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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不但会作文，还会开药看病？

文/张炜

　　熟悉中国文学史的人会发现，一些大文人同时往往也是好医生，或者是对医学有着相当程度的理解；有的虽非专业行医人士，却道出了医家未能道出的玄机。曹雪芹是一例，苏东坡也是一例。类似的例子太多了。苏东坡有过一句常被医家引用的名言，叫“大实若虚”。反过来观察那些有名的大医家，差不多也个个都有坚实的文章功底，他们的医学著述，特别是留下的医案，其描述真是生动透彻到令人拍案的地步。文人有时忍不住要给人讲一点药方，或医家忍不住要铺展一番词藻，都是因为二者内里相通的缘故。
　　识得百草即成医家，百草生情即变文人。形象思维的生动，辩证思想的精密，都是好文章才有的属性。有些文学家在一般的居家生活中不但给自己治病，还给一家老少开方，结果也会留下一些手误；除非有了难缠的疾患，有的文人雅士是不找医生的。也有的文章高手与医家是密不可分的朋友，他们交往密切，互通有无。像一些出家人，居士，常常也是探究钻研医术和养生的高手。那种清寂的生活既有利于养生，也有利于思辨，于是就出了文章，也出了草药方剂。苏东坡自己琢磨出的药方不少，烹调的窍门也有一些，与一些官场朋友来往唱和，应酬中也时有处方互相赠与。一些和尚道士赠给苏东坡的验方，被他当成了最宝贵最慷慨的付予。
　　过去的文人常有治世的责任，其中的大多数本身就是一方官吏。治世与治病的原理，在许多方面都是相通的。这等于说在用两种语言表述着同一种道理。写一篇大文章也差不多像是治理一个大社会，词汇即是众生，结构即是组织形式。阴阳关系，辨证施治，这些医家的基本理解方式，也是对于人类社会的认知方法。一篇文章的完成，需要面临无数次的判断和斟酌，作者的器局见识都反映在其中了。而对于整个社会的复杂情形，人的治理也面临着类似的决断和思索，都需要相当严密的运思，需要有全面把握的能力。在传统文化中，中医、文人、官吏，这三者的身份虽然有时是统一的，有时是分开的，但内在的一致性却是从未变过的。
　　一个糟糕的治理者，在施政中或者是一刀切简单化，或者是取其一端不计其余的片面化，都不是好医家的特征。文章有启承转合，有逻辑的周密，有文气文采，这些都恰恰像医家手中的百草调剂。传统文章不是今天学来的西文格式，没有那样的洋八股的腔调，好文章与大地气脉总是息息相通的。现在的一些文论，即便是谈诗论艺的，也满是机械化学的气味，是现代工业的说明书性质，没有生命的肌理脉动，也没有人性的温热。像古人的以诗论诗，品味和欣赏，中医把脉式的思辨和感知，现在已经极其罕见了。
好中医的缺失与好文章的缺失，在步调上其实是一致的。如同医家表面上的深刻化和逻辑化，实际倒是一种简单和粗陋；至于一些手术器械的强求和使用，对于文章的肌理只能造成破坏和割伤。中医对于卫气营气、任督二脉的理解，运用到文章里也是一样。现在的时髦文章则完全不讲文气，只想学点西方的理论皮毛，搞出一套机械的浮浅的临床论证之类。
　　古代文人喜欢丹丸的故事很多。除了一些人的贪求长生急不择食，吃了一些急进的丹丸发生了不测之外，许多人都是顺应天然。他们很能炮制一些滋补的吃物，这其中也包括秘不示人的丹石。炼丹曾经在魏晋时期成为部分文人的时尚，以致于有人因为热衷于此而耽搁了诗文。大诗人李白是一个求仙心切的人，其丰富和趣味非常人所能比拟。他对一些金石丹丸专家、一些道士的迷恋，在行踪之间处处透露，也屡屡被诗章记录下来。“一鹤东飞过沧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来，应攀玉树长相待。尧舜之事不足惊，自馀嚣嚣真可轻。巨鳌莫载三山去，我欲蓬莱顶上行。”另有一诗说：“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下来。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可见他对东海里的三仙山、对于神仙如何向往。这种追求仙境与寻觅仙药的心情都是一回事，所以才有一个叫徐福的人率船出海，求的就是长生不老之药。李白也挂记着徐福。
　　有些文人吃过了丹丸，按要求披头散发在花草树木间行走，说为了使凡丸发散。这种情形多么有趣。食丹的人并非因为生病，而是依据中医“治于未病”的原理，追求超强的体魄。个别误食了丹丸的人在地上滚动，那是体内的丹丸热力烧灼起来。巨大的化学能量把他们几近摧毁，会给他们一个教训。但最终他们仍然还是迷恋于炼丹，因为那时还未能分得清百草组合的美妙与金石冶炼的区别，在不知不觉中将中西医结合了一下，结果化学变化发生了：一股陌生的力量将人击倒在地。
　　总之中医与文章难分难解。在有的人那儿，可以说是医随文生，文助医传，二者之间互为襄助。可以设想近代文事的繁荣与传统医术的复兴，或许该走一条统一的轨道，因为它们的思路看来十分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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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究竟应该相信中医什么？

文/张炜

