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建中崛起：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现代转化——马正平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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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建中崛起：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现代转化——马正平教授访谈录

《中文自修自修指导》（华东师大）2005年4期  吕锋 马正平

● 马正平 ○ 吕 峰 马正平 1950年生，四川西充人。四川师范大学写作与思维研究所所长、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写作学硕士点负责人、领衔导师。长期以来从事写作学与写作教学、中国美学与文论以及中学语文作文教学改革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写作学专著《写的智慧（1-5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美学专著《生命的空间：<人间词话>的当代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1—6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等代表性著作。曾在海内外发表过《知变递变：写作行为过程的思维模式与内在机制的》、《论“写作文化”》、《写作分形论要义》、《非构思写作学宣言》、《50年来意境研究述评》、《作为时空美学的“古雅”》等代表性学术论文。 写作学是研究人类写作艺术基本规律的人文学科。在信息社会，人们的学习、工作、生产、生活都与写作行为密切相关，因而，这个学科在当代凸现出她的重要意义。由于80年代初国内写作学未能完成传统写作学的现代转型以及对西方学术资源的本土化，缺乏原创性的写作学理论形成了贫瘠、肤浅、机械的学术形象，因而，写作学在中国一直没有学位授予权和应有的学术地位，长期以来不被学术界重视，整个写作学界的学术人才大量流失，整个写作学科一片荒芜。但是，经过写作学学人的艰辛开拓，写作学已今非昔比，完成了重大的理论转化和创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在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正平教授主编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1——5册），学术界和社会上对写作学科和写作教学已经刮目相看。人们真切感到，无论从学术深度还是从操作效果上看，写作学已经今非昔比。人们想知道：当代写作学20年来究竟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有哪些重大突破？写作学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是怎样探索和完善的？它是如何完成中国传统写作学的现代性转换的？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马正平教授的写作学不但解决了学科自身理论深度与实践操作的统一，其在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已经超越20 世纪语言学哲学结构和解构主义的视界，走向了生成主义哲学境界，无论是他提出的“非构思写作学”还是“时空美学”都是上承传统、旁鉴西学的具有本土化原创性的中国自己的后现代理论话语，它能否成为其他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理论方法的先声呢？写作学是否有望向20世纪的语言学那样成为21世纪生成主义时代的带头学科呢？带着这些人们关注的问题，我们访问了《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主编、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马正平教授。 ○马老师，您好！当代中国的写作学的发展可谓命运多舛，20世纪80年代，在国家提倡“振兴写作学科”的口号下，写作教育和写作事业曾一度非常繁荣，写作课也曾经是大学中文系的一门十分受重视的专业基础课。但随后在对写作学科的定性问题上，老一辈学者基本认为写作作为一种技能是对中学教育的“补课”，写作本身并无深厚的学理可言，这导致写作学在大学学科体制内地位的下降和边缘化，一些重点大学（如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的中文系都曾经把写作学课程取消、写作教研室取消。但是经过20多年写作学界几代学者的卧薪尝胆筚路蓝缕的探索、研究、教学，以及社会对写作技能和写作人才的时代需求，今天的写作学研究和写作教育已经愈来愈被各方面所重视，北京大学的温儒敏教授就认为大学中文系本科学生的基本素质是“能说会写”，北大也重新开设了写作课。这种可喜的变化对于长期从事写作理论和写作教学研究的您来说，一定感触颇多，请您谈一谈您对当前写作学地位处境和学科发展的看法。 ●面对当前的学科处境，我的强烈感受是忧喜参半。喜的是写作学正再次面临发展的大好历史机遇：一方面当信息社会对人类写作活动要求越来越普遍，越迫切的时候，人们（包括许多著名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负责人）现在不得不正视写作活动在当代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和信息传播中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当代写作学通过80—90年代老中青几代学者，尤其是中年学者们25年的不懈奋斗，写作学理论研究和写作教学实践探索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比较深刻、并具有较高操作性的写作学学科理论体系和写作课程体系与写作教学训练体系。我可以很负责地说，这些写作学科研成果的学术品位和目前中文系的所有显学学科相比并不太逊色。我忧虑的是:一方面，目前人们（教育部和学术界）对写作的重视主要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眼光，对写作教学很重视，但是对写作学与写作教学的理论研究并不重视。