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诗及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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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诗及其现状


卢桢(天津，南开大学，文学博士,青年诗歌批评家)
张立群（沈阳，《中国诗人》）

张立群：为了能够把“城市诗及其现状”谈得更为透彻，在具体介入话题之前，能否先谈谈你对这一课题研究的一些体会？在你心中，究竟什么样的创作才算城市诗？这其实涉及到城市诗的概念。
　　　
卢桢：感谢《中国诗人》对话栏目主持人，我在读博期间的学位论文和目前几项研究课题都与你所言及的“城市诗及其现状”相关。在我看来，无论是“城市诗人”还是“城市诗”都很难进行明确的界定，也难以形成稳定的概念。在上海“城市诗”诗人群还未登场之前，从没有哪个诗人或者群体单纯地以“城市诗人”标榜自身。况且，这也容易产生某种错觉，是生长在城市的诗人，还是写城市题材的诗人？而“城市诗歌”的概念则更为复杂，它首先来源于一种题材上的定义，即对都市风貌、都市生活的文本反映。不过，如果单纯以题材范畴作为城市诗歌的划分标准，便容易陷入简单的定性分解之中，从而忽视这些文本对时代语言和诗学的建构作用。基于此，我更愿意以“城市抒写”这一行为概念取代“城市诗歌”、“都市诗”之类的文本概念，以便在“民族国家”的视野外围寻找更为具体、微观并且生动的分析单位。
在概念上，我以新诗中的“城市抒写”来概指具有“城市诗”特质的这类文本。“城市抒写”是具有社会象征意义的文学行为，是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文本转喻，同时参与构成了新诗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的美学基础和伦理来源。这一“抒写”本身势必要在器物层与人性层两个向度上，将城市进行主题化或实体化的诗学处理，以呈现其风貌与人情。其器物层向度主要体现在诗人对城市物质符号的变形抒写和心灵加工，而探询都市“人”的概念和精神则是它向纵深发展的标志，亦是新诗城市抒写的核心内容。一方面，我们所涉猎的文本大都以都市场景作为抒情主体情感发生的空间，以都市人的现代意绪和生活经验作为主要关注对象，并引申出物欲、身体、孤独等稳定的心灵主题；另一方面，诗人自身的主体性同样会因城市生活的影响浮现于文本，并“不断展开多变性、多元性与新颖性的想象空间”（罗门语）。
此外，“城市抒写”，既包含着对“文本中的城市”的勾勒与拟现，同时还应关注“城市中的文本”，亦即城市文化对诗歌内部运作的影响，以及它与诗歌缔结双向互喻关系的过程。城市抒写既是以诗歌深入城市建筑、制度乃至现代人的纷繁意绪、在诗行间充当历史见证者的诗学行为，同时，处于“现代”核心位置的“城市”作为诸多诗歌文本的策源地、传播地以及文人经验的发生地，本身也会对诗歌文本的内部元素，如词汇、意象、节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张立群：记得90年代初期接触新诗的时候，有位同样喜欢诗歌的朋友说：当下的诗歌创作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作者似乎还在距离现实生活很“遥远的地方”写诗。当时，对这句话有些不解。后来，逐渐进入到诗歌领域，才发觉“遥远的地方”其实应当是创作观念意义上的，其中隐含着一个诗人的成长记忆、现实创作心态等复杂问题——显然，“不在场”或说“不及物”是不能写出现实生活的发展和变化的，能否在这样一个涉及创作实际甚至接受现实的前提下，谈谈“城市”的意义？而创作观念的改变等话题，是否还有一个传统的、历史的、文化的背景问题？