　　古代名医扁鹊被誉为能够起死回生的神医，关于他，最有名的故事是他曾四次为齐国的国君看病：第一次指出对方的病在皮下，第二次指出病到了血脉，第三次指出病到了肠胃，最后一次发现病已到了骨髓，已经不能医治了，然后就赶紧逃走。这个故事记于史书，广为流传。扁鹊是古代名医中的齐国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即生在齐国渤海边上。中医的“望闻问切”诊疗方法，就是他创立的。他的了不起之处，在于既能继承齐地养生重药的传统，又能抛弃方士的那些玄虚，特别厌弃巫术，一生只注重脉理。 　　扁鹊的足迹差不多抵达了当时的所有国家，成为天下最负盛名的医生。妇科、儿科，眼耳鼻喉诸科，都留下了他的神奇业绩。自古以来，最杰出的专业人士与经国之才总是充满了风险，这其中的危难主要来自嫉妒。比如扁鹊，最后没有死于当时的战乱和饥饿，竟死于秦国一个姓李的医生，此人自知医术远不如扁鹊，就差人暗杀了这位绝代名医。
　　中医难觅，好中医更是难寻，这已是人们普遍的遗憾。了不起的扁鹊死于非命，因为他的超绝医术不容于世。这似乎是一个宿命和象征，说尽了中医的深奥和不测。千百年过去，又出了一些大医家，一些医圣和药神，人们耳熟能详的就有孙思邈和李时珍，有张仲景。这些人物在今天的人们眼中，已经近乎于神而非活生生的人。他们遥远地消失了，高翔于太空，脚踏的这块土地上好像早就没有了可以托付的人。这几百年里，每个地方也曾经拥有过自己的名医，常常屈指可数的就是“四大名医”、“三大名医”等等。但是他们的时代也很快就过去了，大约以六十年代中期为界，名医基本上销声匿迹了。再到后来，几大名医的说法想都不敢想了。如果听说某地有一位医术高明的老先生，那种崇拜和惊奇就已经不小了。
　　直到今天，高明的中医可能还会是一位长者，他不一定有飘飘白须，但也必定是面目清爽，看上去神气笃定。手段高明的中医不可能是一个气量狭小、文化浮浅的人，他应该是深得中华文化真味，能够沉于水底的大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古而来中华文化的智性和底蕴，也许没有存于声名远播的学府，倒有可能藏于这些阅历深长的医家。中医的思维最集中地代表了传统的方向和深度，是一旦偏离了这个方向和深度就要灭亡的一门科学。所以，这就是中医难觅的一个根由所在。
　　比起西医，中医的根脉更是深植于土地之中，是伴万千自然生命而滋生和成长的学问，它有着最直观最朴素的一面，又有着非要冥思和悟想才能深入的奥秘。脉相，气，穴位，阴阳，这些都无法通过物理解剖去印证。而西医把人体看成了一架类似于有活塞和输油管那样的机器，所以西方有一本书就叫《人是机器》。西医的发展，也的确在沿着机械理解的精微和深度，一步一步深入下去，从解剖术一路走下来，直到了基因这一步，未来还要往前。这当然也是了不起的学问。可是人毕竟还不是机器，人还有微妙难言的情感，特别是有灵魂。灵魂就神秘了。而中医，一开始就没有背弃灵魂，相反一直贴着灵魂往前小心翼翼地摸索，于是就找到了穴和气，找到了任督二脉，这都是玄妙的东西。这些东西，即便最前沿最现代的基因学说，在深度上也难以接近它。
　　人天生就有神秘的感受力。这种神秘性是与生俱来的。中医在可传授与不可传授这两个层面上前行、对接，这就产生了所谓的神医。神医即是在不可传授的那一部分走远了。而名医和好医，则是在可以传授的那一部分掌握了。可传授的部分不仅是中医药理脉相方法之类，还包括它独有的悟想思维方式，它形而上的质地。
　　中医的形象思维和感悟方法，还有更奇特的不可传授的那些部分，一直是西医思维的嘲笑对象。这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是不同维度的世界，二者是不能对话的。中医界在一二百年里最试图与西医对话的人，恰恰也耽误了自己，是造成自身事业失败的原因。“中西医结合”的提法是对病人而言的，而不是对医生而言的。医生需要各自守住自己的世界，一旦离开了这个世界半步，也就不能正常呼吸了，还谈什么生存与发展？
　　现在的某些所谓中医，完全将中药当成了西药使用，肿则利水，热则施寒，寒则加热，燥则润，湿则下，直接就找那味药。其实中药哪有如此简明和直接。中药是五光十色世界里的一朵一花一草一瓣，它们交互辉映，是你呼我唤的关系。它们的协同合作是很微妙的，是通神通性的，是活的而不是死的。人体的脉络机能与天地呼吸日月星辰，这些天大的学问连在了一块儿，所以说一名合格的中医，连最起码的品级也要有大心志大胸怀才行。这不是要求太高了吗？是的，因为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比如有些药，非得下弦月时吃才好。一味药连接了天文地理，这是怎样的精微。现代人迷信于基因和纳米之类，还有染色体。可是古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将投放药物与月亮星辰统一考虑了，这又是什么染色体呢？
　　西医从机器这个角度去理解人体，也可以走向无限的精密，并非浅薄之学。有人在识得中医奥妙之后就不无偏激，说中医才治病，西医治什么病？有的稍微宽容一些，也说西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些当然是出气的话，是对于深邃精微的传统医学被误解冷落之后的愤慨。但愤慨之辞也有引人深思处，是对另一种思想方法的补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说法虽然将西医简单化了，却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歪曲。比起中医的全局综合和无微不至的缜密，比起中医“治于未病”的思维，西医的确过于具体和单一了，实在是比较机械的学问。所谓西医对人的诊治，真的像是对一部机器零件的修复和更换的过程。
