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文学批评为何颓败

教师之友网

当下中国文学批评为何颓败

来源： 新华网

最近我读到孟繁华的《面对"新世纪文学"的心情》（2009年11月11日《中华读书报》）一文。在文中，他说道："被赋予'深刻意义'的文学在今天确实不会被人们特别关切了。因此，中国当下文学著作印数的下跌和批评家的无关紧要，就不应看做是个别的例子，它恰恰是全球性的共同问题。同样道理，即便文学昔日的地位无可挽回，那么，也诚如柄谷行人所说：文学还会展示它固有的力量。" 　　孟繁华是当代中国文坛的著名批评家，用他在文中的话说，这些年来，"一直在为当下文学作肯定和辩护"。但是，他现在所道出的"文学昔日的地位无可挽回"的心情，却是与这个"一直在肯定或辩护"的态度相矛盾的。因此，他说："这些年来从事文学批评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这时我们才会感到语言的有限性，感到立场、情感支配下言说的词不达意。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宿命吧。" 　　为什么在"立场、情感支配下言说"会出现"词不达意"的困窘？这是因为，作为文坛个中人，孟繁华不得不受"立场"和"情感"支配而为当下文学做肯定和辩护；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批评家，他又认识到自己的肯定和辩护是有悖于当下文学真实的――"词不达意"，他为自己屈从于"立场"和"情感"，而深感"我们这代人的宿命"的无奈。 　　孟繁华所表露的这种"非常复杂"的心境，完全不同于目前那些"唱盛当下中国文学"的批评家极力表白的"盛世情怀"。这些批评家主张，中国文学批评家的当务之急，是要回到"中国的立场"上，用"中国的方法"重新打量当下文学，这样，他不仅会看到当下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差异，而且必然会看到"当下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敬佩孟繁华以批评家的身份坦率地表达了他在当下文坛所感受到的批评困窘，这个坦率的表达维护了他作为批评家的独立意识。 　　然而，在面对当下文学所赋予的无奈的宿命时，孟繁华仍然抱着同日本学者柄谷行人一样的信念："即便文学昔日的地位无可挽回，文学还会展示它固有的力量"。问题是，文学如何重建它"固有的力量"，这"固有的力量"又如何得到展示？对于批评家，一个更有针对性的问题是，面对这个"批评家无关紧要"的文学现实，批评家如何重建批评的有效性？ 　　针对当下一些批评家纷纷祭起"中国的立场"的大旗、希望用这杆"中国"大旗为当下批评招魂正名，孟繁华谨慎地提出："当下批评无论持有怎样的立场其实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很可能是对待批评本身的态度。"什么样的态度对于当下批评是真正重要的呢？在文中，孟繁华引用了洪子诚的《批评的尊严》一文的观点。洪子诚说："在这篇读后感性质的文章的标题里，我用了'尊严'这个词，来概括读丸山昇先生著作之后的感受。这确有一些踌躇。在我们生活的许多崇高词语贬值或变质的时代，这个词可能过于重大，但也可能过于媚俗。不过，如果从坚持某种目标和信念，通过'抵抗'形成某种属于自己的独立方式，不断寻求对于'事实'的接近这一点，使用这个词应该是恰切的吧。"（《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2期） 　　孟繁华诠释这段引文时说："我知道，这个交代除了洪老师的谦虚和温和之外，事实上也隐含了他对中国当下批评没有言说的看法。在这个意义上，'尊严'这个词就意味深长了。"