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一探这个喜剧时代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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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一探这个喜剧时代的底线

中国最绕作家刘震云

●本刊记者 沈佳音 / 文


10天内，作家刘震云两次坐上新闻发布会的主席台，
每次身边都有另一个噱头十足的名字相伴：
一次是冯小刚，另一次却是“潘金莲”——《我不是潘金莲》，
这是他最新小说的诨名。
他编了个故事，
让一大群官员莫名其妙陷入了一个农村妇女的家务事，
而且这个故事的序言比正文还长




“你让我说，就证明我不够牛，因为牛人不说。”8月7日，作家刘震云的新书《我不是潘金莲》上市。他只得又按照出版社的安排坐在了媒体面前，穿着一件廉价、洗得发白的黑色佐丹奴T恤。此前一段时间，这位开宝马汽车的作家，一直在他河南老家延津县老庄村的老房子里小住。
面对媒体，他讲话仍是一贯的“绕”，兜兜转转，一件事扯出八件事——一如他的小说。别人说他是中国最绕的作家，他欣然接受，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就缺能绕明白的人。


序言扯了270页，正文16页


《我不是潘金莲》这个名有点俗。其实，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一万句顶一句》，是刘震云去年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一句顶一万句》想表达在人群中找到一句知心话的艰难，而《我不是潘金莲》是慨叹在人群中想纠正一句话更难。
这个故事是讲一个叫李雪莲的女人，为生二胎经历了一场荒诞的离婚案，还莫名背上潘金莲的恶名。她为了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洗脱骂名，开始逐级上访——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大闹了人民代表大会。结果，一不小心，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一拖下马；以致每年春天她所在的省市县都要上演围追堵截，荒诞的闹剧竟重复二十年。一大群官员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陷入一个农村妇女的家务事中，宦海浮沉与之息息相关。
与一般的小说不同，这部小说的主要情节都在序言中。刘震云花了270页给小说写了一个长长的序言，正文反而只有16页，“（以往）哪有序言比正文长的呢？这个本身也符合生活的逻辑，也是一种幽默，上访群众利用上访，哪见过贪官也利用上访的，后面比前面还更荒诞，这就是生活的真相”。
这本书写的不只是官司，更是官司背后的生活逻辑。书中虽然在一直写李雪莲打官司，但其实颠覆了李雪莲生活逻辑的官员史为民才是故事的真正主角。小说中，史为民如果不跟李雪莲相遇，可能会当上省长，结果因为这场荒诞官司，他成了卖肉的。最后史为民利用上访完成了一个“伟大目的”—— 回到了老家，跟朋友打上一场麻将。这个结尾，刘震云想了一年多，他很得意。
有人认为这本妇女打官司的新书和《秋菊打官司》相似，刘震云并不赞同，“与《秋菊打官司》有本质的不同，她的理是官司理，而我这个是对整个生活整个社会整个制度一种彻底摒弃的思考。”
小说貌似写了官场百态，实际上想表达的却是生活背后的喜剧和荒诞逻辑。“一个民族生活的逻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生活的逻辑会导致社会的逻辑，社会的逻辑会导致政治的逻辑。”所以，刘震云说，这部“直面生活，直面当下，直面社会，直面政治”的小说，既不是本政治小说，也不是本女性小说，而是“底线小说”——探一探当下的喜剧生活中幽默和荒诞的底线。


