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上岷:难以割舍的杨守敬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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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上岷:难以割舍的杨守敬情结
■本报记者 张 波

陈上岷近照

陈上岷 又名海山，字辛野。1918年出生，湖南醴陵人。曾任湖北杨守敬研究会会长，现为湖北省博物馆研究员、湖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协会员、中国钱币学会会员等。曾整理、编辑、出版晚清著名学者杨守敬的著作《学书迩言》、《评碑评帖记》及自著《玉筍集》等，与谷有荃合编《唐醉石治印选集》。
记者：书法界都知道您是研究杨守敬的专家，您对杨守敬有怎样的认识？
　　陈上岷：专家还谈不上，我只是对杨守敬的书学了解比较多一点。在我看来，杨守敬人品高尚、勤于治学、学识渊博，是一位全面、立体的学者，不仅仅是当下书法界人士所理解的书法家、书学理论家，他对货币、金石篆刻也有很深的研究。他的一生，综合来看，有四大贡献：一是研究《水经注》的地理学家，他沉下心来埋头对《水经注》研究了四、五十年，对前人作了勘误，写成了一部《水经注疏》，在地理学界影响深远；二是与众不同的藏书家，他在去日本期间收集了很多当时国内绝版的宋、元版珍贵书籍，其中有很多是手抄孤本；三是了不起的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其著作《学书迩言》、《评碑评帖记》，在晚清阮元、包世臣所掀起的“扬碑抑帖”风潮中，主张碑帖并重，对其时书坛有力挽狂澜、拨乱反正、纠偏导正之功；四是中日艺术交流的使者，其初到日本时，日本书法界人士瞧不起他，通过深入交流后，日本友人改变了看法，变为敬佩有加。以日下部鸣鹤等为代表的日本书法界进而尊称他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祖”。时至今日，在日本及湖北宜都杨守敬墓园，日本书法界友人对他的纪念活动不断。
　　记者：对于杨守敬，您觉得还有没有可作深入研究之处？
　　陈上岷：杨守敬的经历比较复杂，他游历、生活了很多地方，如日本、北京、黄冈、宜都等地，每到一处，他都注意当地的地理风物，人情景观。如在北京时，他就经常抽时间去琉璃厂观赏一些字画店中所出售碑帖的拓片，只要有机会亲近一些古碑帖的实物，就绝不放过亲眼目睹的机会，有时在旅途中也放弃休息时间造访古迹名胜中的碑刻摩崖。科考出身、混迹官场多年的杨守敬，其书风未受到当时“馆阁体”流风的影响，是杨守敬的书法艺术观念与当时书法的大风向不同，还是当时书法的审美风尚受到“碑学”的冲击，而逐渐发生了改变，这一现象颇值得关注。
　　杨守敬景仰苏东坡，在黄冈时，住在县衙中，将自己的书斋起名为“邻苏园”。后由杨寿昌出资，杨守敬任艺术总监，甄别、选刻、编辑出版了《景苏园帖》6卷（先刻4卷，后补刻2卷），主要收集苏东坡及历代名家传世的书迹，原拓本现存湖北博物馆，原石现存黄冈东坡赤壁碑阁中，有志于研究杨守敬的人士可去看一下。后来他又自己出资编刻了《邻苏园帖》，风行一时，他还影印、双钩、翻刻了历代名碑名帖，以惠后学。杨守敬是一位出色的目录编辑版本学家，这都是广大书法界同仁所要了解的。作为书家的杨守敬，只是一位优秀人物的侧面，不是全部。了解杨守敬应全方位、立体地去看待他的生平、生活、艺术风格及审美取向。杨守敬书法名播四海，起自日本，是在40岁后。在20岁前，他却因字写不好，几次考试都落了榜。杨守敬以摹碑作为学书的根本方法，认为碑“皆古人精意所留”。在师友潘孺初(存)原辑的基础上，钩校《楷法溯源》，杨守敬通过摹碑，悟到所谓书法之变，就是要理解碑刻的历史时代、文化变迁，理解碑刻的体格，通晓书法之变。杨守敬不赞成“南帖北碑”论，觉得书法并不因地理位置而产生差异。他觉得处在江苏的《瘗鹤铭》与山东的《郑道昭论经书》尽管南北地理不同，但笔意却是相似的。这种不附阮元、包世臣时论，不从流俗的精神，反映了他反驳“南帖北碑”论者的取材乏实。
