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诗歌的命运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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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诗歌的命运与出路 庄伟杰
　　或许，自己注定和80后一代有缘，也必然要和这代人打交道。这并非妄言，因为认真盘算，作为60后的笔者，出生和经历使然，自己真正的成长期实际上是80年代才开始的。那时，好不容易从封闭的乡村中学考上大学，并因此与缪斯女神结下不解之缘。换句话说，尽管笔者是60后生人，但心态是80后的。让自己活得最疯狂最生动最值得怀念的当属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文学或诗歌真正复苏、活跃和激扬的时代，至今依然令人心驰神往。可以说，80后的童年少年期，正好是笔者走向文学之路的童年少年期。这种吻合，自然让我对80后这代人的许多方面有更多的兴趣甚至了解。在庆幸这种巧遇的同时，对这代人自然有更多的期待和寄托，也生发些许的忧思。于是，这代人心理构成中所有展开的路程，成长之中留下的或深或浅的足迹和印痕，让我在回首中看到自己的某些影子，甚或定格成一种挥之不去的记忆。巡视之际，是如此的熟悉，又是如此的陌生……
　　尚未进入正题之前，如此絮叨，旨在表明笔者与80后一代有某种特殊的情结，而关注和观察80后诗人作家的动向似乎成为一种义不容辞的“使命”。然而，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正在崛起或者说已然崛起的80后诗歌，尽管已渐渐成为新世纪诗坛上不容忽视的一脉，但要对一个复杂的组合体的80后诗歌及其写作进行感知、透视和把握谈何容易。况且，不同的观念、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评判尺度，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往往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理解。对此，笔者拟就三个层面展开批评和探讨。当然，无论是与80后诗人达到默契，或者遭遇争论乃至质疑，都是建立在彼此相互尊重、对话、交流和理解的前提下。

　　一、作为一种文学现象：80后写作及青春文学
　　从广义上说，“80后”指称的是1980年至198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80后”一词（概念），应是从诗歌开始的，后于小说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就“80后文学”写作群体看，这代人多为独生子女，且多成长于都市里，具有现代消费观念，乐于接受新媒体。因为他们的青春期与1999年开始盛行的互联网庶几同步。有人认为，80后的青年文化，是以精神层面的某种“断裂”以及价值观的全面“裂变”为标志的。或者说，80后生活的时代基本上处在“并喻文化”阶段，他们在生活中很少再向父辈寻求经验。这是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和新的生活模式出现等诸多因素使然，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个性、阅读方式、语言表达等都与上几代人有着诸多不同的鲜明特征。于是，作为早熟的一代，80后诗人作家进入文学写作期在时间上较之父辈作家们明显提前。
　　当世纪之交的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擂鼓响起，当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一批生于80年代的写手纷纷出笼时，一个相对独立而自由的新文学空间、一个具有强大消费能力以及文学激情的年轻群体，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其中的佼佼者在媒体的强力推广下，获得大批同龄者的推崇和喜爱，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成为跨越文坛和文化市场的青春偶像。由于青春资源是“80后”文学最重要乃至唯一的写作资源，正值青春写青春，“青春文学”的命名随之成为80后写作的一面亮丽旗帜，招摇于人们的视野中。一方面带来了与前辈作家们所形成的巨大断裂，成就了他们对生活和青春期体验的独特认知和表述，体现在文化精神本质层面则与主流文化形成了既反抗又妥协、既疏离又亲近的趋势；另一方面，其写作几乎未曾偏离青春写作的路数，其题材大多集中于以校园、青春、恋情、梦想等为切点画圆，用唯美华丽或略带感伤（如郭敬明的“一半明媚，一半忧伤”的文笔）的笔触去抚慰自己的读者群。因而风靡一时，却也因某种潜在的自恋意识而受限于一隅。由此可见，所谓的“80后写作”实质上就是“青春文学”的另一种指代。
