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西安：译学，不仅仅止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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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西安：译学，不仅仅止于技术


——评《翻译史研究》第一辑及其刊行意义


时间:2011年8月23日 作者：郭西安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日前，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策划编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连续出版物《翻译史研究》（第一辑，此后每年一辑）正式推出。这是一本严肃而且精致的学术研究刊物。从整体栏目设计到篇目选择与书写，处处都明显地体现出编者、作者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学科意识，其中倾注的极大诚意与高度学术性，从其学术编辑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即可见一斑。主编王宏志教授近十几年以来，一直活跃在国内外翻译研究的学术领域，自2005年开始主持翻译研究中心的工作后，更是全心致力于推进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建设与拓深，不仅个人著述颇丰，而且开展了诸项切实的翻译研讨活动，带动了一批青年学者投身到翻译研究的领域之中，取得了不容小觑的成果。此番扛鼎以翻译史研究为专旨的《翻译史研究》，广纳贤才，精收妙文，为学界提供了展示与讨论翻译史及其相关研究的学术平台和窗口，为汇聚和推动翻译研究的学术能量构筑了一个稳定而且高质量的通道，实乃学界可喜可贺之盛事。

近年来，随着文化交流与科际整合的推进，翻译研究的重心早已不再停留于翻译实践和文本比对的单纯技术性层面，而是拓深到与翻译相关联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场域中去，对其历史作为和意识形态功能寻求新的叙述与阐释的可能。一个急迫而且尖锐的问题是：什么构成当前学术视野内的翻译研究对象？换句话说，如何发掘和构建出具有穿透力与生产力的译学问题？面向这个问题的实践性回应无疑是对研究者气魄和眼光的考验。而在当前译学界，译者自身的历史文化处境，翻译文本的流通出版，读者接受与反馈所指涉的历史场景，乃至赞助人（patronage）概念的提出和广泛运用——人们对于这些新的检讨视角的关注与尝试，实际上都体现了翻译研究多元化这一趋向。

本辑《翻译史研究》所刊王宏志教授撰写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译者》，即是一篇从译者研究的角度对重大历史事件再度解析与考量的论文。在丰沛的鸦片战争研究中，这样一个课题是“长期被忽略的”：中英双方聘用的翻译人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从他们的作为与命运中折射出怎样的历史文化面向？的确，从一个承担特殊功能的群体来探究一次改变世界历史的战争，进而讨论两个文明之间第一次激烈的正面冲撞，这不能不说具有高度的新意与深意。王宏志通过具体翔实的史料分析与重构，令人信服地将读者带入研究者深刻的历史反思维度：“……在缺乏合格和受信任的译者的情况下，中方无论在战争情报以及谈判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的位置，这实际上也影响了战争的成败以及后果。相反，假如清廷能认识到翻译在战争和外交中的重要性，他们又是否会这样的一败涂地？”  

翻译研究领域的拓新，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本翻译研究的忽略，文本研究的扎实和深化仍然为多元翻译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和支撑。然而，与传统的文本比对方法和“忠于原意”的旨归不同，学界转而通过对语词实践的细读性历史考察，关切翻译文本所传达的“文化经验与文化表述”间充满张力的辩证关系及其“混杂性”。当观念的形成以书写出场时，它如何通过译介被塑形和改造，继而发生怎样的连锁效应，其中裹挟着怎样的文化历史意蕴，对这些问题的观照，使得文本翻译研究不可避免地与思想史、文化研究嫁接起来。台湾中研院文史研究所李奭学教授所撰《黄金传说——高一志述译〈天主圣教圣人行实〉再探》一文，把欧洲文学经明末耶稣会士传播入华这样一段复杂的历史，聚焦到意大利来华传教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述译《天主圣教圣人行实》的具体翻译史事件中。作者不仅力图重建起述译文本形成之时的历史场域和时代背景，而且将文本中关键概念的对译与建构问题（如“圣”、“魔”等概念在东西文化语境的异同），放置到东西文化传统的交叠互视中去进行双向解析，正是这样具体而且深入的讨论，使得单一的历史事件（历史文本）具有了更广阔的意义和更丰富的阐释空间。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李奭学一文充分利用了包括宗教、哲学等多种文本间相互指涉、关联的复杂互文性，并在其中游走自如。

