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新诗现状及其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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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新诗现状及其发展方向

2007年01月09日
作者：谭五昌
　　一. 目前的诗歌环境与诗人的地位问题
　　大家知道，文学在当下处于边缘位置，那么新诗可以说处于边缘的边缘。在当今的图书市场，热卖的不是各种诗集和纯文学著作，而是各种具商业炒作价值的大众文化丛书。可以说，在当代文化和图书市场上，大众对诗歌骨子里有一种轻视或漠视的态度。大众对诗歌的普遍冷漠已是一种不争的社会现实 。比如，近两年《诗刊》社每年春天在许多城市搞了一个“春天，送你一首诗”的大型诗歌宣传活动，意在唤起社会人士对于新诗的关注与热情，但良好的动机与实际效果之间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据我个人观察，不少参与此项诗歌活动的民众纯粹只是出于一种“看热闹”的心态。这种状况当然与民众的现代诗修养欠缺，与他们对当代诗歌现状缺乏了解关系密切。
　　那么，作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代表的大学生们的情况又如何呢？我去过不少大学作过诗歌演讲，我曾经让大学生听众随意说出十个有影响的现当代诗人的名字，这个问题还真难倒了许多大学生朋友。这也难怪，现在许多大学生只把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考研，考托，英语和计算机过级等实用性的事情上，没有时间和心思阅读和了解中国现当代诗歌。前不久，有一家民间诗刊在全国大学生中间搞了一个抽样调查，看看中国大学生对中国现当代诗歌到底有多少了解，答案让人感到有些沮丧。有不少大学生对于穆旦、食指、昌耀等优秀的现当代诗人连名字也从来没听说过，甚至连“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一个也说不出来。我在这里所指的还不仅仅是理工科学生，更多的是指文科生。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更加令人忧虑。如果说连大学生也对当代诗歌，当代诗人一无所知且骨子里持排斥态度，那情况确实是相当糟糕的。
　　如果我是在20世纪80年代来大学作诗歌演讲，保证听众爆满。因为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振臂一呼，响者云集的诗歌黄金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人已从“英雄”的位置上下滑成“多余人”的角色。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文化的剧烈转型。在当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实用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已占据着主流地位。人们对于诗歌和诗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例如，清华大学中文系蓝棣之教授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20世纪80年代，清华的学生谁不懂诗歌谁就会被别人笑话，而到了90年代，谁懂诗歌谁就会被别人笑话！”可见，社会环境已发生了多么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在现在许多的经济发达地区，诗歌和诗人的处境同样令人窘迫。
　　刚才谈到当代诗歌的外部环境，一句话，情形令人担忧。那么，诗歌的内部环境情况又如何呢？我以为可用“喜忧参半”一词加以概括。从好的方面来看，当代诗歌的写作出现了多元化局面，各种风格，手法的作品都能见到。诗人的写作呈现一种“百花齐放”般的自由态势。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出版呈繁荣迹象。各种诗歌年度选本或作品合集，个人诗集可谓数量众多，令人有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之感。而最能说明的例子可能要算民间诗刊诗报的“生长态势”了。这几年民间诗刊诗报的发展可谓已成“星火燎原”之势，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民间诗刊诗报已达数百家之多，且大多品位不低，像其中的《诗参考》、《诗歌与人》、《阵地》等已成为风格倾向较为鲜明的“品牌”民刊。当然，目前诗歌界也存在一种不好的现象，那就是诗人内部存在比较严重的圈子化，宗派化，江湖化倾向，他们往往对其他一些诗歌现象和诗歌趣味与己对立或不同的诗歌群体持否定以至强烈的“排他”态度，内部闹不团结。诗人人际关系空前复杂化，把许多非诗的因素也带入到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当中来。这在无形中也加剧了诗歌的困境。
