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文体沿革脉络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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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联文体沿革脉络试探 作者：北京 马新民   



（一）楹联学科建立之基石
    “紫燕鸣千翠，名湖纳百川”。2007年6月9日由中国楹联学会主办的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大学讲坛召开，从而正式宣告被列入以季羡林大师为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丛书的《中国楹联学概论》正式面世。这本出自北大教授，著名楹联理论家谷向阳先生之手的权威巨著，标志着我国的楹联学术研究进入日趋成熟、完善的新时代，是一项里程碑式的建树。其中最有价值的精辟见解是郑重提出了“楹联——独立的文体”的诊断，实现了我国文体发展史上的新“突破”。这就引发了联界泰斗马萧萧老先生的“认同感”，并期待以此为基准点，在文艺学的基本框架内，构建完善的“中国楹联学理论体系”。他在该书的序言中恳切地指出：既然视楹联为“独立的文学体裁”，那就必须建立起与中国文学发展史及中国文体发展史的大框架相匹配的中国楹联发展史。独立文化的论点不仅是本书立论的根本，也可以说是建立楹联学理论体系的基石。马老的序言读来既令人振奋又催人泪下，而且字字珠玑，句句深情。不仅倾注了他老人家几十年来对级联文化事业的热爱、关切、期盼，同时也郑重指出了学术研究与理论建设的主导方向；这些重任义不容辞的落在我们后续楹联工作者的肩上。
    （二）楹联文体众说之概述
    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发展长河中，不断涌现出异彩纷呈的品类与体裁，最具民族文化特色与语言艺术魅力的对联文体也深受喜爱、广泛使用。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使得它在社会文化的大湖中，一直处于若明若暗、若即若离的不确定、无座次的状态。人们可随手取来，又挥之不去。这种“游离生涯”严重影响了它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今天为了“正名”，有必要了解一下，我国近文化发展史上所出现的关于对联文体之种种观点。由于这方面的资料非常零散，加之谷先生的书发行渠道不畅，不得不全部摘录于后。
    （1）“小品”说，陈方庸《楹联新语•廨署》《中华书局1921年版》……即所撰联语小品，亦脍炙人口。吕云彪《楹联作法》楹联虽为“小品”，并属应用文之一。
    （2）附庸说：梁启超1924年12月3日在北京“晨报”发文说：“楹联啟自宋后，在骈俪文中，原不过是附庸之附庸。
    （3）“偶文”、“骈体文”说，上过世纪廿年代，向义在《六碑龛贵山联语•论联杂缀》中称……其论声律者，骈文体也。胡君复在《古今联语汇选初集》序：联语者，论其性质特征“对偶文”之余绪。原金陵大学刘麟生教授把级联写进《中国骈文史》列为第十一章，标题是骈文之支流余裔——联语。
    （4）小道说：出自庄俞选录的《应用联语粹联》序（1936年上海商务部书馆）联语，小道也，然社会应酬，文人雅士都用之，其声价亦高于一般礼品百倍。
    （5）诗余说，出自郭立志《曾文正公联语辑录序》联语亦诗余也。
    （6）“游戏”说：文怀沙先生说对联本身是一种游戏，以此娱乐而已，而上升为艺术则需要追求思想性。
    （7）俗文学说：吴同瑞等人编著的《中国俗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把楹联作为俗文化的一部分编入书中一个章节。
    （8）变体诗说：辞海名之曰：楹联是诗词的演变。不少人认为：楹联是骈体文，律诗派出来的一种文体，称之为“变体诗”。
    （9）“综合性文体”说：中国大学国文教授李澄宇在晚年所著《未晚楼联话》中对级联所论较为广泛。他说：“联有若经者，有若史者，有若文者，有若诗者，有若词与曲者，有若莲花落者，相料裁衣，是在作者”。今人赵龙生之观点与李教授的认识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升华、定性了。他在《三言两语话对联》中说：“对联的语言风格既同于诗（包括古体、近体及词曲），亦可同于文（包括骈体、散行），尚可亦诗亦文，一炉并冶”。说到文体，他认为呈现多元交错，异质同体的特征，“合诗文于一体、萃众美于两行”。对联是混血儿，即边缘文体，即综合性文体，具有高度的包容性与开放性。长联则是以诗句、词句、曲句、文句以及语体等多种语言，组合而成的立体化文体。我认为此类论说，几乎把楹联的语言格式和其无所不包的种种特性全部囊括于一体了。
    （10）文学体式说：早在民国22年语徐社从刊——《宋代楹联辑要》一书中，曲莹生写道：降及后蜀文化孽乳，人文颇盛，君臣又雅好文学遂以余力，攻研此途，演变之迹，灼燃可睹。……楹联文学，于兹遂以萌芽。彭作桢在《古今联语汇选再补》自序中称：楹联亦文学之支流（即文学形式之一）。杨道贤等三人编著的《巧学对联》（2004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前言中说：“楹联它应用广泛，是我国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形式。刘永端在《古今楹联欣赏笔记》封二立言：对联，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形式，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艺术瑰宝……当代楹联文化事业开创者之一的张过老先生在该书的序中说：我爱对联，它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