上述这样突破传统翻译研究方法与边界、深化翻译文本的历史文化维度的论述，在《翻译史研究》收录的多篇论文中或隐或显都有所体现。事实上，把翻译现象从较为单薄的文本研究对象转换成一个多重辐射的问题域，或许还向我们透露出研究者另一重更深的意图：把中国的翻译研究逐步从文学研究的依附中解放出来，赋予其丰富而且深重的学术内涵，使之不再被动从属于文学、历史、社会学等研究视域内的一门二级甚至边缘学科，更不再等同于处理“语言转换是否（或者如何）忠实传达作者原意”这一技术性命题的细部考察，而是发展壮大为一项具有比较明确边界，又具备可持续挖掘课题的独立学科。

我们注意到，贯穿和渗透于《翻译史研究》全刊编撰中的，除了上述拓新与深化两种精神外，还表现为扎实的个案讨论与高度的本土问题意识。令人欣喜的是，这些特质在青年译学研究者的论述中亦得以彰显。崔峰《“日丹诺夫主义”与195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文坛——以〈译文〉为例（1953年7月号—1956年3月号）》一文，仅从标题上即可见出作者“小题大做”的审慎与深度。通过个案讨论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或是清理外国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和接受史，都是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界常见的选题。然而，作者并没有将这个问题处理成外国思潮传入中国的影响研究，或是政治干预文学这样单向解析的庸俗模式，论文的重心始终落在中国本土语境的解读和本土历史问题的解决上。文章多次显示，与苏联当时受制于政治的文艺界看似同构的中国50年代文坛，其实质是“立足于本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译文》杂志作为当时译介“外国文学及其动态的‘最主要’的窗口”，在具体的编译实践乃至体制构成中，迎合、调整、直接参与但又同时抵抗着主流意识形态对国家话语的建构。一方面是政治场与文学场分别都处于对自身所面临问题的紧张回应中，另一方面，政治场与文学场的互动以《译文》为平台形成了复杂的角力空间，论文正是通过对这两个面相的生动勾勒，亦叙亦议地形成了环环相扣的论述推力，进而呈现出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的翻译文学与意识形态相互纠缠的特殊景象。

一项专业研究的推进，需要成熟学术力量的支持，更需要新鲜血液的补充。《翻译史研究》专设“译学新芽”栏目，为青年学者提供操练和对话的舞台，其深远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一个学科的发展除了本土问题的研究实践外，还需要开放性和国际化的学术视野。最近几年来，翻译研究界当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改观，这主要体现在具体研究对国外译学成果的借鉴、参考与吸收上，但比较偏重于接受已经产生重大影响的译学理论，滞后性较明显，而对话维度却犹嫌付之阙如。我们看到，尽管将刊物定位为“以中国翻译史作为专门的探研对象”，《翻译史研究》却并非意在建立一个封闭自固的“本土圈子”，其专辟“外国翻译史论文选译”分栏，组织力量译介东亚、西欧等国外专家最新的翻译研究与理论成果，这其中所含摄的国际同步性和理论观照，体现了为本土研究建立参照对象的积极兴趣，为增强中外译学领域的互涉互动提供了契机。

无论是翻译理论、翻译文本、翻译事件，还是翻译研究方法论的探索，这些面向都共同指向翻译史的重构与反思，对翻译史研究的关注实际上正是考察文化交流、变化与衍成的一个有机环节，最终朝向理解与解释这样一个古老而且沉重的命题。而站在翻译史研究的指针上沉思这个命题，古今历史之间，东西文明之中，再次显现出一条沟通与遥契的通道，也许，这也使得翻译史研究具备了本体论维度上的关怀。

当然，面对一本以多元共生和深度探讨为学术品味的研究刊物，以上评述是难以概括其诸多特征与旨趣的，首辑的发布在奠定其自居一格特色的同时，也包蕴着发展和变化的动能。《翻译史研究》的刊行与成长，无疑值得译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长期关注、支持并且投力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