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的隐喻叙事与政治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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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的隐喻叙事与政治透支
——北岛诗歌的话语特征新论
董常跑

  
　　八十年代诗歌看成一个整体“文学场”。八十年代诗歌每一次诗歌话语的“转义”，就意味着一次诗歌“话语权”的“争夺”过程。本文重在转义理论的修辞学精神实质的同时，把这种话语四种转义理论看作是一种“原型结构”，按照认识论中“必然的”“转义”思维，海登怀特分为：隐喻、转喻、提喻、反讽四个阶段。显然，把八十年代看作一个历史阶段，而每一次话语除了语言特征的较相似外，也兼有其他话语存在，以此来考察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海登·怀特认为，“话语，即探究的意识设法把有问题的经验领域置于认知控制之下的语言运作，则可以定义为一场运动。”1他把“话语”理论看成“运动”的理论，这种通过“语言”的诗歌“运动”刚好对应了八十年代诗歌话语发展的四个阶段。
　　北岛诗歌话语体现出较明显的隐喻特征，表现出明显人道主义与广场意识，是政治的一种隐喻叙事，但其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过多介入，破坏了诗歌的审美与诗意，北岛作为代表的朦胧诗的影响因此也日渐衰微，最终被第三代诗取代。

　　一、北岛的“隐喻”
　　八十年代“朦胧诗”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文革”近十年的地下诗歌写作的结果。北岛是八十年代早期“朦胧诗”中代表性的诗人，其诗歌话语也不断被推向经典化位置。我们重新审视朦胧诗的美学规范与审美特征，北岛的诗歌构成了诗歌话语探讨的重要对象。北岛诗歌中的怀疑、否定、反思、批判，无疑构成了“文革”结束后知识界与知识分子对那场政治浩劫的自觉反思与拒绝态度。诗人作为那个时代最为活跃的文化人、代言人，承担了这样的文化责任与历史使命。
　　北岛诗歌语言被称为“恸哭体”2，他的诗歌话语揭示出“文革”中人性被摧残的整个时代悲剧。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十年动乱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十年动乱的荒诞现实，造成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方式——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他在冷静的观察中，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造成人的价值的全面崩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他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人性的尺度悼念烈士、质询刽子手；以理性的高度反思历史和现实，嘲讽异化、荒诞化的客观世界。对世界的洞见、清醒的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是北岛诗显著的艺术特征，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创造北岛诗歌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
　　在创作高度上，北岛受到了西方各种现代诗歌的影响，同时也自觉传承了4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审美思维，因而，“早期朦胧诗与40年代穆旦及其他青年诗人的诗风相近也不足为怪，他们追求个人化的抒情、思想的凝练、含蓄和不同惯例的逻辑、以及独特的暗喻。”3通过种种复杂而熟悉的意象，北岛建构了语言迷宫中的“隐喻”世界。不同的“意象”，决定了北岛诗歌对世界不同精神层面的关注与沉思。“新诗潮以不同于传统诗艺的方式出现在中国诗坛。它从古典的羁绊中挣脱而与流行于世的现代主义潮流对接。意象的营造、组合和叠加突出了诗的象征和暗示的特性，主题和意义不再是明确的和单一的，它们摒弃浅露的直接外现，而把丰富的意蕴隐藏，蕴藉于是成为基本的传达方式。这种诗通过诸多现代的手法体现立法的深层意义，以它的不确定和多选择性而与前些风行的直接显露完全区别开来。”4复杂而多面的意象，建构了他的隐喻世界，但同时也造成诗歌理解上的晦涩与艰深，特别身处于那个时代，人们的审美与思维模式，早已习惯了集体“颂歌”，文学的主题也多关注、认同服务于大众的政治文艺。显然，在认知与接受诸方面，读者不能理解也是自然的。
