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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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的回顾与展望


  2008年02月26日

晓雪（白族）
　　经过90年风风雨雨中的开拓前进、不断探索、大胆创造，中国新诗已走出了一条与时代风云、祖国命运、人民愿望血肉相连的广阔的发展道路。新诗的形式风格、语言艺术、诗体建设方面，两岸三地各民族的几代诗人都作了许多有益的试验和成功的创造，取得了多方面的丰富经验，为中国现代诗建设在新世纪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16年胡适和郭沫若分别在美国和日本开始写新诗至今，中国新诗刚好有了90年的历史。  
　　陆放翁有“尝试成功自古无”的诗句。胡适却充满信心地反过来说：“自古成功在尝试”。他一方面写文章鼓吹“诗体的大解放”，一方面自己动手写白话诗，并“愿大家都来尝试”。  
　　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期发表了胡适《白话诗八首》。在胡适的带动下，沈尹默、刘半农、康白情、刘大白、傅斯年、宗白华、俞平伯、罗家伦、田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陈衡哲、黄仲苏、周大玄等等纷纷开始尝试写作和发表新诗。郭沫若也把他在日本的新诗于1919年夏秋寄回国内发表。1920年有三部诗集出版：《分类白话诗集》《新诗集》和胡适的《尝试集》。《尝试集》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部个人诗歌专集，当时产生很大反响。1921年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的《女神》出版，同年还出版了康白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1922年出版了汪静之的《蕙的风》、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和潘莫华、应修人、冯雪峰、汪静之的诗合集《湖畔》。随后又出版了刘大白的《旧梦》、冰心的《繁星》《春水》、宗白华的《流云》、闻一多的《红烛》、王统照的《童心》、朱自清的《踪迹》、朱湘的《夏天》、梁宗岱的《晚祷》、俞平伯的《西还》、刘半农的《扬鞭集》、徐志摩的《志摩的诗》、冯至的《昨日之歌》等。  
　　回顾90年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我想可以把它分为三个30年来研究：第一个30年（1916——1946），新诗从草创、奠基到不断发展、普及深化，伴随着时代的风云、革命的深入和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高涨与胜利，出现了诗人辈出、流派纷呈、各种诗体争奇斗艳、各种思潮交错递旱的繁荣局面，逐步形成了新诗既学习西方的各种形式手法，又吸取祖国几千年古典诗歌精华，既有现实主义、又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各种创作方法、各种流派风格多元互补，努力创造民族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新诗的优良传统。  
　　早在草创、奠基的头十年（1916—1926），在“五四”新思潮的推动指导下，新诗的创作就进入了十分广阔的艺术天地，出现了你追我赶、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兴旺景象。以胡适、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为代表的写实诗派，以郭沫若、田汉、成仿吾为代表的浪漫诗派，以冰心、宗白华为代表的小诗派，以冯雪峰、潘莫华、应修人、汪静之为代表的湖畔诗派，以徐志摩、朱湘、陈梦家为代表的新月派，各自以不同的特色和姿态登上诗坊。后来的20年，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格律诗，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又很快形成流派。特别是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诗人们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伟大民族解放斗争，上前线，到延安，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后方的诗人也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抗战的怒吼，诗歌融入血与火的战斗，枪杆诗、街头诗、朗诵诗，大量出现。以臧克家、艾青、田间为代表的“密云期”诗人，以蒲风、王亚平、林林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会派诗人，胡风、鲁黎、曾卓、绿原、牛汉、罗洛为代表的七月派诗人以及延安、晋察冀的诗人肖三、柯仲平、方冰、刘御、陈辉、蔡其矫、魏巍、严辰和在重庆、昆明、桂林的郭沫若、徐迟等等诗人，都以火焰般的激情、高昂豪迈的调子、刚劲明朗的语言，唱出了唤醒民众、奋起抗敌的爱国主义的最强音，掀起了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新高潮。  
　　第二个30年（1947——1976），包括了3年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后和10年文化大革命。新诗在前进的道路上迁到了坎坷曲折和狂风暴雨，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况。海峡两岸的新诗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各走各的路。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好诗不多，值得注意、影响较大的只有在国统区大量发表、揭露鞭挞国民党独裁腐败黑暗的袁水拍的讽刺诗《马凡陀山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宣告中国大陆开始进入了一个各民族平等、团结、繁荣、幸福的新时代。各少数民族的诗人、歌手们同汉族的诗人们一起，用不同的语言和声音，由衷地唱出了激情的欢乐颂歌。虽然由于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诗歌的道路越走越窄，但我认为这30年中的前20年，新诗创作仍然是有成绩的。  
　　50年代初，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铁衣甫江、高深、胡昭、饶阶巴桑、汪承栋、张长等一大批少数民族诗人写出了一批歌唱祖国、歌唱新生活的有民族特色的诗。来自解放区的老诗人艾青、严辰、公木、朱子奇、郭小川、贺敬之、李季、张志民、蔡其矫、魏巍、闻捷等，同国统区的老诗人臧克家、徐迟、邹荻帆等，与新出现的一大批青年诗人李瑛、邵燕祥、公刘、白桦、严阵、顾工、张永枚、雁翼、韩笑、傅仇、梁上泉、未央、高平等，组成了歌唱祖国蓝天、歌唱民族新生、歌唱社会主义建设的诗歌大军，他们都曾写下了激情洋溢、真挚感人、各具风采的诗篇。  
