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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批评：颠覆“文学是人学”

杨泽文

文学不仅仅是人学，同时也应当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学、人类的精神生态学；对文学史的书写，也应当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史。 　　  在文学界，正是由于对“文学是人学”这个著名命题长期狭窄的理解，才严重局限了创作与批评的视野，以至于在作家和批评家的心目中，人类是“社会生活”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和地球的中心，其结果是我们的文学只关注“人”而缺少关注“自然”。鲁枢元因此提出“要走出，也要回归”。“走出”是走出文艺学与生态学的分离和对立；“回归”是文学艺术走进生态学领域，走进自然，回归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唯如此，当代文学艺术才能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谐作出奉献。 　　  在文学批评领域，鲁枢元是“生态批评”的积极倡导者，并一直思考的是如何让文学主动接受一种生态观念，让生态批评能够面对整个文学现象。在他看来，从中国古代的《诗经》到古希腊的神话，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印度的泰戈尔到日本的川端康成，一直到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巴金和王蒙，全都可以运用生态学的批评尺度加以阐释与权衡。而这一文学批评范式的转移与嬗变，是一次基于“人类文明知识系统”（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大转移之上的“时代性转移”，不然以人为中心的日益萎顿的文学将无法获得新生。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大胆提出将“生态批评”纳入到文学批评之中，必然会改变文学批评的传统范式，自然少不了要在文学界引发争议与恐慌。毕竟这就意味着要对已有定论的许多文学作品进行生态角度的“文学重审”，其结果会出现“减值”与“增值”的现象。如此一来，整个文学史就必须重新书写，这种“无奈”与“无情”，显然会让许多人惊愕乃至抵触。 　　  然而，惊愕也好，抵触也罢，最终还得接受。毕竟用生态学的观点审视和探讨文学艺术现象与规律，这表明我们是在醒悟，是在真正选择更有希望的前行之路。要知道，人类在近300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所犯下的最严重错误，就是过度的掠夺而忽略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以致酿成了如今全球性的生态恶化与环境灾难。我们不是总说人类在发展、在进步，然而结果却是越来越多的人连呼吸、饮水、行路这些最基本的生活行为都难以得到保障，甚至人类赖以生活的唯一家园——地球生态系统也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现在，生态危机已经蔓延到人类社会的文化领域、道德领域和精神领域。也正因如此，生态学终将要成为一门“颠覆性的学科”，它将要“颠覆”的是300年来支配人类社会突飞猛进、为所欲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颠覆”同时意味着一种知识体系和文明范式的转换，即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的转换和衍变。而在这一伟大变迁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学应该在挽救生态危机和弘扬生态文明这两个方面，承担起应有的重任。 　　  优秀的批评家既是历史的评判者，也是现实的参与者，更是未来的预言者。创作与批评如车之两轮和鸟之两翼。文学批评在给予作品以实事求是地评判的同时，更应开阔创作者的视野，乃至做到可能的点拨与积极的导向。作者在进行文学生态批评研究的过程中，特别就“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内涵作出了与时俱进的解读。即文学不仅仅是人学，同时也应当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学、人类的精神生态学；对文学史的书写，也应当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史。而生态批评，决不应当只是研究生态题材的文艺创作，而应当把生态学的视野投注到一切文艺现象上，运用生态学的世界观去重新审视和重新阐释一切文学艺术的既有法则，生态批评的空间才会得到真正拓展。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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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景贤的小木屋

