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短篇小说的文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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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短篇小说的文体意识
  作家:雷达  
　

    重提短篇小说的文体问题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我们似乎一直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轮流循环圈中打转，一个时期写什么的问题占上风，一个时期怎么写的问题又热热闹闹，总起来看，还是偏重于强调写什么，而相对忽视怎么写。为此，我以为文体问题在当今仍大有重新提起重视之必要。

　　以短篇而论，这是一种技巧性很强的文体，也是对思想意蕴的酿造和形式表达考究甚高的文体。但在今人眼中，短篇小说似已日渐沦为小术矣。孰不知一个作家穷毕生之才情，未必能写出几个优异的短篇。作为小说家一面的鲁迅先生，支撑其创造大厦的，主要是人们熟知的一批经典性的短篇，没有它们也就没有了小说家的鲁迅。记得王朔曾经故意说，鲁迅光靠一个中篇和多少个短篇是撑不住大师的头衔云云，这不过是他一贯的嬉皮说词，不能当真，也没什么道理。杰出的短篇大师照样是大师。契诃夫、莫泊桑、海明威、茨威格们的声望并不因短篇小说而减损分毫。人们津津乐道的沈从文、张爱玲、张天翼、废名、孙犁、汪曾祺、王蒙等人作为文体家的一面，不也都是从短篇创作中体现而出的吗？短篇最能见出一个作家的语感、才思、情调、气质、想象力之水准，有些硬伤和重要缺陷，用长篇或可遮盖过去，一写短篇，便裸露无遗矣。对一个作家艺术表现力的训练，短篇是最严酷的和最有效的。可叹的是，当今之世，不少人以为只要会编个好故事，敢触及社会政治时事的大问题，展示一番腐败的种种洋相，无论叙述多么平庸，语言多么寡淡，行文多么直露，也敢以大作家自居。文学之日益与新闻、故事、报告、电视剧混为同伦而不能自拔，实属文学之大不幸。我并非危言耸听，现在真是需要展开一个拯救文学性的运动了。

　　精粹名言，值得重温

　　说到短篇文体，我们似乎很明白，其实大有重温和辨异的必要。人们一般总喜欢引用鲁迅先生的名言，如借一斑以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或如入大伽蓝中，那一雕栏一画础，虽极细小，所得更为分明，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等等。这些话当然是很经典、很精彩的表述，但它们更多象征和比喻意味，具体而切实到进入操作层面的分析还可以再展开。我认为，胡适在《论短篇小说》的讲演中的一些话，单就短篇特点而言，似乎来得更为直接、清晰、切近。他说，“不是单靠篇幅不长便可称为短篇小说”，他给短篇下的界定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之充分满意的文章”。那么什么是“最精彩的一段”呢，胡适说，“譬如把大树的树身锯断，懂植物学的人看了树身的‘横截面’，数了树的‘年轮’，便可知道这树的年纪，一个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都有一个‘纵剖面’和无数个‘横截面’。纵面看去，须从头到尾，才可看见全部；横面截开一段，若截在要紧的所在，便可把这个 ‘横截面’代表这个人，或这一国，或这一个社会。这种可以代表全部的部分，便是我所谓‘最精彩’的部分。”关于什么是“最经济的文学手段”，胡适借用了宋玉的话，并展开说，须要不可增减，不可涂饰，处处恰到好处，方可当“经济”二字。他举例说，《木兰辞》记木兰的战功，只用“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十个字，而记木兰归家的一天，却又用了一百多字，十字记十年，百字记一天，这就叫“经济”。我之所以较细地引述了胡适的话，是觉得他说得到位，对今人仍大有启发，舍不得割弃。我很赞成对文体作过专门研究的王彬先生的一段话：“新时期以来，短篇小说横截面的说法被打破，说明小说模式的多样化，这是一种进步，但认真思索，短篇无论怎样变化，传统的、新潮的，即便是历数一人或几世遭逢的小说，也依然离不开断面的截取，不能做流年老账式的陈述。 ”我还认为，在短篇研究方面，茅盾、魏金枝、侯金镜、汪曾祺、林斤澜等人的许多意见，都十分宝贵，值得重温。