　　为什么西医向前看的时候多，而中医向后看的时候多？就是说，西医不断依赖和寄希望于新的科技进步，以加强自身的治疗手段和认识能力、发现能力；而中医则更多地向后看，要不断挖掘经典，将经典发扬光大。平心而论，属于中医本质方面的发展，如认识和诊治手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多少进步，反过来直到现在还仍然在不断地发掘经典中的深义，以此来深化中医。这种一个往前看、一个往后看的差异，恰恰也是一部分人背弃中医的理由。
　　实际上西医的观念确立的时间并不长，它的体系的形成历史很短，即便往后看，也没有多少实践经验和理论深度，也只好往前看。更重要的是，西医离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发现，几乎就不能成立，它的本质属性就是往前看的。而中医是根植大地的心学，几千年来人与大自然建立了最直接最朴素的依赖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性质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就是说人与山川大地上的一切，那种朴素亲密的关系不是变得越来越强，而是变得越来越疏淡了。于是人关于自然大地的悟想能力，最强大的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人类经历的千万年的历史，它所包含的全部悟想和经验成果，也就成为永远挖掘不尽的宝藏。
　　所以处于一个现代科技的世界上，机械逻辑的探求正步步走向深入，而由此带来的表面化和简单化，还有片面化，必然要伤害到中医的思维。真正的中医越来越难寻觅，这很可能也是人类的宿命。
　　古代名医扁鹊被誉为能够起死回生的神医，关于他，最有名的故事是他曾四次为齐国的国君看病：第一次指出对方的病在皮下，第二次指出病到了血脉，第三次指出病到了肠胃，最后一次发现病已到了骨髓，已经不能医治了，然后就赶紧逃走。这个故事记于史书，广为流传。扁鹊是古代名医中的齐国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即生在齐国渤海边上。中医的“望闻问切”诊疗方法，就是他创立的。他的了不起之处，在于既能继承齐地养生重药的传统，又能抛弃方士的那些玄虚，特别厌弃巫术，一生只注重脉理。
　　扁鹊的足迹差不多抵达了当时的所有国家，成为天下最负盛名的医生。妇科、儿科，眼耳鼻喉诸科，都留下了他的神奇业绩。自古以来，最杰出的专业人士与经国之才总是充满了风险，这其中的危难主要来自嫉妒。比如扁鹊，最后没有死于当时的战乱和饥饿，竟死于秦国一个姓李的医生，此人自知医术远不如扁鹊，就差人暗杀了这位绝代名医。
　　中医难觅，好中医更是难寻，这已是人们普遍的遗憾。了不起的扁鹊死于非命，因为他的超绝医术不容于世。这似乎是一个宿命和象征，说尽了中医的深奥和不测。千百年过去，又出了一些大医家，一些医圣和药神，人们耳熟能详的就有孙思邈和李时珍，有张仲景。这些人物在今天的人们眼中，已经近乎于神而非活生生的人。他们遥远地消失了，高翔于太空，脚踏的这块土地上好像早就没有了可以托付的人。这几百年里，每个地方也曾经拥有过自己的名医，常常屈指可数的就是“四大名医”、“三大名医”等等。但是他们的时代也很快就过去了，大约以六十年代中期为界，名医基本上销声匿迹了。再到后来，几大名医的说法想都不敢想了。如果听说某地有一位医术高明的老先生，那种崇拜和惊奇就已经不小了。
　　直到今天，高明的中医可能还会是一位长者，他不一定有飘飘白须，但也必定是面目清爽，看上去神气笃定。手段高明的中医不可能是一个气量狭小、文化浮浅的人，他应该是深得中华文化真味，能够沉于水底的大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古而来中华文化的智性和底蕴，也许没有存于声名远播的学府，倒有可能藏于这些阅历深长的医家。中医的思维最集中地代表了传统的方向和深度，是一旦偏离了这个方向和深度就要灭亡的一门科学。所以，这就是中医难觅的一个根由所在。
　　比起西医，中医的根脉更是深植于土地之中，是伴万千自然生命而滋生和成长的学问，它有着最直观最朴素的一面，又有着非要冥思和悟想才能深入的奥秘。脉相，气，穴位，阴阳，这些都无法通过物理解剖去印证。而西医把人体看成了一架类似于有活塞和输油管那样的机器，所以西方有一本书就叫《人是机器》。西医的发展，也的确在沿着机械理解的精微和深度，一步一步深入下去，从解剖术一路走下来，直到了基因这一步，未来还要往前。这当然也是了不起的学问。可是人毕竟还不是机器，人还有微妙难言的情感，特别是有灵魂。灵魂就神秘了。而中医，一开始就没有背弃灵魂，相反一直贴着灵魂往前小心翼翼地摸索，于是就找到了穴和气，找到了任督二脉，这都是玄妙的东西。这些东西，即便最前沿最现代的基因学说，在深度上也难以接近它。
　　人天生就有神秘的感受力。这种神秘性是与生俱来的。中医在可传授与不可传授这两个层面上前行、对接，这就产生了所谓的神医。神医即是在不可传授的那一部分走远了。而名医和好医，则是在可以传授的那一部分掌握了。可传授的部分不仅是中医药理脉相方法之类，还包括它独有的悟想思维方式，它形而上的质地。
　　中医的形象思维和感悟方法，还有更奇特的不可传授的那些部分，一直是西医思维的嘲笑对象。这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是不同维度的世界，二者是不能对话的。中医界在一二百年里最试图与西医对话的人，恰恰也耽误了自己，是造成自身事业失败的原因。“中西医结合”的提法是对病人而言的，而不是对医生而言的。医生需要各自守住自己的世界，一旦离开了这个世界半步，也就不能正常呼吸了，还谈什么生存与发展？
