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危机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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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歌危机刍议 牛耕
　　1998年7月，我曾写过一篇题为《谈文学的功能与危机》的文章，对当代文学的危机做了粗浅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当代文学的危机，首先不是表现在它的读者锐减缺乏轰动上，不是表现在它的外部环境和形态上，而是表现在它的内部，表现在文学审美力量的增生上；或者说，集中于作家内部世界的建设上。今天，距离写作那篇文章12年过去了，当代文学无论在其内部（如小说中出现了《暗示》这样的实验性极强的文本，也出现了《你在高原》这样的450万字的鸿篇巨制、时代大书；诗歌中出现了知识分子诗人和民间诗人的“盘峰论争”，也出现了“70后”诗人的集中出场和“中间代”诗人的整体命名）还是在其外部（如网络文学的出现和火热，“梨花体”的盛行，“羊羔体”的热议，韩寒对现代诗和现代诗人的诋毁和道歉，等等），都经历了很大的起伏和跌宕，但我对该文的结论仍然大致认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之所以想再谈一谈当代诗歌的危机，还主要针对诗歌的特殊性。其一，那种一再声称“诗歌死了”的尖厉声音，更多地作为背景音和警示音而存在，从存在论的向度上诗歌没有危机——诗歌作为种族记忆的容器或载体，一直是人类古老生存意志的组成之一，是生存意志在文化上的密码排列或基因遗传。它以民间传统（诗经、乐府……）和诗人传统（屈原、李白、杜甫……）两种形式，平行又交融地形成了浩荡的自身之河，用以沉淀和净化人类丰富而繁多的情感，承载和展示人类对于世界和生命的发现，建构和卫护人类对于生活的梦想……诗歌在人类学意义上的目标，正如诗人臧棣所言，是“帮助我们改造自我，同时扩展一种指涉生存的诗意空间。”如果“诗歌死了”，即意味着人类生存的“诗意空间”的萎缩和拆除——一种非诗意的纯物化的存在，对人类而言确实意味着“死亡”，心理和文化意义上的双重“死亡”。但那又怎么可能呢？！除非人类放弃其成为“人”的特有标志和生存意志。
　　其二，于存在论向度之外，我们普遍谈论的都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诗歌危机。比如，为什么大众远离了诗歌？边缘化是诗歌的必然命运吗？当代诗人是否有足够的水平和能力去容纳和呈现复杂的现实经验？对时代而言当代诗歌需要承担什么？它承担得是否到位或足够充分？……如此等等。这些针对诗歌危机的发问，往往都和具体的时代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抛开具体的时代语境，这些发问极易变质为空洞的论辩和乏味的说教。但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在任何时代，诗歌的好坏都与读者的数量无关。诗歌本质上是一种“知音”文化，而非读者文化，亦如诗人臧棣所言“诗为神秘的友谊而写作”，或“诗歌是为优秀的心灵而存在。”即使在诗歌异常繁盛、蔚为壮观的唐代，翻一翻《全唐诗》就可以知道：百分之六七十的唐代诗歌，都是友朋之间的唱和诗、酬答诗、离聚诗、宴席诗，诗人们在写出《赠汪伦》、《赠卫八处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这样的诗篇时，根本不会也无须设置一个数量庞大、趣味复杂的读者群——考虑读者的写作是现代产物，是为了市场效益和个人名声而做出的无谓牺牲和必要妥协。自古至今，一个长远延伸的牢不可破的诗歌传统或诗歌常识是：真正优秀的诗人，从来就只为人性的尊严、存在的秘密、友谊的深挚和诗歌的骄傲而写作，不为浮泛的大众或模糊的读者而写作，虽然诗歌的读者或读者文化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和不争的事实。