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编瞎 话


《我不是潘金莲》把一个简单的上访故事讲得特别复杂：小说表面不绕，但背后的道理特别绕。这也正是刘震云一贯的风格。刘震云写民间，写官场，实际上写的是事情后面的“理儿”，所以他被称为中国最绕的作家。
他笑纳了：“因为生活本身就很绕。你要说清一件事，必须说清八件事。一件事里有八个道理，八八六十四个管道，这说起来就特别的费劲。如果有人钻这个管道，把生活一归理，我们就生活得简单了，但是中国没有产生这样的人。我们的思考习惯特别容易大而化之。我觉得把它说清楚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当我想把它说清楚的时候，所有人又说太绕。”
这个最绕的作家，早已不光是一个作家。8月16日，刘震云与冯小刚等影视圈中人一起出席电影《一九四二》的发布会。刘震云依然中分头，皮肤黝黑，他的蓝袜子在一排黑鞋中尤为显眼。这部由他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的电影被认为是中国今年的年度大片。      “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乎自己的名声，在乎笔下写出来的东西。我非常佩服他，是一个有见识的作家。”发布会上，冯小刚一如既往地挺自己的老搭档。
在《一地鸡毛》、《手机》、《我叫刘跃进》被改编成影视剧后，刘震云已经是明星编剧。他还在《甲方乙方》等电影里客串了一把。“作家电影”这个词最早便是从他这里开始的。
不过，刘震云始终没有把自己当成职业编剧。“只有我把自己的小说变成电影剧本时才做，就相当于把自己家的树做成了板凳，与专门做板凳的木匠还是不一样的。我在编剧的道路上得的分非常少，只走了0.1分。”
有媒体问他，作为一个作家，你现在名气不比一个明星差，你怎么想？“一个作家比一个明星的名气大，这是应该的。别的作家也比梁朝伟这样的明星名气大，比如像李白、曹雪芹。”刘震云开玩笑说。
然而，现实中的刘震云生活很低调。“其实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两个晚上在影视圈和电视圈。剩下的三百六十三个白天和晚上，我还是在书桌面前，跟我书里的人物在一起。”他常常回到河南老家的老房子小住，吃吃烩面，去县城洗5块钱的澡，和乡亲们聊聊天。
刘震云爱拿他两个舅舅举例，觉得他们是真正有见识的人。他一个舅舅是在他们村里赶马车的，赶得特别好，方圆几十里再调皮的牲口放到他手里，马上能变成一只猫。刘震云13岁时，这个舅舅问他：“你觉得你聪明吗？”刘震云回答说，不太聪明，也不笨。舅舅说，世界上就怕这种人，要不你聪明，要不你是个傻子，你会生活得非常的幸福；这种既不聪明又不笨，不上不下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难 混。
“不聪明不笨的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刘震云记住了舅舅这句话，到现在为止，他就干了一件事：“编瞎话”。
另一个舅舅是个木匠，方圆几十里，活做得最好。这个舅舅跟他说：“你是不聪明的人，我再教你一招，做事情要慢。”刘震云也记住了，他写小说花的时间要比别人长一些，他认为这是他写作的最大诀窍。
他和冯小刚拍《一九四二》便是用的“笨人笨办法”，他到河南、山西、陕西、重庆等地一路寻访，听老百姓讲故事来充实剧本细节和人物形象。筹备的时候，刘震云就改了十次剧本，开拍前又改了十次。


鸡毛飞过三十年


在民间“接地气”时，刘震云特别喜欢逛菜市场。他体验着其中的人间烟火，也关注着社会的变化。他眼看着《塔埔》里那个淳朴美丽的乡村少女如今已变成了饱经风霜的上访妇女李雪莲。而《一地鸡毛》里的小林也已是老林了。
这个时代不断在变，但刘震云的故事不曾和时代脱轨。他觉得这时代本就是一个喜剧的时代。“生活就像个深渊一样，荒诞没有底线。比如新闻联播里台上的人在读一个文件，台下的人也有这个文件，但台下的人还是在认真地记。如果我们到这个位置，也会这样参加表演。”
他不希望知识分子在这场荒诞剧里迷失，“中国的知识分子我觉得脑子都没问题，都挺灵光的。如果说他们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出现在眼睛上。知识分子的目光应该像探照灯一样，应该考虑甚至照亮这个民族未来的道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知识，没见识。”
于是，惯于在乡土间行走的刘震云保持着目光警醒。他说，“人情”是中国社会的根本，人情社会最大的特点是主观，不大方便建立法制。人情固然感人，却也是产生腐败的基础，还会使“腐败”变成一件愉快的事情，“我敢说，今天市面上所有的官场题材小说，没有一篇能胜过我当年写的《官场》”。
这种老辣依然贯穿在《我不是潘金莲》的字里行间。然而，这并不是刘震云观察社会的终点。他说，如今的社会已经不是权力结构压迫底层的社会，而是金钱结构和权力结构一起压迫的社会。比如《一地鸡毛》中的小林，今天可能就变成四五十岁挤公交车满头大汗的老林，“他生活中的那些鸡毛蒜皮变成了这个金钱社会里的鸡毛蒜皮”。
《一地鸡毛》的续作，刘震云连书名都想好了，就叫《鸡毛飞过三十年》。




刘震云
1958年5月生于河南省延津县，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代表作有小说《一地鸡毛》、《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温故1942》、《一句顶一万句》等。
与导演冯小刚合作电影《手机》、《一九四二》，使他在文学圈外也颇具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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