叶景贤与我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算是老朋友了。他先后担任过平顶山市的文联主席和林业局局长，一生亲近文学与山林，晚年干脆在深山老林里搭起一座小木屋，在屋外看山看树，在屋里继续写他的散文随笔。这些文章最近结集成书，题目就叫《我的小木屋》。
读叶景贤《我的小木屋》，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瓦尔登湖畔H·D·梭罗的那座小木屋。它们都远离市嚣，远离人群，处于茫茫荒野之中，处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木屋的主人都怀着一颗和善质朴的心，与树木为伍，与鸟雀共鸣，与泉水共游，与山间的大气共呼吸，将整个身心同化于山川自然之中。读《庄子》，我曾读出一点心得，私下常以为与庄子有灵犀之通：神仙是什么？神仙就是能够化身于自然，与自然共生的人。观山则情满于山，临水则意溢于水。他就是水，故入水而不溺；他就是火，故临火而不焚；他就是天地日月，故而与天地齐寿，与日月同光。这样的人还不是神仙吗？中国古代的陶渊明，美国近代的梭罗都是这样的神仙。我想，深山小木屋里的叶景贤也是希望要做这样的神仙的。
不过，叶景贤似乎凡心未了，又只能做半个神仙。他总是不时走出他的小木屋，面对世风、士风、官场、商场做金刚怒目状，隐忍不住要发上一顿脾气，说出一番愤疾之言。这也难怪，当年的陶靖节先生，不也时作“金刚怒目”吗？在尘世间做一个读书人，总不能忘却黎民苍生，总不能忘却世上的不义与不平，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良知，一种读书人的社会责任。
依我看，叶景贤的这本集子中既有对尘寰的逃遁，又有对社会的深入。这并不矛盾，我全都欣赏。或许，正是由于他对天真、自然的热爱，才会有对丑恶、卑污的如许恼恨！叶景贤的耿直倔犟，在河南文学界也是出了名的。20世纪80年代初，只因当地一位领导在“清除精神污染”时偏离了政策，他竟一怒将状告到胡耀邦总书记那里。那次运动，其实我也在清理之列，说实话比起文革的“横扫一切”来，那只能算是龙卷风过后的小小余绪。然而叶景贤认“死理”，既然与理不合，他就要像张艺谋电影里那位打官司的“秋菊”一样，一定要争个说法。说法倒是争来了，领导被迫改正错误，不过县官不如现管，叶景贤从那以后，文联主席做不成了，调到林业局当了副局长。
尽管离开了“文坛”，叶景贤却并没有离开他始终心仪的文学艺术，他依然不停地写，甚至比先前更勤奋。他的一些散文、随笔、杂文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不时引起人们的关注并被选进各种文集，且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风格就是人”，他的文章也如他的为人一样：敏感而质朴，尖刻而友善，快人快语，疾恶如仇。即使那些访古记游类的文字，也总忘不了借古讽今、忧国忧民。
遗憾的是，尽管“忧民”，尽管“疾恶”，20世纪过去了，新世纪也已经过去八年，人间可忧之事，世上可疾之恶似乎并未减少。庸俗、丑恶、贪婪、腐败随着社会的进步也在“蓬勃发展”，包括先前被人们视为清高、典雅的医药界、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文学艺术界，也都在迅速地“下流化”，让人忧不胜忧，疾不胜疾！然而叶景贤似乎并未气馁，虽然已年过七旬，仍然宝刀不老，躲在他的小木屋中静观默察，不时地发出一些振聋发聩的声音。古人云：“众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作家、作品，总是要发出一些关注现实的声音的。没有这样的声音，社会生态就要失衡；杜绝这些声音，时代就会失去生机与活力。
对于叶景贤来说，文学就是他的小木屋，那山林深处的小木屋和文学一道，就是他生命的栖息地。如今，这样的小木屋，这样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对此，我们还不应当更加珍惜一些吗？

鲁枢元：苏州大学文学院生态文艺学研究室负责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鲁枢元在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批评诸学科领域有开拓性研究，目前致力于精神生态问题研究及生态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代表作有：《生态文艺学》（2000），《猞猁言说》（2001）等。主编过《精神生态与生态精神》（2002），《生态批评的空间》（2006），《自然与人文》（上、下2006），《走进大林莽——四十位人文学者的生态话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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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观俯察 游目骋怀——评鲁枢元《心中的旷野——关于生态与精神的散记》
  作者：张 鹏   

