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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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

关于体验、经历和感受，如同弯曲的空间，如同万有引力，如同绚烂的极光，折射出自身生命的存在方向。在这里，大国经济、文化的不平衡性，使得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有了另一种情状。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者都像是时间上的移民，处在人们所熟悉的环境之外，被置放在这册漫长巨著的末页。

    偏远是一道美味，偏远是一剂毒药。你在什么位置、你在什么时间——你就是什么。文学写作所关注的是人的心灵与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从哪里开始、在何时开始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不应被“偏远省份”所定义，偏远不应成为一个逃遁性的托词和借口，不应成为照顾和保护落后的理由。

    影响的焦虑

    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幅员辽阔的国度里，政治、经济、文化是这样的不平衡，几乎没有对称性。当一部分城市人为子女的肥胖症而焦虑的时候，还有相当一部分偏远地区的儿童可能因营养不足而发育不良。同样是中国的“小皇帝”，一部分孩子正逃离钢琴，另一部分孩子则可能因很小的经济原因而上不起学。我们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大了，但内部发展上的差别距离，又使“大”的概念几乎可以放大许多倍。而且，这也仅就物质、经济的指数而言。如果说到观念和认知，可能更为复杂。我们只能在想象和眺望中了解对方。如果处在一个完全透明或完全封闭的环境里，影响的焦虑还不至于这么严重，问题是这种半透明状态，我们似乎看到了什么，又不完全清晰，好像一架焦距不对、配错镜片的单筒望远镜，那才真是焦虑万分呢。

    说到“影响的焦虑”，中国的作家们所面临的是职业的焦虑——如果写作也可以算作一种职业的话。本雅明曾把波德莱尔时期的作家——当然指的是他所认定的贫困潦倒而不识时务地挽留传统习性的作家们——称为拾荒者、波希米亚人和游手好闲者。

    我们今天的情况与19世纪中叶的巴黎当然不同。我们的文人一向是被“养”起来的，他们在经济上远没有跌落到社会的底层，不要说与大部分的农民相比较，即使与城市里的工人、机关里的小职员和大量事业单位里的工作人员相比，如果不是更优裕一些的话，至少也不会更差。在这个基本事实的判断上，许多文人一脸悲切的“诉苦”是一种夸张的文学风格。

    这种普遍的职业感情失落的背后包含了些什么内容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这个社会有了“先富起来”的一群，这个小群体在十三亿人当中在统计学上不成比例，但在社会学上却有着非凡的能量。它使相当一部分人感到生活不如意，特别是对于一向感觉良好、习惯于把自己凌驾于大家之上、敏感自尊而又自视甚高的文人而言，特别具有冲击力，使作家们感到自身生活的经济指数如雪地里的水银柱急速下降。二是因为在以经济为重心的社会里，特别是在市场喧嚣的窄街中，文人被摩肩接踵的人流所推搡，迅疾的物流使他们陷入惊慌，穷于应付扼杀了他们沉思中的美梦。他们头上的光环消失了，被“降格”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不再长期处于社会的“发言席”和“代言人”的位置上。特别是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学轰动，人们很容易把非常的情况当作长期的适用性加以期待。这样一种物质的和心理的因素，造成对写作职业的严重焦虑，使文人队伍迅速分化。有关文人下海沸沸扬扬的话题，成为文学故事的一个“情节”，当这种焦虑之中的“要挟”丧失它的悬念性后，就平息为既定的按部就班。当时的一个字眼很有意思:“逼良为娼”。这个字眼潜含着一个判断:除了为文之外，外部世界是不洁的。伴随着扭捏作态，一部分人迅速领悟形势的实质，马上和大众传媒联姻，左搂右抱地闯进专栏作家的行列，或杀向影视圈，在真正的制作速度中赶制着肥皂剧。文学市场从无到有，“他们像游手好闲之徒逛进市场，似乎只为四处瞧瞧，实际上是想找一个买主”。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中，我们有了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有了关于“抵抗”和“投降”的说法。