　　记者：杨守敬的书学与书法在当代有否值得借鉴之处？
　　陈上岷：杨守敬其人、其书、其学，在当代还有很多书法人不太了解，这也很“正常”。他在《学书迩言·绪论》先引梁山舟所言学书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中也要辨证理解。当下的书人学书作学问，多注重在短时间内快速见成效、出成绩、出成果。多没有杨守敬花几十年做一件事情的决心、恒心与毅力。当年直至今日，日本书法界的人士崇拜他，与他这种做学问的方式有很大关系。今人多有才气，多不存在杨守敬所说“天分第一”的“天分”问题，今天的科技发达，对各种资料的掌握、挖掘，都很迅捷，不存在“多见次之”的问题，一些前人没有看见的珍贵资料及实物都能见到，这是前人无法比拟的。但今人学书，路子存在一点问题，好走极端。一是字容易往俗处写，初观“漂亮”，但作品无内涵；一是字容易往丑处写，曰“创造、出新”，让人难以理解、接受。学书法，篆、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篆、隶是了解中国文字、文化变迁的一扇“窗口”。而写草书，若不接触章草，气息与笔法都会失之于古朴。学习书法，贴近传统很重要，临帖也要切实下真功夫，不能耍花架子。有句话叫“字无百日功”，这是对初入书法门径者而言的，学习书法，对于传统的经典碑帖，若不百遍、千遍去临、去思，就没有办法靠近、进入，没有靠近、进入传统经典，领会传统经典中的精髓、精神，创作出的作品就会没有高度与厚度，纯度与广度就更谈不上了。“多写又次之”是针对习书者只知“死临”而不知“思后临”而言的。习书“临”很重要，但“临”也有难度，难在初学时难以临像上，就是一些书法理论家所说的“入帖”，我比较关注这一点，没有达到“形像”就不能深刻领悟“神似”。杨守敬后又增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 这是区别书家与“写字匠”的显著标志，是针对修养与读书而言的，多读书写字能脱俗，鲁迅先生虽不以书家名世，但他的字很好，是因为书读得多的缘故，知识面广，涵养深厚，书作自然洋溢着书卷气。就我个人的看法，当代书家应将读书放在第一位，写字放在第二位。
　　记者：您今后还将对杨守敬作怎样的研究？
　　陈上岷：如果条件允许，我想写一篇全面评价杨守敬的文章，题目就叫《杨守敬的突出贡献》。杨守敬重碑学，注重汉碑及南北朝碑刻书风的历史演变，但同时客观、全面地对待碑帖。他在《评碑记》中说：“夫碑碣者，古人之遗骸也；集帖者，影响也，精则为子孙，不精则刍灵耳。见刍灵之与碑碣不如见遗骸，见遗骸不如见子孙。去古不远，求毫芒于剥蚀之余，其可必得耶？故集帖之与碑碣，合之两美，离之两伤。”从中可看出他的历史文化观和艺术审美精神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南北书论派》、《北碑南帖论》对书风的演变作了历史的考察，杨守敬既不全面接受，也不全盘否定。在帖学与碑学的兴衰更迭中，客观、宏观地对待碑帖之争，站在历史的高度上观察、联系各个时代碑帖用笔、结体、风格、继承、演变来作评述，这是杨守敬治学品格的可贵之处!

陈上岷手稿(局部)

陈上岷整理、出版的杨守敬研究专著

杨守敬行楷四条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