　　现在的某些所谓中医，完全将中药当成了西药使用，肿则利水，热则施寒，寒则加热，燥则润，湿则下，直接就找那味药。其实中药哪有如此简明和直接。中药是五光十色世界里的一朵一花一草一瓣，它们交互辉映，是你呼我唤的关系。它们的协同合作是很微妙的，是通神通性的，是活的而不是死的。人体的脉络机能与天地呼吸日月星辰，这些天大的学问连在了一块儿，所以说一名合格的中医，连最起码的品级也要有大心志大胸怀才行。这不是要求太高了吗？是的，因为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比如有些药，非得下弦月时吃才好。一味药连接了天文地理，这是怎样的精微。现代人迷信于基因和纳米之类，还有染色体。可是古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将投放药物与月亮星辰统一考虑了，这又是什么染色体呢？
　　西医从机器这个角度去理解人体，也可以走向无限的精密，并非浅薄之学。有人在识得中医奥妙之后就不无偏激，说中医才治病，西医治什么病？有的稍微宽容一些，也说西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些当然是出气的话，是对于深邃精微的传统医学被误解冷落之后的愤慨。但愤慨之辞也有引人深思处，是对另一种思想方法的补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说法虽然将西医简单化了，却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歪曲。比起中医的全局综合和无微不至的缜密，比起中医“治于未病”的思维，西医的确过于具体和单一了，实在是比较机械的学问。所谓西医对人的诊治，真的像是对一部机器零件的修复和更换的过程。
　　为什么西医向前看的时候多，而中医向后看的时候多？就是说，西医不断依赖和寄希望于新的科技进步，以加强自身的治疗手段和认识能力、发现能力；而中医则更多地向后看，要不断挖掘经典，将经典发扬光大。平心而论，属于中医本质方面的发展，如认识和诊治手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多少进步，反过来直到现在还仍然在不断地发掘经典中的深义，以此来深化中医。这种一个往前看、一个往后看的差异，恰恰也是一部分人背弃中医的理由。
　　实际上西医的观念确立的时间并不长，它的体系的形成历史很短，即便往后看，也没有多少实践经验和理论深度，也只好往前看。更重要的是，西医离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发现，几乎就不能成立，它的本质属性就是往前看的。而中医是根植大地的心学，几千年来人与大自然建立了最直接最朴素的依赖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性质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就是说人与山川大地上的一切，那种朴素亲密的关系不是变得越来越强，而是变得越来越疏淡了。于是人关于自然大地的悟想能力，最强大的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人类经历的千万年的历史，它所包含的全部悟想和经验成果，也就成为永远挖掘不尽的宝藏。
　　所以处于一个现代科技的世界上，机械逻辑的探求正步步走向深入，而由此带来的表面化和简单化，还有片面化，必然要伤害到中医的思维。真正的中医越来越难寻觅，这很可能也是人类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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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纸好墨就一定出好的字画吗？

文/张炜

　　宣纸是中国的一大发明，是值得好好炫耀的好东西。谈到中华文明，有一部分就是萃集在这种特殊的纸上的。它宜于保存，虽然又薄又皎，柔软如丝，却有千年不毁的顽固性，并非脆弱之物，所以又有“千年宣”之美称。一张上等的宣纸，不必着墨，只要放在面前就可以有一番好观赏，得到一种身心的愉悦。它素洁的质地，均匀的纹理，出乎想象的柔韧，水一般的随性润滑，都让人爱不释手。怪不得一张上好的古宣会有那么昂贵的价格，因为它实在是太可爱太难得了。它自身所凝聚的传统与智慧的美，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宣纸引诱人们去绘画或书写，同时又使人不忍玷污它的洁净和清白。一张宣纸摆在那里，似乎就足以代表了东方，尤其是代表了中国的艺术和中华传统思想。洁白无一字，却似乎写满了思想，充满了意味，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纸。文化人爱纸，最爱的还是宣纸，连不识字的人也会把一张丝绸般细润的宣纸爱护下来吧。