    对于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而言，这种职业的焦虑也是同样存在的。理论上讲，由于地区差距，焦灼的压力应该更大一些，但是由于环境的封闭和市场化程度的相对不足，情况反而要好一些。在这里，“次一等”的存在，反而使写作保持了尚未褪尽的余辉，因为它从来也没有像中心地区那样曾经辉煌过。当然，写作队伍的分化也是存在的，一部分人向京畿和沿海地区流失。在这个现象背后，更多的因素是为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摆脱缓慢的自然成长过程，找到一个加速的、人工的“孵化器”——但求速荣速死。这样，在中心城市就形成了一支流浪作家队伍。他们更像是本雅明所言的游手好闲者、波希米亚人和大城市的“拾荒者”:租居于低矮狭小的四合院里，白天流窜于各类严肃或通俗的文艺、生活类报刊所在地，偶然作为补充的力量混迹于当地人组织的沙龙，在城市酣沉睡乡时孤寂地操持自己的行当，“仔细地审查纵欲的编年史，挥霍的日积月累”。在一些偏僻省份的中等城市里，也或多或少地聚集着一支流浪的队伍，他们是从更偏远的小城和乡镇出来的，如同建筑工地上的打工者、街巷里的修鞋人、秋天田野里的“麦客”，是一支真正的“游牧者”。他们白天为报纸打工，是受人尊敬的“无冕之王”，不知底细的人很难看出他们与正式人员的区别，在夜晚则继续开始已经中断的写作。他们在远方有一个真正的家，那里存放着他们的过去。但他们已经无法回去了，既然已经呆在了城里，乡村就再也无法忍受。他们离家出走，进入市场，第一个企图是为自己确定一个方向——生存策略在这里高于对缪斯的忠诚。这里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如同“西洋景”，他们如同长期滞留在这里的观光客，停留在表层，在拥挤不堪的人流里“张望”，“张望”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新环境中断了写作者以往的写作，但对这些真正的“波希米亚人”来说，写作是中断之后的再次中断，是众多“张望者“之中最为严重的“张望者”——他们无法回到过去，但未来也不见得有可靠的指望，他们浮于半空，无法得到安宁的沉思，他们生存的节奏由无数根无形的小绳操纵，如同一个傀儡，停下来就意味着散架和收进木箱。他们也无法拥有自己的体验，是“体验的无能者”，在当代浮光掠影的生活中，他们最为典型。在两百多年的历史中，机器造成的类同化生活抽空了作家们所要求的个人体验，使得回忆和寓言类性质的作品更容易成为经典。“先锋文学”和“新历史主义”的流行，似乎也预示着体验的缺失。在更新一些的小说家中，那种透明、恍惚、心不在焉、飘忽即逝的“捡拾花草”的风格，表明体验的社会物质基础流失得相当严重。

    万有引力之虹

    我越来越相信这样一种见解:知识、权力、金钱、职业、名誉、爱情……这样一些看起来十分重要、值得人用一辈子去追求的东西，其实并不能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个性、心灵和他原来的形态——这些东西至多能起到一种修饰、遮掩的作用。使一个人成为这个样子，而非他本人愿望和周围环境所要求的那种样子的神秘力量，其实就是他的经历——特别是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你是什么时候定型的，如同一个热铁块从橘黄色，变得暗红、变得冰冷灰暗，再也渗不进任何东西。你的过程似乎已经中断了，内部塞满了无法理清的各种东西，环境再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你，之后的一切作用只能使你看起来像那么回事。

    生活性质的迅速变化，已经使“过去”有世纪之遥，好像一棵大树被连根拔起，我们已经中断和记忆、经验、经历的联系。这使我们看起来像是自己的“外乡人”，被定义为两个不相同的部分:一半沉睡于黑暗的往事，一半被密密麻麻的人潮裹挟而去。“深处是人群”，人群成为最后的“家”，成为最后的“庇护所”，只有在人群中我们才感到安全。