    （11）特殊艺术说：梁申威在《名著、名联》书前编者的话中说：随着对联这一特殊艺术形式的广泛普及，小说与对联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自唐传奇始“文备众体”就已经成为我国小说体裁的一个特点。
    （12）诗文分支说：当代著名联家余德泉教授（中南大学楹联研究所所长）在《中国对联精粹》中说对联是一门艺术，是诗的一个分支，短的对联有人称为“两行诗”，长联就像一首长诗或一篇骈文，更有胜者，河北师范大学的师生早几年就组建“两行文学社”。就是认定对联是两行诗的文学。以致于当代一些高层领导题联也往往使用“两行”的字句，可见这种观点还有相当大的空间。
    （13）应用文体说：中国楹联协会推荐的《实用对联大全》由王军云编著，金成出版社2004年版在封皮上就明确载明：对联是一种源远流长、雅俗共赏的应用文体。
    以上后部分众论是当代一些联家对楹联文化的见解，由笔者从案头现存的几本联著中摘引。从近百年的发展史料上看，所搜集到种种论点，从数量上还远远不全，但从涉及的品类来分析，也许不外于这些范畴。这从另一个侧面反应了近百年来楹联文化发展的轨迹。令人敬畏的是这些发论者都是楹联的爱好者、实践者、研究者，更是继承者、弘扬者。尽管他们的认识不尽人意，但是他们的出发点都是积极的、善意的。历史的局限性，谁都不能跨越。存在的分歧，有待我们用科学发展观来解决。令人不安的是当今联坛有些人士站在21世纪大繁荣、大发展的金字塔顶，对过去缓慢发展阶段中出现的一些“低调”，甚至是“反调”，不加具体分析地进行指责，是不利于学术探讨的。而谷先生却虚怀若谷理智地从学术研究角度找出共同点。他坦然认为：但以上的种种观点和认识都从不同的侧面客观地道出楹联的某些特征。归纳以上认识不外乎三种观点：楹联是游戏文体，楹联是实用文体，楹联是文学体裁。道出了楹联的“文学性”、“实用性”和“趣味性”的全部内涵。还有一句多余的话要说，那就是以上众说纷纭的论主基本上都不是文学体裁的专题研究者，只是在个人实践活动中的即兴“感言”而已，皆不足为训，此类“盲人摸象”的游戏该告一段落了！
    （三）历代文体研究之流变
    在富有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我国历代文学创作发展史和与之相匹配的文学研究史（学术史）始终是“与时俱进”的。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互相补充，共同构成我国古典文学丰富遗产。《诗经》是我国第一部文学著作，从那时起就开始了文学研究，正式起动于先秦时期。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文学西窗开始成为一项具有自己的独立研究对象，自己的独特概念范畴，自己的逻辑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并划分为若干方面和不同层次的全新学科，并直接涉及各种理论问题。从而把注意力转移到前代和当代的各种文学作品的种类各种风格。力图尽可能全面认识和评价各种文学现象，哿了独立思辨色彩和理论建树，于是产生了《文心雕龙》这样体大思精的宏论巨著。由此中国古典传统中的文体学在魏晋时期奠定了基础，而大盛于齐梁时代，这是由于文集编纂的实际需要而促成的。文体学所研究的内容包括：文体的分类辨析，文体源流的探讨，各种文体的体制要求乃至风格特点的说明等。这一时期的文论家们将主要精力投注文体研究，通过文体学来阐述他们有关文学本质、文学流变、文学风格、乃至写作技巧等方面的高见。为此文体论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在这一领域，首先区分文章体裁并对后世有一定影响的是三国时代的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把文章的体裁分为奏议、书记、铭谏、诗赋四科八类。在此前东汉末年蔡邕，在《独断》里把天子令群臣的文章分为策书、制书、诏书、戒书四类。把群臣上天子的文章也分为章、奏、表、驳四类（都是些应用文）。在他之后的晋代陆机的《文赋》进一步把文体分为诗、赋、碑、谏、铭、箴、颂、论、奏、说十类。至于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者是辨析文体的著作，可惜均于散失，虽有佚文辑存也无法窥其全貌了。到了南北朝时期文体分析更为细密。萧统的《文选》为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其分体方法对后代影响尤大。历史推进到南朝齐代，刘勰的巨篇《文心雕龙》问世了！文体研究居于全书的中心地位，占了很大比重。全收37000多字，五十篇。其中文体论20篇，创作论19篇。他将文体研究的内容归纳为：“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序志），即探讨源流，界定范围与含意，举出代表性作品，说明体制特点。这表明文体研究已到相当全面与完善的程度，成为文体论的集大成者。
