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以后】小说世界里的一些人或一些事

管季超0712

【70年代以后】小说世界里的一些人或一些事

2004-06-29 　南方网－南方社区　朴素

2002-05-20 　来自文心雕楼
　　我曾经沉迷于这样的一些小说之中：好看的故事与玄虚的艺术构思，还带有一种博尔赫斯或卡尔维诺式的想象。符合这种条件的小说并不多，当然也可能是自己的阅读范围过于狭窄的缘故。后来我有幸与文学编辑结缘，阅读了大量的多种形式的小说作品，也认识、知道了一些从事小说创作的人，在与这些人的交往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写作是他们的权利，是他们的感情表达的方式，甚至是他们生活和希望的全部。可能是他们生不逢时，在他们出现在文坛上的时候，对他们的误解误读几乎成为回报他们创作的全部回声。这些人大部分是“70年代以后”的写作者。
　　“70年代以后”的作家在目前的文坛上已经成为一种特指的名词，不论你的创作方式，只要你是“70年代以后”的作家，你就已经不由分说，你就是“美女作家”，你就是“身体写作”，在这种任意命名的批评之下，大家只关注、只看到这些作家“个人极端的生活，颓废的精神”的单一的一面，而他们极具创造力、极具才华的另一面已经被传媒化的批评所遮蔽。其实，仔细打量与研究“70年代以后”的作家的写作，可以看出这些作家当中也存在着风格各异写作趣味手法各异的一些人，也并不是每个作家都像卫慧或者棉棉那样另类，也有不少是以写实风格见长的作家，他们当中的确蕴藏着巨大的艺术创作的潜力，需要我们仔细地耐心地去开掘。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里，我一直关注这样一些正在成长中的“70年代以后”的作家，他们（她们）是成都的雷立刚、袁远，北京的温亚军、陆离，济南的刘玉栋，长沙的谢宗玉，南京的王传宏，海口的严敬。他们所创作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生活的另一面，它们当然不是好小说的全部，他们的意义在于反抗既定的经验世界，把不被人深知的隐秘与想象中的世界向我们展露出来，文字灿烂夺目。我对这样的小说抱以深深的敬意。
　　雷立刚的主要作品散见于《天涯》、《北京文学》、《青年文学》、《山花》等杂志，最初的《六根手指》就以那种诡异离奇的气氛让人耳目一新，而他目前最成熟的作品如《小倩》、《谋杀》（《天涯》2001年第三期）更是博得了著名评论家李陀先生的赞赏，李陀认为：“雷立刚应该算是‘70年代作家’，但是《谋杀》和我们常看到的归在这一名号下的写作明显不一样。《谋杀》是一篇很特别的小说，小说里展示的是我们很多人都熟悉的日常生活，由于环境、场景都是‘机关’，人物也不过是处长和几个小公务员，所以这日常生活自然是平庸、琐碎、沉闷，鸡零狗碎。但是雷立刚在描绘这些无聊琐碎的时候，没有因循写实的路子，而是把它们漫画化，让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机关日常生活，包括喝茶、看报、聊天，都变成一幅幅讽刺漫画。”雷立刚的小说将志怪、鬼魅等传统小说因素融入荒诞、魔幻、时尚的当代题材中，极力挖掘现代人心灵深处的隐秘创伤，文字不拘一格，自成一派。雷立刚对小说的成熟把握与他如此年轻的年龄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袁远与雷立刚同在成都，也是写那些世俗中的小人物，但袁远更为写实一些。小说《老公寓》（《山花》2001年第一期）在一个男女聚会玩乐的过程中突然插进一个情杀案的结尾，人生里的无从把握的荒谬透散出来，让我们惊讶让我们目瞪口呆，与《刀片般的夜》（《天涯》2001年第三期）的卑微温暖不同，《老公寓》更带有一丝嘲讽与怜悯。到了《七上八下》（《山花》2002年第四期）袁远把笔触伸向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将市场下的人的生存境遇用细微的文字描写得栩栩如生。这样的生活离我们很近，我们似乎能够听到他们的呼吸。
　　北京的温亚军、陆离是风格差异极为明显的两种小说家。温亚军是军旅作家，早年曾在新疆居住十余年，故其小说背景大多是奇丽神秘而又严峻的西部荒漠。《驮水的日子》与《寻找太阳》（《天涯》2002年第三期）就是描写边疆哨卡的士兵生活，表现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人与动物那种亲密的关系，在军事题材中别具风致。在这两篇小说里，温亚军的笔触细腻温柔，与自然环境的恶劣正成对照。除了军旅内容之外，《给儿子娶个媳妇》（《清明》2001年第一期）与《病中逃亡》（《天涯》2001年第二期）展示了作者对农村与西部淘金人的熟悉与把握，同时区别了所谓时尚化写作的命名。
　　相比之下，陆离的小说离时尚化写作非常接近，好在她能够脱离常规的拘束，在我们熟悉的生活中揭示其隐秘的一面。譬如发表在《天涯》杂志2002年第三期上的小中篇《在反面的谜底》就写了一个有关爱情的阴谋。通篇是常识性的爱情故事，结尾出人意料。在《现在开始，什麽时候结束》、《让我们设想一下未来吧》、《登机前一小时》（《青年文学》2001年第九期）、《异梦》（《山花》2002年第四期）等小说中，陆离提供给读者的是一幅城市边缘生活的场景，在女性目光的观照下显得迷离而恍惚。
