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老书的突然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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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老书的突然走红2013-01-22   新京报

　　岁末年初，已故去一个半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忽然走红，其写于1856年、上世纪90年代就曾在大陆出版的学术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更被人们热情地阅读、讨论，令人意外，也颇可玩味。
　　历史地看，托克维尔本人在西方思想史上，并非是一开始就占据思想重镇的人物，很多思想史作品中，关于托氏，只寥寥几语，比较常见的做法，是在谈自由主义思想者约翰·穆勒专章中，置入关于托氏的介绍，因为托氏的《美国的民主》，对民主与自由的矛盾进行了辨证论析，被穆勒视为自己个人阅读中影响极大的作品。
　　近二十多年来，托克维尔的价值地位在提升，原因是，他曾经预测，民主是整个世界不可抵挡的趋势，关乎全人类。这种论断，与当代世界中的国家民主转型之潮，成有趣的呼应，于是，人们重返托氏作品。与此同时，学界对其评价也在不断提升，甚至有人将托克维尔与马克思和穆勒并列，三者分别被冠以民主时代预言家、资本主义批判家与自由主义辩护人。
　　《美国的民主》是彼时托克维尔的成名作，也是他让他获得“民主时代预言家”的作品，在此书中，托氏的立场非常鲜明，认为民主是必然的，但要防止大多数人的暴政，民主的权威具有压迫性，造就平庸而扼杀个人创造力，故而，民主之下必须保障个人自由，民主是保障自由的手段。此书多少带有说服的意味，在欧洲，民主时代的到来，是以摧毁贵族制度为前提的，而以暴力革命为必经阶段，很多人习惯认为民主与动乱、革命之间有某些必然联系，托克维尔则要告诉人们，民主越发达，动乱越少，革命越不可能。他在书中专门列有一章论“大革命何以越来越少”。
　　而中国当下受热捧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则是托克维尔晚期作品，他试图阐明，是什么造就了一场突然、彻底，又充满矛盾的革命，为何人们喊着崭新的口号，一番腥风血雨之后，却只是利用旧政府的专制大厦建起了另一座新的专制大厦。他曾言此书仅到达革命的大堂门口，另有下部待著成，届时他将从研究原因转向研究革命本身，并评判革命所产生的社会，可惜天寿不永，书未完成。
　　也正是因缺下半部，对《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理解分析是开放的。托克维尔止于如下感慨：历史是一座充满着复制品的画廊，却缺乏原作。一旦以资治通鉴之心阅读此书，不同的人用不同的社会经验与逻辑，推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有人看出革命之后的废墟承载不了社会希望，有人试图测量改革与革命之间的距离，有人在此书中寻求平稳的民主改革之道，如此等等。
　　迷津，在过去未来间托克维尔写法国大革命，并非是想写一部历史作品，也不是分析权力变迁政治作品，他说，我不仅要把病人死于何病弄清楚，而且要将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弄清楚，试图在每一个已经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目的是绘制一幅及其准确而又具有教育作用的图画。旧时代与新时代，各有其优劣，重要的是懂得弊病继续作恶的可能性，懂得保护传统精华的持续。他认为，大革命不是一次偶然事件，而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
　　他生活的年代，距离法国大革命并不遥远，但是距离大革命时代所宣传的那种美好时代却是遥远的，整个社会动荡不安，面临着一个权威危机，简单地说，就是在现代世界应该由谁来统治?法国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进行了一系列政体实验，政潮迭起，风云变幻。1789年到1815年，法国先用君主立宪，继而用民主共和，其次用罗伯斯庇尔式的美德专制，然后用寡头执政团，再由拿破仑担任第一执政，接着由拿破仑登基成为现代皇帝，最后在1815年，君主制度复辟。然后又开始一个实验循环。
　　饶是如此，托克维尔仍然认为，大革命所蕴含的追求民主、自由的诉求，是对的，随着人类历史发展，每一个人都要去被作为平等的个体来对待。贵族制中，自由是少数人的特权，而非每个人的权力，大革命的诉求，恰恰在于它承认平等的自由，自由必须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因此，重要的是有一个体制来承接这样的历史必然性。