　　据此观照当代诗歌，可以得到一个有趣的悖论：对应于具有轰动效应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兴盛，以及由网络开辟出来的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诗歌繁荣，门可罗雀、寂然无声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歌，在我看来取得了当代诗歌的突出成就——在这个十年里，诗人们耐受并抵御住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集体和权力社会到个体和消费社会转型的巨大震荡和激烈倾轧，持续深入到诗歌的内部去工作，终致化蛹成蝶，获得并拓出了多方面的成绩与进展：多多、王小妮等朦胧诗人，于坚、周伦佑等第三代诗人，牛汉、昌耀等独立诗人老树发新花，诗艺提升和人格完善相得益彰；以张曙光、孙文波等诗人为代表的叙事诗成为切入当下和反拨现实的有力武器；以西川、臧棣等诗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和以伊沙、侯马等诗人为代表的口语诗写作进一步成熟，并推出了一批具有相当分量的作品；以欧阳江河的《傍晚穿过广场》、《咖啡馆》等为代表的具有智性和分析性的诗作，开始取代传统抒情诗和意象诗，并以此对现代性生存做出深度质疑和强力回应；以蓝蓝、杨键、陈先发、俞心焦、沈苇、朱朱、哑石、孙磊等诗人为代表的一批具有精神向度追求的诗人开始崭露头角……不妨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歌，既超越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的运动性质和缺乏深度，又规避了二十一世纪前十年诗歌的众声喧哗和垃圾成堆，事实上在整个当代诗歌的演进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承上启下的独异光彩和突出作用。但在喜爱新闻和热衷喜剧的大众那里，它们就是“失败”的代名词，“伪劣”的同义语，根本无法与汪国真和席慕容的成就相提并论。但这一切与真正的诗歌又有何关联？！在我看来，作为小众的以回到自我为旨归的当代诗歌，所取得的另外一个显著成就，就在于它同读者和市场相互关系塑造上的成熟和自持——在意识上自觉孤立于读者和市场，在交流上主动疏离于读者和市场，在影响上自行脱敏于读者和市场。就此而言，没有大众意义的诗歌，只有优质心灵意义的诗歌，大众所关切和热爱的诗歌与优秀诗人写下的诗歌是互不相干的两个世界、两码事情！
　　当然，大众对当代诗歌的疏远和不满，我觉得从诗歌的形象运作及其内部成因而言，还存在一浅一深两个主要因素。从浅处说，就是诗人的公众形象缺损问题——由梨花体、羊羔体、裸诵等一系列诗歌事件集合起来呈示给公众的，尽是些负面的低级的缺乏底线感和正面性的诗人形象。对于深具专家崇拜情结和道德评判激情的大众而言，这足以让他们从此遗弃并远离诗歌，同时造成当代诗歌与公众之间关系的持续对立和高度紧张。在我看来，这一方面缘于大众视野的窄狭，既不能耐心读到真正一流诗人的诗作，并从中仔细辨别和认真确立诗人形象，也不能敏锐洞察并深入关注那些真正优秀的潜质股——在既有机制的盲区发出自己独特声音但名声并不彰显的诗人，他们正在做着的也许是更有力度更有意义的事情，无论是在诗歌文本上，还是在文学生态上，亦或在文化实践上。另一方面缘于当代媒体的势利，既不能把诗歌当做一项精深而细致的艺术劳动来看待，从而对诗人的工作给予相应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又不能失去其“热点”和“焦点”——一个没有热点可卖没有事件聚焦的当代媒体无异于作茧自缚和快速自杀。因此，把诗坛一些局部的二流甚或三流诗人的个别“事件”，予以打造、包装且连篇累牍地予以展示、叫卖，并以此上升成对于诗坛的整体指涉和全景描绘，成为很多媒体的本能反应和不二选择。以至于通过媒体展露在公众一端的诗人形象总是变形的有缺陷的失去光彩的，对深掩于其中的遮蔽和替换则既无人过问又无人负责。　