　　所以人们对那些糟蹋宣纸的人最为厌恶。什么人最能糟蹋宣纸？当然是那些拙劣轻浮的“书法家”和“画家”，他们最不懂得怜惜，对洁白的质地没有敬畏，所以随意玷污也就不足为奇了。尤其是进入现代，有的书画人士越来越不耐烦了，恨不能挥笔就是千幅，纷纷丢弃了工细的笔触，美其名曰“大写意”和“文人画”。这样泼辣无畏的挥洒会耗掉多少宣纸，想想真是让人心痛。绘画本来即是一种缓慢的功夫，是镌刻心迹的一种方法，恰如大诗人杜甫所说：“五日一山，十日一水”。古人一张画会画上几个月，其过程就是一种享受，其成品也合乎价值。如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一直画了三年。俄罗斯大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前后竟画了十年。这使我们理解了什么才是大匠气概与生命的耐力。古人的狂快之画只是偶尔为之，那不过是偶有挥洒的一次即兴情逸罢了，是工细之余，是长久脚踏实地奔走后的一纵一欢，并非是常态；即便是以快画为长技者，也同样构不成画界的常态。中国艺术即是一种写意，绘画的工细和粗放都是写意，所以绝不可按笔触的大小来论写意的“大”或“小”。至于“文人画”，那也是文章之外的业余逸兴。这种逸兴当然也会换来另一种艺术的灵性，使之成为生命特质与个性情怀，以及学问修养的全面综合。但画家本身毕竟首先要是知识文人才行，这是一个无法省却的前提。
　　西方绘画艺术似乎也走了与东方相同的路线，即纷纷让画笔潦草起来，从印象派一路下去，粗放得不得了，同时也有些艺评家，让深奥的理论跟上来，说的都是这些现代艺术的特异与卓越。其实现代的狂放仍旧包含了对伟大传统的绝望，对完美的绝望。比如毕加索，没有他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写实杰作，谁又会承认他中后期的“胡闹”？大师的顽皮和胡闹自然是有理有利有节，可以做一个非凡生命的统一观，而不仅仅是截取这最后一段的放纵。这种放纵有少年青年的功底和能力在垫底，并时时有些回光返照，所以才有了固有的价值和评论方面的复杂性。但如果说这些放纵就是他一生最好的杰作，那只是类似于“皇帝新衣”的说辞。一个声名卓著并不断得到众人诠释的艺术家，在某个领域某个时期也就有了“皇帝”的威权，他的赤裸无物也就没有人敢于指出了，要实话实说，也只能等待纯洁无欺的小子来做了。
　　古登州人从殷实富裕之家到平民百姓，最愿收藏字画，所以该地区一直是现代收藏家最愿光顾之地。黄县城一户有大来历的人家，四十年代中期被毁家，仅名贵字画就焚烧了整整一天，那真是艺术珍宝堆成了山，可惜当时的人正拼死投身到战争当中，顾不得也认不得这样的珍宝。古登州人历来有一个美好的传统，就是在秋天里烧制出上好的木炭，以备大雪封门时生起火盆。这火盆差不多要被家家端上炕桌，旁边即是笔墨宣纸，然后开始了暧意融融的写字作画。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太太也能画出相当不错的梅兰竹，那些忙了春夏秋三个季节的男子要站在炕前，看一家妻小写字描花。这里每个大村落或城镇都有自己的书画名家，其作品与大地方的名流一起得到了保存。今天，胶东一带书画市场上常常出现一些没有名头和来历的古书画，打眼一看即是杰作，大半也就是一些功底深厚的地方名家所为。他们的画名还没有记载到书上，可是他们手下的功夫却并不含糊，格调气度也别具特色。
　　人世间最难识别和鉴定的，也许就是艺术作品了。宣纸上的痕迹格外晦涩，无论是字还是画，墨分五色，俗眼迷离，非得有修养有品格的人才能指认优劣高下。所以自过去到现在，那些无才无品的书画家往往要躲避方家学人，却会极力接近商官人士，因为那些人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借助于金钱和声势的力量。可是久而久之，这不仅于事无补，还会成为人们鉴别真伪艺术家的一个寻踪方法。文学也是如此，文字艺术的内向性一点也不亚于书法绘画，它寻找的也是相应的心情和灵性，没有这些，也就不会识别和呼应。所以自古以来对于艺术的胡言乱语和颠倒黑白是最常见的，因为诋毁杰作和吹捧劣作既不犯法，又不会让人觉得格外刺耳和大逆不道。但由于书籍可以印刷，宣纸可以保存千年，所以留在上面的痕迹也就可以交给久远的时间了，可以让人在漫漫时间的长河里去识别，这时的人才能心眼俱明起来。
　　一些寻觅古宣的人在胶东地区来来往往。还有古墨，一方芬芳四溢的名墨同样价抵千金。一个地区艺术的发展总是和传统密切相关，而一种传统的形成又有极其复杂的原因。富庶的古登州一带是齐国的腹地，也是莱国的经济中心，比如当时最先进的科技工业就从这里兴起。炼铁、渔业、丝织和陶器制作的兴旺，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繁荣。神仙术和方士的行径与正统儒学相抵触，但是却与某种浪漫飘逸的艺术声气相通。莱国不仅从经济上壮大了齐国，而且还从文化和艺术上强化了齐国。后来齐国闻名天下的学术和思想，还有音乐，都可以从中嗅到东部海角的浓烈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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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古人和今人的着装，哪个更美？

文/张炜

　　看古代京剧的中外人士常常惊叹于剧中人物服饰的美：那不是一般的美，而是令人炫目的美、历久难忘的美。这种美不是浮泛的华丽造成的，更是色彩的斑斓，剪裁的高超艺术，以及与人的形体性情的全面和谐。它既取得了令人惊艳的戏剧效果，又给人朴素真实的感受。每一场古代传统剧目，又同时是一场成功的服装表演、超级的服装展，所不同的只是没有做作的模特儿走在特别的台子上、迈着矫情的猫步而已。那种猫步走了一遍，会提醒人们这只是一种表演，是并不切实的生活，等于中看不中吃的炫弄艺术。