　　其实，北岛一直警惕某种来自官方话语的因袭，这种晦涩与陌生化的隐喻，作为一种话语策略，无疑也是对当时浅显、直白的新民歌体与激昂无畏的集体颂歌的反拨与疏离，“晦涩仍然不是一个在审美范畴内就可以解释的问题，本质上它是一种受压抑、受排斥的话语不得不采取的表达策略，顺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是不需要而且也不可能晦涩的，晦涩本身即包含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5
　　显然，北岛的诗歌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体现在“隐喻”思维上，而这种隐喻思维明显隐含着诗人与社会体制与历史文化紧张的对抗关系，只不过是从以往政治的歌颂与赞美，走向了历史的反思与批判；由单纯的政治传声筒，走向美学前提下的文化现代性的吁求。
　　如果本文第一章对“朦胧诗”的命名及美学规范的考察具有某种历史与审美的价值与意义的话，那么北岛作为朦胧诗人的代表人物必然是朦胧诗美学规范的主要书写者。北岛在情节化叙事模式上是政治的“浪漫剧/抒情诗”，在阐释模式上体现出“表现”的特征，在意识形态模式接近“无政府主义”。显然，北岛诗歌话语中对“文革”集权专制的反思与批判指向了“无政府主义”的文化吁求。
因此，北岛的诗歌仍旧是“政治型写作”，它是通过一些列社会意象的话语构成政治的隐喻，从而突出话语背后隐含的对平等自由人性社会的吁求，即近似无政府主义的文化立场。

　　二、北岛的“政治型写作”话语特征
　　北岛的隐喻写作体现了较浓厚的政治情结，具体表现为两个特征。
　　第一、 广场意识：政治型写作。
　　诗歌不应像“文革”时的“颂歌”，文学应该摆脱政治束缚，文学在新时期的最强烈的声音，就是文学要回到感性“主体”上来，“朦胧诗”出现不久，理论界便展开了“文学主体性”讨论。在刘再复看来，“文学的主体性原则”：“就是要求在文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家、描写对象和读者）看作客体，而更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力量，在文学活动各个环节中，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他的文学主体包括三个部分，即所谓“创造主体”（作家）、“对象主体”（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接受主体”（读者和批评家），他还特别强调“创造主体”的实现，要求作家或诗人具有“超越意识”，即创作中的“超常性”、“超前性”、“超我性”。6
　　北岛笔下的生活，不是个体的，而是个体在政治与历史维度下集体意识与阶级思维的人性反思与文化批判，正如他同时代的好友彭刚写道：“私人感觉，……北岛政治成分大一点。他的《太阳城札记》，写的都是政治理想，追求民主……”7 北岛的生活显然紧密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他的政治情结指向了“广场意识”，显然，当时以政治主导的生活很容易影响个体经验与艺术关注的表述。北岛诗歌除了体现语气上强烈的政治怀疑态度之外，在选择的意象上也与政治紧密关联。北岛诗歌并非完全是赤裸裸的毫无艺术技艺的政治宣言，而是坚持在诗歌美学规范下的文化吁求，不断体现诗学本体的自觉意识。
　　今天回过头来审视北岛诗歌的艺术生命与思想价值，很大程度上，他成为社会“代言人”的诗歌，吻合了那个已经被异化的时代人的主体自由丧失的精神现状。“北岛是朦胧诗的首席人物。80年代初他的一些作品被广泛争议。对其诗歌的细读和阐释，每每使敏感的社会问题一触即发。北岛的诗以其冷峻的怀疑主义和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深刻的悲剧风格与荒诞感的扭结，精审的措辞和独立的要点，即使思想上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又使庸众和权力主义者震惊。虽然作者力图在诗歌形式上向‘纯粹的诗’锐意进取，但他巨大的人格形象给读者造成的阅读期待，还是在社会批判方面。”8从这一点讲，北岛的诗歌是有其社会价值的。他像一部纪实电影一样，纪录了那个时代人的惶惑、痛苦、孤独、无助、荒诞、焦虑、悲剧。