　　因此，托克维尔是站在大革命的立场上，以大革命的原则去批评大革命。法国贵族原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缓冲阶层，贵族确保公共制度，主持公正、执行法律等，他们的存在，使得社会具有一定的自治。贵族阶级被推翻后的结果就是，个人直接面对强大的国家，中央集权加重。与此同时，大革命之后，出现孤立的个人，更关注自己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这种状况造成公共德行的缺失，直接导致人们不再真正理解自由，在托氏看来，大革命之后自由已经成为空壳，人家喜欢自由，只是因为讨厌约束。屈从利益的结果，就是再次屈从权力，所以大革命其实带来新的奴性。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我们会不断遇到托克维尔带有怀旧性质的哀叹，先辈身上那种对伟大事物的热爱、真正的独立精神、对自身及事业的不朽信仰，衰微难寻。同样让他痛心的是，大革命期间，那些关于美好社会的理念，由法国最有教养的阶级生产出来，却由最粗野的阶级去执行，历史运动把思想家和实践家卷入统一潮流，彼此互不理解。
　　他也由此切入对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的批评，启蒙运动把所谓的理性与思想扩张到了抽象的地步，导致人们对具体状况漠不关心，沉浸在一个想象的社会里，一旦有空间把想象变成现实，这种偏执的理想就变成激情的狂欢，最终的结果是，令人惊诧地不负责任。人们迅速掌握了革命者所宣扬的那些简单理念，然后放弃思考，将自信押在上面，把这些口号像硬币一样抛来抛去，以此衡量所有的经验。最后竟然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把老欧洲旧制度下恣意专断的专横统治延续下去，而没有找到和实施一种权力得到制衡的政治制度。
　　托克维尔曾如此描述自己身处的历史位置：“当我出生的时候，贵族制已经死亡了，但是民主制还没有诞生，所以我的本能引导我既不盲目地倾向前者，也不会倾向后者。我是一个彻底地置身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人。我不会轻易地为这两种制度所吸引。”这是他努力想越过的迷津。
　　真相，他是法国最后的贵族我们可以从托克维尔的生平与时代出发，去靠近他的思想。事实上，托克维尔从小生活在一种忠于王室的气氛中，他曾回忆少年时代，和家里人一道唱缅怀路易十六在断头台上被处死的歌曲，全家都悲伤落泪。托氏的曾外祖梅尔歇布 (Malesherbes)，在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挺身而出，为路易十六担任辩护律师，全欧贵族奉其为偶像，辩护失败被送上断头台，连同托克维尔的外祖父一并处死。托氏的亲生父母则在短暂的蜜月期间，被革命政府逮捕并判处死刑，因热月政变才得以获释，其母亲为此终身神经惊恐。
　　在接受了比较完整的贵族教育后，托克维尔获得巴黎皇家学院法学学位，后进入凡尔赛宫担任法官，成年从政后，在政界和学界交际广泛，身边形成一个思想文化交流圈。1830年七月革命推翻了复辟王朝，为避免新政府与家族之间的矛盾，托克维尔与挚友博蒙于1831年赴美考察，1832年回国并于1835年完成了自己的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美国之旅，让托克维尔得以超越自己的所有生活经验，而用更加开放的眼光去看世界，而且也对建设一个既有自由又有民主的社会充满希望。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托克维尔出任外交部长，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托克维尔结束了近十二年的政治生涯，他本希望通过亲身参与政治实践，来实现自己心目中的社会理想，但政治抱负终究付之东流。他意识到自己更擅长的是学术思想而非现实政治事务，故退出政坛专心从事著述，历时五年，完成《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一著作。三年后，托克维尔因肺结核病逝于戛纳。
　　他曾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思想上我倾向于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治、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而他在1835年写给穆勒的信中则说：“我的趣味决定了我热爱自由，我的本能和理性决定了我热爱平等。”
　　但托克维尔口中所谓的自由，是法国历史上著名女公知斯塔尔夫人曾说的那种自由，“在法国，自由是古典的，专制是现代的”。托氏曾经向他的妻子感叹说，能够看懂自己的书的人，实际上非常少，因为在法国像他这样珍爱自由的人非常少。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对自由的诠释是，自由让灵魂变得丰富有光，使人变得有创造力，在自由中追求自由以外的东西的人，只配成为奴仆。他也曾以此出发，批评法国大革命之后，自由成为一具空壳，成为人们追求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的障眼布。
　　引用他自己的说法，托克维尔是法国大革命后残存的贵族，这才是真相。他的全部思考，也围绕着这一点，即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全面摧毁欧洲贵族体制这一历史事件。
　　本版撰文/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