　　应该说，从整体上观察，80后文学拥有自身的优势，堪称是幸运的一代。只是他们的登场在文化精神方面具有某种叛逆性，以至于招来批评界或指手画脚或评头论足的严重质疑而踽踽独行。其实这是对他们这代人缺乏真正的了解或理解。事实上，就文学而言，80后的青春写作自有其可圈可点之处。当下有关新时期三十年的文学史叙述中，80后文学已被正式推向文学历史的舞台。当我们以开放姿态来倾听这代人的发声，必须承认，即便80后文学常常表现出解构高雅与反抗精英的狂傲，甚至以一种明显的后现代文化倾向而出现碎片化、扁平化等构成的特定文化语境和某种非主流意识，同样值得我们探讨。当然，不管80后写作是否被文学史真正接纳，他们在文学、历史和当代社会的三维坐标上，作为一种文学文化现象而存在当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他们的热情和探索性的写作以及所营造的氛围，当可视为新世纪文学写作多元化的一种实践。只要给予80后写作的文学存在以公正合理的评价，那么，悬置于文坛与市场之间、徘徊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迂回于反叛与传统之间的80后写作，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史地位将成为可能。

　　二、巡视与盘点：走在路上的80后诗歌
　　笔者曾经撰文慨叹过，素以“诗国”著称的华夏民族，在这个既混乱又浮躁的时代，三下五除二便由一个“诗歌中国”迅速转换成“小说中国”。这是时代的辉煌抑或时代的尴尬，真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因为据称，单就中国文坛（不包括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世界），一年就冒出数千部长篇小说来，真够吓人。对这种看似繁荣的表象说一句不中听的话——如今写小说的不比看小说的人少。可怜的是，多数批评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视线转移至小说身上，而对诗歌的关注和批评似乎已成为可有可无的“多余”。同样的，人们一提起80后作家，实际上多以小说（作家）作为谈论对象，诗歌（诗人）则被悬搁于空中或视而不见。在这种境况下，谈论80后文学大多围绕着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李傻傻、小饭等小说作家，似乎只有他们才能真正体现80后青春文学的成就和意义。其实，这是对诗歌（文体）的不公、曲解和亵渎，是对某个文学现象、某些群体的合理化存在的忽视或集体失语，是对文学批评使命的推诿、简单甚或粗暴的做法，也是对诗歌文体的不尊重，更是文学（诗歌）批评自身的严重匮乏。
　　事实上，在日趋多元化的当代文学版图中，作为文学之母的诗歌，哪怕已失去固有的尊荣沦为边缘化，但依然像以往的历史一样，总是充当走在路上的先锋，或者说，总是先于其他文体在每个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冲浪和行动，诗人们总是以浪潮儿的姿态乘风破浪，扬帆搏击于文学的海洋中。而那些优秀的诗篇，或则成为一代人的心灵档案，或则成为一个时代的生命精神和历史见证而流传下来。一言以蔽之，诗歌在每个时代总是以急先锋的姿态进入文学的内部或外部世界，甚至引领着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笔者记得在评论80后女诗人李成恩的“高楼镇系列”作品中，这样说过，李成恩诗歌的“成就已远远超出作为一个技术卓异的诗人的范围，让她成为新世纪以来，即当下存在的最敏捷而睿智的开拓者和展示者。可以断言，在她的诗歌文本中，比起同时代的许多小说和散文蕴含了更多的存在的真实。”对此，我想表明的是，谈论一个时代或一个代际的文学，仅以小说论之是有失偏颇的，也是不足取的。而遮蔽了诗歌的真相本身就意味着批评的缺席，也会导致在观照文学生态整体观时出现严重的失衡和偏差。