对于当下中国批评，洪子诚的"没有言说的看法"是什么？为什么孟繁华会认为"尊严"这个词"意味深长"？实际上，作为当下批评的个中人，孟繁华在此用的是春秋笔法，是曲笔。这曲笔直白说出来就是，当下批评的致命症结是丧失了批评的尊严。洪子诚对"批评的尊严"的定义是明确的，即"坚持某种目标和信念，通过'抵抗'形成某种属于自己的独立方式，不断寻求对于'事实'的接近"。这就是说，批评的尊严来自于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通过"抵抗"实现自己的批评主体性。丧失尊严的批评，是因为丧失了"抵抗"而丧失主体性的批评。 　　批评家所要"抵抗"的对象是什么呢？洪子诚说："'抵抗'所面对的，大概可以归纳、想象为这样的一些内容：僵硬的思想框架，强大潮流的裹挟威力，正义感宣泄的自我满足，与潮流保持距离的孤立恐惧，对自身位置、能力的虚妄判断，等等。"为了保持"抵抗"的意识，批评家不仅要拥有正面阐释和推动思潮的思维方式，而且要坚持质询、纠正思潮的思维方式，后者有时更重要："当随声附和之声在空中到处飞舞，模糊并掩盖存在的裂缝、偏差、扭曲的时候。此时，揭发偏差、扭曲，就是坚持独立立场的清醒者所应承担的工作。"因此，建立批评尊严的抵抗，"就不是将自己无保留地交付某种方向、立场、阵线"，"不是瞄准新的可能性一口气飞跃"，"而是确认自己当前的所在的地点和自己的力量，然后一丝不苟地干该干的事，从中寻求前进的保证"。 　　根据我的理解，"有尊严的批评"，是一种抵抗的介入力量，而不是顺从的飞跃活动。它是在相关联的文本与现实之中的思想耕耘，而不是背对现实进行对文本的意识形态挪用。当下中国批评的颓败，就是因为"掌握话语权"的少数批评家"将自己无保留地交付某种方向、立场、阵线"，"瞄准新的可能性一口气飞跃"。因为"交付"，丧失了"抵抗"；因为"飞跃"，丧失了"介入"。在这双重丧失下，当下批评丧失了基本的尊严而变为某种"立场、方向、阵线"的"利益附和物"。 　　因为"交付"和"飞跃"，当下的一些"权威"批评家酷爱用"前所未有"一类独断的大套话作论断。"前所未有"是我们能讲的吗？这是上帝的语言。在这个地球上，有多少东西被毁灭了？又有多少东西还掩埋着？"前所未有"只有上帝才知道。不用说对整个中国文学，就是对六十年当代文学，用"前所未有"作论断也是不负责任的妄言臆断。姑且不说这些"权威"批评家的"当代文学视野"至今仍然限于大陆汉语作家，对于港奥台作家和非汉语作家是盲视的；就是对于"朝夕相处"的大陆作家，这些批评家的看法在这30年来也是翻云覆雨，朝秦暮楚的。在此前提下，我们的"前所未有"何从谈起？又如何可靠？如果一些批评家，在10年前狂批《废都》、10年后飙捧《废都》，我们自然不当矫情地说"很潮很八卦"。但是，当这个批评家群体中有人更以狂飙的姿态向我们抛出"当下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这"前所未有"是以五千年中华史为界，还是限于当代中国六十年)，我们还有理由肯定这些批评家是真诚而负责任的吗？不，我们只能说这些"交付了自我"的批评家在"瞄准新的可能性一口气飞跃"。这样的批评"飞跃"，虽然可以达到文学之外的某个目的，但是绝对不能介入当下中国文学的真实。罗兰·巴特曾说"写作是一个不及物动词"。这种"飞跃"的批评，确实将当下中国批评变成了"不及物动词"。这样言不及物的批评，是没有尊严可言的。 　　用苏格拉底的话说，有尊严的批评是做牛虻的工作。在真诚的抵抗的介入中，有尊严的批评本身就是一种现实力量，它不仅对于文学，而且对于社会整体，都会产生积极的构成力量。批评的尊严的丧失，就是批评因为顺从而依附，从而丧失了自身的现实力量。因此，重建批评的尊严，就是通过重建批评的抵抗机制而重建它的社会有效性。这样，当下中国批评才能走出"我们这代人的宿命"的阴影。（肖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