    对于偏远省份而言，人群仿佛是溃散后越来越稀少的那种样子，在更偏远的乡村，人终于裸露出来，这远方流放者充满命运感的过去，还使自己保持一个大致连续的过程，不至于被外力一刀斩断。这种经验的区别，使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在风格和性质上，明显与大国的中心地区拉开距离。马克思所言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这里也可以变通为生活方式和文学写作的关系，而文学写作上的某些差别，当然也与生活方式上的差别有关，尽管这仅仅是一个侧面。

    韩少功在《夜行者梦语》中说:

    “蹩脚的理论家最常见的错误，就是不懂得哲学差不多不是研究出来的，而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来的。”其实，这句话用在文学写作上更贴切一些。一个作家、诗人、散文家，无论他多么伟大，写出了多少传世之作，一旦你熟悉了他的身世、他的生长环境，你就会隐隐地形成一种看法:似乎已经模模糊糊感觉到他的发展极限。他不可能超出你的意料之外，他的潜力、他的作品只能出现在怎样一个大致的范围之内，好像亦为你所掌握。这种经验常常使人们低估我们所熟悉的作家和作品，而对域外作家和作品又不惜激赏之词。越是对于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这种情况就越是明显。个人之间经历、体验是个深刻的秘密，其原因多到无以复加，但群体之间的这种差别则主要与生存环境有关，区别生存环境有多种方法，但地域的划分无疑是非常简便的。

    个人经验作为影响文学写作的最重要的因素，当然与地域有关。沈从文尽管在他开始文学写作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在大国核心的文人圈和文化中心区域，但他在文学写作的工作内部，却生活在与此相反的往事与经验之中。一个人“文学的出身”往往与他后来在文学上的地位构成如此有趣的对比，他们的“血地”是这样的荒僻，他们的文学又是这样的繁华。他们身处于闹市有显赫的名声，但内心安居于黑暗的经验之中，如同远方的穷乡僻壤，在更加低矮的生活之中一点点销蚀。在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的文学中，我们可以发现类于植物群落的垂直分布，各地生活性质的千差万别，使得空间具有了时间的特性，人们仿佛是在不同的时代写作，语言的性质、风俗与习惯、个性与概念是这样的不同，好像不同年代的伏案者被可笑地安排在同一个考场。

    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与中心区域的文学写作的差异，从创作者的情况看，就在生存体验上的差异。思想、观念、知识、体系、学问等等可以通过学习、借鉴、交流而获得，可以像钱币那样流通，像流疫那样传染，但体验无法偷换、抹杀和替代，而且无法重复和模仿。关于体验、经历和感受，如同弯曲的空间，如同万有引力，如同绚烂的极光，折射出自身生命的存在方向。在这里，大国经济、文化的不平衡性，使得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有了另一种情状。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者都像是时间上的移民，处在人们所熟悉的环境之外，被置放在这册漫长巨著的末页。这真是一次耐心和毅力的考验，先入为主在所难免，书的封面、标题与目录不会有丝毫的暗示，它们甚至不是正文，仅仅作为注释而存在，是被省略和简化的一部分，有待确证和辨认。

    沉闷忧郁中的写作者

    一个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已经像是这个世界的“边疆省份”。在这个“边疆省份”里，汉语这个突兀的表征使这个国家的文化保持了强烈然而神秘的个性，同时也时常生发关于汉语的、不为外界所知的严重焦虑。方块字，这个鲜明的徽章和符记，使人人都知道它，人人又不能完全弄懂它，它有多么公开就有多么神秘，它几乎是世上最难的文字，也是世上最有个性的文字，它最简单也最复杂，它是这个民族最内在的一个特征，没有哪一种文字像它这样在漫长的历史岁月完整地体量了一种文化。在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国家里，那种渴望“走出去”的想法使写作中的语言选择变成绝望的抵抗。这些年来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持续性议论，正说明这一点:对母语的焦虑，对国力的认识，对强势文化的羡慕与忌恨。