　　也有人会说，中国古代服饰与戏剧中的打扮仍然不是一回事。当然如此，比如说各个朝代的服装都有变化，而京剧或许没有充分表现出这种变化。还有一个问题鲠在人的心里，就是一般人会认为，戏剧艺术中的一切都是高于生活、比生活还要浪漫的，就是说它必定是给艺术家在舞台上再次完美了一番，实际生活中肯定不是如此的。京剧的写意性质、浪漫精神，会使出现在其中的一草一木都沾上这种意味。一句话，演戏是演戏，真实生活中的着装又是另一回事。
　　但从考古发现以及相关文献记录来看，古代戏剧中展示的服装并没有过多的夸张。这可以从沈丛文先生编撰的《中国古代服饰》得到鉴证。沈先生的严格学术态度是足以采信的。总之我们大可以确信那些带有美丽花边的彩色长衫，的确是穿在了古人身上的，那种绚丽缤纷的颜色，也是真实地出现在当时的生活中的。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某种深深的遗憾，它让我们惋惜：这么好看的服装为什么就一下子变换了消失了呢？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暗自比较一下，问一句：现在的服装就一定好于古代吗？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在穿戴方面发生了审美上的倒退呢？
　　我们现在的着装习惯是经过了一代又一代演变，慢慢地形成的。所谓的习惯成自然，渐渐我们就不会觉得衣装改变成现在这样有什么不好，相反还觉得挺合体，合乎性情口味，甚至还在心底庆幸：幸亏没有生在古代，不然就要穿那样肥大宽长、花花绿绿的衣服了。这种认识的同时，还会多少觉得古代人比今天的人笨拙许多，他们也不嫌麻烦，把衣服搞得那么花哨土气，还要多费上几尺布匹。从服装再联想到其他，又会觉得中国的落后也与服装有关，这种不利不索的打扮真够别扭了，当然不利于剧烈的竞争，久而久之也就落后于世界了。
　　反正从哪个方向想似乎都有道理，不是好得很就是坏得很。不过尽管如此，京剧服饰的华美，倒是很少有人不愿承认的。这种美其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也并非仅仅是为了让人觉得实用。美不完全是实用的，美的这种不实用性，也是美的有机组成部分。
　　现代人对古代服装的不耐烦，也是因为性情决定的。急急躁躁的日子，每天的忙碌和穿梭，频繁的通讯消息，最现代的交通手段等等，这一切都促使了人的性情的改变。孔子时代要坐牛车马车，那时的人也并不觉得慢。今天的人坐飞机轮船特快列车，也并不觉得多么快。埋怨速度不够会是永远的，惊叹和满足于交通工具的快捷总是暂时的。使用惯了电子邮件的人，再让他为一封信跑邮局，一定会让其觉得麻烦极了。可是许多现代人都发现，我们的忙碌和事情之繁多，并没有因为交通工具和其他方面的现代便利而得到缓解，相反是更加忙碌和更加马不停蹄了。时间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好像过得更快也更加不够用了。
　　原来我们大家一起坐到了现代的流水线上，我们的一切活动于是再也由不得自己了。我们必须适应这种机械的速度和节奏，这些可不是我们哪个人说了算的。我们如果认识到了这一点，能够超然物外地打量我们自己被束缚在流水线旁的情形，一定会痛苦和同情自己。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局面。我们真是又可怜又无奈的现代人。
　　这就是我们不懂得古代服饰的美，也没有机会尝试那种美的根本原因了。我们只要安静下来，让心放平，就会接近和欣赏那种美了。那样的舒适宽松，那样的色彩，又怎么会不让我们身心愉快呢？有人又会说，那样好看舒适是自然的了，但不利于过日子啊，每天忙成这样，怎么穿那样的衣服啊。看来我们失去了享受美丽衣饰的机会，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被生活所迫。
　　可以想象，古人在劳动中也不会穿某一些质料和样式的服装，他们也会考虑怎样更便利，怎样珍惜自己的好衣服。对劳动服装的要求，古代和现代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不同。我们在这里比较的，只是古今服装的基本样式，比较它在日常状态下的一些不同。
　　中山装和西服比长衫好看吗？女子的现代套装比刺绣华袍好看吗？这些都可以比较。至于舒适，今天的服装显然不如过去的柔软随意，不如过去的宽松。今天的衣服越来越像盒子，像可以装卸的零部件，越来越挺括硬实。而古代的服装如果比成一幅画，它更多地是随形走笔，一切都迁就和尊重了人体的曲线。比如现代人自以为讲究的西装，肩部的方正挺实是由压袖机压出来的，袖子和前后衣襟都要趋向机械般的整合统一，这与温暖柔和的血肉之躯、与人的形体是相抵触的。它掩盖了人的形体曲线，以很不自然的方式把人装进了一个盒子里。
　　有人可能说，牛仔裤之类的紧身衣服正好相反，它更大限度地贴近了绷紧了，使人的形体更加真实毕肖地凸显出来，这不是更加随形走笔吗？当然不是。这是对人体舒适放松要求的最大一种伤害，最大的一次背道而驰。人体与服装的宽松合作，那种相互爱惜的美好关系，完全被破坏了。正是通过服装，人体被现代人的特殊理念、概念化的生活态度给绑架了、捆束了。一切紧到不能再紧的现代服装，不得不使用超强的布料和特别的针线来缝制，因为不如此就不能有效地束缚身体，身体的张力就会使服装绽开。可见现代的衣服在许多时候是与生命的自然相搏斗的，是一种不合作的反抗关系。