　　概而言之，当代诗人的角色不再如昔日那般荣耀，普遍处境尴尬。诗人头上的光环已然消逝，大众对诗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尊重与崇拜。现在的青少年只对走红的影视歌星及娱乐节目主持人崇拜有加，诗人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可有可无的“多余人”了。这是当今大众文化，商业文化潮流对诗人的地位和尊严构成的严重消解力量。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诗人在公众场合或私下的场合都乐意承认自己是一个诗人，因为那时的诗人就是“荣耀”的代名词，而现在，很少有人乐意在任何场合神情坦然地承认自己是位“诗人”。这种情况当然与整个社会对诗人缺乏应有的尊重有关。我听说一位诗人在找工作时由于无意暴露了自己的诗人身份而处处碰壁的故事，最后弄得这位诗人身心俱疲。这个故事在显示当今诗人身份与地位的“低落”是颇有一定说服力的。总之，诗人们在当下普遍面临着自我认同和身份认同的焦虑与困惑。
　　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当代诗人与当代诗歌的应有价值与地位呢？从一般意义而言，诗歌是一种文明的载体，和人类精神的家园。它的价值和功能不是别的事物所能取代的。可以说诗歌修养在一个人的身上体现出人文素质，在一个民族身上体现出民族素质。一个排斥、蔑视诗人和诗歌的民族是不幸的、悲哀的民族。一个杰出的诗人无疑应该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尊严的体现。比如，英国把莎士比亚视为英国人的财富和骄傲，意大利把但丁视为意大利人的财富和骄傲，美国把惠特曼视为美国人的财富和骄傲。现在有些大众文化明星甚至断言这个时代不再需要诗人和诗歌，这显然是非常浅薄的言论。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任期间每年都在白宫举办诗会，他对美国当代诗人和当代诗歌的尊重态度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思。既然大多数中国人认可杰出的中国古代诗人和古代诗歌，那么对于中国当代诗人和当代诗歌的冷漠和隔膜就显得毫无道理了，也是缺乏长远的文化眼光的。在此，我愿引用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一句名言：“伟大的读者造就伟大的诗人。”以此来呼吁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中国社会大众充分认识到中国当代诗人在诗歌文化精神传承上的重要价值和地位，培养起普遍重视当代诗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我看世纪之交的诗坛争论及热点诗歌现象
　　刚才谈到，近些年来诗歌的外部环境并不理想，诗歌的内部环境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就诗坛现状而言，其情形可用“热闹”一词来形容。当然，这种热闹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诗坛内部的，外界的人士对此并不如何关心，形成了一种“圈内热，圈外冷”的有趣局面，颇令人深思。下面，我给大家讲讲世纪之交诗坛的一些争端及“热点”诗歌现象，让大家对世纪之交的新诗现状有个基本的了解。首先我要讲讲“盘峰论争”事件。这是近几年在诗坛发生的一场最有影响，最有争议的诗歌论争。这场论争发生在1999年4月份，因发生论争的地点在北京郊外的盘峰宾馆，所以后来被人冠名为“盘峰论争”。参加此次诗会的诗人在诗歌观念和诗歌趣味存在对立倾向，无形中形成了两大“阵营”。于是爆发了一场后来被诗歌界命名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两种诗学主张的激烈交锋。一般认为，王家新、臧棣、西渡、孙文波、张曙光、肖开愚、陈东东、欧阳江河、西川等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性诗人，而于坚、韩东、伊沙、徐江、候马等为“民间写作”的代表性诗人。“知识分子写作”倾向于书面语，追求诗歌内容的超越性和文化含量，强调技艺的重要性；“民间写作”则倾向于口语化，注重题材和内容的日常性，强调诗歌的活力和原创性。这两种诗学主张虽然表面上看来存在较大程度的对立，但两者在诗学观念和精神资源上仍存在共通之处。比如，两者所强调的诗歌与时代的联系、诗人的独立精神品质，等等，都是一种“共享资源”，所不同的是两者所采取的方式和姿态有所差别。