　　基于以上思考，我们有必要就80后诗歌写作展开由远及近，由创作到现象等进行简要而清晰的文化透视，或作为呼应对80后诗歌写作的现实成因、精神诉求和艺术探寻等作一番印象式的勾勒和分析，以便凸现出80后诗歌写作优劣共存的文学本相。
　　可以说，继上世纪末的集体“热身”之后，80后诗人便以全新的姿态在新世纪舞台上持续正式登场并展示自己的风貌。在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中，那些明亮而尖锐的诗歌声音，那些源自灵魂深处的诗性书写，那些接踵而至诞生的诗歌文本，令人目不暇给。譬如，2000年冬出现的第一本民间“80后”诗集《一滴水晶》，2002年11月由春树编选的《八十后诗选》，及稍后玉生推出的《“80后”诗选》，2005年陈错主编的《刻在墙上的乌衣巷》，2008年丁成主编的《“80后”诗歌档案》，2009年老镜主编的《80后诗典》，包括众多80后诗歌的“备忘录”、“排行榜”的纷纷面世。
　　盘点80后的诗歌写作，可以看出，整体上优势突出明显，劣势也不言自明。作为一个庞杂的青春组合群体，他们大致由三路人马构成：一路是生活于（知识阶层）校园的诗群、一路是流浪于民间（底层打工）的诗群，另一路是从“下半身”写作中分化出来的。他们有着共同的书写特点和精神气息。在相对优越、宽松与开放的时代环境中穿梭，一旦个体写作从压抑到自由，再趋于极端时，其写作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他们常常以一种“反成长”的姿势出现，以此反抗传统写作中的知识立场和前辈学者居高临下的批评，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另一方面，他们的写作更多的是非历史化的，是现在时态的，是此时此刻自己体验和向往的生活。或许是他们成长的环境没有过历史阴影的纠缠，没有过诸如来自社会的或政治运动造成的冲击。于是，网络、情爱、校园、酒吧、明星、游戏、影像等组成的时尚空间，承载着这代人的梦想。体现在写作上，同质化（类型化）趋向明显，异质化（个性化）因素欠缺。他们可以为纯粹表达而写诗，也可以为游戏快感而写诗，同样可以为创作经典而写诗。在特定的文化境遇中，要求80后诗人具有超拔的历史穿透意识和现实批判精神，可能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关于80后及其诗歌定位，包括话语空间的建构，仍处于一种不确定性状态之中。不可否认的是，80后诗歌的确产生了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例如：春树的《我梦想的地狱》、唐不遇的《吸尘器》、丁成的《想入非非》、郑小琼的《人行天桥》、李成恩的《汴河，汴河》、破颇的《游走的青春》、李傻傻的《烟》、阿斐的《以垃圾的名义》、黄土的《错落的时代》、木鱼的《父亲的断指》、漆宇勤的《老木匠半眯起眼睛》、刘新源的《怀疑》等诗作。
　　有人认为，80后最重要的两个诗人是阿斐和郑小琼。笔者则以为，除了这两位外，李成恩乃是首屈一指的。如果说，阿斐曾被人称为“80后第一人”，并非是指其写得最好，而是指出道最早，具有某种标示性意义罢了；郑小琼则因为在底层与性别的双轨道上突飞猛进，充当80后诗歌挑起大梁角色的话；那么，李成恩的横空出世，从某种程度上说，才真正为80后诗歌建造金字塔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和新境界。或许，郑小琼的出现，意味着80后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她以那开阔而坚韧、丰沛有力且略带生命疼痛的诗歌，为80后诗人营造了一个“狂欢”的氛围，并获得主流文坛的认同，但其典型性，带有某种偶然性，那是时代性因素造就的。李成恩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她用另一种更具文学性和人文情怀的向度出发，始终保持独立性和原创性而不愿随波逐流。她写生活与历史在一代人身上烙下的印痕，不管是伤感悲痛还是甜蜜欢欣。她以重磅式蝉联推出的个人诗集《汴河，汴河》《春风中有良知》《高楼镇》，都深刻地记录了一个时代一个特殊地域在诗人心中的投影（像）。值得称道的是，李成恩不止是为80后诗歌写作、甚至为当下诗歌写作打开了一扇别开生面的门：以表现对象为主轴，以返归大地为愿望，以传统人文为根基，以现代意识为视点，从当代生活的现实出发，一边伸向绵延的历史文化之根，一边指向自我精神世界的建造。同时，让写作既能获得自然生活的滋养，又在内心养育自然的山水，然后重返到大地之上，从而去面对人生最本质的问题，为当下诗歌寻找到一个“瓦尔登湖”式的新天地。或者说，为诗歌写作开辟出一条新路径带来了可能性。