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访谈录：何谓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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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访谈录：何谓公正？



　　公正：自作自受，得付相称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就是公正。某件事是否公正，某种公正标准是否公正，都可用“自作自受”衡量，这是衡量公正的元公正，这是根。自由就是剔除了恶性付出的自付自得。

　　南方周末：“五四”时最响亮的一个口号，是民主与科学。1978年后到现在，可否说改革的目的，一是自由，一是公平，已不用摸着石头过河？

　　吴思：公平是个组合，既公且平，大家都认账。既然正了、公了，各方面的利益都照顾到了，自然平了。

　　南方周末：平是公的结果？公似乎不一定能平？

　　吴思：是的。有人问，市场经济不公平吗？为什么这么大的贫富差距？所以我尽量不用公平这个词，有歧义。公是公正，平等是平等。平等又分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机会平等属于公正，结果平等则未必。

　　每个人得其所应得，付其所应付，就是公正、正义。有个词特贴切：自作自受。一说自作自受，大家都服气。印度的种姓制度，明明有人受歧视，只要说上辈子造孽了，这辈子当牛做马也认账。

　　这跟佛教的因果报应的说法相似，造孽就该遭报应。“自作自受”这个词有贬义，不妨说“自付自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就是公正。某件事是否公正，某种公正标准是否公正，都可用“自作自受”衡量，这是衡量公正的元公正，这是根。

　　凭什么这是根？可以追溯到生命的根源。单细胞生物要活下去，总要付出，以获得能量和营养，躲避危险，才能活。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还要得付相称，得不偿失也活不下来。不遵从这套道理的生物，或死光了，或不能进化。这个道理就成为进化而来的公正观，存活下来的动物都接受，反对者被进化淘汰了。

　　其实自由和公正的主体部分是重合的。公正是自作自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得付相称。如果把自作自受的范围缩小，剔除暴力欺诈，禁止作恶害人，那就是自由。自由就是剔除了恶性付出的自付自得。在这个范围内，自己选择，自己承担后果。前三十年改革为什么有成就？就是自由度提高了。但还不够，应继续提高。

　　继承制与遗产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遗产继承的正当性，就是自付自得的跨代展开。但儿子是白得的，难免打个折扣。遗产税应该征20%合理。政府拿走20%，是否用之于民，是另一个问题。

　　南方周末：从“自作自受”的公正观出发，一个新秩序初立时，搞土地革命重分田地，或如商鞅废井田开阡陌，这其中的公正怎么看？

　　吴思：自耕农是标准的“自作自受”。人跟土地直接发生关系，没有其他人截留。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大体有个比例。自耕农的得付比既普遍又单纯，所有人都认账。这是基础得付比，可以作为各行业对比的基准。

　　井田制，耕九分替公家付出一分，相当于1/9税率。凭什么1/9劳动白给你？如果土地是领主给的，可以看作庶人用劳动换取土地使用权。领主付出的不是自己的劳动，而是土地这种生产要素。这也是正当的，也是自付自得，多付多得。但土地付出的正当性，不像劳动或生命的付出那么直接，换算起来可能打折扣。马克思就认为地主资本家是剥削阶级，不承认生产资料所有者对价值创造的贡献。现在则有“要素分配”的说法，承认劳动之外的生产要素的贡献。

　　土地等生产要素又是怎么来的？贵族领主可以说，江山是我打的。地主可以说，土地是我攒钱买的。两者还可以说，这是祖先传下来的。继承遗产也正当，前辈辛辛苦苦挣来、打来或买来，有权处置，包括传给儿子。遗产继承的正当性，就是自付自得的跨代展开。但儿子是白得的，难免打个折扣。按中国的标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每传一代的平均折扣为20%。

　　所以，遗产税应该征20%合理。政府拿走20%，是否用之于民，是另一个问题。

　　总之，对比自耕农制度，井田制的正当性要打折。第一个折扣，就是土地和劳动的交换，要讨论交换的比例。从一比九，到五比五，再到九比一，多少才算合适？第二个折扣，地主的土地怎么来的？如果是继承的，一传再传，世袭罔替，一代又一代永远吃下去，是否正当？第三个折扣，从效率角度说，人们给自己干活，通常比给别人干活的效率高。自耕农无须对自己偷懒。