　　第三个30年（1977—2006），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新诗乘着思想解放的浩荡东风进入了最活跃、最繁富、最富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历史新时期。沉默了20多年的一大批诗人重新出现，唱出了在他们胸中压抑了多少年的激荡人心或引人深思的“归来的歌”，欢唱祖国的“第二个春天”。知识青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诗人食指、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栋、叶延滨、李小雨、周涛、杨牧、李松涛等，更是以全新的姿态、耀眼的光采出现在中国诗坛。  
　　台湾、香港、澳门的新诗也是在“五四”新诗传统的影响下不断发展的。以纪弦、钟鼎文、覃子豪为代表的台湾老一辈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罗山、蓉子、向明、叶维廉、文晓林、非马、白荻、李魁贤、管管等台湾第二代诗人，席慕容、罗青、萧萧、林焕彰、简政珍、白灵、岩上、台客、向阳、绿蒂、刘建化等中青年诗人，和香港的蓝海文、张诗创、晓帆、王一桃、林子、古松，澳门的傅无虹等诗人，都按自己的方式以不同的艺术创造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的诗歌无疑是中国新诗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90年来中国的新诗成绩显著，诗坛的上空群星灿烂。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包括了几代人、各民族、老中青的阵容可观的诗人队伍。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大诗人：“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杰出诗人郭沫若、三四十年代现代主义的诗坛巨匠戴望舒和从30年代开始影响中国新诗创作半个多世纪的现实主义诗坛泰斗艾青。  
　　郭沫若（1892-1978）虽然如他自己所说“郭老不服老，诗多好的少”，但在“五四”时期却正是他以“昂首天外”的雄大气魄和前无古人的创新智慧树起了新诗创作的第一块光芒四射的丰碑，为中国新诗的奠基、开拓与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戴望舒（1905-1950）崛起于自由诗派领潮人郭沫若、格律诗派领潮人闻一多、象征诗派领潮人李金发之后，从20年代开始到40年代搁笔，他只出了《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四本薄薄的诗集，共存诗90余首，数量很少，却质量很高。他的诗歌创作，总体上经历了从逃避现实到回归现实、从消极对待人生到积极参与人生、从个性的柔弱到人格的坚强、从诗风的萎靡到诗风的雄劲健朗的变化过程，而这一切都是一个正直真诚的诗人对时代生活的真切感应，是时代风云在诗人心灵上的投影。  
　　艾青（1910—1996）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是创作时间最长、艺术成就最大、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我们时代伟大而独特的诗人”。他早年赴法国学画，回国后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写出了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开始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抗战爆发以后，他写下了《我爱这土地》《吹号者》《太阳的对话》《向太阳》《火把》《黎明的通知》等一系列深刻感人的不朽诗篇，树起了他自己的也是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座现实主义高峰。上世纪50年代上半叶，他还写了《礁石》《写在彩色纸条上的诗》等诗歌精品。蒙冤22年复出之后，他又在古稀之年，奇迹般地焕发青春，写出了《鱼化石》《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光的赞歌》等一大批充满青春活力、令人心灵震撼、独放异彩、光芒四射的杰出诗篇，登上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又一座艺术高峰。  
　　郭沫若的诗歌创作成就主要在“五四”时期；戴望舒的杰出创造也只限于第一个30年；只有艾青不懈追求、不断创新、光彩照人的艺术青春跨越了中国新诗发展史的三个30年。他86岁的生活道路和60多年的创造生涯，经历了监狱、战争和22年右派的严峻考验，对土地、人民、祖国、时代和宇宙人生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深刻体验、独到感悟和独特思考，才通过自己出众的艺术才华和卓越的诗歌创作，如此充分强烈、深沉有力、富于个性而又精彩绝妙地表达出时代的感情和人民的心声。在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上，他既继承了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又广泛吸收外国诗歌的手法技巧，既坚持“五四”以来所形成的中国新诗的审美规范，又不断探索前进、开拓创新。  
　　回顾过去90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包括对郭沫若、戴望舒、艾青这三位大诗人的简要概括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有这样三条带规律性的重要经验：  
　　第一，新诗是适应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必须、必然要反映时代的风云变幻，表达出人民的情绪呼声。诗人是他的时代、他的祖国和人民的敏感的神经、动听的琴弦和多情的歌手。只有与时代共脉搏、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心连心的真正诗人，才可能在诗歌创作上取得更大更辉煌的成就。  
　　第二，无论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也无论是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还是其它流派，都不是彼此隔绝、互不联系的，而是多元互补、彼此交融。诗人必须善于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既扎根本土，继承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又要努力学习外国一切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中西结合、提高自己、为我所用。  
　　第三，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都要不断开拓创新。创新是诗的生命。创新是为了不断地满足时代和人民日益增长、发展变化的多方面的审美需要，是为了诗歌艺术的真正繁荣，而不是使诗失去读者、失去人民的喜爱、失去艺术生命力。诗人要有自由心态、开拓精神、探索勇气和创新智慧，要在题材领域、思想境界上有不断地开拓，在艺术手法、语言运用、风格技巧等方面也要不断地出新、出奇、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