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晋如：互联网时代的士大夫

管季超0712

徐晋如：互联网时代的士大夫
时代周报记者  曾园   第74期

　　自称为“文化遗民”的徐晋如，今年3月出版了他的《忏慧堂集》，这位1976年出生的年轻学人，去年获得中山大学古文献学博士，9月执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2007年他曾出版过《大学诗词写作教程》，主编《解毒于丹》，发起“十博士批于丹”活动。
　　翻阅《忏慧堂集》，虽是不到两百页的戋戋小册，却包括了诗、词、诗话等多种体裁。其中的诗形式严谨，不乏精心锤炼的警句。集中的词尤其具备很强的可读性，词句清新，摇曳多姿，与“批于丹”活动的发起者判若两人。“伤春毕竟是前情。凭栏憔悴久，雪已满头盈。”这样的句子在书中比比皆是，作者的才具不容忽视。但问题也在于此：在这个开放且多元的时代，作者为何愿意将才华贯注于精选的小众读者？
　　徐晋如与“1905年之前的中国”相认同，与之精神相通，并力图活在这个传统里面。这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宁静境界，也许在徐晋如看来，毋宁说它其实是危机四伏的，唯有激烈地战斗方能保持它的完整性。徐晋如的对立面不仅包括企图用现代方式解说古典文学的，或者用英语思考与解读唐诗的，还有降低门槛，倡导“音韵改革”的人。也就是说，他要捍卫的是他心目中古典的纯洁性—这显然是一种火焰而不是白雪的纯洁。

每个时代都有不合时宜的人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在这个时代选择古诗词来作为写作的载体？是为了保存或者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觉得这种抒情方式最适合你？
　　徐晋如：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不合时宜的人。以前苏东坡就说自己是一肚皮不合时宜。我的不合时宜，就在于我对现代性持批判的态度。我对现代性背景下的文化生态感到格格不入，我认为，古典精神和现代性的根本分野即在于，古典精神是精英化的，现代性是大众化的。我完全无法接受现代艺术的大众精神，尤其无法接受那些披着古典外衣的现代艺术。比如我只能接受从前的《牡丹亭》，而对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充满仇恨。
　　我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文化遗民。我是那个1905年以前的中国的孑孽。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是信仰孔子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原则的中国。我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我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唯有国诗才符合我的身份。
　　时代周报：批评家认为文风乃人格的体现。从你的词看，词风似乎属于婉约一派，但是你批评于丹的时候，文风似乎有些豪放？
　　徐晋如：我的诗风和词风差异极大，很多人在刚读到我的词时，都不太相信这是我写的。一般而言，词以婉约为本色、当行。但我并非因为遵奉诗庄词媚的故训，而刻意地写成那样的一种风格。其原因乃在于，我的诗、词划分标准与一般人不同，我把所有言志的作品都算作诗，而把言情并且又符合词体规范的才算作词。
　　我的词是我个人爱情的一段私密记录，但那不是我的本色。我的本色仍然是刚猛精进的诗，好友刘梦芙先生曾说我的诗元气最足，其实那只是因为我天生性情激烈。我的批评其实不单指向于丹，对于文怀沙、南怀瑾、余秋雨……我都无法掩饰我的激烈。

“声韵改革”是“懦夫救星”

