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诗若干问题的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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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诗若干问题的断想 牛耕

   诗的定义或标准问题。诗，到底有没有定义或标准？！如果有，它是什么？如果没有，它何以成为“诗”？现在有很多论辩或争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更倾向于认为：那些都是“诗”的“背景辐射”或“固有噪音”，在本质上，“诗”没有确切的定义或明晰的标准——任何对“诗”这个元词所下的定义或标准，都是她的二级阐释或部分聚焦，都无法通过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筛选或过滤——“一个试图知道全体的部分，不可能逃出自我指称的限制。”因此，诗是经验的，还是超验的？诗是抒情的，还是叙事的？诗是口语的，还是意象的？诗是格律的，还是自由的？诗是及物的，还是不及物的？诗是包含技巧的，还是自然天成的？……当我们对此不断发问并深入剖解时，重要的也许不在其结论，而在其过程——有多少“思”或“惑”的种子种下去，成为对“自我”或“生活”或“时代”或“历史”的持续发掘和有力投射，就有多少有效的推进诗写的力量产生并开花结果。

    诗的属性问题。除了其传播过程之外，大多数人确信无疑地认为诗是个人创作的产品，具有明显的个人属性。我更多地倾向于认为诗的公共属性要大于其个人属性。一方面，诗是语言的审美，诗人所使用的语言，虽有个人择取的自由，但仍是从人类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语言仓库（比如一千多个汉字及其组合）中提取出来，并从根本上无法躲避或逸出其公共定义域——否则就会出现绝对意义上的语义折断和审美黑屏，从而最终以返回个人的形式证明了完全个人属性的不可能。另一方面，从诗歌发生学的角度出发，我们既可以说是诗人在创作因而是自我主导（个人属性）的过程，也可以如诗人黄灿然所言“就像真理被发现之前就已存在一样，诗被写出来之前也已存在”，写诗其实是诗找诗人（从公共属性分化或降解为个人属性）的一个过程。诗人只是诗生发或显现的媒介，在此过程中，诗人更多是“无为”的。诗人的“有为”，更多地在于让诗生发或显现的好坏的反复锤炼，正如诗人杨炼所言：“那‘功夫在诗外’的无词，是一切词之根。”在此意义上，公共经验仍然是个人写作的直接路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仍然是一切优秀诗人的不二法门。

    诗的担当问题。诗的担当不同于诗人的担当。如果我们承认诗人是一种称谓而不是一种职业的话，诗人的担当就可以分为诗内的和诗外的——在诗内，提升和拓展语言的品格和境界、写出好诗，即是诗人的担当；在诗外，诗人的担当应该和其他人一样，主要在于履行好家庭的社会的各类角色的职责，即便那些包含强烈人文色彩的公共关怀和个体介入，以公民而非知识分子或诗人的身份予以担当，在我看来也是合情合理恰如其分的。

    诗的担当，我以为主要在于让诗成为人类自我形象的“贮存器”，从这个“贮存器”里提取出来的“自我”，不同于从历史的、政治的、科学的、文化的层面上所截取的具有独断论性质和群体论色彩的“自我”——这个“自我”，是被想象力和洞察力所捕捉和照亮的无限小的“自我”，以自己的“小”和“弱”，担当了对人类自我形象的再指认、再辨识、再完善和再丰满，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对于人类个体心灵的唤醒、抚慰和朗照。虽然“诗言志”、“思无邪”、“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给予了诗很强的道德教化功能，但这也从没有逾越或撼动诗在丰富人类自我形象和满足个体心灵慰藉方面所建造的审美殿堂的篱墙。诗如果不能提供更有意味更富情趣更多义涵的“自我”形象，她的担当就会大打折扣。

    诗的风格问题。法国作家布封说：“风格即人！”这喻示着风格虽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予以辨析和讨论，但就像影子和实体的关系一样，“风格”与“人”一旦两相剥离、完全分开，其实就意味着辨析的失败和讨论的终结。本质上，风格是人的形而上内涵在形而下情境里的整体描绘和细部展现，因而总是带着人的具体而真实的脉搏和体温。“风格”与“人”的互文性质和内在关联，事实上更多带有自性和超验的成分，既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直观概括，又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领域和经验范畴。一般意义上，当我们指出某个诗人“风格多变”、“风格转变”的时候，其实是在“风格化”——风格的分泌物或化解品——的特定层面上所进行的解析，得出的结论。就“人”的精神磁场的整一性、稳定性和独立性而言，“风格”说到底是一种难以改变的“场强”和“电位差”——对磁场特性的既有概括和符码表达，因而总是和“人”难分难舍地纠结缠绕在一起。缘此，在通常语境中，对“风格”的评价总是被悄悄置换为对“风格化”的评价并为广大批评者所通用，对此清醒并慎用者少之又少。诗人在某个阶段某些层面某种境况的书写转变，诸如意象密度的增减、语速和节奏的快慢、形容词和副词的多寡……往往传达出一种有意为之的策略或技巧，用以分化或粉碎修辞惯性的厌倦和写作趣味的板结（其实也暗喻着对平板化现实的反动和超越）。而这正是“风格化”施展身手的广阔天地。如果前述的“策略或技巧”能够运用得转换自如、得心应手，就标志着“风格化”的成熟和完满——错落有致自是另有一番情趣，曲径通幽自是别有一方洞天！在特定意义上，现代诗写就是“风格化”的诗写，再大跨度再多技巧的转变均是“风格化”的产物——它们都是风格的“面具”，与风格的本体论无关。