　　持“知识分子写作”诗歌主张的诗人与持“民间写作”的诗歌主张的诗人由于观念的分歧，尤其是情绪化，人际关系等各种非诗因素的介入，导致了两者之间公然的对立与分庭抗礼，原先表面上和平相处的诗坛至此在内部发生了一次“大裂变”。令人感到忧虑的是，两派诗人由于派系情绪相对立，互相在各种场合发表排他性的言论。这些言论许多地方学理欠缺，属于一种唇枪舌战，甚至带有人身攻击的性质。这种状况引起了诗界人士的普遍的忧虑与不满，有相当数量的诗人在“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间持中立态度。大约1999年底，谯达摩、莫非、树才等诗人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学主张与口号，在“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间开辟一条广阔的艺术道路，避免诗人自己为自己画地为牢。此种诗学主张在理论上值得肯定，但理论与实践不应出现脱节现象，目前许多诗人对“第三条道路写作”仍持一种观望态度，或许可以这样说，“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学主张能否为大多数诗人所接受仍需要时间来考验。
　　就在“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等诗歌论争互不相让、纠缠不清之际，一批更年轻的诗人以聚众而起的方式宣告自己登上诗歌的历史舞台。那就是“70后诗人”现象。所谓“70后诗人”现象就是一大批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青年诗人以群体命名的方式、发起的一场旨在强行进入历史的诗歌运动。女诗人安琪曾用“他们制造了自己的历史”这样的话来给“70后诗人”作定位式的评价。我以为是颇为精当的。2000年上半年，广东青年诗人黄礼孩编了一本精美大气的民间诗刊《诗歌与人》，集中展示了数十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青年诗人的作品，其风格的新鲜独特，其整体诗歌实力的出手不凡，引起了诗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此后，“70后”诗歌运动呈风起云涌之势，许多官方的诗歌刊物和民间诗刊也纷纷推出“70后诗人”之类的专栏，以推波助澜，一时声势颇为壮观。2001年，黄礼孩编选了一部《70后诗人诗选》，旨在为“70后”诗歌运动作一个总结，此诗选的出版虽经过了一些波折，但它最终的顺利出版也在象征的意义上显示着一大批70年代出生的青年诗人在诗歌界已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客观地讲，“70后”诗歌运动是由许多“70后”诗人参与并推动着的，黄礼孩是其中一个起着吹号手角色的重要人物。
　　在此顺便提及另一个热点的诗歌现象，那就是“下半身”诗歌团体现象。作为一个具流派性质的诗歌团体，它出现在“70后”诗歌运动如火如荼的2000年。“下半身”诗歌团体由几位诗学观念极为先锋的“70后”诗人发起，于2000年下半年在北京出版了第一期的同仁刊物《下半身》。严格说来，“下半身”诗歌团体仍然属于“70后”诗人群体，或者说“下半身”诗歌团体是“70后”诗人群体中最为先锋的部分。“下半身”诗歌现象出现后引起了诗界的哗然。一时间，它的诗歌主张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话题。“下半身”诗歌成员也成为最受争议的人物。“下半身”以后现代文化思潮为逻辑起点，否定传统的、经典的观念和事物，主张身体写作的诗歌本体意义。我个人以为“下半身”所提倡的先锋观念在诗学层面上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但一些“下半身”诗歌成员有意践踏诗歌的伦理底线和艺术标准底线，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却是令人担忧的。
　　这一两年，诗界的热点话题的确不少。比如2001年，福建女诗人安琪编了一本《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制造了一个“中间代”诗歌运动。一大批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被归入了“中间
　　代”的行列。“中间代”的命名和相关运动诗界虽然褒贬不一，颇有争议，但它的出现无疑又为相对沉寂的诗坛增添了一份热闹与活力。我个人认为“中间代”诗歌运动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集中展示了一大批60年代出生的诗人整体上雄厚非凡的诗歌实力，与“70后”诗人一道构成了未来汉语诗歌的希望之光。
　　最后，我想谈一谈“网络诗歌”这一时髦的话题。最近几年来“网络诗歌”非常红火，“网络诗歌”数量可观，但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一些文字垃圾。随着“网络诗歌”时代的到来，网络这一新兴载体对诗人的传统写作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力，当代诗人“触网”现象越来越普遍。
　　“网络诗歌”基本上是一种口语化的写作，其写作群体主要是青年诗人或称为e时代的诗人，“网络诗歌”中身体写作的东西很多，诗，本应该给读者身心带来愉悦，但现在情形相反，很多“网络诗歌”已缺乏最起码的审美与精神的因素。