卢桢：在以往的诗歌抒写中，我们往往能够看到一系列带有“反城市”倾向的诗歌，基缘于对城市不良风气、环境污染等负面因素的抵触，抒情者乐于在现实之外建构一个“遥远”的田园世界，以使心灵有所依附，这大概与你所提及的“遥远的地方”有所关联。不过，在目前大多数诗人眼中，城市与田园（或者说城市之外的时空）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这个“田园”的存在完全依赖于诗人对城市超速发展的各种不适，或者说就是一个治疗“城市病”的“处方”大集合。亦即说，有哪种城市病，就会有与之相匹配的田园精神疗治。因此，任何“反城市化”乃至反“现代化”依然是“城市化”的特殊支脉，表面上的不及物其实恰恰缘于抒情者对所及之“物”的种种不满与不适应。诗人已经没有现实的田园、乡土空间借以逃避，他只能接受城市生活的现实，并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拟化超验的感觉空间。
如果说“及物”的诗学策略与城市文化有所关联的话，这里应当存在着历史文化的影响。和80年代相比，很多人把90年代的诗学目之为“断裂”维度的诗学，那么，在与宏大话题分道扬镳之后，如何以一种更为洒脱的姿态进入城市语境，与消费时代的审美风尚并驾齐驱，已成为城市文化形态向所有诗人提出的问题。在今天，城市的审美风尚已经完成了由启蒙模式向消费模式的转变，无论对城市接受与否，它都已经成为影响当代诗歌诗意形成的、无法规避的理论背景和思想策源地。身处消费时代，一切带有专制与禁欲色彩的理想型观念仿佛都被消解了，一种以物质催生精神的文明范式得以确立，并将言说者锁定在“物”的周围。在这种情形下，“及物”就成为诸多诗人必须要考虑的审美策略。如果说以往的诗人还在对“物”以及“物欲”进行批驳的话，那么今天的诗人更愿意以“浪漫”的精神和“诗歌”的方式，将其诗化成为富含深厚消费文化背景的意象资源，探讨其多元的存在形态。正如杨克的《在物质的洪水中努力接近诗歌》，诗题本身便说明问题：物质的洪水永远无法褪去，这是诗人要面临的现实，与其批判洪水的暴力，不如学会游泳的技巧，以轻松的心态畅游其中。

张立群：由于我们所说的“城市诗”其实隐含着一个在新诗的范畴中谈的前提，所以，“城市诗”的历史、自我建构等等，就与新诗的发展史以及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过程密不可分，能否就此对所谓“城市诗”进行阶段性的概括和问题式的总结？

卢桢：从历史角度考量，新诗对城市风貌和现代人情的表现可以追溯至其诞生之初，现代都市语境衍生出的种种消费习俗与生活方式，丰富了新诗拓荒者的话语资源，拓展了他们的诗学经验。郭沫若、艾青喟叹的工业之力，李金发、邵洵美踏出的异域之音，都将拥有锦绣气象的城市作为新的抒情背景。“诗与城”的经验联络在现代派诗人和九叶派诗人笔下得到集中的高潮呈现：现代派诗人以实验主义的精神，在语词中探询都市人的微观心灵经验；九叶诗人则以对人类共性生存境遇的哲学反思，将现代诗歌的城市抒写推向成熟。
与现代文学相比，新时期以来诗歌城市抒写最直观的特色便是出现了一批有组织的城市诗人社团和诗歌刊物。在1986年的“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中，第一次有人以群体形式提出“城市诗人”的口号，以抒写“城市诗”的方式标榜其价值体系。这个被评论家朱大可描述为“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的群体，由张小波、孙晓刚、李彬勇、宋琳四人组成。在世纪之交的上海，由玄鱼、程林、陆华军、王乙宴、陈忠村等青年诗人创立的“新城市诗社”和民刊《新城市》，以及由铁舞创立的《城市诗人》等刊物，都以诗歌在民间的诗性追求为起点，秉持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借助艺术沙龙和网络论坛的方式，为城市抒写的群体建设展开新一轮的探索。此外，一系列专门以现代城市为描述对象的城市诗人也活跃起来，如叶匡政、杨克等。
综合来看，认识现代城市的性质，从而回归人类自身，反思人与城市的关系，这是自二三十年代起中国现代诗人便已关注的城市母题，并且始终贯穿在百年新诗对城市的抒写之中。面对都市文化形态，现代中国诗人大都能以开放的心态，与之展开情思互动。这些抒情者们不仅将一个个不安的灵魂具象化了，而且以文本化的方式，通过诗歌文体的语言符号和节奏单元，建立起城市文本的文体美学特质。都市的动态世界与眩目文明所带来的精神惶惑感使抒情者们深刻意识到，在找出潜藏在他们心中的诗神与美神之前，首先亟待确立的是现代主体的独立精神形象。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超脱出庸众的审美惯性，进入城市的背面把握美之奥义，凸显缪司所赋予的诗灵。在文本操作上，诗人们普遍注重情感的表现力，扬弃了古典诗歌以及传统自由诗过于直叙的情感生成原则。他们依靠其知性智慧和文体意识的自觉，最大限度地调动着城市意象符号的象征魅力，采用超现实的手法营造丰富的暗示效果，使文体洋溢着“前卫”与“创新”之美。因此，诗人对“城市诗学”的诗美运思，或可成为中国新诗现代化的首要表现和重要途径。

张立群：城市化的进程总与社会现代文明程度、经济结构的变化密不可分。我印象中的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大致总体上可以从90年代算起。其间，全球化的影响（包括设计模式借鉴等等）似乎也不可忽视。这样的城市化过程自然为诗歌带来了新的内容，能否在谈论二者关系的时候，对直到此时才出现“较为标准的城市诗”予以分析？
                       
