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艺术与人生相伴----鲍贤伦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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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艺术与人生相伴----鲍贤伦访谈
■记者 樊利杰

   我总认为当代的隶书创作，面临新的机遇：一方面，隶书上承篆，下启草行楷，转换过程中留下太多痕迹和资源；另一方面，不断出土的新资料和宽博的艺术视野为当代隶书创作提供了营养，我们看到的隶书与古人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相对其他书体，当代隶书创作并不占据明显优势，这就更需要当代书家兼怀时代的重任。鲍贤伦先生在隶书上的探索，就具有特别的价值。——记者手记
樊利杰：很高兴能与你聊聊艺术和人生。
　　鲍贤伦：我也希望通过《书法报》与读者交流。在我看来，书法与人生是同一个问题，有着相同的思绪方式。今天这个选题很好。
　　樊利杰：你生长在“文革”前后，那时对文化普遍不够重视，你怎么会想到学习书法呢？
　　鲍贤伦：那个时代，在该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所以稍有点想法的年轻人，或学艺术或学体育，这是可能有前途的两条路。我体育上优势不明显，所以选择了艺术。
　　樊利杰：也就是说，当时是为了生活的出路？
　　鲍贤伦：对。先学素描，后学水粉、油画，完全自学，两年后，我学不下去了。
　　樊利杰：为什么？
　　鲍贤伦：没有老师。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同事介绍我认识了韩天衡，他让我跟他学篆刻，而我对篆刻没兴趣，就想学书法。他说跟他学书法不合适，就给我推荐了几位老师。
　　樊利杰：都有哪几位？
　　鲍贤伦：是当时上海比较有影响的胡问遂、任政、徐伯清三位老师。最终，我选择了徐老师。
　　樊利杰：第一次去见老师，什么感受？
　　鲍贤伦：师母把门开了条缝，见是陌生人，问：“找谁？”我说：“找徐老师。”“什么事，哪里来的？”我把韩先生的介绍信递上，她才让我进去。老先生很谨慎，说：“为人民服务的方式很多，不一定要学画学书法啊。”
　　樊利杰：老先生的防备心理很强。
　　鲍贤伦：那时“文革”刚过去，知识分子都很小心。他说，你要学也行，每天先写两千字，两周后拿来给我看。两周后，我按量完成了，他才开始教我。
　　樊利杰：每天两千字的训练量能承受得了吗？
　　鲍贤伦：这种大运动量的训练很残酷，类似我们今天说的“魔鬼训练”。没有完成作业是不要去找他的。作业怎么带去呢？书包是装不下的，就用大网袋。最难忘的是学小楷的时候，每天写五六个小时。
　　樊利杰：看来，徐先生的教学方法很特别！
　　鲍贤伦：是啊。首先，他让我从隶书学起。他说，隶书可以正手脚，先把手脚打开，才能有大气象；第二步，学草书，这个我又大吃一惊，我现在理解是，草书重气息和连贯，我今天强调隶书的书写性，就跟这些有关。接下来才写楷书。学习的时候，以摹为主以临为次，这个方法很管用。
　　樊利杰：这种不同寻常的学书之路，对你现在的书法风格有没有影响？
　　鲍贤伦：这个学书之路正好适合我，他使我做了很多基础性训练，在此基础上，我才有可能在隶书和秦简上有所发展。
　　樊利杰：在你看来，这种训练方法有没有局限性？
　　鲍贤伦：这种方法是有风险的，即容易使学生丧失主体性，缺少自己的判断、想法和追求。对我来说，好在是初学阶段。因为他的训练太严谨，对我后来强烈的风格追求起到了另一种作用。现在我对学生也有一个量的要求，但这个量要在合适的度上，不要把人吓跑了，把可能的培养对象给葬送了。
　　樊利杰：跟随徐先生学书，对你的人生来说，有多大影响？
　　鲍贤伦：徐先生把我引入了书法的大门，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历史就是这么偶然，在一个点上，我们才看出它对后来的重要性。如果我遇不上徐先生，我就不会这么长期地学习书法。