　　北岛的诗歌有着较浓厚的“广场意识”，这种广场意识支撑着他的生命信念。正如他写道：“我需要广场/一片空旷的广场/放置一个碗，一把小匙/一只风筝孤单的影子/占据广场的人说/这不可能/笼中的鸟需要散步/梦游者需要贫血的阳光/道路撞击在一起/需要平等对话。”（《白日梦》）在“文革”这一特殊时期，“平等对话”显然对抗不了“占据广场”的“父权”社会，一代人的迷茫、失落、苦闷显然只能用朦胧的隐喻曲折地表达出诗人反抗的声音。北岛通过与自我与历史的事件、人物的对话、潜意识的追忆，来完成自我的心灵反思与人性批判。“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决不会交出你/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每夜升起在我小窗前/唤醒记忆”（《雨夜》）这首诗中的“即使”、“让”、“决不”、“只要”、“将”等副词体现出某种强烈的对抗“语气”，从而引导读者不断接受这种“形式”下的文化思考。
　　北岛诗歌存在重大的争议性，对于具有中国经验的读者而言，北岛的诗歌激发了当时人们对政治生活的反抗与斗争，但是其政治性的过多介入，也无疑会破坏其诗歌艺术上的成就。北岛的影响显然集中在西方，他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他政治上的“声音”，诗评家、诗人欧阳江河写道：“一些西方读者主要是从世俗政治的角度来理解北岛诗作的，这或许有助于政治上的划界行为，但却无助于人们理解什么是诗。”9也许，西方读者将他们对“诗”的倾听和细读意味着文化上的某种阐释特权，西方人的诗学准则和主流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这一特权得以确立的，但是，汉语诗歌也有其自身的独特魅力与诗学原则，这一点，可能比起他们对北岛诗歌中的政治兴趣来说，已经显得不怎么重要了，说到底，他们只能听到他事先想要听到的那个“声音”。由此可见，北岛在西方世界被当作一个政治诗人来阅读并非偶然。
　　第二、隐喻：政治性“意象”写作。
　　北岛的诗歌是一种隐喻式写作，他游离了当时官方的主流诗歌话语，不断从西方现代派诗歌中吸收营养，然后结合当时的社会意象，通过诗歌这种文化形式对历史进行反思与批判。当然，这种批判与反思，显然是直接的、激烈的。而这种批判与反思，仍旧是抒情的，是一种政治抒情话语，而这种批判型、反思型的政治抒情，则通过较有冲击力蕴含有政治意味的“社会意象”来完成的，且多与政治相关。
　　北岛非常重视现代诗歌的表现技巧，在他看来，“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前景。我试图把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引入自己的诗中，造成意象的撞击迅速转换，激发人们的想像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留下的空白。”10显然，这些现代技巧“造成意象的撞击”，“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最终增添艺术效果上的“空白”，令读者回味不尽，这种借助现代技巧表现的“意象”，构成了隐喻的独特世界。“我曾和一个无形的人/握手，一声惨叫/我的手被烫伤/留下了烙印/当我和那些有形的人/握手，一声惨叫/他们的手被烫伤/留下了烙印/我不也再和别人握手/总是把手藏在背后/可当我祈祷/上苍，双手合十/一声惨叫/在我的内心深处/留下了烙印”（《触电》），这首诗写于八十年代初，“文革”结束，诗人以“触电”作为整体的社会事件隐喻，尖锐而准确地反思与控诉了这个异化时代“内心深处/留下烙印”的“精神创伤”。在同样广为传诵的《结局或开始》（写于1975年）中，他赞颂社会敏感的社会人物“遇罗克”，“必须承认/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我，战栗了……/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儿子第一声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我写下生活的诗/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儿时的诺言/因此，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我”，“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为了每当太阳升起/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穿过整个国土”诗人反复言说“做人”的道理，以及在一个专制体制下面，正义则成了牺牲品，这首诗表明了在当时官方话语不认同的的社会事件，朦胧派诗人却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与思考。题材上的大胆性，成就了朦胧诗人的写作，而这一类诗歌在诗歌表现的技艺方面谈不上技艺。如果撇开当时社会政治化的语境，这首诗诗学意义要弱许多。但也不是能说这种诗歌一无是处，至少从历史文献角度，他具有社会学意义。