卢桢：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起飞期，消费时代的到来也为新诗提供了多元的发展机遇。伴随着城市化转型，中国从“乡土中国”到“都市中国”的新社会形态，正在或者已经成为既定的经验事实和物态风景。在面对城市时，诗人更为注重捕捉感性印象，强化生活的偶然性和无限的可能性，而80年代所积累的那种文化负载则不那么重要了。可见，市场语境的到来使得城市与城市人所负载的“圣词秩序”（国家富强观念和民族愿景）坍塌了，取而代之的是诗人对文本的直接进入，他们生活在文本之间，也在自我主体中见证着城与人，体悟着都市人的情愫。
同时，消费时代也为城市诗歌带来了更为集中的审美主题，这使得90年代以来的城市诗更趋向于“标准”或者“较为标准”。布雷德伯里认为城市是启发诗人产生现代意识的源泉，无论是波德莱尔还是艾略特、惠特曼……城市诗的标准应与是否表达出新奇的个体意识有关。可以说，中国的时代语境使得诗歌写作与消费文化之间呈现出难以割舍的共谋姿态，并鼓励着诗人显扬个性。对诗人而言，一方是注重内在精神提升的诗歌内现场，另一方是充满诱惑之力的物质外现场，如何在两者的夹缝之间寻求平衡，用诗歌语言表达个体意识、彰显时代精神、沉淀文学经验，成为缪斯抛给每个诗人的命题。在大部分诗人看来，传统美学所期待的哲理与沉思、英雄与救赎等古典主题已不再拥有绝对的话语优势，他们更倾向于切合消费时代的文化语境，选择一种由欲望所驱使、以狂欢为表现的写作方式。因此，诗人对审美对象的加工、对审美主题的营造便打上了鲜明的消费文化印记，而物欲、身体和孤独这三个内部逻辑紧密的主题则浮出地表，成为诸多抒情者投射情感的审美聚焦，并与西方城市诗学形成对话与交流。如果说此时诗人的城市抒写较为“标准”，那大概是得缘于他们懂得如何在人群的普遍物质经验中寻觅到属于自我的心灵速度，主动地成为“人群中的人”。

张立群：谈及90年代以来的城市诗，以我为例，会想到杨克、叶匡政、谢湘南等诗人。他们的城市题材创作既涉及到城市人的精神面貌、生活现实以及流行的说法如“城市欲望化”，至于在具体书写上，则包括城市意象、空间结构等等，能否结合这些方面谈谈城市诗在意象、文化、空间上的多义性构成？

卢桢：我觉得从诗学的范畴来说，意象、文化、空间是一个整体，作为一种物质力量的汇集，都市的各个意象都凝聚着属于它们的空间观念、地域关怀以及文化意涵。在空间呈现之外，它们同样也是文化的结构体，存在于艺术生成与消费的流程之中。对90年代以来的城市诗歌进行观察，基本可以勾勒出诗人喜爱选取的城市意象谱系：首先是咖啡馆、酒吧等消费空间意象，诗人以其鲜明的主体意识与消费语境混融，并将主体对现代性踪迹的追寻寄托在意义空间的一次次重建之中；其次是汽车、火车等交通意象；再有是街道、广场、居室等建筑空间意象。
在此，我愿意以交通意象来说明城市抒写在表达上的多义性。我们注意到，无论是现代文学，还是新时期文学，诸多抒情者不约而同地在文本中抒写对“速度”的崇拜之情，其中氤氲着强烈的国家富强观念，此类文本如邵燕祥的《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绿原的《现代中国，仲夏夜之梦》等。不过，随着城市变得越来越趋向于物质主义，以及作家个体精神时空与国家意识形态观念的日益疏离，他们对“速度”的认知也不再单纯地聚焦于正向的价值肯定，文学想象中开始出现针对“速度”的敌意。作为思想建筑师的诗人，他们往往能够比民众更为敏锐地捕捉到“提速”的快感。同时，其快感也如昙花一现般难以维继，因为任何现代速度内部都蕴涵有权力的运作，这样的权力加诸抒情者心灵之上，便令其产生层层压迫感。于坚在《便条集·149》中表达了抒情主体对“汽车”的愤恨，他希望用步行来抵抗高速时代的暴力政治，重获个体的心灵速度。
在即将迈入新世纪的时刻，杨克写下《“缓慢的感觉”》，他将城市的速度感比喻成一条“忙”的疯狗，并一再地表述“喜欢缓慢的感觉”，以此让“内心的钟摆慢下来”。诗人放弃了与众人一起奔跑，而是骤然停下，他尝试改变城市速度强加于身体的暴力，以退缩、缓慢、骤停的方式，找回了缓慢的感觉。王家新有一首《田园诗》，抒情主体在京郊公路上开车时，将车开到了卡车的后面，车速的骤然下降使他意外遭遇到正常速度难以觅得的风景——久违了的“羊群”。利罕认为，自然主义笔下的城市呈向心状态：生活被一个都市力量中心所控制；而现代主义笔下的城市呈离心状态：中心引导我们向外，面向空间和时间中的象征对应物。杨克主动寻找缓慢的尝试与王家新诗中意外见到的“羊群”，便是利罕言及的这种象征物，在降速的瞬间，抒情者的个体从群体中离心而出，而城市的本质也在偶然事件中得到揭示。为了建构现代人独特的心理空间，诗人在“降速”中发现了全新的都市感觉结构，从对“速度”的重新认知中，我们或可看到城市文本所具有的多义性。

