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并为一书。其《魏书》的外国传，为合数传而为一的《乌丸鲜卑东夷传》。西晋陈寿在编《魏书》时所依据的鱼豢的《魏略》逸文残留有《西戎传》，可见在三国魏时，与西方、北方并列有东夷世界。《隋书》中，正好整理成《东夷传》、《南蛮传》、《西域传》、《北狄传》。在其《东夷传》中，在高句丽、百济、新罗、靺鞨、琉球文后加入倭国。从在中国地域树立的各王朝看，它们只关心陆地相连的世界，当然是因为政治、文化关系深厚。从中国来看，倭不过是隔海的朝鲜之外的一个世界。在《旧唐书》中，加入了《突厥列传》上下、《回纥列传》、《吐蕃列传》上下，继续保留了《南蛮西南蛮列传》、《西戎列传》、《东夷列传》、《北狄列传》。突厥、回纥、吐蕃定位为四夷之外国。《新唐书》则有《北狄列传》、《东夷列传》、《西域列传》上下、《南蛮列传》上中下，《东夷列传》中并列有高丽、百济、新罗、日本、流鬼。关于日本的记述绝不为多，在此才见到天皇系图，中国正史中“倭”完全替换为“日本”。《宋史》将倭国和日本国并列为八个外国列传的第七个，同时也记录了历代天皇的年代纪元。《元史》仅有三个外夷列传。其中一个在高丽、耽罗（济州岛）之后加入日本。《明史》在九个外国列传的第三个单独记述了日本。这是第一个独立的日本列传，仅此即可说明日本对明的重要性。

《明史》中出现了第一个独立的日本列传，说明日本对明的重要性。

现代历史教科书中的多民族史观

       中国历史教科书所见有关倭与日本的记事，多引自上述历代正史的东夷传。现代历史教科书也反映了传统正史的风格。例如，中国历史教科书的隋唐史，分别叙述了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友好的对外关系。在讲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时讲述了突厥、回纥、靺鞨（渤海国）、南昭、吐蕃的历史，在讲对外友好关系时，记述了从新罗、日本、东南亚、印度、中亚、西亚到欧洲、非洲的广阔世界。

       但传统正史的华夷思想与现代的多民族史观（中华民族史观）的确存在差异。靺鞨、渤海在《旧唐书》《新唐书》中归入《北狄列传》，现代历史教科书纳入唐的版图。这样处理是要说明中国史不是汉族的历史，而是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思想不仅是中国的。日本古代尤其8世纪大宝律令以后也自称中华、无册封，视唐为邻国，新罗和渤海为藩国。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对同为8世纪登场的两个人物的处理方式也有对照和象征意义。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或朝衡）作为遣唐留学生渡唐，在玄宗皇帝治世成为安南节度使，他的事迹主要记述于世界史教科书中的唐代。而奈良时代渡至日本传授戒律的鉴真的事迹则在日本史的教科书中记述。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17岁渡唐滞留50年没有回国的阿倍仲麻吕和第六次才完成渡航没有回唐的鉴真和尚作为日中友好交流的象征性贡献者而并列登场。在有些教科书中，吉备真备或空海取代阿倍仲麻吕登场。

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历史教科书        

两国关于日中交流的记载有何不同？

       在遣隋使、遣唐使之前的5、6世纪，古代日本通过朝鲜半岛接受中国文化。虽然向中国南朝、隋唐派出外交使节，但最早接受中国文化的通道是来自朝鲜半岛百济的渡来人。汉字、儒教、佛教、医、易、历等文化都是从朝鲜半岛的百济传过来的。王仁传来《论语》《千字文》，百济的五经博士及易、历、医博士也渡海至日。百济以外还有高句丽僧昙徵传来纸张。这些在日方的《日本书纪》中有记述，日本史教科书也有反映。韩国的历史教科书也言及与中国南朝交流的百济将佛教传至日本。然而看一下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完全缺失了中国文化传向东亚世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关于东亚的记述，而从倭奴国向后汉朝贡突然转为隋唐时期的日中交流史。中国的教科书重视记叙北方民族与汉族的融合，还强调佛教兴盛，对西方文化更加关心，关于中国南北朝向东亚的文化发送则完全没有记述。日本史的教科书虽言及倭向中国南朝派出外交使节，但没有涉及从南朝接受了中国文化。

       中国的教科书说，南宋时经海对外交流旺盛，中国的绢织、陶器、茶叶等输出到日本，进出日本的商船频繁。这以宋代造船技术高超为背景，也发现了航海的沉船。

       中国将元朝描绘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且言及元朝与日本的关系——进行了经济文化交流、佛教和饮茶风习盛行日本，但对日本史重要的“元寇”完全没有记述。《元史》外夷列传一的确记述了元世祖通过高丽向日本送国书，其后至元十一年（1274）七月九百艘船、15000士兵远征日本但失败，至元十八年（1281）再次派10万人至日失败。但是，传统正史外国传关于日中关系的重要记述没有活用在教科书中——不采取将元定位于中国史上的征服王朝的观点，也未提到高丽服属和远征日本。13世纪的东亚史以元的活动为中心，所以不应忘记高丽服属、南宋灭亡、二次派遣日本远征军，这些都密切相关。

       关于13-16世纪的倭寇，日中两国的历史教科书的记述不同——顺便说一句，与韩国的教科书也不同。

       日本的日本史教科书将倭寇记为是在朝鲜、中国沿海活动的海盗和商人集团，14世纪前期的倭寇主要是日本人，16世纪后期的倭寇主要是打着倭寇旗号的中国人集团。王直（？~1559）是代表后期倭寇的中国系海盗的领袖，以日本的松浦等地为根据地袭击中国本土。李成桂是击退倭寇的武将，推翻高丽建国朝鲜。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言及戚继光取得了抗倭斗争的胜利，但也有的教科书未触及东南沿海的不法商人勾结倭寇，甚至没有举出王直的名字，也没有触及倭寇对明的影响之大。但《明史》日本传的倭寇记事详细，可看到命令日本国王义持（足利义持）取缔之等。明代的《筹海图编》记述了安徽出身的王直聚集了越境的人们，以五岛、松浦为据点，掠夺浙江、福建沿海城市。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完全没有积极评价海域商业活动的视点。海洋始终只是禁止中国人贸易、限制外国人贸易的世界。

        注：经掘越启介（2008年9月东京大学毕业后进入耶鲁大学综合学术大学院东亚研究硕士课程）协助，确认了他收集的8种2007年通过审订的中国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的6种（人民教育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四川教育出版社、中国地图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内容，本文中有所反映。所余岳麓书社、中华书局版未见。据他所言，因1980年代开始实行教科书多种类制度，逐渐能看到各种记述，对近现代日中关系的记述也出现了变化和多义性，但对前近代日中关系的记述则没有那么大的变化。

        

        （本文节选自步平、[日]北冈伸一主编，《日中共同历史研究（古代史卷）•日方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0月。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