　　“网络诗歌”既有其正面的影响，也有其负面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说，“网络诗歌”体现了艺术的民主，网络资源共享的特点能使诗歌很快交流，诗的载体的变化反应了诗歌传播途径的多样化，更有利于诗歌这一文学形式的普及和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网络传播的高速度使诗歌泛滥成灾。据说有的网络诗人一天能写10—30首，其诗的质量可想而知。此外，由于网络的开放性，诗歌应有的神秘性和神圣性被完全打破了，以前需要达到一定水准的诗作才能发表，但现在几乎不论什么水平的诗作都能出现在网络上，这样很容易败坏读者的胃口。
　　三．当代诗歌欠缺什么
　　关心当代诗歌的人通常爱问这样一个问题：当代诗人为何遭受冷落？当代诗歌欠缺什么？有人认为当代中国诗人的生存境遇普遍不如人意。假如当代诗人拥有足够的物质财富，还会受到社会的冷遇吗？持这种观点者拿台湾诗歌的发展与台岛诗人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社会地位作为例证。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但可能未触及问题的实质。人们普遍感受到，读当代诗歌很少能读到震撼人心的作品，许多当代中国诗人对于诗歌写作缺少必要的严肃的态度，更缺乏一种虔敬精神，这一点对整个当代诗歌而言都将带来某种灾难性的后果。在当下中国诗歌界，把诗歌视为自己的生命的诗人已为数不多，不少诗人更是把诗歌当成一种工具，当成满足其功利目的的一种“有效手段”。
　　比如“下半身写作”的少数成员认为只要作品引起争议，那么写作的目的就达到了，而并不在乎诗本身怎样。这种做法体现出一种典型的功利心态。谈到功利心态，我又想起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有很浓的“诺贝尔情结”，中国诗人似乎更是如此。但中国大师级的诗人十分稀少，我认为可以从诗人自身的人格修养方面找一找原因。在国外，有才华的诗人们之间常常互相欣赏和鼓励，而许多当代中国诗人心胸不是很开阔，往往互相攻讦，相互贬低，缺少宽容，更缺乏谦卑精神。
　　事实上，世界上越是那些杰出的诗人越谦卑。阿根廷的博尔赫斯一直自认为是“小诗人”。谦卑精神是成就一位大诗人的重要因素，当代诗人对此应持反省态度。
　　目前私人化写作很盛行。以洗澡和妖艳女人入诗已是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很多诗歌象无聊的文字游戏。诗歌，虽不能摆脱贵族的姿态，但是如果没有任何一丝严肃的意味，那么这样的诗歌没有存在的必要！
　　当前的诗歌评论也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一些批评者对于诗人无原则的吹捧和“酷评”上。不少诗歌评论者在很大程度上缺少必要的公正和敢说真话的精神。此种批评现状严重影响了当代诗歌的健康发展。
　　四、21世纪新诗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步入新世纪，中国新诗将何去何从？如何走上一条健康的发展之路呢？我认为，诗界应提倡多元共存的诗歌格局。只要是好诗，不管什么风格流派都允许其存在。总之，只有建立一个良好的诗歌环境，当代诗歌才可能步入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在此，我提出几条建议和看法：
　　首先，诗人应该加强人格修养，重塑诗人形象。试想，屈原如果没有人格力量，能写出象《离骚》那样流芳千古的名作吗？当代诗人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因为其中充溢的博爱精神而受人推崇。西川认为许多当代诗人缺乏教养，一些诗人外表怪异而内心疯狂，缺乏必要的理性，破坏了诗人的形象。
　　其二，应建立相对的诗歌标准和评价体系。时下诗歌标准混乱，只要是分行文字就可堂而皇之地被称为诗歌。诗歌垃圾与诗歌黄金被等量而视，许多人的诗歌判断力陷入“瘫痪状态”。这种局面是相当糟糕的。
　　我以为，真正的诗歌要和生活保持一定距离。西川认为诗歌与生活相对称、相较量。我对此持赞同态度。的确，诗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模仿和再现，而是对生活的审美发现、感悟与提升。
　　其三，诗人的探索应在艺术允可的范围内。不少诗人，尤其是年轻的诗人往往以“探索”和“实验”的名义肆意践踏艺术规律及艺术尺度，在语言形式上玩一些新花样，过分的游戏态度乃至玩世不恭，极大的损害了诗歌的自身艺术尊严。我认为“诗歌意识”对于每一位诗歌写作者来说十分重要，并应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诗歌写作及探索行为。