　　现代人在剧烈的竞争中，即便脖子上结了领带、穿了最昂贵的衣服，脚上是万元一双的皮鞋，所谓的西装革履，也不给人一种优雅感。因为这里是竞争的甲胄，而不是躯体的伙伴。这是生存的需要，是另一种战场上的迷彩服、制服、军服，它们式样统一，没有个性和情感，不是那样自由放达的产物。
　　中国人的服装从学习胡服，再到几百年来的接受西方文化，才逐渐演化到今天这个样子，一点点习惯下来，完全没有了不安和对过去的留恋。今天如果有男人穿上长衫，有女人穿上比旗袍更华丽的绣袍，走上街头以后，一定会引起惊讶和讪笑。相反的是，如果女人穿上了露脐衫，甚至穿上了露出半截屁股的衣服，男人穿上了更加荒诞的西方嬉皮士的那套行头，却不会让人感到有什么怪异和大逆不道。
　　那些美好自然的服饰，是来自一种美好自然的性情。野蛮的竞争改变了人的这种性情，也就丧失和丢弃了相应的打扮。可是有勇气的人又怎么会甘心这种状况呢，我们于是就要十二分地怀念那些棉质丝质、最朴素又是最华丽的传统服装。这是我们民族的形式，它还会让我们寻找相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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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品质：张炜印象赵剑平 来源：中国作家网
　　刻简的人　　当我面对张炜那一排排著作，第一个感觉是，假如它们是用竹子刻出的竹简书，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形？摞起来该有多么庞大？如果是一刀一刀在竹简上剜刻出来，那要付出多少艰辛和时间？　　实际上，我在第一次拜读张炜的长篇小说《外省书》时就有这种
　　刻简的人
　　当我面对张炜那一排排著作，第一个感觉是，假如它们是用竹子刻出的竹简书，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形？摞起来该有多么庞大？如果是一刀一刀在竹简上剜刻出来，那要付出多少艰辛和时间？
　　实际上，我在第一次拜读张炜的长篇小说《外省书》时就有这种感觉。那种联想来自于书中的分卷章节。我又回想起了阅读长篇小说《九月寓言》等著作的手稿时的感觉。看着张炜刻划在稿纸上的一个一个汉字，我感觉到的是一种难以言述的蓄发于心筋的腕力和辛苦。那一笔一划，清晰有力，真真如同在竹简上的刀刻！
　　试想一下，即使是简单地抄写一部书，那种辛苦和寂寞也不是常人能够承受的，而张炜的数百部短篇小说、散文和数十部中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诗歌及其他论述就是这样创造性地一笔一划地刻写出来的！
　　那么他自己是如何看待这种辛苦劳作的呢？让我们追寻他的足迹，看一下他在1988年10月22日写下的心灵感受：
　　“可以信赖的只是昼夜不舍的劳作，是银匠似的打磨精神。创造物上遗留了指纹摩擦的光亮，有着心的刻度。”(见散文《寂寞营建》)
　　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默默的“银匠似的打磨”，留下的是“指纹摩擦的光亮”，是“心的刻度”！
　　我没有见过张炜刻写时的情形，但我见过他在临近刻写、马上要投入创作时的情形。有一次，我在与他家人聊天时，无意中看到他走向工作室时的样子。他握着双拳，躬着腰，眼睛盯着写字台的方向，他迟疑了一下，然后缓缓走过去。那种紧张、慎重，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如同即将开始一场战役。我感觉当时屋内整个气氛顿时凝重下来了，我的心弦为之怦然震动。
　　也许一个人刻写一部书是容易的，但要坚持一生、像对待生命似的终年刻写，恐怕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大自然的精灵
　　读过张炜的著作，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他对大自然无比的依恋和热爱。他面对大自然时的敬重、崇敬与虔诚，让我震动和感动。他疼爱一草一木，它们的枯荣时刻牵动着他的心。在和他散步时，我经常听到他看着路边的小草说：“嗯，今冬天暖，都数九了，还绿着呢，往年这时叶子都黑了。”他看到金灿灿的金盏花时会久久地注视，并赞叹：“多么美丽，与她的名字多么相符，即使枯萎了，依然那么灿烂夺目！”
　　在他的作品里，我看到他对家乡被伐灭的原始森林的痛心。海边那为数不多的松树已成为他的珍宝。有一次，我看到他在万松浦书院的路边长时间地抚摸一棵从死亡中挣扎着活过来的小松树，喃喃自语。他经常告诉身边的人，这些树活着多么不易，一定要好好爱护。他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并常常为此作出很大的牺牲。他在别人修路、盖房时，为让树木能在原地继续存活，多次苦苦劝说改变道路的走势和房子的形状，并已多次获得成功。他甚至为了一棵松树，让整栋楼房让位十米！他这样做，付出的成本和人工代价是很大的，但他毫不犹豫。我理解，正是这一切，证实了一个真正的思想者必是一个悲悯天下的行动者。
　　他疼爱小虫子和小动物，他常常被它们感动得两眼湿润。他与小动物对话，并教它们说话，与它们游戏。这些在我看来是有些不解甚至滑稽的，但他无比愉快。有一次他一见到我，立即兴奋地告诉我，他与一群小猫玩点将游戏，他指着一只只正襟危坐的猫们认真地喊：“点一点二点大花，不是你来就是他！”他的手指随着口令的停止突然指住一只豆眼大花猫，那只坐着的胖胖大花猫立即一挺身子，并将豆眼看准了他，那神情真的如同士兵喊“到”似的！