　　时代周报：你认为有一个1905年前的中国的存在，你认为我们现在无法接续这个传统吗？你个人写古诗词是否在延续这个传统？
　　徐晋如：凡天下之事，须明经权之辨。“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是儒教中国的经，是应该万世不易的东西，其余比如宋明理学，比如忠君爱国，那些都是权，是与时迁化的东西。我以为，1905年的“废科举，兴学校”，恰恰是废掉了中国文化中最有价值的地方。我之写作国诗，不仅是因为我在审美倾向上崇尚雅正，更在于我选择去做一个贤士大夫，只有国诗这一体裁，能让我与往圣前贤相视而笑。
　　时代周报：你一直很反对“声韵改革”，为什么？
　　徐晋如：所有这个时代的真正的诗人，都有一条共识，即认为一个名叫中华诗词学会的民间组织，是当代国诗传承和发展的最大障碍。
　　2009年，我与另一位诗人伯昏子兄，共同起草了《关于传承历史文化、反对诗词“声韵改革”的联合宣言》，矛头直指中华诗词学会倡导的“声韵改革”，也得到学界前辈如吴小如先生、刘梦芙先生的支持。国诗的写作，是需要以读大量的古书为前提的，而读懂古书，离不开对中古时代声韵的掌握。不能掌握中古音的声韵，便不能真正读懂古典，也就绝对写不好国诗。且任何艺术都有宗传，从南北朝至今，中国人作国诗都是用的同一声韵体系，即使是元代语音大变，通儒学者，也从未打算变革。何以到了今天，变革之音，就如此强大呢？
　　我认为，中华诗词学会之所以反对信守传统，要通过组织力量推行“声韵改革”，表面上看，是要实现言文一致，其实质，却是要让不读书的人也可以去亵玩国诗。这依然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是胡适以来彻底否定传统的精神的谬种流传。作为一名坚守古典的、精英的立场，义无反顾地反对现代性、反对大众化的学者，我不能不反对“声韵改革”。在我看来，中华诗词学会所倡导的“声韵改革”，只能是那些不读书又想亵玩国诗的人的“懦夫救星”。
原始采访请见下文：

关于《忏慧堂集》答《时代周报》记者问

    时代周报：请问你为什么在这个时代选择诗词来作为写作的载体？古诗词限制了读者，而我观察你其实也愿意有更多的人了解你的想法。在网络上你也是比较活跃的人。是为了保存或者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觉得这种抒情方式最适合你？

    徐晋如：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不合时宜的人。以前苏东坡就说自己是一肚皮不合时宜。我的不合时宜，就在于我对现代性持批判的态度。我对现代性背景下的文化生态格格不入，我认为，古典精神和现代性的根本分野即在于，古典精神是精英化的，现代性是大众化的。我完全无法接受现代艺术的大众精神，尤其无法接受那些披着古典外衣的现代艺术。比如我只能接受从前的《牡丹亭》，而对白先勇的“青春版”刻骨仇恨。因为在我看来，大众精神就意味着庸俗与浅薄。这种审美上的倾向，实根源于我的性情。天既生了我这样一种顽固地追求卓越的性情，也就注定我只能选择国诗这一体裁来抒情。

　　我把自己定位成是一个文化遗民。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在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后就不复存在了。我是那个1905年以前的中国的孑孽。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是信仰孔子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原则的中国，而不是1905年后，大众力量起来反叛精英的中国。我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我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惟有国诗才符合我的身份。

　　时代周报：中国批评家认为，文风乃人格的体现。从你的词看，词风似乎属于婉约一派，但是你批评于丹的时候，文风似乎有些豪放？

　　徐晋如：我的诗风和词风差异极大，很多人在刚读到我的词时，都不太相信这是我写的。一般而言，词以婉约为本色、当行。但我并非因为遵奉诗庄词媚的故训，而刻意地写成那样的一种风格。其原因乃在于，我的诗、词划分标准与一般人不同，我把所有言志的——也就是讲政治的作品都算作诗，而把言情并且又符合词体规范的才算作词。我的词是我个人爱情的一段私密纪录，但那不是我的本色。我的本色仍然是刚猛精进的诗，好友刘梦芙先生曾说我的诗元气最足，其实那只是因为我天生性情激烈。今年开春在北京遇到河清教授，他说我是他平生见到的性情最激烈的人，我想这也是所有熟悉我的人的共同看法。其实何单止于丹，对于文怀沙、南怀瑾、余秋雨……所有的不学无术、欺世盗名之徒，我都无法掩饰我的激烈。

　　时代周报：你认为有一个1905年前的中国的存在，你认为他是好的。但更多的人也认为它有它的问题。那么，你认为我们现在无法接续这个传统吗？你个人写古诗词是否在继续这个传统？