因而，无论是内在与外在、还是过去与现实，无论是自然与人生、还是历史与人文，都能在自如从容的驾驭中同时进入她的诗歌世界。可见，李成恩诗歌写作的指向和诗意世界的呈现，恰好有力地反拔了那些或流于口水的平涂化、或声称反文化反传统的倾向，真正地让诗歌回到了生活现场和历史情境中。因为“那种静静的绝望，那种混乱的技艺，与我无关”（李成恩：《我的瓦尔登湖》，《诗刊》2010年第11期）。李成恩诗歌的探索性实践，有力地证明：艺术并没有终止自己的脚步，诗歌与青春一样，充满活力，生机无限。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成恩诗歌才真正为80后赢得了形象与声誉。
　　诚然，诗歌艺术有其鲜明的丰富性，又扑朔迷离，即具有多重含义。不同的观点或评断，不能归结为一种理解或解读。就此而言，正如我们不能过早地对走在路上的80后诗歌定论一样，要对像李成恩、郑小琼这样的代表性诗人作一个结论是艰难的、不可能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要走的路，每个人亦然。放眼走在路上的那些青春影像，无论从什么地理从什么时间出发，值得我们垂注或期望的：有代表着中国南方学院精神的且富有顽强生长性的肖水，有北方学院诗歌的代表、北大才子王东东和亦评亦诗的杨庆祥等，他们堪称为第二代学院派诗人的主将；此外，有“像南方诗歌的野兔子”的罗铖，有早熟的不安分的以知性探索制胜的唐不遇，有独自跳着“狐步舞”的春树，有坚守孤独而显得另类的八零，有注重内在力量的严正，有“把意象主义拔到一个新高度”的王西平，有充满异端的后现代诗人丁成，有清秀型的才子诗人熊炎，有崇尚修辞技巧的谷雨，有照耀神性光彩的泽婴，有想象力清新的水晶珠链，有以短平快见长的莫小邪，有狠劲得令人瞠目结舌的巫女琴丝，有偏爱舒服味道的萧萧枫子，有最年轻的军旅诗人董玉方，还有苏瓷瓷、董坤鹏、洛盏、子乐、逃亡、南岩、郁颜、超子、邢田田、木桦、老脏、山叶、刘东灵、老刀、余毒、陈旧、秦客、嘎代才让、西毒何殇、茱萸、吕布布、周琦、锤子、白木、杨康、张漫清、乌鸟鸟、刘二曼、陈劲松、一度、雪马、伊尹、刀刀、北城、余一等，由于阅读所及，未能列出更多的名字。他（她）们以各自对于现实生活与心灵的呈现方式崭露头角。诗作为极致的语言艺术，堪称语言的黄金。以此观照，可以发现，相对于前辈诗人来说，80后的语言确实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们的语言，一开始就不是扭曲的，而是自然生长的。‘80后’作家的语言简洁、明快、自然、新鲜，不事雕琢，还带有网络语言的明快与戏谑，甚至有些快餐化。而这些语言特色是习惯了板着脸写作的前辈作家所缺乏的。不足的是，‘80后’作家对于语言的耐心还很不够，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整体说来，‘80后’作家的语言，还处于无名状态。”（王德领：《繁华过后是清寂——对“80后”写作群体的思考》，《文艺报》2011年10月21日）

　　三、出路或展望：在突围中超越和飞升
　　春在人间四月天沸腾，在大地和田野上盎然，各色各样的花蕊，张开着梦想，怀揣着欲望。麦穗在春风中或隐或现地摇曳着，日渐丰盈和饱满的芒刺，在撩拔着我放开的视线，似乎也刺痛了我虚空的手掌。让我禁不住想起在青春路上继续行走的80后诗人，他（她）经历了如水的光阴陶洗之后，依然怀抱诗歌沿着岁月之河的流动走在回家的路上。如果说，经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洗礼之后，80后已经走出属于自身坚实的道路，那么，在面对貌似公正的市场调节机制和商业运行机制的操控时，80后诗人到底应如何更理想地抵达诗美境界的建构，寻求诗学理念的自我超越和更为深远辽阔的生活场域的展示，尤为值得深思。
　　中外文学史已经反复证明，文学总是要讲究文学性的。这就意味着要遵循经典的法则、要向经典看齐，并主动寻求突破。才情天赋可以挥霍，也可以用来牟利，但沾染鲜明功利性的写作很难诞生大手笔大作品。作为一个写作群体，80后诗歌在表面的狂欢之后，其实潜隐着巨大的清寂。因为缺乏深厚的历史感和坚实的文化根基，会显得脆弱而难以持久。令人忧思的是，80后诗歌真正具有经典气质的文本堪称寥若晨星。对此，80后诗歌的代表性诗人李成恩，在《“80后”诗人狂欢的下场——2011年一份田野考察报告》一文中，以亲历者、在场者和见证者的身份为同代诗歌把脉，指出狂欢才是新一代的本质，而同化与异化俱在。同时认为，没有什么比同化更令人难堪的了，也没有什么比同质化更令人绝望的了。具备这份清醒的意识，其结果定然是令人欣喜的；倘若“涛声依旧”而未能觉悟，其“下场”可能沦落为可悲。尽管青春文学一直是现代文学的传统，却是一把“双刃剑”，即青春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一部分的同时，同样面临诸多需要正视、超越和突围的复杂问题。十几年弹指一挥间，当年青涩单纯的少年们如今大多走出校园迈向社会，有的甚至结婚生子为人父母。属于80后的青春接力棒已伴随似水韶华让给正在出击的“90后”一代。一句话，“80后”文学（诗歌）作为一个代际命名，其过渡性的身份标签正在逐渐散失。