    撇开这些不谈，在这个“边疆省份”的边疆省份里，也面临类似的情况。边疆省份，并不仅仅是指沿边地区，它的真实含义压缩在这样一个范围内:你左边是一个穷省，翻过国界，你的右边是一个穷国，你的上下左右都是一些穷邻居。这种区分是重要的，“沿海”被单独从“边疆”这个词中剔出来，沿海是开放的前沿，是“窗口”和“焦点”，是“活力”和“繁荣”的代名词。而边疆是隐匿的、神秘的、被动的、向后的，被认为是荒疏和空白之地，缺乏册封的能力和自我确证的基础，处在影响的焦虑之中。写作是已经开始的写作，上溯久远的、以各种文字显现的大师们的作品，如同挥之不去的亡灵，吸食新人的魂魄，使他们在重复中变成侏儒。优先权的丧失，漫长积累的文化规则，使他们如同失去法术的萨满，再也无法和缪斯直接见面。他们被判定为事先经历了神秘的剥夺的后来者，预言和想象的能力已经大打折扣，只能在给定的道路上左突右冲。

    对于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在通往缪斯的道路上，他们还要遭受文化中心这一“遮护天使”的无形的狙击。“中心”是我们知道的那种地方，“中心”的一切都被允诺以“全国性”的名义来冠称，它的传媒、杂志、活动、花絮、人物都似乎是重量级的、一流的，都有着全国式的代表性、正统性。更严重的是它的放大作用，在传媒资源有限和相对恒定的时间内，这种几乎不加限制的占用已经构成对偏远省份文学写作的剥夺，特别是在一个刚刚进入传媒时代的国度，一边是沉默，是受众，另一边是音质很杂但音量很大的“说话者”。近水楼台先得月，对资格的认定缺乏公正，仿佛谁离“话筒”最近谁就拥有更大的权威。这些人已经习惯了这个宝贝，如同安慰孩子的奶嘴，已经构成一道密密麻麻的“遮护天使”，不许别人靠近。这种沙文主义作风已经成为对偏远省份文学写作的遮蔽。对偏远省份的写作者而言，你已经是次子，就永远是次子，不可能继承“大统”，掌握“神器”。你是有待证实、填充和肯定的假设，你不可能像了解人家那样要求人家也同样了解你，你只有踮起脚尖才能理解一个祖宗八辈居住在京畿之地的文坛阔少。

    当然应该认为，最终的文学写作，从哪里开始、在何时开始，都是平等的。在缪斯面前，起作用的是作者的素质、才华、能力、耐心和努力，与所处的地方和时间并没有决定性的关系。但这只是理论的状态，在世俗过程中，一些外在的东西反而变得更重要、更强大了。祖上的荫庇，与杂志社的关系，和大众传媒的远近亲疏，是否在一个被认为是文化中心的环境，等等这些非文学的因素，变得非常重要，有时甚至构成写作策略中的主要的侧面。文坛或文学，有了一种无意中被人操纵过的痕迹:它对一些身边近臣可能并不重要的作品和人物恩宠有加、起劲奉迎，而对另一些身处僻远、默默苦干的优秀者却少有眷顾。这些没入历史荒野的珍宝，要到来世才可能得到公正的评定。这种情况，使得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消失在一片沉闷忧郁的暗影中。大国文学有了一片这样的夜景:在中心区域，文学星空如同无数星辰组成旋转燃烧的银河系，群星璀璨、相互辉映，炽热的光源和良好的反射能力，使得那里如同白昼。而在这个银河系外，在更为广阔、神秘的夜幕里，那些流落偏远的星子稀稀拉拉地点缀着，显得有些冷清。其实在这广阔的夜幕中，可能有更多的石头和火焰在运行，如果说在数量上不是更多的话，那也决不会更少。但他们是一群“哑存在”，是一群处在遗忘和隐匿中的倒霉蛋。