　　北岛的诗歌《日子》、《一切》、《迷途》、《履历》、《船票》、《同谋》、《彗星》、《触电》、《走向冬天》、《自昨日起》、《青年诗人的肖像》、《白日梦》、《古寺》……充斥了大量的象征。我把这类象征看作是诗歌的隐喻。当然这一类“隐喻”，在某些时候也出现象征主义诗歌惯用的“通感”，但其前提是“隐喻”的，“北岛率先进入成熟象喻写作。他深谙对应论交感论，在主体与万物，内心与外宇宙，情思与物像之间，熟练穿梭，巧妙打通两者的契合点，建立隐喻关系。北岛的模式，就是这样以局部的或整体观念的暗示为主导，辅之凝重的哲思理念及精致的超现实主义成分，完成象征的微言大义。”11
　　北岛除了比较关注上面提到的“社会事件”，还借助“文化意象”来完成对文化专制的反思与批判，“黄昏从烽火台上升起/在这里界河的岛屿上/一个种族栖息/又蔓延，土地改变了颜色/神话在破旧的棉絮下/梦的妊娠也带着箭毒扩散时/痛苦的悸动，号角沉寂/尸骨在夜间走动……//墓穴里，一盏盏的长明灯/目睹了青铜或黄金的死亡……”（《随想》）；“长眠灯”成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与等级观念的象征。无论文化，还是政治，我们对这一类进行话语分析，都可能找到其背后渗透的意识形态关系，其中有更多的不为人知的“谎言”，而历史最可怕的就是这种谎言嵌入我们的思维深处，不为所知，“我不想安慰你/在颤抖的枫叶上/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红帆船》），作为怀疑与批判态度的北岛面对历史的谎言时，也表现得无能为力，诗人的困境，显然与那个时代的政治挤压紧密相关，他开始借助诗歌则中“反讽”，来引导读者对当时文化的评判与反思。
　　诗人的这种“无力感”在《古寺》中也同样有所体现：“消失的钟声/结成蛛网，在裂缝的柱子里/扩散成一圈圈年轮/没有记忆，石头/空蒙的山谷里传播回声的/石头，没有记忆/当小路绕开这里的时候/龙和怪鸟也飞走了/从房檐上带走暗哑的铃铛/荒草一年一度/生长，那么漠然……/石碑残缺，上面的文字已经磨损/仿佛只有在一场大火之中/才能辩论……”（《古寺》），而历史变成没有“记忆”的“石头”，“荒草一年一度/生长，那么漠然……/石碑残缺，上面的文字已经磨损/仿佛只有在一场大火之中/才能辩论”，“年轮”、“暗哑的铃铛”、“荒草”、“古寺”这一类 “意象”陈旧、滞后，甚至令人感到窒息，而它们恰恰是“文化”与“历史”的隐喻，显然在这首诗歌的背后，隐含着诗人文化与历史在新的语境中的焦虑感，而这种无助与无力的生命体验，只有“在一场大火之中/才能辩论”，而历史与文化吁求的正是这种生命之火，激活渐已僵化的文化体制。
　　意象写作，组成隐喻世界，然后不断呈现出北岛的政治型写作倾向。
　　第三、存在哲学：“人道主义”的政治性。
　　北岛诗歌中的隐喻，除了对种种社会事件给予反思与批判，还对人自身所处的存在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思考，把人从政治的专制中延伸人道主义这一哲学层面，为当代诗歌的书写树立了一座人性的丰碑。
　　显然，北岛诗歌大多集中在对人的自身生存的处境思考，而这种存在哲学是人道主义立场中的“存在”体验，不断吁求“自由”，正如诗评家陈超认为，“构成北岛诗歌经验认知和价值体系的主要来源之一，即北岛诗歌在意识背景上基本属于存在主义系谱。从他的诗句中可以看出：诗人关心的是人的存在处境：‘自由’既作为人的尊严又作为人的荒谬义务的双重性质；人对存在的主观体验，孤独、厌烦、忧虑、自省——‘存在乃是自我反思着的意识’；此在在世的迷失和沉沦；反对‘自欺’。当然，从另一角度上说，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五四‘人的文学’的进一步延伸。”12
　　当时的历史语境无疑是政治意识形态主导日常生活，“人”，是以“政治人”的身份出现的。政治生活对人的心灵无时不处于压迫与威胁状态，北岛也曾坦言：“我早期的作品中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和当时的具体的个人经验也很有关系，当时就是整天面临着生死离别，就是这样，每天都有威胁，所以它构成了一种直接的压力。”13
