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始作放牛郎[转]

少锋

中年始作放牛郎
                                                                                         ——转：梦泽闲人的帖
        返祖归宗后，按照宗族的辈份，父亲给自己再次取了一个名字：尹文东。因为父亲在兄弟中排行老幺，所以自己亲门的侄子侄孙们都叫父亲为幺爷、幺爹。
        父亲两岁左右离去，三十九岁归来，对故乡的记忆定是一片空白，应该不会有“未老莫还乡，还乡空断肠”的感觉吧，其实不然。
        对于一个在天涯孤旅中漂浮了半辈子的游子来说，最需要的是亲情的滋润。
        回到故乡，五个兄长不见踪影，他们的故事成了流行在村民中的一种传说和父亲心目中的一种想像。虽然两个姐姐和一个嫂子还健在，但是她们是没有文化的女流，体谅不了被遗弃的弟弟的心情。更何况嫂子还住着别人的屋子，吃着“五保”，我们回来也没有房子可住，只有在生产队的“队屋”里面暂时栖身。不但亲情的滋润成了奢望，连眼前的生活都存在问题。
        首先要解决的是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的问题。母亲还好说，旱地的活路很快就适应了。但是父亲能做什么农活呢？对于从来没有拿过锄头扛过扁担的父亲，生产队干部只好安排他为生产队放牛，一头黄牛一头水牛。就这样，一名读过书、扛过枪、当过采购算过账的中年汉子变成了一个放牛郎。
        在我们村子旁边有一条小河，河滩是放牛的主要场地。父亲每天牵着两头牛，掖下夹着一个小凳子和一本破旧的书——《聊斋志异》到河滩放牛，把牛散开或用栓牛桩栓住，父亲就坐下来看他的书，除了冬季，风雨无阻。其他放牛的都是小孩子，父亲一个大人孤零零的坐在那里，满眼的之乎者也和花妖狐仙，哪里还能感受到什么乡情亲情！又有谁可以与之诉说什么离愁别绪！
        当时我在读小学四年级，放学以后我就去接替父亲，父亲总是默默无言的转身而去，那种落寞寂寥的背影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有一次那头水牛趁我没注意要从河里游过去，我发现后到河中间扯住它的尾巴想拉回来却没有成功，着实让我演绎了一回 “牛已过河扯尾迟”的俗语活报剧。

        1968年春节前，父亲带我到红安去了一趟，为的是想在年终决算后看能不能分点上半年劳动工分的钱，可是蔡董村生产队的会计说，按什么什么结算你们没有结余款。父亲没有做声，带着我转身就走，当时已是傍晚，我的一个堂叔要留我们在他家过夜，父亲没有答应，说是到崔家边我舅父家去。走在黑黑的山路上，父亲跟我说，按照往年的工分结算，应该能够分点红的，你看看，人一走，茶就凉。11岁的我似懂非懂地咀嚼着父亲的话，跟着父亲到离蔡董湾三里地的刺不垅湾父亲过去的一个熟人家住了一夜。
        那几年，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时候，虽然在农村还不存在什么“造反派、红卫兵”之类的组织，但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思想仍然侵入了农民的大脑。我们生产队里，由血缘关系分成了三大宗派，其他的农户久住一村，彼此情况都相互了解，因而还算相安无事。我家在这个敏感时期搬回老家，另两派农户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猜测着，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着，甚至还专门派人到北京、红安去调查父亲的情况。所幸父亲乃久经政治风浪之人，具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在搬回老家前，父亲专门到红安县革委会开具了家庭出身和个人成份的证明书，其中家庭出身是小土地出租，也就相当于中农。个人成份是革命军人，别人就更无话可说了。
        在成份上没有抓到什么，就在父亲的活路上做文章。父亲放两头牛，生产队还是按一个整劳动力记工分，算是对我们家的照顾。可是，生产队里的“大社员”们不服气，在放牛的质量上找岔。本来，父亲从来没有干过农活，对牛的养护也是外行，只知道让牛吃饱喝足。这在农闲季节尚可，若到了农忙季节，牛要用来耕地犁田，必须在喂食中加精料如黄豆、麻饼什么的，才能使牛有力气。父亲哪里懂这些，所放的牛也确实瘦骨嶙峋的。惹得一个老农在村头的地里犁田时对我的一个侄子大声地发牢骚说，干脆叫你幺爹去请个人放牛得了，把牛喂成了骨架怎么耕田。当时我和父亲在家里也听到了。我看到父亲低着头，阴着脸，默默地忍受着别人的讥诮。
                                       
                                                                    2008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