    在银河系之外，这些密密麻麻飞翔着的、数不清的沉闷忧郁的石头，他们也如那些星光闪耀的人物一样，在稠广之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埋头于孤独的写作，观察自己哪怕是一丁点的变化，如同背运过时的手艺匠人，看着货柜里琳琅满目的时髦商品而为自己后院里堆积如山的手工艺品心酸发愁。他们对世俗的前程已不存指望，他们越来越陈旧，也越来越勤奋，他们对缪斯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忠诚，真正应了那句老话:“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孤寂写作中离世界越来越远，看不清周围的环境，在不知不觉当中，他们成了环境中的陌生人。他们正因空虚和心力衰竭而死亡，这无力的果实，这阴影中的命运，使他们的身份始终无法真正清晰起来。这些忧郁沉闷的石头，他们一生勤奋，名声不大，在这个机会稀少的偏僻环境里，他们与机会绝缘，过高过快的淘汰率和内地过于热闹的炒作，使他们显得更老、更旧、更加沉闷和忧郁。我们可以把这种写作的性质定义为“繁荣时期”的“停滞的写作”。

    “我像个特务

    多少年来一直偷窥着村子

    记下了许多重要的事情

    却传递不出去

    再过几年我和父亲一样彻底老掉了

    外面的人还不知道我和我们村里发生的一切”

    因《一个人的村庄》而声名鹊起的刘亮程，多年以前的一节诗，泄露这一景象。在“停滞的写作”的背景里，在沉闷、忧郁的烟雾与气息当中，有许多这样的孤独的灵魂的辉光，他们因重重的遮蔽深陷在无法自拔、不为人知的偏僻之境。对他们而言，这种缺乏联系、仿佛孤立、自在的环境是要命的。他们是被动的，是一个“物”，是一片等待发现的寂静的风景。过度的孤寂已经变成对写作的毒害，使他们显得过于固定，变得更加内向、倔强、偏执而缺乏灵活的写作策略。由于地广人稀和缺乏联系，他们之间似乎也缺乏凝聚的力量，分散主义的各行其是，使他们丧失了群体、团队、“结帮成派”的优势。

    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当中，也有一些“成功之士“已经在全国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站稳了脚跟。他们像寥寂星空里为数不多的星子，标志一个孤独的文学方位。尽管如此，他们也是被魔法固定在半空中的精怪:和“内地人士”相比，他们的“活动半径”仍然很小，少有大报记者光顾，缺席于全国性的活动，在各类评奖、出国和荣誉性的场面之中，他们基本处于不利的位置。即使是已经“显山露水”或“雷霆万钧”的作家，也逃避不了偏远省份文学写作的艰难命运。比如昌耀，他在新诗中的位置只能留待死后，生前的关注仍然是那样的少。1995年，诗人自费印刷了自己的第二本诗集《命运之书》，邵燕祥善意地用了一个介绍新人的怪题目《有个诗人叫昌耀》:“有个诗人叫昌耀。他大半生居于青海，役于青海……昌耀是以自己的语言、韵律唱自己的歌的为数不多的诗人之一。关于昌耀的诗的评论，印象中却出奇地少……迄今为止，昌耀还是只曾出版过一本诗集的诗人。”“如果我们对这样的诗依然保持沉默而不给以应有的肯定，让岁月的尘垢掩没了它的艺术光彩，或者是在若干年之后再让人们重新发掘它，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起码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或者应该说是一种批评的失职和审美的失误”(叶橹语)。“昌耀先生的诗歌作品是中国新诗运动里那些最主要的实绩和财富之一。目前这位大诗人并没有得到公正的认识和评价。但这些并不是主要的，早在‘艺术’和‘手艺’还用同一词汇来称谓的时候，这一点就被诗歌的砍柴人和背柴人所懂得了。重要的是中国诗学和批评出现了判断力上的毛病:看不清创造”(骆一禾、张扶语)。为了出版这本诗集，诗人倾其家存，有爱诗的朋友实在不忍心，曾携诗稿去京游说，寻找出版机会，但无获而归，令人心碎。在文字垃圾四处弥漫的今天，在一批批辉煌的书系和丛书不断出笼的今天，在一些名人、大家“洗扑克”一样把自己的零散作品出了又出的今天，留给真正的诗的出版机会却完全塞绝了。昌耀身上发生的一切，很典型地说明了偏僻省份文学写作的遭遇，而这，还是出现在一名有广泛影响的诗人身上，更遑论其他新锐。在这里，公正、道义、正派、艺术良心仍然显得那么缺乏，其实，难以理解的不是偏僻，而是对偏僻的无形的轻视和歧视。