　　樊利杰：当时有关书法的资料匮乏吗，你是怎么解决的？
　　鲍贤伦：上海福州路上的古旧书店及上海书店都有老碑帖，放在柜台下面，只有常去的人才知道。徐先生也帮我们想了一些办法，他把汉碑和褚遂良的《倪宽赞》复印后让我们摹写。
　　樊利杰：你家里支持不支持？
　　鲍贤伦：非常支持，我父亲原是个工程师，喜欢书法，“文革”时，工程师没事干，他就买来字帖写字消遣，是他培养了我的兴趣。
　　樊利杰：小时候有没有大字课呢？
　　鲍贤伦：小学四年级以前有的，接下来“文革”开始了。在家时我也写过，但在正式训练之前，那些经历都不值得一提，那和书法是两码事。
　　樊利杰：1975年您参加了“上海市中青年书法作品展”。能否描述一下当时的状态？
　　鲍贤伦：我买了四张宣纸，写坏了，心疼得不得了，又买了两张，也没写好，但没钱了，就硬着头皮送去了。我对宣纸有刻骨铭心的感受，甚至经常梦到，所以，今天条件好些，我备了半房子的宣纸……
　　樊利杰：这是你参加的第一个展览吧，感受如何？
　　鲍贤伦：先是兴奋无比，然后是惭愧。在上海青年宫展览时，我的字挂在张森旁边，张森是东方红书画社的成员，在当地已经有一定影响。两幅作品挂在一起，我才知道了什么叫无知者无畏。直到现在，我都不愿把自己的作品轻率地拿出去，和这次的感受有关。但也因这次展览，徐先生看出我的隶书可以重点发展。
　　樊利杰：在徐先生的带领下，你领略到了书法的风景，而对你的艺术人生来讲，这才是刚刚开始。
　　鲍贤伦：是啊，我跟徐先生写字的时候，在上海重型机器厂工作，1975年年底我离开上海到了贵州。1977年恢复高考，我对徐老师说，我想考大学，他就同意我暂时不练字。如果徐老师不这样说，我还会给他寄作业。我复习了几个月后参加高考，1978年考入贵州大学，在这里，最难忘的是我们的写作课老师姜澄清先生。那时，他是没有名份的班主任。
　　樊利杰：没有名份的班主任？
　　鲍贤伦：那时候学校制度还不健全，没有设置班主任这个职务。但他对我们班特别关心。我是学生会主席，经常策划一些活动，其中包括书法，姜老师就注意到了我，于是我成了他家的常客。
　　樊利杰：当时姜先生是什么状态？
　　鲍贤伦：姜老师主要做理论研究。记得当时我手头有一本刘纲纪的《书法美学概论》，姜老师看后就写了篇批评文章。后来书法美学在全国的讨论愈演愈烈，姜老师的那篇文章就是最早的启动型的争鸣文章之一。从此以后，奠定了姜老师书法学术研究的主方向。
　　樊利杰：姜先生对你的影响有哪些？
　　鲍贤伦：姜老师不大研究形而下的东西，喜欢做一些文化思考。在他看来书法不仅是写字，而是学术研究。他使我创作时学会动脑。受姜老师的影响，这之后我写了一些书法论文。
　　樊利杰：相信你今天依然对“首届大学生书法比赛”印象深刻，因为你荣获了一等奖。那批获奖作者基本都被书坛记住了。对你来说，这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展览？
　　鲍贤伦：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机会，北大获奖的有白谦慎、曹宝麟、华人德，当时贵州大学的成果也是惊人的，两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一个三等奖。证书到学校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后来学校转寄给了我。
樊利杰：这样的荣誉给你带来了什么？那时你还只是刚刚大学毕业啊。
　　鲍贤伦：当时文化生活贫乏，有一个文化事件就会产生很广泛的社会影响。接下来，不用努力就得到种种荣誉，如“首届中日书法邀请展”、“首届全国中青年书法邀请展”等都邀请了我。我们当时的处境和今天的年轻人比起来非常幸运，一次成功，几乎就改变了命运。
  樊利杰：毕业后分配到哪里了？
　　鲍贤伦：毕业后我在贵州电影学校工作了一年，然后调到绍兴师专，因为我成家了。我的爱人是我同学，她分配到了绍兴，我成家后就调了过去。
　　樊利杰：教书法吗？