　　从深处说，就是当代诗歌为大众设置的阅读障碍问题——当代诗歌就像一个跷跷板，两端分别蹲坐着“直白无味”的“俗人”和“晦涩难懂”的“怪兽”，两者都因大众的乏味感和钝解力而遭到拒绝和回避。事实上，在大众的发难和斥责中，还先天地自然而然地隐含或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标准或参照：中国古典诗歌。他们的潜台词是：与古典诗歌的优美意境和充沛诗意比较起来，当代诗歌要么是“缺乏诗意”的（如大部分口语诗作），要么是“晦涩难懂”的（如大部分知识分子诗作），因此实际上都不值得或都不吸引人们的注意和阅读。对此，我的理解是：当代诗歌作为“五四”以来新诗传统的延续和开拓，是新诗传统的承继者和卫护者，对当代诗歌的非议和责难要从其源头——新诗的生成上——找到回应和辩护的理由。
　　首先，我将尝试着对“缺乏诗意”的非议，找出也许是以偏概全的回应理由：众所周知，新诗是与中国古典诗歌断裂而成的产物。这不仅是指在具体诗写中以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以自由体代替了格律体，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推出并生成了一种平民意识或平民精神，用以克服或超越古典书写中的贵族趣味或贵族精神——那样一种特定阶层特定规限的书写，是对平民权利的剥夺和日常语言的暴政，因此必须将写作权归还给普通大众，将语言域扩展至生活白话。在此过程中，诗人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传统意义上的“诗意”的清除或放逐——将一种相对静态的刻意营造的以心灵体验为主体的审美建构，替换为一种相对动态的随机呈现的以生存认知为主体的写作习练，以此介入和回应急遽变化并动荡不宁的社会现实，以期取得“我手写我口”（黄遵宪语）的观念落地和语境生成。照此逻辑，当今天的公众普遍反映和激烈声讨当代诗歌“缺乏诗意”时，是否从反面证实并恰切寓示着新诗的平民意识和书写实践在当代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和不容置疑的成果？！
　　其次，让我尽力地为“晦涩难懂”的责难，做出也许是大而不当的辩护发言：同样众所周知，新诗的诞生和成长伴随着一个急流勇进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现代化。新诗为自己创造的奇特命运和深刻悖论就在于：一方面，它既服务和适应于国家与民族的“现代化”——一种以工业化的技术持存和商业化的物质消费为特征的组织方式、生存样式和文明类型。如通过引进和推行翻译体西方诗歌，对语言素材择取上进一步的自由和包容，措辞系统相对于古典诗歌进一步的降落和松弛，言说主题和写作内容进一步的开放和明晰，等等，都为自身进入到平民社会和现代生活做了语法规则、交往程式、生存理念和美学观念上的多重铺垫和有效支撑。因而它并不是“现代化”之外的“天外来客”或神秘产物，而是与“现代化”有着内在逻辑的续接和现实进程的呼应。另一方面，它更游离和背反于这个宏大的“现代化”主题——一个以效率和明晰为核心的现代生活图景，总是伴随着强烈的扭曲和变形：对于自然的深度征服和驭控，带来了自然的均质化和祛魅化；对于人自身欲望的深入开掘和释放，带来了一个人为物役的没有灵魂生活的精神荒原……现代性话语君临和挟裹之处，万物被迫敞开和拉平，同时催生着“存在的被遗忘”——在机声隆隆和市声嚷嚷里，自然悄悄地隐而不显，存在深深地匿而不张。因此，现代诗人和当代诗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写作，必然会作为一种抵制和反诉的力量，对现代性话语中的科技理性神话、工具理性霸权和人文理性变异，予以粉碎、消解和超越——效率并非生命的根本需求，明晰也不是生命的内在依据。