　　其四，诗界人士必须高度重视当代诗歌的启蒙、教育与普及工作。现在许多诗人、诗评家抱怨普通读者对当代诗歌的态度冷淡，或者“厚古薄今”。这实质上与普通读者对当代诗歌的修养欠缺有关，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当代诗人和诗歌研究者身体力行地去做诗歌的宣传与教育工作，采取的方式可多种多样。以我本人为例，我曾应邀到国内40余所高校做关于新诗问题的讲演，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和谈话，原先对新诗存在误解和隔膜的大学生朋友对新诗不再排斥，反而认可甚至喜欢上了新诗。因为他们对新诗从内容到形式层面均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神秘感已被破除，鉴赏力已初步建立起来，这种工作很重要，如果没有人去做，就会人为的缩减当代诗歌的发展空间。
　　尽管近几年来诗歌的外部环境于当代诗歌的健康发展都存在诸多的不利因素，尤其是当今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给当代诗歌和当代诗人带来了巨大压力，其情势是严峻的，但是，我本人对于21世纪中国新诗的前途和命运还是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还是充满信心的。因为诗歌作为人类的一种高级的文化形式和精神需求，其独特的功能和价值是别的东西所不能取代的。举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9?11”事件发生后，作为上帝骄子的美国人终日惶惶不安，美国总统的庄严许诺以及美国无人可与之抗衡的强大军事力量并不能给美国民众带来任何安全感，最终听说美国民众还是通过朗诵一位诗人充满悲悯情怀的诗句获得了灵魂的平静。可见，一首好诗的魅力比一百枚导弹还要厉害，这是给予诗歌和诗人的最高奖赏，是诗歌和诗人的价值和骄傲之所在（当然，我在这里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和诗人）。有了这种前提，“诗歌将要消亡”这种耸人听闻的论调我以为是站不住脚的，是一种杞人忧天。我对当代诗歌发展前途的信心首先就是建立在这种思想和逻辑基础上的。另外，就当代诗歌的创作情况来看，其整体成就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出现了许多好的诗人和好的作品，许多并不专门从事当代诗歌研究的文学评论家对当代诗歌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比如，以研究当代小说而著称的陈晓明先生就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成就最大的文学门类不是小说，也不是散文和戏剧，而是诗歌。对于这种观点尽管存在争议，但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至少说明当代诗歌在十余年的时段中在文学界是产生了影响力的。进入21世纪，当代诗歌应有更大的作为。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诗人们应该端正自己的诗歌创作态度，尽量能以一种严肃、纯粹的态度来从事诗歌创作，去掉于诗歌艺术发展不利的浮躁和功利心态。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当今诗歌界，创作态度严肃、功力深厚或潜力巨大的诗人大有人在，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老一辈诗人至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晚生代”诗人，可以开出一串长长的、令人深受鼓舞的名单来。其中许多诗人目前在诗歌界虽然还是默默无闻，但他们对诗歌艺术朝圣般的执着追求让人感受到一种精神的重量。他们无疑将是21世纪新诗健康发展和繁荣局面的实际参与者和有力推动者。21世纪的中国新诗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而获得了自信的理由。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21世纪在中国诗人中间诞生大师级诗人和大师级作品的可能性。我相信，如果有了在座的具有文化使命感的三湘学子的理解与支持，再进一步获得有文化眼光的全体中国大学生的理解与支持，那么，当代的中国诗人就会从孤独徘徊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获得精神上的巨大鼓舞，并转化成强大的创作动力。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社会成员在获得了对于物质的基本满足的同时，对于作为高级精神产品形式的诗歌也不会再持排斥和淡漠的态度，倘能如此，我们这个曾拥有光辉灿烂的唐诗宋词的光荣诗歌国度，就有希望在21世纪重新续写诗歌的辉煌，并且有望在世界上重新获得民族诗歌和民族文化的双重尊严！（本文原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4年第6期）
　　注：此文系作者2003年在湖南大学所作的诗歌演讲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