    诗的教育问题。目前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认为当下的新诗教育是失败的，当代诗歌尤其是朦胧诗之后的诗歌，很难进入中学和大学的教案或课堂。这导致了大多数学生不读诗、不写诗、不懂诗，对当代诗的面貌和进展缺乏整全的了解，诗的读者大量流失。我不否认这种说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我只是强调一点：在根本上，诗是越界和流动的产物，是对普遍心灵的唤起和映照，她不能拘于某一区域（如大学校园）或某一行业（如教育界）。在此指向上，强化中学和大学的诗歌教育仍然是一种有针对性的划界行为，其对诗的越界和流动所提供的真实助益，我们应有清醒的认知和客观的评判。在我看来，诗最好的教育就是自我教育，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自持和自修——修远的人自能捡到并打开那只诗的漂流瓶并享其美质和福祉。一旦诗的教育体制化固定化，诗的自由和活力就有窒息和泯灭之虞。

    诗的危机问题。一方面，当代诗歌有危机吗？据说全国有二百万人（相当于斯洛文尼亚一个国家的人口）在轰轰烈烈地写诗，戳破那些虚浮的喧嚣的泡沫，我们仍然能够清楚地看到：当代诗歌的河床上仍然沉潜着一股开阔、平稳而有力的水流，朦胧诗、第三代、中间代、70后……他们中仍然有相当数量的诗人在严肃、认真、敏锐、勤奋、博观而约取地写作，并以自己的诗学观念和创作实绩，对当代诗歌做出了有说服力的实质性贡献，从而拓展并丰富了当代诗歌的内涵。

    另一方面，当代诗歌没有危机吗？！首先，商业原则正在渗透并操纵诗的运作，金钱作为“看得见的手”，正在不遗余力地推动着“诗歌搭台，经济唱戏”，推动着一系列诗会、研讨会、评奖活动、新人推介的热闹和繁荣，而其背后则是作为艺术的诗歌被处理为新闻事件，甚或被简化成大众娱乐行为。真正的诗歌，正如海德格尔对自然和真理的揭示一样，总是躲避热闹而明亮的敞开和展示，并在那些热闹而明亮的地方自动退隐、自行回归。其次，正如诗人长征所言：“在目前的写作中有一种倾向：题材再次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对诗歌本质来说却成了劣势，道德诗、阶层诗、地域诗正在划分新的势力范围。”普泛流行的农民诗、工业诗、草根诗、打工诗、改革诗、纪念诗、山水诗、庆典诗……，正在以内容决定论、题材优先论的姿态粉墨登场、大行其道，预设并构筑起相应的道德优越感和话语优先权，以此替换和挤兑当代诗歌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成色，使当代诗歌沦为某种特定身份/仪式的奴仆或人质。最后，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在迅速富裕的当下中国，一个趋于小康甚或中产的庞大诗人群体，正阔步走上诗的舞台——《中产阶级诗选》已经登堂入室，“新红颜写作”正在雕栏玉砌的庭院里幽咽和沉吟……与此紧密影随的，是生活的同质化和优渥感所带来的感觉趋同和思想麻醉，正在让这个群体陷入类型化桎梏和强迫式自恋的泥淖里不能自拔。他们想象力拉平和理解力退化的集群写作，和泛滥的口水诗写作一道，正在成为当代诗歌的两处污染景观，两大生态灾难。评论家张清华尝言：可以有中产阶级的生活，但不可以有中产阶级的趣味。问题是：生活和趣味能截然二分吗？中产阶级的生活，意味着一整套严密而自治的塑形规则，趣味只能屈从于其塑形规则，或者说趣味是其塑形规则的产物。由于中产阶级生活有效摘除和自动屏蔽了所有感官上的痛感，诗人们很难获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直接震击和缘此而来的心灵救赎，相应的文字便总是缺乏可靠的生理支撑和充分的人道驰援，诗的品质和境界便在此前后维谷里进退或徘徊。步入富裕和中产的诗人们，对此应有足够的警醒和自觉的纠正。

    作为一种二律背反式的存在，诗的危机的“无”和“有”，也许更多体现的是诗作为一个元存在，所充分释放的活力和必然制造的张力。她将以诗歌意志的形式，呈现、回应和反拨迅速崛起并走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的种种生存诘难和诸多价值裂变，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里，泥沙俱下般留下其心理反应、心灵记录和精神影像，并在千淘万漉的汰洗中，取得与此“变局”相称的灵魂景深和文字标高。

                              2010.09.22-26.

简介：牛耕，本名牛玉波，男，1970年4月生于山东省新泰市，1993年毕业于山东工业大学。1992年起开始写诗，积累300余首，极少刊载，无荣誉。2005年起，以《极光》为核心，参与一些诗歌论坛的活动。多年来愚钝无成，概因诗歌能够沐浴卑微的灵魂，故以诗持志至今。现供职于山东省一家大型国企，从事质量管理工作。

（工作单位/通讯地址:山东省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品质保证部 牛玉波；邮编：27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