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勇：对于学术随笔的放心与不放心

管季超0712

陈学勇：对于学术随笔的放心与不放心
本人自述，亲朋回忆，还有学者们旧事新说的学术随笔，这些读物越来越多了，已成当下出版界一道躲不过的风景。其中良莠不齐是可以想知的，这就引出杨小洲的批评文章《让人不放心的“风雅”》(2008年9月24日《中华读书报》)。文章点了几本书名，具体专在批评张昌华所著《曾经风雅》，分析了几则例证，指其“多猜测与想当然的描述”，判定《曾经风雅》等著述“以拔高传主为义务”，并为他们“信手给历史人物事件下结论感到可悲”。后来有路见不平旁观者又撰写文章替张昌华申辩，说明那几例事实并非猜测和想当然(2008年10月22日《中华读书报》姚宏越的《如此“风雅”或可接受》)。孰是孰非，我没有读过张昌华大著不便置喙，却知道，杨先生文章一点而过的拙著《旧痕新影说文人》并不如他说的怎样在“拔高”。或许是杨先生与著者有过一面之缘，于是笔下留情未曾多加指责；或许是他没有仔细通读全书，只能虚晃一枪无法多说。想来多半属于后者，因为《旧痕新影说文人》与杨先生批评的“以拔高传主为义务”恰恰相反，它的“说文人”，毫不避讳一些颇具声望大作家的弱点短处，时见微词，如谈及茅盾、冰心、朱自清的几篇皆是。这些具体的是是非非不去一一厘清了，值得提出的是，杨先生批评所持的出发点，委实似是而非，涉及此类文章的一般性话题，不妨讨论讨论。 杨先生把《曾经风雅》中“拔高传主”的原因归咎作者“杂人自我情绪”，很是反对这类文章的“自我情绪”。这里好像不大合乎因果逻辑，文章中的情绪，既可导致拔高传主，又何尝不能用来压低他呢?高低两个相反方向都存在着可能。根本上说，拔高也好，贬低也好，无不来自作者对传主的整体了解和基本评价，情绪仅仅是评价传主时附着的情感色彩，仅仅使评价愈加鲜明而已，即使情绪再怎么强烈，断不能因此改变他评价的高与低、对与错。如果文章错了，则错在对传主的了解和评价上，非关作者对他的情绪。读者倒是喜爱有情绪的文章，何况传主又是感情丰富的作家、文化人。那种理性很强不动声色的谈古论今，虽颇有可观的内容，但往往令读者望而生畏。当下不避“自我情绪”的文章越来越多，正是读者厌弃作者板板正正面孑L的反证。文章真要完全掩藏情绪殊不容易，无非是有的深藏有的浅露，表现得或浓或淡罢了。杨先生赞赏的李辉著《与老人聊天》，那里面老人追述往事，都不乏情绪色彩。即如反对情绪的杨先生自身，他这篇批评，似乎并没有贯彻自己的主张，其情绪就不算太浅。文章一再出现情绪化的表述：“很让人担心”，“深感可惜”，“感到可悲”，甚至嘲讽《曾经风雅》著者“显得滑稽”、“五十步笑一百步”，连《让人不放心的‘风雅’》这个标题，不也隐隐透着情绪么?我们大不必反对文章“杂人自我情绪”，若非要一概消除情绪，恐怕将扼杀学术随笔，失去许多好文章。 出于反对“旧事新说”文章的情绪化，杨先生说：“我比较赞同李辉《与老人聊天》和李怀宇《访问历史》那类录音式的问答，由受访者自己回忆，作者只做真实记录，尽量在书中少些作者个人的影子，目的只在给历史留下档案，以供别人研究。”以为录音式问答绝对真实可靠，把访谈看得如同档案，这想法过于简单而近乎天真。岂不知，当事人的口述，并不能完全摆脱他感情倾斜，读过不少拔高或贬低的笔录，其情绪程度有甚于学者的旧事新说。一旦涉及个人利害、人事纠葛、政治环境这诸多因素，其说什么不说什么，这么说那么说，说出的往事距真相难保叫人不有走形的担忧。即如诚实君子，因事隔久远，或者潜意识记忆选择的作怪，回忆中的误记实难杜绝。冰心为胡适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在《新文学史料》上写纪念文章，提及与胡适往来，她说虽曾有不浅的过从，但一生没有写过信给胡适。老太太彻底忘记了，她分别于1931年和1947年两次致信胡适，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往来书信选》已赫然印了信的全文。由于当事人的“权威性”，他们有意无意的误记，给读者讹传的负面影响丝毫不在学术随笔中的失误之下。难怪钱锺书在文章里，在书信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回忆是最不可靠的。他甚至偏激声言：“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前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薄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当然不必如此因噎废食，回忆、自述、访谈等等，读者还是需要的，于研究者尤不可少，它终究提供了他人不能提供的信息。如果有信息走形，甚至虚假，那么在研究者眼里，仍不失可供分析的另一种侧面信息。研究者不妨换一个思路来接受，看它何以走形、何以作假，从中或许能考察出别具含义的相关内容。人无完人，文章也难得十全十美，所以即使有瑕疵的回忆、自述、访谈，均不应回避，更不应排斥，如杨先生不应该排斥“旧事新识”的学术随笔一样。面对众多回忆、自述、访谈，势必要求研究者具备相当的眼力和视野，不去迷信当事人的一面之词，不以它一锤定音。哪怕看似十分可靠的档案材料，读它也不是那么直接、简单的，不能随它写了什么便是什么，就轻率下了结论。譬如，北洋政府档案里的“三一八惨案”和目击者的记述便很有差异。还有反右、“文革”这类运动中的档案，不实之词比比皆是，亦需研究后才能作出合理的读解。真是俗话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不然学问是太容易做了。可惜，这样做学问的人不时会碰到一位两位，杨先生批评《曾经风雅》，多少也有点儿知其一未知其二吧。 我是喜欢读学术随笔的，并且很放心地阅读。专家写他专业范围里的精彩随笔，既活泼又睿智，既予同行学者启迪，又增长外行读者知识，雅人俗人都饱受文采的愉悦。我国自古有诗话、词话传统，这一国粹如今要得以发扬大概就在学术随笔里了。尽管它们颇多情绪，但比之杨先生偏重的访谈，情绪背后的理性和客观要更多一些。联想到当下学者们多沉溺在高楼深院里造车，冷面学术拒百姓于门外，我想，对于刚刚兴起的学术随笔，与其排斥，不如鼓励。见到它们失误的话，有指正的责任，但最好是就事论事，切勿迁怒文体，不要嚼到碗里一粒砂子便从此不肯吃饭。 我也写点随笔的，碍于杨先生的反对，这一篇竭力抑制自己的情绪。文章自然呆板了许多，讨得杨先生认可，则要对读者说声抱歉了。
来源：博览群书2009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