　　毫无疑问，短篇的传统的写法毕竟在被打破，在充分肯定传统的经典价值的同时，不能不看到，短篇的文体是越来越多样了。既要看到万变不离其宗，又要看到飓风既息，田园已非，变是绝对的。起先，我们讨论短篇可不可以不写故事，可不可以不着重刻画人物性格，可不可以不断转换人称，可不可以侧重抒情化、散文化、诗化。这些问题不久便以创作实践的方式解决了。当我们的眼界更为开阔时，发现除了现实主义，还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因其哲学基础和艺术思维的不同，使包括短篇在内的文体发生着变异。前苏联社会问题小说的人道主义情怀，罗布—格里耶等人的新小说的冷漠叙述，海明威式的硬涩和简洁，福克纳既传统又现代的小说技法，以及荒诞、魔幻、黑色幽默等等，无不给我们今天的短篇创作打上新的烙印。由于现在的时尚是长篇风靡，投入短篇的才力受到限制，短篇的发展也放缓了脚步，但它毕竟在探索中前行。

　　譬如《鞋》与《幼儿园》

　　这里，我想选择两篇比较典型的小说来谈。一篇是刘庆邦的《鞋》，一篇是丁天的《幼儿园》。先看《鞋》。此篇能在多种评奖中获奖并非偶然，实在是对刘庆邦这位短篇创作的坚执者的褒扬。《鞋》写来情真意切，能贴切地描画一个农村闺女娇羞、喜悦、畏惧、神往、沉醉的种种复杂心态，能捕捉到微妙细节，传达出女儿家难言的心事，她生气妹妹叫了“那个人”的名字，妹妹不慎抓脏了鞋底子，她恼怒了，以及她由鞋样而走神，思绪远游等等。作为短篇，小说牢牢抓住必须由未婚妻亲手做第一双鞋这个纽结，撑开全篇的绚烂，调动悬念。姑娘犹如枣花一般，不争不抢，幽香暗藏。庆邦的创作虽也有冷峻的一面，但他总体上偏于阴柔，这一面在此发挥充分。需要注意的是，庆邦不是一般的揭示，假如没有作者主体情感的深刻渗透，作者对女主人公的由衷赞赏，怜惜，呵护，不会出此效果，它大大提高了作品的感染力。毋庸讳言，这种写法是传统的，是挟带着强烈主观评价的，一面描画，一面品味，一面抓细微动作，一面展开剖析，展示了一个绵长而细腻的相思过程，比起新派的冷静、藏匿，零度角，不是一路。不过，结尾稍觉平淡。总之，传统的美，素朴的美，这种正在消逝的美，对净化当代人的心灵是多么可贵啊，庆邦不愧为农业文明的歌者。 《鞋》在提醒我们，对“旧”的肯定未必不是对“新”的反思，大力在传统中挖掘永恒性价值，挖掘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道德精神财富，包括使用传统手法，仍不失为一条重要的艺术路径。

　　再看丁天的《幼儿园》，堪称一篇令人玩味和警醒的短篇。小说的人物只有三个：一个是幼儿小坡，一个是小坡的正处在离异中、隐隐物色配偶的父亲，一个是幼儿园的林阿姨，但笼盖在他们后面的世界却是广大的。这男孩眼看着就要扮演爱情的媒介、幸福的小天使了 (在传统小说里往往如此)，不料却成了灾难和仇冤的根因。小说的明线是不无浪漫的臆想，暗线是冷酷的真实，求爱反成引恨，多情反被无情恼。这是灿烂阳光下的恐怖，但又真实得让人惊讶，无意识得使人无可奈何。作者冷静地叙述着这称得上悲惨的故事，有如局外人，看得最清却最不露声色，为了达到令人颤栗的真实感，他的态度是隐匿的，并不大惊小怪。我相信最具想象力的读者也猜不到最后的结局，这是作者叙述上的最大成功。阿姨林丽丽的行止，滑稽而真实，人都生活在戏中，都在演戏，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她是个不负责任的女性。一个失意的女人。对那位父亲来说，臆想起了作用，他根本不知道她是个虚荣而自私的女人。他越是做梦，事情就越发可笑。小坡之死并非有意的悲剧，属于过失犯罪，林阿姨因流产引起的恍惚，忘记了关着禁闭的小坡，致其死亡，等于一天之中害了两条命。全篇采取臆想与真实交错并行的写法，这悖谬的方式，实乃有根有因，是爱的放逐所致。是谁杀了小坡呢，这是个很深邃的问题。这故事似乎告诉我们，物欲横流，商品意识渗透一切领域，连幼儿园也概莫能外，传统的道德和情感正在丧失固有的地盘。无意并非无因，小坡死在一个缺少爱的世界里了。我这样阐释这篇作品，不知是否抓住了它的根本。我想指出，作者对“客观性”的强烈追求，明显受到“新小说派”的影响，由此也可见出我们短篇创作中的文体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