　　济南的刘玉栋是那种非常朴实的山东汉子，文如其人，他的小说同样朴实但多了一种诗意的温情，正是这种诗意的温情使他同其他的小说家区别开来，这种诗意的温情使得他的小说能够表现乡村中人性善良美好的一面。《给马兰姑姑押车》（《天涯》2002年第三期）就是作者这种风格极好的体现。此篇小说写少年人的成长心理，对少年人的心理描写细致微妙，同时侧面写出了包办婚姻的乡村陋俗；在浓浓的抒情笔墨中也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意味，作者用白描的手法为读者奉献了一幅乡村风景画，清新之中带有些许的沉重与感伤。在刘玉栋另一篇小说《我们分到了土地》（《人民文学》1999年第七期）同样写到了少年成长的主题，小说的结尾，“少年刘长江的泪水搅碎了月亮的光泽”，也搅碎了童年的忧伤与成长的喜悦，文字清新如画，诗意的白描一直是刘玉栋小说固有的风格，这可能与山东地区那种厚实大气有关。
　　长沙的谢宗玉以散文知名，小说被他的散文创作所掩。谢宗玉散文“满目新鲜”（张炜语），少年老成的文字里包容了一种超然物外让人羡慕的大气。但他的小说与散文完全不同，譬如《平面人》（《莽原》2001年第五期）就远离他的农村题材的散文创作，以城市的灯红酒绿透视当下人的物质生活，“满目新鲜”渐渐远去，反而是我们常见的那种欲望化的写作，“我不知我为什麽会笑一下，其实这一点都不好笑”，是的，一点都不好笑。这样的小说在“满目新鲜”的想象力面前苍白无力。
　　南京的王传宏关注人的社会性的一面，往往将人置于社会环境中，来展示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多样性。小说《有风过耳》、《患难》（《天涯》2002年第一期）值得注意，呈现出与当下的“美女作家”完全不同的创作意识。这两篇小说都写小人物的琐碎无奈而又恶质化的生活，对现实生活的灰暗描写令人触目惊心。作为一位年轻作者，能够抛弃时尚化的写作而关注现实，关注琐碎的人生，殊为难得。唯一不足之处是缺乏一种诗意的通透与光明，文学始终应该是提升人类精神的清洁与高贵。王传宏近期的《嗨，你没事吧》（《青春阅读》2002年第四期）写那种世俗人生的生活场景以及人的寂寞无助的失落感，一切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王传宏显然对这样的人物心理的把握十分的传神，笔触细腻微妙，常在不经意之间写出了原生态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
　　海口的严敬一直在寂寞中默默耕耘，发表的小说不多。《天涯》杂志2001年第六期刊发了他的两篇小说《为桑亚姐姐守灵》与《一个疯子》，其中《为桑亚姐姐守灵》一篇入选《21世纪年度小说选·2001短篇小说》（人民文学版）。严敬虽是小说新手，但那种空灵而成熟的笔法让人惊异，作者对文字的把握俨然大家风范，前途不可限量。
　　这样的一些作家，以他们近乎寂寞的写作为我们提供了日常生活之外的想象空间与艺术世界。王传宏在一篇创作谈中说过：“我会更多地看到生活的琐屑、平凡，现代人在各种欲望压迫下或痛苦或冷漠或无奈的面孔，永远让我感到亲切。实际上，年代的划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代人的生活，那些年轻灵魂的挣扎与妥协，那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创作资源。如果一个作家只关注自己，这将是一种悲哀。毕竟，一代人的写作远非时尚所可以涵盖的。”这些70年代以后的作家不甘于仅仅满足于欲望与身体的写作，他们（她们）希望描写更为广阔的世界和更为辽远的空间。
　　事实上，这些作家的视域已经开始伸向前辈作家所未能展现的地方。他们用日常生活中最细小最隐秘的个人情感，照亮了荒凉世界里的人性光芒，让我们感受人性的温暖。这是小说的力量，小说的作用也仅仅在此而已。但是为了完成小说的作用，我们还必须对小说的创作提出一些看法。我们说，小说作为一种虚构的艺术，必须依助于审美的想象，所有的生存经验只有进入到作家的审美想象之中，并与作家的艺术心理在双向交流中达成和谐的统一，才能成为小说的故事内核。真实是重要的，然而在真实之外，必要的审美浸润、艺术化组接和创作主体深层的思考更为重要，因为这才是小说作为艺术的基本品质。仅有生活的真实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说“70年代以后”的作家“所展现的高度的孤绝的、强烈的‘自恋’的冲动。他们非常热衷于表现自我‘身体’的感觉，强调身体本身的价值”（某批评家语）是一种伪学术化的陈词滥调，那麽说“‘70年代以后’的作家的写作并不仅仅是‘历史的终结’的旁白和注脚，也不仅仅是有关享乐和消费的迷恋，同样不仅仅是‘个人性’的文化见证。而是中国中产阶级文化的矛盾性的最为明确的表征。”（某批评家语）更是与真正的“70年代以后”的作家的写作相隔极远，这样似是而非的评价完全是文化批评的滥觞，回归文学本体的努力看来道路漫长。
　　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70年代以后”的作家怕是无法承担这样的重负，但不是说他们的写作没有意义；小说家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异乡人，以隐秘的文字与奇诡的想象为文学招魂，在流动的笔墨里尽情展露他们（她们）的喜怒哀乐，我在深夜里阅读他们（她们）的小说，有一种大感动，这些人这些事渐渐成为记忆里的沉淀，时间愈久，价值愈大。
　　2002年5月4日完稿于海岛·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