　　他喜欢猫，喜欢狗。他尤其钟爱一条叫“宝物”的大黄狗。每次一见“宝物”，他都会反复教它说一句话：“‘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记住了吗？下次来我再问你。”
　　我记不清他问过它几次了，只是我看到“宝物”每次听到他的询问时，都用两只大眼极认真地看着他，做出努力理解的样子。
　　他不光喜欢小动物、植物，他也喜爱各种小昆虫，他甚至对害虫都充满了疼爱和怜悯。我亲眼看到他把一只小盖虫轻轻送出窗外使其免遭意外。
　　张炜依恋和热爱大自然，与大自然血脉相连。在患病之前，他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超常的听觉。有一天傍晚，我和他到郊外散步，在路边的树叶哗哗作响中，他指着黑黢黢的数十米以外告诉我，他听到那里有一只小刺猬在走动。我不信，我们走过去，果真在密密的草丛里翻找到一只半大的刺猬。
　　我常常想，他是不是浩淼无际的大海伸出的一个触手，是不是苍郁的莽原一根敏感而美妙的心弦？答案是：他是大自然的奉献者和奴仆，是大自然的一个精灵和儿子。他正是依了大自然的力量，有了一颗博大的慈悲心，才有了强烈的道德感和强大的道德激情，才有了坚定和顽强；当他面对一些常人不可忍受的污辱时，才能做到一笑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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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精神
　　张炜在二十五六岁时开始拿全国性的中短篇小说奖，在二十八九岁时写出《古船》等轰动性的作品，30岁之前获得多项重要的文学奖，但他依然保持着固有的低调与纯朴、谦逊和好学。他不追求什么媒体效应，不炒作自己，比起其他一些当代作家，有关他的报道要少很多。
　　在这个浮躁喧哗、信息爆炸的时代，他沉稳、内敛。他坚信一切只需用作品本身说话，“文学还拥有飞机和VI、VII飞弹，这类武器抵达远方，引起对方的不安，骚扰对方，但不奠定成败。”“书籍仍是横扫和占领战场的重装备步兵”。(萨特语)
　　张炜欣赏和坚持的正是这样的“步兵”精神！
　　他在寂寞中劳动，在劳动中享受和欢乐。他只把自己当做一个纯朴的劳动者，全心全意地始终紧握手中的笔，踏实勤勉地一笔一笔地刻划，不耍小聪明，没有丝毫的耍滑偷懒。30年来，他不停地写作；20年来，他反复不止地修改一部长篇，对字、词、句、意精益求精地雕刻、打磨。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凡事追求完美，无论面对多么浩繁的长篇写作，他的求工求细都极为苛刻。他默默地向读者奉献出他独创的一个又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奉献着语言艺术的巨美和快感。
　　与他交往的二十多年里，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他对文学纯粹的热爱，体会到了他的纯朴做事和谦逊为人。我听到他提起最多的一句格言就是“三人行必有吾师”。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是多么难啊。它需要怎样的胸怀和心灵？需要怎样的虚心好学、诚恳向上的精神？而张炜先生做到了。他向大自然学习，向所有人学习。他兴趣广泛、涉猎繁杂。他设计制造过机器，画过油画，拉过二胡，喜爱京剧……他还专门研究过地质学、昆虫学、植物学、机械制造等专业。
　　永不停歇的行走
　　从张炜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家乡的山山水水热爱到了痴迷的地步。毫不夸张地说，那里的一草一木都融化在他的梦里、魂里、血液里。他知道家乡每一条河流的枯盈，知道家乡每一条山脉的走向；他能叫得出半岛上大多数植物的名字，熟悉半岛上很多动物的习性。他小的时候，半岛平原上那无边无际的原生林是他的乐园和王国。稍大些后，他开始了寻找和行走。为了梦想，他走遍了半岛上所有的山峦和河流。有一次，他从天亮走到了天黑，步行近百公里，直走到腿部疼痛得不敢触碰，用手指轻轻一动就如同针刺一般。
　　他曾想走遍国内重要的山脉和村镇，想走遍世界的山山水水。他在少年时期就梦想成为一个地质工作者；后来，在青年时期，为了实现走遍大地的梦想，他与朋友们置办了帐篷等地质行头，但因故未能如愿；但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常挤出大量的时间去民间考察，去最贫穷落后的山区体验。他亲眼看到了底层百姓的令人揪心的生活状态，深切地了解到了当下中国的现状。有些地方无法亲自抵达，他就请到过那里的朋友讲述，并记下了大量的笔记。
　　面对深沉凝重的大海，面对苍茫蓊郁的山野，面对隆隆轧响的怪兽一样的机器，面对劳作不息眼神迟滞的人们……他敏感细微地感知着，体味着。他听见在日益疯长的水泥缝隙里数十米外小刺猬惊怯躲避的脚步，看见日渐萎缩的九月里的地瓜如何痛苦地腾跃燃烧，感觉到躲藏在山隙间溪流的丝丝抽搐和疼痛。他久久地伫立、抚摸，然后，再走。
　　我坚信他还会继续走下去，并且走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