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人物寻踪 文/孙云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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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人物寻踪

1987年12月21日至1988年1月7日，我创作了长达6万字的报告文学《青春社会场——当代中学生社团生活纪实》。作品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并荣获《少年文艺》（江苏）大奖。 　　在这部作品里，我以北京中学生通讯社为主体，描述了八十年代中期一批中学生人物的坎坷经历，并对中学生社团生活的规律与趋势进行了探寻。 　　谁都不会否认，历史是最具权威的证人和裁判。当经历了4年半的时间——在如今这个时代，4年半已经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概念，让我们再回首，看看当时那些弄潮儿是何面目，自然是一件百感交集的事情。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当时那些风云人物，大都面临着考学或求职的出路压力，这4年半的时间便格外关键，可以说是处在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上。因此，在《青春社会场》单行本问世的时候，我决定来一次中学生人物寻踪，权作此书的后记。 　　对于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寻踪是困难的。当时他们聚集京华，而今却天南地北，甚至去了大洋彼岸。我只能依据4年半以前采访留下的线索，通过他们的家人或朋友，尽可能把去向问清。当然，他们中也有人与我成了挚友，至今往来密切，这给了我极大帮助。 　　为方便读者朋友对照阅读，本文的叙述结构与《青春社会场》保持一致。 　　第一章 　　谁是太阳？ 　　首先应该提到王瑶。 　　1987年秋天，高三学生王瑶获得两项非同寻常的荣誉，一是当选北京中学生通讯社（以下简称学通社）社长，二是在北京首届中学生“希望之星”评选中名列第三。似乎该心满意足了吧？她却心事重重，脸上那清晨湖面一般的沉静中，骤添了浓浓的愁雾。 　　作为在摄影界“才露尖尖角”的“小荷”，王瑶决意再搏一回，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并已经孤注一掷，投入相当大的精力。然而，绝望的消息传来：1988年电影学院摄影系不招生！王瑶傻眼了，此路不通，可是隔行如隔山，临时转轨来不及了。 　　1988年春天，我拿着《青春社会场》手稿，去北师大附中找王瑶征求意见，她与我谈得最多的是出路问题。她不想考其它专业的大学，甚至准备联系报刊单位，直接投入摄影工作。我也帮她试一下，没有成功。 　　上帝有时捉弄人，有时也成全人。就在王瑶六神无主之际，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经《北京青年报》等方面的大力推荐，由学校保送她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班学习。她的高兴，她的感激，就不必说了。她也应当感激自己；10年的顽强拼搏，终于感动了上帝。 　　入学4年，王瑶学习成绩优异，并时常有摄影作品在《北京晚报》和《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有时还动笔写点文章。我再见她时，似乎猛然发现，王瑶变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中学时代的冲劲儿小了，显得文质彬彬，举止优雅。不久，她将走向工作岗位，单位虽未定，但进入新闻界继续搞摄影是肯定无疑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也许早已关注学通社这片沃土，曾先后接收任兆欣、杜民、胡波、陈晓妮、张福伟、王瑶、王蕤等多人来此深造。 　　任兆欣是获奖通讯《是星星也是太阳》的作者，毕业后已进入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成为该报经济部的记者。 　　杜民曾任学通社副社长，以采访国际足球协会主席闻名，现为《中华工商时报》记者。 　　王晓辛辛苦苦写的《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终于出版了。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使他考入人民大学历史第，毕业后进入中国建筑出版社。 　　曾与王晓结成竞选伙伴的夏鸿，考入北京联合大学文法学院。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北京青年报》知遇之恩不忘，毕业后回那儿做了一名编辑，并负责学通社的工作。