　　前两个折扣是正义方面的损失，第三个折扣是收成方面的损失。我这里把井田制和租佃制混为一谈，实际上，井田制下的贵族领主要保卫安全、维护等级秩序，同时索取劳役和兵役，比地主索取劳役地租或实物地租更加复杂，是一整套利益交换，且有强制性。

　　从井田制到租佃制，从有限的历史记载看，直接动力是追求效率，不是追求公正。当然，拐个弯说追求公正也行，公正往往带来效率。公正不是自付自得、得付相称吗？井田制里是集体劳动，有机会偷懒，“自得他付”，于是效率低。《吕氏春秋·审分》说：“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迟也。”分了地，大包干，自作自受，效率就提高。

　　井田制之后是租佃制。佃户租地主的土地，交50%的收成作为地租，不用监督劳动，农民也不会偷懒。这种制度在效率方面问题不大。但地主凭什么拿走那么多？辩护者说，这是自愿的，自作自受，市场行情如此，你不愿意当佃户，后边还有好几个人争佃呢。反对者说，劳动创造价值，地主吃租是不劳而获。资本家还要投资，承担市场风险。土地是天生的，地主是寄生虫。这是土改的正当性依据。辩护者说，土地不是天生的，需要投入、维护，不能没主人。公地必定滥用、退化。总之，依靠劳动之外的生产要素过日子，容易引起正当性方面的争论。但无论如何争论，大家都默认一个原则：自付自得，得付相称。

　　南方周末：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个比是怎么出来的？

　　吴思：不知道设计者怎么想的。五代后，按照遗传学家的说法，祖先基因的浓度已经跟大街上的人差不多了。五代以后就没特殊的血缘关系了。

　　法酬与血酬

　　从抢劫团伙的角度看，冲在前边是勇，退在后边是义，公平分配是仁。他们也讲论功行赏。这是抢劫者内部的价值观。

　　南方周末：中国的历史往往是，一帮人打了天下，然后制定法规，确定税率。这算不算公正？多少法酬合适？

　　吴思：这是两个问题。第一，暴力集团确实付出了。打天下的人常说，我们有权如何如何。有理吗？从“自作自受”的角度说，有理，问题是这理在多大范围内管用？第二，税率多少算合适？先说这个。

　　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但暴力最强者并不能为所欲为。他制定规则时也追求利益最大化，怎样最大化？讨论最佳税率，有个拉弗曲线，是抛物线形状，最高点就是税率最优点。假设税率25%是最高点，如果收10%，还有潜力。如果收35%，税收总额反而下降。因为很多公司破产。如果税率百分之百，没人干活，一分钱税也收不来。所以，暴力最强者在制定税率时，一定要考虑纳税人会不会破产、逃跑、反抗。被迫考虑生产者利益，调整税率，寻找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一点。

　　南方周末：这种调整空间非常大，逃跑、反抗要各种条件。不让纳税人逃走，既可以用优惠税率，也可以用各种弱化对方或强制的办法等。

　　吴思：对。可以调整各种条件，也可调整掠夺制度。像寻找最佳抢劫率一样，寻找低成本高收益的掠夺制度。

　　比如满清，入关前可以维持奴隶制，关东平原一片旷野，人烟稀少，逃亡很困难，逃了也不易活。进了关，遍地青纱帐，到处都是人，你知道他藏哪？当时也想维持奴隶制，结果遍地逃奴。怎么抓？抓住怎么办？如果不杀他，还跑。杀他，等于把自己的牛羊抓回来了杀了。那就杀收留逃奴的人？他们都是纳税人，把他们杀了，皇帝的纳税人少了，皇帝与奴隶主受损。利害计算的结果是，奴隶制成本太高，对皇帝来说，维持奴隶制得不偿失。奴隶制被迫解体。

　　从成本收益计算的角度看，奴隶制不行，井田制也不行；人民公社不行，自留地也不行，租佃制是地主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最佳制度。寻找最佳制度是一个历史过程，可能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第一代人可能对新政策很满意，觉得比过去好。但第二第三代就不满了。第二代农民工对允许进城打工的政策不会再有感恩之情，更容易对歧视性待遇不满。