　　鲁枢元先生是中国生态文艺学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近几年来，伴随着中国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的双重恶化，鲁枢元先生倡导的生态意识从自然领域、社会领域向精神领域层层深入，启发了不少有志于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研 究的年轻学人，嘉惠学林。他先后出版了《猞猁言说》、《精神守望》、《生态批评的空间》，主持编写了《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等图书。
　　作为一位严谨扎实的学者，鲁枢元先生同时还是一位拥有强烈的赤子之心和人文情怀的随笔作家。他的随笔兼有学者随笔的宏深渊博的学养和自然天成的诗性灵魂，把学术研究的严谨缜密和日常生活的悠闲潇洒以及对天地万物的凝神静虑融会贯通，呈现出可贵的智性之悟。鲁枢元先生的学术研究为随笔写作提供了深邃的人文哲学思路，随笔写作作为学术研究之余的闲情逸趣，又能有效地弥补书斋生活过于枯燥和单调的缺憾，使他在“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之间寻找到了平衡和互补。
　　其实，追求智慧和完善生命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在中国现代学者和作家如丰子恺、林语堂、朱自清、梁实秋、沈从文、冯至、钱钟书他们那里达到浑然天成。可是，随着学科划分的过细过碎，学术评价机制的过于量化和细化，学者科研压力过大过强，置身于当代大学校园里，你就会发现，这样的教授型作家诗人愈来愈少，啸傲行吟的学者明显减少乃至消失殆尽。
　　近读学林出版社于2007年6月推出的鲁枢元随笔集《心中的旷野——关于生态与精神的散记》（以下简称《心中的旷野》），我惊喜地看到了一位阅历丰富的人文学者的“旷野之思”的精彩呈现。它是鲁枢元先生学术研究之余的随感、游记、心得和散记。通览全书，图文并茂，涉笔成趣，在看似散淡的笔墨中始终流贯着对生态文明的大声疾呼，对大地道德的弘扬呼吁，对生态恶化的忧心焦虑和对和谐、健康、优雅、智慧的生活状态的向往之情。 走向荒野 返璞归真
　　诚如鲁枢元先生在《心中的旷野》的题记中所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便把走出荒野看作人类的进步，把背弃荒野看作人类的文明，甚至把从地球上彻底清除荒野看作人类精神的伟大胜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高速公路如蛛网般密集，市场云集，商潮如海。人们陶醉于对大自然的征服和改造，沉迷于物欲横流的温柔富贵之乡乐不思蜀，而荒野正在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然而，生态的失衡，环境的污染，人类精神领域的逼仄乖张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病灶。此时，我们才开始把目光投向本是人类文明摇篮的荒野。生存危机和生态危机向世人发出严重警告，背离荒野被证明是愚蠢和短视的行为，人类必须与荒野达成默契，必须珍惜人类的故乡，那里是放飞心灵的天空，栖息灵魂的乐土。
　　鲁枢元先生把目光投向原生态的大自然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中国古代文化视域。他在“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幽州古台边感慨陈子昂博大精深的时空观念，在“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清新诗意中领略农业社会的眷眷乡情，在古诗文的天地风云、日月星辰等等变幻莫测的意象中感受古人臻于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在月光、流水、山岭、沙漠、翠柳、杏花等等纯自然的美好氛围中怀想天地万物的浑然一体。鲁枢元先生还把现代人类的精神痼疾和现代社会的公共卫生事件如“非典”、“疯牛病”、“禽流感”等等进行联系和比附，从中发现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互动关系。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年逾六旬的鲁枢元先生还在《命债》一文中为自己在童年时代捕捉和诱杀蜻蜓而深深忏悔。鲁枢元先生认为，从深层的生态伦理法则上讲，蜻蜓和人类都是地球演化出的宝贵生命，具有其存在的神圣意义。在鲁枢元先生的文字中，我读到了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天地万物的悲悯。
　　在人迹罕至的毛乌素大沙漠，在新疆的胡杨林边，在海南岛的椰子林里，在陕北榆林的镇北关前，在外婆茅屋的旧址，在古城开封的偏僻街巷，在与友人乘坐舢板去看红树林的水面上……处处充满自然气息的山间水畔，都留下了鲁枢元先生叩问自然，依偎自然，师法自然，融入自然的身影。荒野自然赋予鲁枢元先生一颗淳朴博大的天地之心，给予他观照世界万物的宏阔视野。其实，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本意就是通过关心文本中的自然，唤醒人类的良知，然后作用于文本外的自然。行动是一切理论最终的归宿，鲁枢元先生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真正完美结合起来，知行合一，返璞归真。在《江河纵横》一文中更是表达了要“托体同山阿”的终极理想，把自己的生命与大地上的江河湖海融为一体。