　　北岛1972年的《日子》里早有了这种对存在世界的观照与反思：“当窗帘隔绝了星海的喧哗/灯下翻开褪色的照片和字迹”，一种直逼内心的孤独顿时呈现在你的面前，这也成为那个时代生命境遇的反映与投射。“红波浪/浸透孤独的桨”（《青春》），北岛是朦胧诗人对自身存在思考较为凝重的一位诗人，这首小诗，也表现出诗人当时的孤独心灵，它呈现出朦胧诗人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不能实现的惆怅与失落。这种存在上的孤独与无助，也回荡在北岛的诗歌中：“孩子随意敲打栏杆/栏杆随时敲打着夜晚”（《命运》），北岛对“存在”自身的形而上学思考，显然离不开当时所处的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他的人道主义立场，也是当时历史政治语境下对人的处境与存在的隐喻式思考。“对于世界/我永远是个陌生人/我不懂它的语言/它不懂我的沉默/……对于自己/我永远是一个陌生人/我畏惧黑暗。却用身体挡住了/那盏惟一的灯”（《无题》），这些孤独的存在主义诗歌，构成了朦胧诗人在浪漫主义的情怀中以隐喻揭示世界的存在本质时所呈现了悲剧美学特征。“我”的本质在现实世界中是陌生的，游离的，得不到“世界”的任何回应，世界对“我”的回应也没有反应，理解、交流、沟通、对话，在当时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被理解的生命必须会走向孤独。孤独的存在隐喻着人自身没有归宿的一种飘零与无助。“西方现代主义表现出来的荒谬感，既把客体世界看成是荒谬的，同时也认定了主体世界的荒谬性；而新诗潮在主体问题上恰恰是肯定的，他们最终不是把人们引向艾略特的《荒原》，或是贝克特和尤奈斯库的荒诞世界中去，而是企图与重建人的尊严和理想探索走出困境的道路。”14
　　诗歌书写孤独的意义，也正在于通过写作来克服孤独，或者走向海德格尔式的“向死而生”的美学体验。从而在孤独的存在体验中，保持对世界清醒的直观审视与自我内心自觉地对荒诞世界的疏离。“作家于是成了为能够死亡而写作的，并且是以同死亡有着超前关系来掌握写作权的人。”15“北岛早期作品体现的正是个人自由主义的人文精神，只是更理性更绝对化……由于没有个人和自由的可能，个人和自由的理想最终将诗人导向对社会权力的反抗和挑战。这本是个人的反抗挑战，由于理想的绝对化性，而具有了殉难性的悲剧色彩。”16写作，就是去肯定有着诱惑力威胁的孤独。就是投身于时间不在场的冒险中去，在那里，永无止境的重新开始是主宰。就是从“我”进入“他”。写作，就是从魅力的角度来支配言语，并且通过言语，在言语之中同绝对领域保持接触，“在这领域里，事物重新成为形象，在那里，形象，从对象的暗示成为对无形的在场，成为当不再有世界，当尚未有世界对存在着的东西的不透明和空无的敞开。”17
　　作为“存在”的诗人，通过“写作”来“介入”，不断追求生命个体的自为性、自主性，不断揭示存在与自由的本质，显然，北岛通过隐喻对世界的揭示来揭示八十年代人自身的处境的“存在”异化与荒诞现实。
　　北岛不断对政治语境下“人”存在的思考，“自由/不过是猎人和猎物之间的距离”（《同谋》）；“明天不在夜的那边/谁期待，谁就是罪人”（《明天，不》）；“在大地上画出果实的人。注定要忍受饥饿”（《雨中纪事》）；“风向标各行其是/当他们蜷缩在/各自空心塑像的脚下/才知道绝望的容量”（《另一种传说》）；“其实难以想象的/并不是黑暗，而是早晨/灯光将怎样延续下去”（《彗星》）。这里面“自由”、“绝望”、“灯光”等意象不在属于社会意象，而走向了哲学意义上与生命相关的意象。

　　三、“隐喻”写作的缺失必反思
　　隐喻，成为北岛的一种语言策略，含蓄智慧地呈现八十年代的精神状况与生命真实。与存在隐喻相关联的，便是人自身处境所能体验到的孤独、异化、焦虑、无助，甚至带有“绝望”意味的自嘲与解构。把北岛这一类诗歌称为对“存在”的隐喻，很大程度上，在于这类“隐喻”是可以游离于政治性处境，而把人放在更为宽广的存在语境中，即便我们今天看来，或者把这一类生命现实存放过去时，我们仍然感觉到这一类隐喻对生存处境的悖论揭示，以及表现出生命存在的不断被异化的客观真实。
　　显然，北岛诗歌话语所表现的主题，也是“文革”结束后官方认同与倡导的文化转型，即对文化专制的批判与反思。北岛过多地纠缠于这类主题的表现让他不自觉地滑入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当人们试图重新质询《回答》这首诗时，北岛也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18他写道：“我们不是无辜的/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同谋”（《同谋》），其实这个“历史”是由话语与情节编织而成的，我们“无辜”，在于因袭的嵌带的“思维”来“说话”，说出来的观点与观念如果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同谋”时，我们就不得不保持清醒，这种声音很大程度上成为话语自身的“同谋”，诗人要书写独特的声音，必须颠覆与解构其因袭的思维，才有可能构成一面文化镜子，有效地对存在作出更深刻地体验与思考。