　　南方周末：照利害计算来分析，大街上的抢劫者冒了生命风险，他的所得，是不是也符合公正原则？

　　吴思：符合。但要讨论符合的范围。咱们讨论的是人类社会的公正观，不是单说某个人、某个抢劫团伙。从抢劫者的个人角度说，冒险抢劫也是自付自得，问题在于被抢的那个人。我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打了几百斤粮食，让你抢走了，你说你自付自得，那我的“自付自得”怎么办？对我公正吗？从全社会的角度看，抢劫是对公正的破坏。

　　从抢劫团伙的角度看，用《庄子》转述盗跖的话说，盗亦有道。冲在前边是勇，退在后边是义，公平分配是仁。他们也讲论功行赏。这是抢劫者内部的价值观。把抢劫行为放到全社会的背景上评价，基础就是不公正，甚至，抢劫集团内部越公正，抢劫的效率越高，整个社会所承受的不公正就越大。在这个背景上看，抢劫者的自作自受、得付相称，在绝对值的意义上虽然是公正的，但在绝对值前边要添正负号。更何况抢劫本身还有消耗，比如消耗30%，双方只有付出、没有收益，于是，抢劫的正当性，还要再降低30%。

　　南方周末：抢劫还要冒险，无论是正是负，总还有点正当性，有没有什么都不付出，就把东西抢来的？

　　吴思：逻辑推理上有。贪官污吏的“高衙内”比较接近你说的这种人。他们的父辈还要辛苦巴结，还要有歪才，衙内横行霸道，却什么都不付。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在仇恨之外又多了一层轻蔑。

　　公正与否是主观感受？

　　在信息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不同的参照系都冒出来竞争，最后会博弈出一套比较客观的标准。

　　南方周末：假如城郊菜农每个月的卖菜收入2000块钱，没有农业税，不少人觉得还不错。去城里，有中学教师觉得，凭什么我一个月2000块钱，公务员收个红包上万？他们又觉得很不公正。在多大程度上，公正是一种主观感受？

　　吴思：得付相称，有个得与付的比例关系。每个时代不一样，不同的社会集团也不一样。其他条件不变，技术水平越高，得付比越高。一定时期，人与自然的交往有个一般的生产力标准，很客观。

　　对得付比是否满意，要看参照系。农民过去种粮，现在种菜，投入跟过去差不多，但挣钱比过去多了，主观感觉满意。远郊种粮的挣一万，近郊种菜的挣三万，得付比不同，但别人是近郊，远郊人都挣一万，他也认账。

　　教师的得付比参照系一般怎样选择？一个是，以前教书挣多少钱？再一个是，选择近似行业能挣多少钱？公务员算近似行业，是教师可能做的，不像把远郊的地移到近郊来那么难。到近郊承包大棚，相当于考公务员，如果允许教师考公务员，没考上，也不会觉得不公平。如果别人走后门进去的，教师就会觉得不公平。

　　没红包时，公务员一个科员的月薪大概是两千多块钱，科长平均月薪也就是三千左右，对教师来说，得付比差距不大，没什么可羡慕的。

　　收红包另是一笔账，属于受贿，以权谋私，有可能进监狱。还有个良心问题。羡慕红包者应自问：第一，红包是不是正当收入？第二，如果不正当，就不能光看见贼吃肉，看不见贼挨打。将来可能因这笔钱进监狱，你愿冒这个险？第三，如果这个人良心敏感，还要加上良心的代价等。

　　南方周末：是不是执政者可以靠某种力量重新设定参照系，改变社会各个阶层的公平感？

　　吴思：问得好。得付比主要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对公正的感觉就建立在这个客观基础上。但每个月挣两千块钱是否公正，主要取决于选择的参照系。这就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容易改变。调整参照系，就可以调整公平感。忆苦思甜就属于这种调整。

　　人们对某件事情是否公平的看法，除了选择参照系之外，还取决于新信息的出现。比如说，2003年挖煤工人死亡率千分之四，愿意下井冒险的，可以多挣二千五百多块钱。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可以走。这是关于生命的得付比，选择者并不觉得不公平。但是，忽然有人说，千分之四的死亡率算错了，光算矿难不行，还要算尘肺病。死于尘肺病的人比死于矿难的人更多。新信息一出现，当事人马上就觉得不公平，要求补偿，开胸验肺也得补。

　　南方周末：跟全方位的博弈能力有关系？如果其他因素进来，比如，在信息自由流动时形成社会舆论压力，公正的标准是不是又会变？

　　吴思：在信息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不同的参照系都冒出来竞争，最后会博弈出一套比较客观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