张立群：如果说谢湘南的诗，已经以打工者入城的方式写出了社会底层及相应的结构，那么，世纪初十年诗歌乃至研究意义上的“底层”、“打工诗”、“乡下人进城”的说法，是如何揭示当代城市诗的构成的？在今日生活已无法离开城市话题的背景下，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城市诗及其发展，又如何在保留其概念的同时，防止其淹没于大量的创作之中，当然，这个问题其实已涉及到城市诗的理论问题？

卢桢：一般来说，同时将城市与乡土经验融入诗歌具有两种维度，一部分人采取将城市文化视作主体的宏观视角，将“乡土”归结为“另类”的城市体验；还有一部分抒情者（如诸多打工诗人）始终无法摒弃现代诗人那种“由乡入城”的启蒙经验，对待城市文化，他们依然投射出“他者”的眼光，“走在城市和乡村的线上”（谢湘南语）正是他们的文化处境。显然，“打工诗歌”属于城市抒写的范畴，其诗人的审美取向大都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对城市的不适应、并由此衍发的对城市之“恶”的传统批判，展开对地理故乡的怀恋。二是通过对自身底层位置与身份的辨认，表达出一种对自我价值的质疑或确认，反映出维护自我尊严、追求平等公正和自我价值认同的主体意识。可见，“打工诗歌”是城市话语的特殊表达方式，并从一个独特方面确证了城市大语境的真实。不过，在马克思言及的“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与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的历史特殊性面前，它的生命独立性或许会走向衰微。毕竟，以“乡村”意味着“传统”，以“都市”意味着“现代”，都已因乡村整体纳入城市广义的审美标准，从而显得过时了。
今天，我们的生活已经可以和城市生活形成完美的“互文”关系，这样一来，主持人对城市文学的外延漫漶不清之担忧是非常必要的。既然城市已经成为诗学表现的一个焦点，那么，城市诗文本也应设立相应的“门槛”，避免“概念”被“文本”吞噬的现象出现。一些诗人的城市抒写大多停留在都市外在或者局部描述的层面，经验式、符号化的弱点使他们的文本缺乏深度，难以展示“城与人”无限的丰富性与悖论性。还有一些抒情者有意识地进行了文本层面的技巧实验，以仿若后现代似的技术分解着历史纵向和生活横向的深度，这非常容易滑入审美的泛化。日常生活实在和文本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之后，诗歌的“经验中介”作用反而陷入了尴尬。同样，对技巧的过分沉迷也使他们长久处于非理性的无根状态，空有语言快感和形式新意，却又因强调“体验的当下性”而忽视了生存的历史根基。在丧失历史与未来的纬度之后，难以形成超越意识，这同样是当代诗歌存在的普遍问题。这些诗歌的新奇技巧在“时间就是现在”的城市世俗宗教信条面前，都很难形成指向未来的尺度，进而沉淀出相对稳定的艺术主题。城市抒写的目的是发现新奇，但问题是，这样的“新奇”应该具有对历史的回溯力和向未来的前瞻性。波德莱尔在《恶之花》的最后一首诗是《旅行》，它告诉我们漫游者的目的就是寻找新奇：“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中去发现新的东西。”作为意象幻觉的激发点，“新奇”不单是调整、改写此在生活的表达方式，它还要具备更高的、关涉人类文明的精神，亦即我们始终强调的：城市抒写要形成稳定的文学和文化象征，唯一方法只有紧紧抓住表现“人性”这一主线，由此方才有可能在晚生现代性文化的经验杂糅中，告别人文精神的羸弱不足，担负起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承担使命。
张立群：今天关于“城市诗”的对话，初步涉及了“城市诗”的概念、历史、发展以及当前的现状。应当说，在当下书写城市已成普遍倾向的背景下，“城市诗”从诗歌整体创作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有效”的分支以及如何实现有效的理论建构，又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当然，这同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期待能够在另一次探讨与对话中进一步深入！

                                   《中国诗人》2012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