　　北岛对诗歌政治上的透支书写，这就隐含着一个问题，即以后如果对“文革”没有任何记忆的下一代读者而言，他们对很多社会事件缺少在场体验，使得他们根本就不能有效理解“朦胧诗”的政治抒情话语。北岛诗歌在同时期获得了广泛认同，说明了其诗歌话语对同时期文化的积极推动作用，但是脱离了当时的文化环境，我们感觉到北岛诗歌话语仍有一些方向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北岛诗歌过于表现社会事件与政治主题。北岛的批判是暧昧的，折中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由于北岛的‘折中色彩’而使他获得了承认，并得以成为‘朦胧诗’的代表性诗人。”19而政治上的“折中”心态，使得他的诗歌很大程度与政治纠缠不清，而这一点使得他的诗歌的主题与意义似乎略显贫乏。另一方面，北岛诗歌语言过于直露，缺少审美上的丰富性。北岛诗歌以其丰富的意象隐喻，维护了诗歌的纯粹与自主，但是北岛与同时期的顾城相比，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还不及顾城丰富。而这一点在以后北岛的创作中不断完善与丰富，“在天涯”的北岛诗歌都远远超过“在中国”时期，脱离大时代的文化语境和历史包袱之后，北岛在诗歌语言的锤炼更精密，更自然更精纯。
　　总之，任何艺术都有自身的艰难，诗歌作为文化显然也有其力不从心一面，北岛诗歌中强烈的政治话语成就了同时期“文学场”中具有“符号资本”的北岛，但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诗歌书写，也成为其艺术创作的瓶颈。

注：
1李志元：《当代诗歌话语形态及其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作者认为朦胧诗抒情话语中，由于过多对历史进行反思批判而体现出某种悲剧美学特征，称其为“恸哭体”。
2（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3郑敏：《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9页。
4谢冕：《总序：朦胧诗的宣告》，谢冕、唐晓渡主编《以梦为马》，总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4页。
5张新颖：《栖居与游牧之地》，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162页。
6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
7彭刚：《彭刚、芒克访谈录》，刘禾主编《持灯的使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9页。
8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87页。
9 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88-190页。
10北岛：《我们每天的太阳》，《上海文学》，1981年第5期。
11 陈仲义：《大陆先锋诗歌（1976——2001）四种写作向度》，《诗探索》，2002年第1-2辑。
12 陈超：《北岛论》，《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
13廖亦武：《沉沦的圣殿——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第339页。
14王光明《艰难的指向——“新诗潮”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学》，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02页。
15（法）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顾嘉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0页。
16一平：《孤立之境》，《诗探索》，2003年第3-4辑。
17（法）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顾嘉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6-17页。
18北岛：《热爱自由与平静》，《中国诗人》，2003年第2期。
19 张清华：《朦胧诗：重新认知的必要与理由》，《当代文坛》，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