在我看来，新诗和当代诗歌历史上，以“晦涩难懂”的语言和文风，所涌现的形形色色的神性（巫性）写作、自白写作、乌托邦写作、象征主义、非非主义、超现实主义……其基本动力和根本意旨，就在于抗议和反击现代性话语的暴政，疗救这些话语侵蚀下的生命损伤，让其显灵、归真；恢复这些话语挤压下的自然畸变，为其附魅、招魂；捍卫想象力对存在的触抚、提取和呈现，以及想象力在生命境界提升和生活意义丰满上所起的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诗的语境里，“晦涩难懂”也许并非完全是一种风格意义上的说辞，而是立于“久在樊笼里”的此岸，对于生命神圣和自然神秘（反之亦然：生命神秘和自然神圣）所发出的“欲辨已忘言”式的彼岸眺望和交感诉说，因而有其本体论的渊源和依据。
　　之所以对当代诗歌从大众角度发出的“缺乏诗意”和“晦涩难懂”的问难，做出力所不逮的辨析和清理，旨在让当代诗人进一步明确自身处境和写作使命：在现代化浪潮的深重翻卷和剧烈裹挟之中，还存有多少独守的空间和越度的可能？！——一方面，诗人们享受着现代文明所提供的舒适和便捷（这是他们随身携带的“软弱”和随时忏悔的“原罪”？）；另一方面，诗人们又必须对这个“舒适和便捷”后面的一整套价值观念、知识谱系和人性境况，予以高度警惕、深刻洞察和深入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己的有效书写，致力于将生命和诗歌从现代性话语体系的桎梏里挣脱和解放出来。当代诗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内在焦虑就在于：当他们这样做时，往往就把自己推到了自身文明的对立面——一个“异端”的位置上，这和古典诗人们的处境形成了鲜明对照和迥然差异——古典诗人是自身文明的维护者、体现者和提升者，他们对自身文明的缺陷和炎症，只会做局部的诊疗和微观的救治，绝不会也不可能有整体意义上对于文明形态的深入反思和艰难抉择——人类文明的演进，从没有像今天的“现代化”这样，内含着如此多的歧义和矛盾、复杂和含混，在理论和现实的诸多维度上都布满了盲区和迷途、荆棘和陷坑，满载着多种预期又引爆出无数难题，积蓄着多种可能又充斥了多重危险。与前辈诗人比较起来，当代诗人的工作其实更具严峻性和挑战性——他们必须站在现代化悖论的巨大黑箱和凛冽风口上，深入持久地推进自己的观察、思考和写作。在此过程中，和现代化的庞然大物比较起来，“弱小”既是当代诗歌的属性和宿命，也是它的可贵之处和价值所在——没有这相对“弱小”的一极存在，就不可能与那种极具扩张性的话语体系（史铁生说,人是宇宙的局部，局部的无限扩张即癌变）形成砥砺并找到平衡，不可能在物质生活的暖房里觅到并散发神性和博爱的光辉，不可能有一个无限趋向于善和美的澄明之境的指示和牵引，不可能让人们在熙攘热闹的生命旅途中找到真正的自尊、温暖、感动、依靠、仰望……
　　基于现代化进程的全面、迅疾和猛烈，当代诗歌作为新诗传统的继承、延展和拓新，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既无法（也许是无愿）跨越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巨大鸿沟和内在分野，又无力（也许是无意）弥合新诗与现代化命题的紧张对峙和尖锐冲突。“缺乏诗意”和“晦涩难懂”将是公众抛给当代诗人的无法摘掉的单色礼帽和长期符咒。承受公众对于诗歌的冷漠和敌意，并在此冷漠和敌意下深入内心与时代写作，是当代诗人不能回避并且必须直面的一个基本现实——在一个空荡无人的剧场里，演出和喝彩均归于自己。事实上，一个真正优秀诗人的孤寂是无法逃避和选择的，那既是他的根本处境，又是他必须操持和习练的日课。唯有如此，当代诗人才能在最勤勉的劳动和最平凡的坚守中，形成与自我的耐心辩论和深入对话，并将其引入越度之阶和无限之途；唯有如此，写作过程才能从“口舌之学”上升成“心身之学”，才能在最朴素的层次上不断抵消那些交际性氛围的吞噬和和消费性力量的蚕食，使修辞不至于沦为浮华的词藻和虚荣的噱头；唯有如此，当代诗人才能在无数黑夜的漂流和引渡中实现灵魂成长和精神传灯，取得与伟大时代相称的灿烂创造和辉煌成就；唯有如此，诗人们也才能顶得起“自然之子”和“文明之子”的桂冠，并在漫长的修持和自励中，逐渐得到文明在更高层级上的接纳和认可。主说：你们有福了！