　　鲍贤伦：一开始教古代汉语。大概三年后，我开始牵头组建书法教研室。我们有三位专职教师，二位兼职教师，做个比较的话，当时书法教师的人数与中国美院是一样的。
　　樊利杰：当时的师资是怎么安排的？
　　鲍贤伦：我还依然教两门课，书法成为我教学和实践的工作之一。赵雁君和沈伟都是先上学后留校，就这样，五个人的书法教师队伍成立了。
　　樊利杰：教授古代汉语，对你的书法创作有没有帮助？
　　鲍贤伦：很间接。可能让我对古代的文献典籍留心一些，对古文的阅读能力提高一些，对古代文化的向往强烈一些，仅此而已。
　　樊利杰：你写秦隶是在什么时间？
　　鲍贤伦：大概是在1996年晚些时候，之前也写隶，与现在很不一样。
　　樊利杰：当时你已经在书法界有了知名度，大家也认可了你的艺术成就，为什么会抛开既成的风格呢？
　　鲍贤伦：我写隶书与大家一样，先写汉碑，后来受来楚生、钱君匋的影响写汉简。然而写了一段，我发现大家不是从汉简中汲取营养，而是当代人之间在相互影响。不够深入，这也是当时学习书法的通病。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古代资源中直接挖掘？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解读能力，或者说我们的这种能力很弱，这是个大问题。我下决心，对竹木简牍逐一阅读。最终，我的取法从汉到秦，这样的好处是，基本没人写过。
　　樊利杰：既然没人写过，就没人可借鉴，这是有风险的！
　　鲍贤伦：当然。前辈有人写过，如商承祚，他是文字学家，很严谨，这就限制了他们的艺术发挥。我这样写的好处是，没有人会影响我。至于风险，我当时也听到不少，但我想我有基本功在，大不了再回来。
　　樊利杰：1991年你担任绍兴市文化局局长，是不是你从政的第一步？
　　鲍贤伦：这完全是一个意外，直到现在我也这么认为，最适合我的角色是教师，我应该是合格甚至优秀的教师。我现在还在浙江大学做兼职教授，每年都要到讲台上过把瘾。
　　樊利杰：意外是怎么发生的？
　　鲍贤伦：1990年，组织找我谈话，说你已经是中文系主任了，几年的实践说明，你有组织能力，可以从事行政工作。我诚恳地说，我不愿去，去也未必干得好，态度很鲜明，这事就算了。1991年，绍兴市委一纸调令，让我去行政部门报到，命令式的。就这样我的人生来了一个大转弯。
　　樊利杰：不久前，我见到了陈振濂先生，他认为从政对自己的艺术很有帮助，你是怎么认识的？
　　鲍贤伦：我与他的想法不太一样，这与经历有关。他首先是成果斐然的艺术家，然后走上仕途，可谓相得益彰。我这个岗位，与振濂兄的人大副主任不一样，他可以比较超脱，我则必须认认真真地从头学起。这与徐先生训练我差不多，只不过这次是组织训练我。那么大的单位，几百号人，那么多的事，我要对其负责。
　　樊利杰：这对你书法有没有影响？
　　鲍贤伦：当然有了，先说负面的：从1991年到1996年，我几乎放弃了书法创作与研究，全力投入到工作中，这使得我的文化局长当得逐步称职起来，后来调到了省文物局。正面影响是，我原来的那种人生走样了，我迫切地需要一种艺术来完善我、帮助我，所以我说过一句话，书法对我来说是自我救助，因为行政工作非常理性化和纪律化，不允许你张扬个性，更不允许你情绪化。一个人这些方面占据太大了，和真实的自我对接不起来，迫切地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补偿，从这个角度来说，书法非常积极、正面地成全了我。
　　樊利杰：在许多人眼中，公务员应该有很多应酬。
　　鲍贤伦：我尽量不参加应酬，开始人们不理解，后来习惯了，现在也不会再叫我出来应酬了。
　　樊利杰：现在看来，你的探索得到了普遍认可，在大家心目中，你就是专业书法家，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鲍贤伦：我并不这样认为。我上班时间，是全力保证工作的，我相信工作完全可以在工作时间内做好。很多人喜欢在办公室里放置书案，我办公室里没有，也没有毛笔，更不在办公室里写一个毛笔字，我把这两个空间分得非常干脆。但是工作以外，我会认真地读书写字。
　　樊利杰：平均每天用到书法上的时间有多少？
