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时代的小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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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时代的小说策略
胡玉伟 光明日报2005年6月16日


　　不管是认同还是拒斥，大众传媒已把我们带进一个日益媒介化的时代。大众传媒对读者、作家、语符化的文学作品进行着全面的渗透与消解，其强势介入使原本还算平静的“文学场”产生了倾斜。

　　早在20世纪上半叶，本雅明就敏锐地意识到，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以叙事性为主的古典艺术很有可能自然地走向终结，代之

　　而起的将是与信息传播方式相对应的机械复制艺术，一个“艺术的裂变时代”将悄然而至。在大众传媒包围之下，小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新闻传播中生产出的大量的泛小说化文本，为人们奉上了原来只有小说才能提供的“精神食粮”，而这些产品显然更适合大众的口味。

　　大众传媒的某些特性已经不动声色地侵浸到小说的写作行为当中，小说不可避免地被涂抹上媒介化的色彩。小说如何通过不断的探索、创新以应对挑战便成为作家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一部分作家坚守纯文学的立场以此来捍卫小说独立自主的身份；另有一些作家则屈从传媒叙事的图式和法则，主动或被动地去迎合传媒的生产逻辑。与上述两类作家不同，须一瓜的小说创作似乎走了一条“中间路线”。

　　作家原本就与传媒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世界文学史上，相当数量的作家曾从事过记者这个职业，如美国的海明威、欧·亨利等，这无疑是个耐人寻味的事实。作为一个兼具新闻记者身份的小说家，须一瓜的创作与传媒的密切联系具体体现在小说叙事当中。她将“新闻”邀请进小说的话语生产空间，作品也由此被打上了新闻的印记。

　　须一瓜以记者的行动精神进行着她的小说创作。其作品创造出一个个信息迅速流动的公共空间，传递着与现实生活进程同步的多元经验，引领读者透过戏剧性和仪式性的故事去感知生活的世界。她的小说中时常出现“报纸”、“记者”等传媒“符码”，而这些“符码”又实质性地参与了小说的叙事过程和文本世界的架构。在一些作品中，“记者们”扮演着侦探、精神分析者、旅游者与裁判的角色。在作者有条不紊的精心调控下，这些“符码”尽职尽责地传递着经验或信息，使文本意蕴增容。同时，因为它们的在场，造成了新闻即时播报的效果，“传播的现时性”促成了作品中事件的“现场感”以及传递者的“在场感”。

　　须一瓜以自己特异的写作方式证明着小说存在的理由，体现出特殊语境下小说应对挑战的一种策略、一种抵抗。其创作通过具有穿透力的故事叙述，展示真实的人生状态尤其是人的精神困境，在脆弱并充满争议性的世界中寻找着某种意义。须一瓜的创作呼应了米兰·昆德拉的一个判断：“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兴致盎然的读者被“心怀叵测”的须一瓜带进她巧妙设置的故事游戏圈套，可走不了多远他们就会发现，这里并不是休闲、消费和逃避的场所，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幽深的意义迷宫。

　　以新闻化事件为小说写作素材并不意味着一定会结出“新闻小说”的果实。须一瓜的小说叙事并非以事件为中心内容，事件本身只是小说意义的触发点。推动须一瓜小说情节发展的不是由一系列突发、偶然事件所构成的戏剧性冲突，而是非常态情境中灵魂的挣扎，这就使她的创作明显地有别于侧重于事件演绎的新闻小说。与总是给出符合传媒话语规则的结论、创造现实的新闻叙事不同，她的小说并不提供现成答案。而由于生活本身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和无限的可能性，这种答案实际上也并不存在。在须一瓜的小说中少有最高的道德法官和价值判断。正因为此，她和读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发送和接收的关系，读者应邀和作家一起成为主动找寻意义的创造者。在《淡绿色的月亮》中，始终折磨着芥子的一个问题是，健硕的桥北面对明显弱于自己的劫匪为什么不反抗？在危急时刻作为一个丈夫为什么不去履行职责保护妻儿和财产？虽然桥北“制造”的一个温馨“事件”使芥子艰难地爬出她为自己掘出的道德追问的陷阱，但这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将伴随她的一生。芥子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面临的一个充满了人生伤痛和悖论的永恒问题，这个问题的无法索解恰恰体现了人们所固守的貌似强大的理性原则在现实生存面前的不堪一击。在须一瓜小说充满思维迷惑的话语空间中，人们常常感到不知所措，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