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媒介时代的语文教育 ——访王一川教授 王一川,1959年2月出生,四川沐川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文学院教授。著有《语言的胜境》《语言乌托邦》《通向本文之路》《修辞论美学》《汉语形象美学引论》《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大众文化导论》等。2008年7月应邀为南开大学举办的全国大学语文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授课。 问:王老师您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多年来,您致力于对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在国内大力提倡修辞美学,产生了广泛影响。您对汉语文本文化修辞和汉语形象的研究,对我们从事大学语文教学有很大启发。近年来,大学语文的生存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文学教育和语文教育面临很多新的问题。您一直关注文学的也是语文的生存状况问题,很想听听您这个方面的高见。 王:说“高见”不敢当。我愿意简单谈谈今天文学教育和语文教育的历史境遇问题。 事实上,当前文学教育面临新的形势。首先,越来越多的公众是通过影视和网络去接受文学教育,或者由此才返回纸媒阅读的。其次,越来越多的观众在接受了电视学术讲演的魅力引导后,才返回去阅读或重读纸媒作品及相关历史文化书籍。再次,高校教材市场正在流行种类繁多的大学名师课堂讲演实录,使原来居主流地位的“原理”等学术型教材受到冷遇。最后,教学方式的多媒体化、网络化及具体讲授方式的通俗化和互动化,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些合起来,显出一个共同点:文学教育的方式及其体制基础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表明新的文学教育方式正在深刻地影响或塑造着人们的审美趣味。 问:这种状况对中国的大学语文教育会有什么影响呢? 王:这种影响应该是全方位的,对大学语文也是的。我一直说,中国50年来的文学语言状况,事实上也是社会语言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我的论文和课堂教学中,我曾经这样描述这种变化:大众群言、精英独白、奇语喧哗、多语混成和片语博笑。这说明,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一种“多语”和“片语”的时代。大学语文所经历的30年来的历史,也正是语言由精英独白向多语混成和片语博笑转变的历史。在今天,电子媒介介入了文学教育,电子文化影响了语言生存,这种介入和影响不能不对大学语文教育,广泛地说,对文学教育产生重大冲击。 问:可否具体谈谈这种变化? 王:文学教育着重借助语言艺术对个体的熏陶,去传承与语言文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人生价值与审美趣味。随着现代性的进程,文学教育在现代教育体制与学术体制中扮演着稳定的角色,常常成为社会的审美与艺术合理性的传承和革新的先锋、前哨或引导。现代文学教育是指以学校的文学教育为主干的包括家庭、社会和个体等多种文学教育方式在内的文学知识和趣味的传承过程,既有职前文学教育也有职后文学教育,既有基础文学教育也有高等文学教育,既有学校直接实施的也有媒体间接实施的文学教育,等等。 大致从民国时起直到上世纪80年代,现代的文学教育主要充当了一种文化启蒙教育,是文化精英及其所代表的社会体制对普通民众实施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带有诗意特征的、理性开启与提升的过程。这种教育方式的主要特点在于,按照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特点,以纸质媒介(报纸、杂志和书籍)为核心媒介,采取口授与个体自主阅读结合的形式进行,旨在通过语言艺术体验而实现文化启蒙。如此,语言文字的识别、理解和鉴赏以及由此而达到的读者的诗意启蒙,就成为整个文学教育过程的中心环节和目标。在这里,诗意启蒙的精神,集中体现为对于语言艺术的自主体验,以及这种体验中的理性觉醒。 问:按照您的思路,今天的文学教育也就随着媒介文化的变迁而发生根本改变? 王:部分是对的。文学教育发生改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整个社会生活在变化,文学教育方式能不变化吗?