　　鲍贤伦：我的大体安排是晚上临帖，再写一些应急作文和必须完成的作品。双休日创作作品，特别好的留下来，时间长了就积累了一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书法的情感越来越深，它的意义、作用和分量在我心中不断加大。临帖非常重要，我们当年一起写字的人，现在还在坚持的不是太多，坚持下来的，有些人的成绩也不是太令人鼓舞，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不临帖。
　　樊利杰：展览应该是最有时代特征的书法活动了，你也是展览的受益者，但是，正因为展览对书法爱好者有如此大的作用，不少人批评展览带有越来越重的功利色彩，你的观点是什么？
　　鲍贤伦：展览对实践者的促进、对书法家的成长、对知名度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整个社会的功利风气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参加者的心理，继而对学习书法的人产生负面影响。其实，展览还是需要的，然而展览的疏密度可否再斟酌？使作者能腾出一定时间，不很频繁地受到这方面的干扰。比如，三年一次，学书者至少可以在这个阶段内制定学书计划，心态平静地学习，这样机会来了就能抓住。如果展览太多，几次上不了，他的心理就会有阴影，写的时候顾虑重重：今年的重点在哪里？这样写好不好？老有人跟我说，现在哪个彩纸比较好，哪种形式最时髦，真是天晓得怎么了。把注意力放在书法之外，对个人进步和心理成长的正负作用，是一目了然的。
　　樊利杰：你从一名普通工人到大学生再到教师、文化部门领导，你的经历告诉我们，有个好老师很重要，同时，还要有自己的想法和坚持。能否对初涉艺术的年轻人谈谈你对生活的经验和体会？
　　鲍贤伦：为什么要拜师？因为我们看不到正确的写法，老师一示范，一下就明白了。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有太多的资源可以享用，要什么书有什么书，想看谁写字，买个光盘就解决问题。另外，他们基础教育好，即使不想读书，不自觉也读了很多书，知识面比我们当年要广。但是，也正是因为资源太丰富，导致学书的年轻人想法太多。我害怕太喜欢动脑的学生，问你这个问题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我说这些问题只会干扰你，初学书法越单纯越好。你可以有一个朦胧的追求，没必要把这个追求设想得一清二楚。只要把当下的事认真做好，自然会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做，这就叫做学习的阶段性。
　　樊利杰：但是现在教育却很重视学生的独立思考，教师也乐于接受古今中外的艺术理论，并引入到教学中。
　　鲍贤伦：那满足的是教师自身的需求，他不这么讲就不满足、不舒服，他要把他的研究成果和想法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这对受教育的人来说并不一定具有价值，对创作未必有很大作用。当然如果是很专门的高级院校，高学位高层次的研究型的例外。经常有人把投国展的作品拿来让我看，如果我觉得可以改善，就提点建议。所谓改善，就是对这个人来说，还有潜力做得更好一点，没有这个潜力，就不需多说，如果说，就是你自我满足，你觉得你是老师，不说没有水平。
　　樊利杰：最后，能否与读者分享你对艺术和人生的感悟？
　　鲍贤伦：放松心态！想远了反倒有压力。比如我的人生，要我转弯，我就转弯，要我上台阶，我就上台阶，我不要设想台阶的问题、弯子的问题，都是多余的。经常有人说，我的作品很有特色，我说特色很简单，就是不得不如此而已。书法是这样，人生也是这样。大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这样。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除了这样做以外，没有其他路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