　　回到诗歌危机的话题，从现象学和生态学的角度，对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当代诗歌做一下概览，也许能够找出分属于三个不同层面的“危机”：首先，商业原则正在渗透并操纵诗的运作，金钱作为“看得见的手”，正在不遗余力地推动着“诗歌搭台，经济唱戏”，推动着一系列诗会、研讨会、评奖活动、新人推介的热闹和繁荣，而其背后则是作为艺术的诗歌被处理为新闻事件，甚或被简化成大众娱乐行为。真正的诗歌，正如海德格尔对自然和真理的揭示一样，总是躲避热闹而明亮的敞开和展示，并在那些热闹而明亮的地方自动退隐、自行回归。其次，正如诗人长征所言：“在目前的写作中有一种倾向：题材再次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对诗歌本质来说却成了劣势，道德诗、阶层诗、地域诗正在划分新的势力范围。”普泛流行的诗歌写作，正用外在于诗歌的身份提示（农民、工人、打工者……）、道德包装（底层关怀、当下关注、时代关照……）和仪轨训导（庆典、纪念、集会……），以内容决定论、题材优先论的姿态粉墨登场、大行其道，预设并构筑起相应的道德优越感和话语优先权，以此替换和挤兑当代诗歌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成色，使当代诗歌沦为某种特定身份或仪式的奴仆或人质。最后，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在迅速富裕的当下中国，一个趋于小康甚或中产的庞大诗人群体，正阔步走上诗的舞台——《中产阶级诗选》已经登堂入室，“新红颜写作”正在雕栏玉砌的庭院里幽咽和沉吟……与此紧密影随的，是生活的同质化和优渥感所带来的感觉趋同和思想麻醉，正在让这个群体陷入类型化桎梏和强迫式自恋的泥淖里不能自拔。他们想象力拉平和理解力退化的集群写作，和泛滥的口水诗写作一道，正在成为当代诗歌的两处污染景观，两大生态灾难。评论家张清华尝言：可以有中产阶级的生活，但不可以有中产阶级的趣味。问题是：生活和趣味能截然二分吗？中产阶级的生活，意味着一整套严密而自治的塑形规则，趣味只能屈从于其塑形规则，或者说趣味是其塑形规则的产物。由于中产阶级生活有效摘除和自动屏蔽了所有感官上的痛感，诗人们很难获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直接震击和缘此而来的心灵救赎，相应的文字便总是缺乏可靠的生理支撑和充分的人道驰援，诗的品质和境界便在此前后维谷里进退或徘徊。步入富裕和中产的诗人们，对此应有足够的警醒和自觉的纠正。
　　当代诗歌不同层面的“危机”，说到底是“人”自身的危机，是作为个体的人，在人类“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的宏大主题下，在磅礴而泥泞的现代化征途上的挣扎、逃避、失重、膨胀、毁弃、异变、碎裂、重塑……在此过程中，诗歌作为一个元存在，必然充分制造其张力，释放其活力。它将以诗歌意志的形式，对迅速崛起并匆忙奔赴现代化之途的当代中国的种种生存诘难和诸多价值裂变，予以呈现、回应和反拨，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里，泥沙俱下般留下其心理反应、心灵记录和精神影像，并在千淘万漉的汰洗中，取得与此“变局”相称的灵魂景深和文字标高。
                  　　（说明：部分观点和文字引用、修改自拙作《对当代诗若干问题的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