　　针对80后诗歌，批评界和学术界、主流诗刊和网络媒体包括众多民间诗刊，均在不同程度进行了多层面的批评和扶持，但与80后“狂欢式”的诗歌写作相比，批评相对滞后了，难以产生有效的互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他们与父辈批评家之间存在着某种代沟，导致了批评缺乏进入80后诗歌的要害与细部展开切实而准确的解读。另一方面，80后自身的批评队伍尚未成型，缺少了同代之内的批评观照和体察领悟的便利或呼应。就此而言，80后批评的呈现尤显重要和迫切，无论是新世纪文学现实格局的呼唤，还是80后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毕竟的，有同步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思维方式和时代记忆，对80后诗歌在精神气质、个性风格、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等必定有着天然的领悟力和亲近的感受力，对80诗人鲜活的情感体验和真切的生命诉求定然有着更多的阅读体验维度。如是更易进入80后诗歌本体的深层肌理，从而在探寻和阐释中自主地发掘潜在其中的诗学价值意义。
　　那么，作为依然年轻的80后诗人，在当下多元开放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在网络技术化和高度商品化的环境中，面对着众说纷纭的诗歌观念和诗学主张所造成的冲击，在满足了过渡时期同龄者的窥探欲望而成为大众消费品之后，加之固有的那些青春体验在重复使用过程中逐渐枯竭之后，应怎样真正地面对自身？应怎样对诗本身进行反思、重审与追问，更多地提升诗歌文本的审美价值？应怎样自如地学会在不同经验暗示下寻求自我的超越和突破，找到自己写作生命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敢于正视这些问题并做出重新思考，或许会引发精神重建、人文关怀和审美接受的多种可能。唯其如此，才有可能成为引领创新潮流的一代诗人。
　　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为了让诗歌走向更加理想境界的新天地，即便生活以痛苦和不幸来回报自己的探索和追求，也绝不后悔。用哲人尼采的话来说，诗歌的精神就是“酒神精神”。它是悲剧精神的本质，是人类伟大精神的见证。这种精神之所以伟大，乃是对于复杂现实与人类狭隘心灵的一种超越，也是对悲观结局的一种超越。
　　没有或未敢超越，就难以突围。突围，意味着打破疆界，告别过去，去重新拓展新的领地，攀登新的制高点。然而，仅仅贴近心灵或贴近现实还远远不够，只有在对心灵与现实的不断感知中，最终超越现实中的功利与局限，超越心灵中的狭隘与障碍，才能让人通过诗歌体味到更为自由理想的境界，主体才能在对客体的感知中最终获得精神的解放与自由，使汉语通过诗歌艺术形式重新焕发出魅力。对于80后诗人而言，需要的是有飞升的梦想和坚守的宁静，有创新的智慧和坚定的耐力，这样的写作才能在时间的沉淀中凝成底气，驱使个人的创造力不断激活自身的文化资源，走向“个人美学反抗”的深度，寻找到诗意内涵和形式创造的高度融合，写出既打动人心又温暖世界的诗篇。然后，“让文本说话”，“让事实说话”，以此渗透并融入新世纪的华语诗歌，展示出其丰沛而独特的文学本体意义。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过客，都走在回家的路上。美丽的家园在远方召唤和等待着我们。属于自己的路就在脚下，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掌里。只要始终以前倾的姿态放飞心灵，就能自由翔舞；只要在探索自我中不断超越自我，就能自在飞升。
　　如是的话，我敢断言，走在路上的80后诗人进入我们的期待视野并非虚妄，因为他们不仅拥有自己的昨天和现在，而且将拥抱自己的未来！
        2012年暮春/华侨大学华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