　　徐晋如：凡天下之事，须明经权之辨。“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是儒教中国的经，是应该万世不易的东西，其馀比如宋明理学，比如忠君爱国，那些都是权，是与时迁化的东西。我以为，1905年的“废科举，兴学校”，恰恰是废掉了中国文化中最有价值的地方。我之写作国诗，不仅是因为我在审美倾向上天生地崇尚雅正，更在于，我选择去做一个贤士大夫，只有国诗这一体裁，能让我与往圣前贤相视而笑。朱叶青教授读了《忏慧堂集》后，给我发短信说此书“乃起死回生之作，渺茫文脉，于灰烬中又见生机，吾辈欣欣然也。”他所欣欣然的，正是我对中国士大夫文化的传承，但我并不是为了传承士大夫文化才去选择国诗，我是先有士大夫的精神气质，才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国诗。个中因缘，恐怕只能说是天意了。

　　时代周报：但毕竟你和传统士大夫处在不同的时空中了。就拿古诗词来说，分析一下流传至今的“旗亭画壁”故事，就能明白这种差别。古代诗词是可以唱的，你的诗词只能朗诵。古代诗词与大众的联系非常紧密，你的诗词是靠出版来维持与读者的关系。朗诵，甚至是默读，甚至只是“看”。

　　徐晋如：我在我的多篇诗学论著中，也在课堂上无数次跟学生强调，诗与乐府的区别。清初诗人王渔洋说，七绝即唐人乐府，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七言绝句是唐代人的流行歌曲”。诗与乐府不同，其实就是诗与流行歌曲的不同。在古代，真正能承载诗人灵魂的诗，也很少能流行。我在十年前就说过一句话：“乐府灭然后诗兴。”所以，真正的诗从来就没有属于过大众。在任何时代，思想深邃、情感浓挚的作品，都只属于小众。这一点与古代并无不同。比如懂诗的人都认为，《古风》五十九首是李白最好的作品，但大众只知道《将进酒》、《蜀道难》。又比如，学术界公认的清代第一大诗人郑珍，试问在当时其名声能与大嫖客袁枚相比吗？我徐晋如的名头，要是高过了文怀沙、余秋雨，这就说明这个时代不正常了。正常的社会，总是如《史记》里说的：“有高世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深刻、渊博的人，必然孤独。

　　时代周报：从你的写作看，你涉足评论与创作。对于古诗词的解读，最近有一个新的情况发生，就是外国的汉学家介入进来。《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写唐诗史?》是蒋寅先生发在《读书》上的一篇文章，蒋先生是唐诗大家程千帆的弟子。所以我们不得不面临这一局面。你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被各种话语权抢夺的问题？

　　徐晋如：在当代学术界，我是一个彻底的异类。我说自己是有学问，无学术。我认为从胡适之开始，中国的人文学术就走上了一条绝路：不是靠勤练内功，懂得古人而终成一家之言，却是靠的所谓的“科学方法”去解剖古典文本。这种学问看起来天花乱坠，但根本不可能传世。其实所有人都很清楚什么样的东西才是可以传世的，比如，俞陛云先生的《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是可以传世的，但胡云翼的《宋词选》就是不能传世的。宇文所安的东西我没有看过，但我不用看就知道是没有价值的。不单宇文所安，所有汉学家的东西都不必去看。真能从古人入者，自然知道，很多论文其实可以不必作。中国学术界，最缺的是真能通古学的人。我在我的另一部待梓的著作《缀石轩论诗杂著》中，就这方面谈得非常多。我以为，所谓的“古典的现代阐释”，其实就是一腔废话。

　　时代周报：你希望古诗词等传统文化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唐诗会有人一直读下去，你会希望有更多的人读你的诗词吗？

　　徐晋如：我从来不奢求国诗能走向大众——因为在本质上它就属于精英，是高雅艺术。我只希望，国诗不要被当代那些鼓吹声韵改革、倡导大众化的无知无畏的人们戕害至死。当然，我们一直在努力与那股势力对抗，并且在高校中取得了非常好的反响。我的《大学诗词写作教程》成了很多青年入门的指引。目前来看，青年人普遍尊崇传统，反感这股要国诗大众化的势力，所以胜负犹未可料。至于我自己的作品，我希望将来有人要寻找这个时代真正的理想主义作品时，会发现《忏慧堂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