但媒介文化的变迁,毕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当前电子媒介主导时代(简称电子媒介时代)文学教育的总体趋向在于娱乐化,也就是以电子媒介主导的大众娱乐已经取代以往的以纸质媒介主导的诗意启蒙。 首先,从文学教育的核心媒介看,不再是过去的纸质媒介主导而是电子媒介为主导,以及从电子媒介返销纸质媒介。由此产生的新变化在,接受者往往在多种电子媒体的引导下,被动地和盲目地接受文学,而因此缺失许多自主的文学阅读与思考机会。 其次,从文学教育的主导目标看,不再是朝向过去的诗意启蒙高标而是转向大众娱乐低标,即从提高为主转向普及为主。与诗意启蒙注重通过诗意的或审美的途径去提升大众的文化水平不同,大众娱乐注重的,是以诗意的和审美的途径,去迎合与满足大众的打发剩余或休闲时光的需要。这一点,也正与电媒主导的现实媒体语境密不可分。处于电子媒介时代或网络时代的文学教育,遭到由广播、报纸、杂志、书籍、电影、电视、互联网、移动网络等多种媒介的强势影响,容易把受众群体引向感官享乐、图像沉迷、谢绝理性思考等歧途。 再次,相应地,从文学教育的具体教学方式看,不再是以启发式为主而是以通俗化和有趣为主。孔子所开创的启发式教学的特点在于,对那些正自觉奋发向上的受教育者,当他遭遇一时学习障碍而陷入迷茫时,要适时地施以援手,使其豁然贯通、向上提高。这一点,在纸媒主导时代,相对容易达成,因为它更利于受教育者面对语言文字展开理性思考。但在电子媒介时代,却会遭遇更大的困境,因为电子媒介时代的“泛媒介场”,往往对受教育者施加多重和过量信息的狂轰滥炸,使他在缺乏足够的理性思考情形下,就匆忙地和茫然地接受教育,造成教育信息过剩、消化不良等弊端。即便是在富有启发式教学经验的教师的理性引导下,受教育者面对多种媒体信息的轰炸,也很容易被征服。 问:您的这个说法也给了我很大启示。在今天的大学语文教学中,我们该怎么做呢? 王:要想抵制或跨越文学作品被电子媒介娱乐化的命运,就需要重新回到文学文本的语言阅读中,因为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语言阅读中,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洞悉诗的声音和世界,从而驱散种种媒体的娱乐化迷雾,而把自己的人生重新照亮。当然,我这里并非对电视等电子媒体的文学教育功能有什么偏见,而只是主张,在承认电子媒介具有一定的积极的文学普及功能、并且这种功能应加以适度开发和利用的前提下,重新确认纸质媒介在文学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并积极付诸实施。 一是回到纸媒,重塑以纸质媒介为核心的汉语媒介的权威,适当脱离电子媒介的束缚而回到敞开的书本。 二是细读文本,以严肃的姿态去冷静而细致地阅读汉语小说或汉译小说文本,从语词缝隙里解读其可能的丰富意义。 三是激发感兴,即当个体的生存境遇同文本的世界在某个节点上实现视界融合,那么人生的意义就可能在这阅读的瞬间生成。 四是品味余兴,即反复地品评和体味文本中蕴藉的深长的余意绵绵的感兴。 在你接触电子媒体已经太多太多的情形下,何妨抽空稍稍中断无尽的电子流,而重新拾起被遗忘的纸质媒体?那时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在此过程中,文学教育所担负的使命绝不仅仅只是知识传承或信息传播,而且更是意味着新的生存情境中人生原初意义的生成与符号化塑形。 问:我很同意您的看法。最近几年,我们南开大学的大学语文教学一直强调的就是经典汉语的教育。所以,提倡好文章的语言感染作用,这个思路和您的很多想法也是沟通的。 王:是这样的。事实上,讲好文章教育也好、讲文学教育也好,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我们应该认识到,大学语文的教学应该回到“素养教育”的层面上,创生一种语文教育的新境界。 我曾经提到,建国以后,艺术理论经历了三次转向:启蒙论转向、专业论转向和素养论转向。这三次转向,我觉得也同样适用于大学语文的教学。人们试图用文学中人性的美和光辉来教育人、塑造人,认识到这个教育的重大价值,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转向。随着历史的发展,理论家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学者们喜欢把文学看作是“专业性”领域。而在今天,我们不得不提“素养”问题。随着高等教育各种条件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们渴望了解艺术理论,渴望领会艺术和文学的秘密。简单地说,文学教育、艺术教育、理论培养等等,由专业化、学院化向大众普及。大学语文也在这个过程中,承担培养人的文化素养和语文素养的使命。 好文章的教学,也可以看作是从单纯的启蒙论教学,向今天的素养论教学的一种转型吧。 我祝愿南开大学的大学语文教学更上一层楼! (访问、整理:周志强。时间:2008年7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