由学通社记者变为学通社指导老师，夏鸿是第一人。 　　“我不做撒切尔夫人，我就做中国的周著这句掷地有声的宣言的主人，高中毕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我曾去学校访她未遇，留了纸条也不见回音。据悉，她已经去了美国。 　　我去人民大学时，经王瑶介绍，见到了蓝江，小伙子瘦高有力，大有闯荡过江湖的劲头，很难让人想念这就是那位发表“我是太阳”精彩演讲的人。他最先考入北方一家海运学院，后又转入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在此期间，为了谋生，他去拉过板儿车，尝尽了当“板儿爷”的酸甜苦辣，但侃起大山不亚于当年。只是比原来实际多了，再侃也不会侃星星或太阳，倒向我侃了一通海上求生存的本领。 　　学通社第一任社长杨毅新，似乎没有什么轰动性新闻，从山东大学毕业后，返回了北京，在《中国劳动报》当编辑。 　　第二章 　　默默的奋斗者 　　自《青春社会场》发表以来，4年半的时间里，从未听到王萌的消息。 　　王萌曾对我说：“我这人嘎！”的确如此，我向学通社的人打听他，谁也说不上来，连点儿线索也没有。我只好翻箱倒柜，找出当年的采访本，居然发现了他留的一个电话号码。这几年，北京的电话号码几乎换了个遍，老号码十有八九成了废号。我抱着一线希望，试着拨了一遍，嘿，通了！ 　　接电话的是王萌的妈妈，听我讲明想法，她沉吟了许久，似乎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原来，与上一章提到的11个学通社记者都上了大学情况相反，王萌根本没考上大学，直接到中关村一家电子科技公司工作了。其实，王萌也想深造，工作后上了计算机管理学院的夜大学。 　　比较起来，在学通社记者中，王萌是最辛苦的一个。这一年半以来，他几乎每天早晨6点出家门，晚上10点才回家，因为夜大学自然是晚上学习。他默默地迎接着电子时代的挑战，也默默地向自己挑战。他虽然没有高学历，却在高科技的海洋里游泳，能不付出几倍于别人的心血吗？ 　　第三章 　　自立者不会消亡 　　那威还是那么活跃。 　　自从1987年底那次采访，我们再未见过面。可是，我却时常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出了一本《朦胧的碰撞》，是由中学生编写的，而这书名就是那威侃出来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社教部副主任李宏告诉我，她与那威聊过一次，说这小伙子很有些思想。 　　我的妻子是北京市青联委员。有一次开会回来，转达那威对我的问候。原来，那威已经是青联委员。据我所知，市级（应说省级）青联委员的名额非常紧张，几乎一个局级单位或系统才产生一个，又多出自名人或领导导。由此可以推想，那威毕业后的政绩和综合能力。 　　他自外语专业学校毕业后，进入美国一家公司的驻京办事处工作。 　　四川省中学生诗社社长周劲权，出版了《少男少女的自述》等书，却与另一位中学生诗人马萧萧一样命运，仍考不上大学。后来，这两个秀才全当了兵，马萧萧去了陕西，周劲松在成都军区政治部。 　　第四章 　　玫瑰色与灰色和谐 　　《青春社会场》发表后，收到不少中学生来信，其中谈论最多的就是王蕤。也许，是她鲜明的个性，引起了同龄人的共鸣。 　　我在作品中曾断言：像王蕤那样为人处世，必然会在现实中撞得头破血流。这话不幸而言中了。就在《青春社会场》发表的同时，她在学通社1988年度竞选中惨遭失败，不但未当上社长，连社会新闻部长的位子也丢了。 　　她悲伤地告诉我：“这次共有10个竞选者。他们大都是在我已经当记者之后，才进入学通社的，可10人中唯一的一个失败者，竟然是我！9月17日那一天，我感到是自己被人遗弃的日子。”选票是无情的，王蕤的得票数倒数第一。但我却觉得，她太需要经受挫折了，如果竞选成功倒未必真有益于她，因为这可能促使她冷静地思考，调整自己的处世方法。 　　事实果然如此，竞选失败成了她新的起点。 　　她带着590分的中考成绩，升入了以作家摇篮闻名的北京二中高中。同时，她参与了《朦胧的碰撞》一书的编写，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系列节目，还担任《中外少年》杂志的特约记者。在这些活动中：她变得善于与人合作，也更加深刻地体味人生，这为她新的飞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89年8月，她的小说《再见吧，夏天》，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 　　1990年11月，她的第一部作品集《寻找的欢歌》，由广西接力出版社出版，深受中学生们喜爱。同年，她当选为学通社社长。 　　1991年9月，经学校保送，她进入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 　　1992年开春，经我和诗人尹世霖的介绍，她加入了北京作家协会。据她告诉我，她的第二部作品集《玫瑰色与灰色和谐》，不久也将问世。 　　