    两汉魏晋以来的文学及其他作品有巨大的发展，从南朝齐代以前所遗留下的作品看，其体裁是多种多样的。刘勰根据各体文章的性质和特点，反它分为33类：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谏、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沼、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如加上《辩骚》篇所论述的骚体，则为34类。各体之中，子类繁多，例如诗则有四言、五言、三六杂言、离合、回文、联句之分。在上述33类中第31类之“对”类，应特别说明，它不是指“对联”（句），而是臣不应诏而作的文章，也叫“奏对”、“对策”。这恐怕是历代文体论中唯一提到“联句”的分类法。在茫茫文海中我们终于“捞”到一根非常珍贵的“银针”。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其他篇中有关对联精辟论述是当下联坛众所周知的，为此我断然确认这里所提到的“联句”就是对联在古代文体学中所处的位置，由此自然会联想到那些诗“诗余”、“诗变”、“诗附庸”等述说者，也许受到过刘勰文体论的影响。对这种草创期遗留的问题，马老在“序”中说得好：这是历史的局限，也只能留待历史来超越。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历史老人并没有忘记对联这个独特的民粹，必竟还占有一席之地啊！大家应该感到宽慰，而不是理想。
    （四）独立文体新论之确认
    （1）文学体裁的划分
文体的发展和辨析都是一种历史动态的过程，传统文体学划分的基本原则有二：语言形态与社会功能。此外还包含政治：道德、审美、享乐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后人由于所处时代的道德、伦理观念及其影响文学的方式已经发生变化，原有的模式不但要变通，而且不断涌现新的文体和新的辨析方式；总之文体的产生、发展、变化，除了社会因素外，还会受到自己传统的制约。这就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继承与创新永恒不变的定律。由于泛文学概述的影响，以及应用文的无限制扩展，总体来说，中国古典文体学始终没有从广阔的“文海”中辨析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分类。其因是文学独立的意识逐渐削弱；除了自然形成的以语言形态为基础的诗、赋、词、曲及传记等少数文体确有文学价值外，其他大部分文体由于缺少文学意识而逐渐降低，而趋于合併。由此文体论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也就逐渐降低。然后，在唐以后的骈散文之争中，在道德化的复古文学主张的影响下，文体形式的区别，又往往表现为不同文学思想争论的焦点，被赋于超过其本身价值的意义。尽管新的文体分类早已放弃了过去的理念的方法，但研究我国古典文学史，不能不关注文体分类的起源与变化。而今我们要探讨源远流长的对联文学的体裁，也有必要概略了解这方面的有关知识以达正本清源之愿。
    （2）对联文体的形成
    对联区别于其他文体最显著、最基本的特征就在于它的上下两联的字数、结构、音律、内函会用对偶，因此要探索这种特殊文体的起源、构成与发展，必须从“对偶”切入。对偶，是我国最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汉语修辞格，是“对仗”与“骈偶”两个词的演化与综合，把它运用到汉语艺术创作，就鲜明地表现为用两句平行排列的语句，结合一起来表达一层相关或相反的意境。《文心雕龙丽辞》篇中对此作了非常精彩的描述：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句句相衔，字字相俪，宛转相承，隔行悬合。《史通•途事篇》也说：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都是指对偶句这种修辞方法的特征。总的看来在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对偶手法应用得还不太普遍；直到两汉时期，一种叫“赋”的文体发展起来，在这种半诗半文的文学体裁中，才得到广泛，而自觉的运用，并成为赋体作品的重要表现技巧之一。到了魏晋时期，赋体文又逐渐趋向骈体化，产生了“骈体文”。这种文体基本不用散句，通篇都用对偶句组成。到这时对偶修辞技巧已居室隔壁完善的程度，并形成了固定的辞格，这时丰富和发展汉语语言文字艺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也正是这种艺术技巧孕育了唐代律诗和以后的对联这两种姐妹艺术形式的生成。但是，对偶并不等于对联。对偶要转化成对联必须让它具备外在的独立形体，这是通过“挂桃符”的习俗来实现的。如果把前面所讲的“孕育”比作“十月怀胎”，那么贴春联就是“一朝分娩”了。从整个文学艺术史和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来看，对联这种文学艺术形体，同整个汉语语言艺术表现技巧不断丰富，不断升华密切相关的。我们可以说，对联是对偶修辞技法的成熟化、典型化、文化休的产物。
    由后蜀王孟昶的“题桃符”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设春联”，其间历经四百多年，对联逐步趋于成熟，并且由单一的春联，扩展到其他各个方面的应用范畴。融合到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人们的生活中去。这为对联文体的社会化、规模化、程式化基定了翔实的基础。
    在社会大文化的框架内，种种文体艺术形式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绝非孤立的。对联这种文化的起源、发展、成熟、对联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的丰富、完善、创新，也是随着其他文学体裁的产生、发展，而吸取、借鉴不同文体的精华、技艺而提高自自品味的过程。实践说明，对联是由文、赋、诗、词、曲等文体综合、演化变异而成的；或者说，对联这种艺术形体，尽管从整个文学史上看，在规格、体式、作用及地位，比其他文体要微弱一些；但是他却兼有各种文体的优势和特点，因而它才显得形式别致、新鲜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