他的这种走出书斋，田野调查的实证主义态度和重视实践的理性精神，显示了他的专业知识对行为模式的指导作用。 道法自然 神游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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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寄托和对天地万物的观察思考，自古就与大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开篇即写道：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这大概是论述文学与天地自然的紧密联系最精美绝伦的文字。在鲁枢元先生的《心中的旷野》一书中，很多篇什和插图都在表达着人类道法自然的朴素真理。栖居在大地上的人类必须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和智慧，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生存境界。
　　康德说过，在大自然的崇高表象中内心感到激动，而在对大自然的美的审美判断中内心是处于平静的静观之中。在苏州木渎镇明月寺大殿上的“风调雨顺”图案上，鲁枢元先生看到了我国先民对气象、物候和农业生产的关系的关注，对“天地大美，四时明法”的敬畏和顺遂，以及乐天知命的达观。在开封大相国寺内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塑像前，感到了对人类感官功能日益单调化和粗鄙化的担忧。在韩国庆州的“无说殿”前看到了《道德经》中“大音希声”的影响，在喧嚣嘈杂的现代社会中，如何看破语言的空洞和泡沫，寻觅寂静的心灵空间，是鲁枢元先生反思现代文明的局限的独特切入点。在乡村土路上缓慢行走的马车和牛车的朴拙景观中，鲁枢元先生看到了交通工具的日新月异的变迁给环境造成的无法逆转的影响。谢有顺说，文学是让人学会生活得缓慢的学问。鲁枢元先生在渐行渐远的乡村风物中深情地一瞥，寄托了自己对农业文明的遐思和依恋，以及对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高歌猛进的经济社会的理性批判。在苏州西郊光福山下捡到的一块石头上，鲁枢元先生看到了惟妙惟肖的隶书“福”字，那是冥冥之中上苍对人类的祝福。在遥远的俄罗斯，鲁枢元先生拜访了人道主义的先行者托尔斯泰的简朴的墓地，他看到了一个伟大的灵魂对生命的达观和超脱的理解和领悟。
　　总之，《心中的旷野》中的许多篇幅皆是在师法天地自然万物的同时寄托自己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和希冀——那是远离世俗尘嚣、人与自然高度和谐、众生平等友好相处的世界。 诗意栖居 精神返乡
　　鲁枢元先生在《心中的旷野》中表达了自己对“诗意栖居”的强烈渴望，我相信，在辗转迁徙于数所高等学府的历年跋涉途中，鲁枢元先生肯定看破了现代大学制度和学术评价体制对人的心灵、性灵和诗意的斫伐和伤害，终日在大量表格的填写、大量会议的出席和迎来送往的学术应酬中疲惫和麻木着自己的灵魂，学院派知识分子几乎丧失了本应天马行空、潇洒不羁的个性。可是，鲁枢元先生由于自己的专业志趣所致，他还是固执地保持了对诗意的由衷热爱和对乡土、亲情、友情、童年的深情回眸。这样的反观和追忆是鲁枢元先生借以审视现实的一面镜子。
　　鲁枢元先生从小生活在古色古香的开封，那是黄河文明哺育的一片沃土，有着《清明上河图》上流传久远的风情和民俗。在开封古城的城墙、戏台、汴河、小巷所构筑的氛围中，鲁枢元先生度过了欢乐无忧的童年，那些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老照片，记录着他的童年、少年时代游戏、读书、思考、幻想的真实履历，让我仿佛听到了他的书声琅琅，看到了他在自由呼吸知识的身影。鲁枢元先生的父母的照片，让我们看到了善良朴实、耿直勤勉的老人对他少年时代乃至一生的重大影响。最让人感动的是那张在外婆故居旧址的照片，穿越岁月漫长的隧道，他肯定在思念慈祥的外婆的音容笑貌。
　　作为一位近些年蜚声学界的著名学者，鲁枢元先生的随笔中也有多处写到了他对徐中玉、钱谷融、王元化、王蒙等师长的尊敬和感恩，我们看到了人格的魅力和知识、智慧的火种薪火相传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感人肺腑的画面。鲁枢元先生与同龄的学界友人夏中义、南帆、陈剑晖、陈丹晨、王鸿生和作家张炜、韩少功、冯骥才、邓刚等等在一起切磋琢磨、相互启迪的照片显示了他活跃的文学批评家的热情和活力，他甚至还和自己的研究生一起沿着黄河考察生态现状，身体力行地投入到环境保护者的行列。
　　对故乡、长者、师友、亲朋、童年的深刻记忆，使得鲁枢元先生拥有自己丰富美好的精神底色，无论置身何处，他都能随遇而安，心气平和，宠辱不惊。鲁枢元先生那一代学者，历经历次政治运动，饱经“文革”的磨难，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经验和宝贵的感性记忆。他们历经沧桑，仍然拥有一颗激情、单纯、朴素的心灵，在文章中处处体现出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和行思结合的知识分子理性和实践精神、实证主义的行动勇气。这是对年轻学人的重要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