第五章 　　从北方到南方 　　钱芳参与创办北京中学生诗社，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 　　1989年，北京中学生诗社参与组织了中外华人中学生诗歌大赛，收到几万首诗歌。经钱芳和诗友们初选，将几百首好诗编成了诗集《羞涩的蓓蕾》，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此诗集受到华人世界好评，仅澳门一所学校便订了300册。 　　柔弱的钱芳想试试自己的翅膀，考入了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呼大欣考入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其他诗友也大都考入大学，有的去了日本。 　　从北方到南方，第一次孤身远离温暖的家，对钱芳是一次不小的考验。虽然，她恋着北京，每逢放假必定按时北归，但毕竟迈出了独立生活的一步。 　　进入大学后，钱芳接任了紫荆诗社的社长，并在大型诗歌朗诵比赛是担任主持人。她继续潜心于诗歌创作，在香港《文学世界》发表16首诗，该刊评价说她的诗“显示了中国年轻诗人的新追求和新趋势”。她的第一部诗集《那一片云属于我》，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并在北京举办了讨论会。 　　爸爸妈妈极爱钱芳，近来有些担心起来，因为他们发现女儿爱上了南方，说不定会在那儿生根呢。关于诗，钱芳是不会放弃的，但也不会当成专业。她说，一切看发展吧。 　　北京四中《流星》诗社的诗友们，也差不多都进了大学。爱写忧呀愁呀的武敬群，考进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曾带我来采访《流星》诗社的潘嫱，与钱芳并不相识更未相约，也只身一人南下广州，成了中同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的一名学生。她妈妈是电影导演，时常惊叹女儿在文学方面的灵气，希望她多动动笔。可是，潘嫱一心迷在医学上，并坚集自己将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 　　第六章 　　特别通行证 　　段钢的故事以喜剧开始以悲剧结束，然而，却又意外地以喜剧重新开始，仿佛这世界注定让他重活一次。 　　两次高考失败，让曾是学通社副社长的段钢伤透了心。他不甘心白吃饭，不忍心放下手中的笔，可是，路在何方呢？ 　　1988年6月，段钢去《北京青年报》送稿子。走进熟悉的编辑部，他更加感慨万千，也颇有些羞愧难言。曾任学通社指导老师的贺帜生，热情地接待了倒霉的段钢。恰好，副总编辑陈冀（现任总编辑）走进来。贺帜生便说起段钢的不顺，请陈冀帮助安排。陈冀也是年轻人，见段钢一身沮丧气，同情地说：“哥儿们，怎么这样啦？哪天找我一趟！”几天后，段钢来找陈冀了，他很希望来报社工作。陈冀毕竟是报社领导，谈起了进人的大事，也认真起来，明言相告：“眼下报社正进人，我们尽量考虑你，因为你是咱学通社培养的人嘛！不过，在同等情况下优先录用有学历的人。” 　　段钢以为没戏了，一个月没来报社。贺帜生突然向他报了喜讯：“你那事儿定了！”“真的？”段钢惊呆了！这么至关重大的事情，就如此简单的定了吗？当时，报社调入4个人，另外3人都是响当当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唯独段钢1人没有大学学历。 　　段钢靠什么成为记者呢？他靠是真才实学，靠的是报社知人敢任，这两者的结合成为一张特别通行证。 　　事实证明，《北京青年报》破格录用段钢，不仅显示了博大的胸怀，更显示了卓越的胆识。段钢来报社半年，总结评奖时连获4个奖，在全报社名列第三。后来，在亚运会报道中，他又连连获奖，成为一名得力的年轻记者。这样的记者，又怎能不为报社玩命儿干？是报社才使他真正获得了人的尊严，也真正实现了人的价值。   　　第七章 　　特长+60分能算一流学生吗？ 　　这是张延平写的一篇通讯的标题，此文发表在1984年12月7日《北京青年报》上。北京某重点中学初三学生谭云珠，弹一手好钢琴，却因考分不够录取线，被该校高中拒之门外。因此，张延平借这篇通讯提出“特才”应排在“统才”前面优先录取的观点，进而发起关于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的方向问题的讨论。 　　事情已经过去年多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远未结束，但作为被争论的具体人物谭云珠，早已经从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两年多了。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不是最有力的回答吗？为此，我千方百计找到了谭云珠。 　　细谈起来，谭云珠的经历还真有些代表性，自然也就多一些坎坷。 　　1987年夏天，谭云珠随合唱团赴美国演出，大获成功。可她报考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时，又因10分之差，只进了大专班，而未能进入本科班。