    共享性·遮护天使

    “影响乃是不折不扣的个性转让，是抛弃自我之最珍贵物的一种形式。影响的作用会产生失落感，甚至导致事实上的失落”(王尔德语)。

    在计划经济时代或“文革”时期，影响的焦虑来自极“左”政治，来自把文学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来自“红光亮、高大全”。在市场经济时代，来自靠近文化机构和社会传媒的地位优势，来自“江湖化”的文坛恶习和宗派作风，来自炒作宣传和促销策略。每一种被好事的批评家顺势归纳或硬性抽出的所谓的思潮流派，都可能成为影响偏远省份文学写作的“遮护天使”。当“现代主义”热兴的时候，你不会有“现代主义”的幸运，当“先锋文学”热兴的时候，你不会有“先锋文学”的幸运，当“新写实小说”热兴的时候，你不会有“新写实小说”的幸运，当“新状态”、“新体验”、“新市民”、“后现代”一股脑地冒出来之后，你同样被排除在外——你根本不在这些闻风而动的批评家的视野之内——如果你不改变自己、不克服倔强的个性、不学会随波逐流，你就丧失流行的机会，你就“新不起来”，你就只能是“陈旧的”、“缺乏生气的”、“跟不上形势”的和“将要被抛弃”的。然而，在这种“虚假的热闹”和“热闹的虚假”中，偏远又可能是高效的防腐剂和保鲜膜。说到底，文学不是股市，人心不等于人气，所有表面上的丧失，终究会还给一个不磨灭的真实。

    “对一个人施加影响等于把你的灵魂给了他。(一旦受到影响)他的思想就不再按照原有的天生思路而思维，他的胸中燃烧着不再是他自己原有的天生激情，他的美德也不再属于他自己，甚至他的罪孽——如果世界上存在罪孽的话——也是剽窃来的”(王尔德语)。

    偏远真是一个悲欣交集、莫衷一是的话题，偏远是一道美味，偏远是一剂毒药。你在什么位置、你在什么时间——你就是什么。50年的时间可以彻底改变一个地方的物质风貌，但文化精神与性格的嬗变要缓慢得多，文学写作所关注的是人的心灵与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从哪里开始、在何时开始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中心区域的写作是这样，偏远省份的写作也是这样。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不应被“偏远省份”所定义，偏远省份文学写作后滞的原因，除了非文学的因素外，更多地应在写作自身中寻找，偏远不应成为一个逃遁性的托词和借口，不应成为照顾和保护落后的理由——文学不会自动地“向西倾斜”，文学写作是最彻底的“自然经济”，是灵魂的“手工作坊”和心灵的“刀耕火种”，不管生活性质和外部条件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文学最终的成功是心灵的成功。

   
    韩子勇(1962——)，祖籍河南，新疆土著。新疆文化厅党组书记、副厅长，中国作协会员，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有《当代的耐心》、《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文学的风土》、《木卡姆:巨灵如风吹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