1989年毕业时，她想再考入本科班多深造一段儿，仍因政治和心理学方面拉分，未能如愿。于是，她被分配到北京朝阳幼儿师范教钢琴。应当说，她已成为专门的音乐人才。 　　谈及那场讨论，谭云珠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说： 　　“人还是要有特长，才能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当然，也要全面发展，但实在全面不了，有特长仍可以成才。我琴弹得好，既能登台演出，又适合音乐教学，教的学生屡屡获奖，干吗非要我政治考试的分数也那么高呢？” 　　谭云珠人微言轻，但她的发问却很耐人深思。假若，对许多著名的艺术家、文学家乃至科学家进行一番全面考试——只用初中升高中的考试题即可，合格者能占多少呢？身为一个作家，我坦率地承认，我的数理化成绩必定不及格。似乎也有理由辩护：在文革中读的初中，能学到什么东西呢？但是，周劲松、马萧萧和段钢的曲折经历，又该如何评说？ 　　写到这儿，我想把尾声部分里提到的希望之星康艺，一并做些介绍。 　　康艺是中国少年棒球队队长，国家一级运动员，现在北京体育师范学院竞技体校学习，相当于高三学生。尽管，他们棒球队曾在国际比赛中多次获奖，并受到布什的接见，但由于耽误文化课太多，也常常为出路焦虑不安。15个人的棒球队仅剩下5个人。假若，大学也要用文化课来卡他们，这支战功卓著的棒球队必将垮掉。因为直到面临高考之际，他们仍在住校训练，并以训练为主。 　　康艺的父亲康文信是《儿童文学》杂志副主编，他对我说：“如果让我再一次选择，我不会支持孩子打棒球了。为什么呢？假若国家不重视，不给特殊政策培养，这孩子损失太大了！” 　　这意味着，谭云珠之路远非一人在走，谭云珠之争远非一人之争。 　　文中提到的陈冀、张延平、贺帜生，仍在《北京青年报》工作。陈冀任总编辑，张延平任常务副总编辑，贺帜生任秘书长兼记者部主任。 　　尾声 　　群星灿烂的启示 　　八十年代是20世纪中国具有特殊意义的10年。在这10里，涌现出一大批杰出少年，其中社团也为人才的成长起了催生的作用。除了前面已经介绍的之外，仅就文学和新闻等门类，至少还可以介绍下列16位。 　　中学生诗人何鲤已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写出长篇历史小说的刘慧君，也考入了北京大学。 　　中学生诗人田晓菲结束了在北京大学的学习，已赴美国攻读文学硕士。 　　国际少年书信比赛金质奖章获得者赵爽，正在德国学习，并常有作品在国内发表。 　　中学生诗人阎妮已赴法国读大学。 　　中学生作家韩晓征从北京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中国科学院联想集团，正在计算机领域里艰苦奋斗。 　　上海中学生记者团团长胡劲军大学毕业，现为《解放日报》评论编辑。 　　中学生作家胡晓梦大学毕业，已进入新华社国内部担任记者。 　　中学生作家程冰雪已进入重庆大学。 　　中学生作家邱华栋已出过几本书，并进入武汉大学。 　　中学生作家丁捷（晓波）进入南京师范大学，并连续推出有影响的少年报告文学。 　　中学生诗人任寰已从石家庄调入北京八中读高中，并出席了全国青年作家会议，成为最年轻的代表。 　　中学时代发表过300多篇新闻作品的骆新曾任学通社第三任社长，现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 　　以演说特长生评为“希望之星”的徐滔，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已进入北京电视台工作。 　　北京海淀区小作家协会主席袁立新，现为北京翠宫饭店公关部主管。 　　以书法特长生被评为“希望之星”的高原，已考入外交学院大专班。 　　当然，以上列举的大都是成功者或比较成功者，这代表不了中学生的整体。有的“希望之星”因遭受了挫折，从此便销声匿迹了，任我怎么联系也不回音。想一想，这也正常。星星既可以升起，自然也可能陨落，而星空依旧美丽，因为会有新星冉冉升起来。 　　在我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握手在16岁》中，有《写作狂悲歌》和《青春名利场》两章，那是从相反的角度，写出了我对社团及文学少年的切切忧思。 　　中学生社团是一个青春社会场，它既可以是人才成长的摇篮，也可以是人才成长的陷阱，关键是我们怎样组织社团和怎样在社团中生活。 　　对文学的挚爱达到惊人的程度，本是难得的境界，但如果太轻视其它学科则是危险的。文学是一颗诱惑力极强的“魔果”，它常常使人感到近在咫尺，伸手可摘，张口可吃。实际上，多数人只是水中捞月、梦中吃果。 　　写作狂不是大作家的形象。你以一颗恒心爱着文学，更以一颗恒心爱着生活，也许有一天，这两颗赤诚的心碰撞到一起了，那碰撞出的火花才是真正的作品。 　　什么都不必抱怨，只须记住：你的心胸和眼界多广阔，你的世界就有多广阔；希望是人生的太阳，而这太阳永远在你的手上！ 　　1992年3月12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