某著名大学的中文系主任曾对我说，写作学招研究生应该是写作教学的研究生，不应该是写作学理论的研究生。他们还是认为，写作只有技术没有理论，或者说没有那么多深奥的理论，他们仍然认为写作不应该有学。我觉得这是一种学术偏见和学科歧视；另一方面，我极为忧虑的是，目前主流学术界对写作学学科歧视导致了写作学研究队伍逃离和断层，写作学研究后继无人！当前没有一个有影响的写作理论是由青年学者提出来，而80——90年代却不是这样。这种现象对写作学的发展很可怕。目前，我以其他学科如文艺学或课程与教学论二级学科的名义大力招收写作学的硕士研究生的原因就在这里，我希望通过十分严格的正规的学术研究的训练，培养一批能接过我们的写作学研究重担的年轻学者，把中国写作学和写作教学的研究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由于以前写作教材与写作教学的脱节，写作理论与写作教学实践的脱节，不但学生们感到写作课教不会写作，一些职业作家们也认为写作理论无用。在写作可教与不可教之间，在写作理论与实际操作的如何统一方面，马老师，您是如何看待当前的写作教学的？ ●根据当代教育学的课程论与教学论原理，没有学科理论就没有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教材内容，也没有这门课程独特的教学与训练的方法。的确，许多学生认为“写作课教不会写作”，一些职业作家也认为“写作理论无用”，但是，在艺术系我们没有听到学生说“作曲课教不会作曲”、“美术课教不会绘画、雕刻、设计”。我们也没有听到职业的艺术家说：“作曲理论无用”或“美术理论无用”呢？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艺术理论已经具备“深刻性与操作性的统一”（孙绍振语）的学术境界。现代音乐理论、美术理论在西方通过好几百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这个学术境界。自从“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从西方和前苏联的学术话语引进之后而形成的所谓现代写作知识体系，远远没有达到这种“深刻性与操作性的统一”的学术境界，因此，这种肤浅的表层写作知识，如果学生不抱怨，作家愿买帐，倒是一件怪事。 关于“写作理论与实际操作的如何统一”，我觉得，主要途径有二：其一，超越写作技巧、语言的表层静态描述，转向生成技巧、语言的写作美学、写作文化、写作禁忌、写作思维、写作措辞规律的研究，这样便实现写作理论的深刻性、哲理性研究；其二，对这些领域的研究不是静态描述，而是对其思维、语言生成的操作模型的揭示；这样便实现了写作原理的操作性、实践性。只有以这样的写作理论，才能成为教材编写的基础。作为课程内容和写作训练的核心。当前写作教学，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学普遍都未达到这样的理想境界，大都停留在写作的表面技巧、语言的层面。因此，其总体效果是很不理想的，当代写作教学，无论大学还是中小学都需要从根本上变革写作知识的理论范式和写作教学话语，否则它不能走出受人忽视、轻视、歧视的尴尬困境。 ○ 2002年由您组织全国中青年写作学者编写大学写作教材《高等写作学教材系列》（1-6册，220万字），被选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在中国当代写作学史上肯定是一个大事件。我们知道一门学科由学术理论研究成果向教学内容和技能转化是各个学科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写作学科更是如此，因为它最终要解决一个学生获得写作素养、技能的问题。您是如何看待大学写作教材的编写这种学术活动的？你这套教材是怎样实现学术理论研究成果向教学内容和技能转化这一终极目的的？ ●可以肯定地说，在过去大学中文专业里，写作课是编写教材最多的学科、课程。在文艺理论、美学、语言学界，不可能随便几个任课教师商量一下就敢去编写一部教材，但是，写作学界却常常是这样。由于许多写作教师没有对写作理论与写作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编写的教材质量极为粗糙，90年代就被人讥为“文化垃圾”，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20年前我曾和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同行共同发起主持编写全国教育学院的首部“写作与作文教学”教材。从这次教材编写的经验教训以及后来我对这个问题长期观察中我深深感到：第一，一门学科课程的教材编写要建立在学科的理论范式有根本突破，形成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理论范畴体系的基础上，并且要有新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之后才能编写；第二，教材编写过程不是被动的对既有观点、材料组织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再探索再研究的过程。这种研究不仅对学科理论本身要继续研究，而且更要研究怎样将这些理论知识进行能力转换的训练方案的设计与叙述；第三，当代教材的编写应该树立网络化、教材库观念，即一门学科的教材应该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由理论到实践、应用的渐进的序列和网络，让师生进行选择、点击式的使用和学习。我甚至认为，这应该是21世纪的教材编写新理念。 2002年出版的《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1—6）是我们1997年申报的教育部重点资助课题“面向21世纪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的最后成果之一，我们也是在尝试这种新的教材编写理念。这部教材基本吸收了我们这一代人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写作学理论和教学研究的成果。在写作理论方面，我们以写作思维操作原理、写作措辞原理、写作文化与写作禁忌原理为核心理论，并渗透“秩序论”写作哲学、“时空论”写作美学理论，共同形成了比较自洽的“非构思写作学”（“生长论写作学”或“动力学写作学”）的理论体系；在写作教学方面的核心理论是“写作模型建构”理论，主张将深刻化的写作理论、思维操作模型，通过训练实现理性向感性、知识向习惯、意识向无意识的转化，这样，形成了“非构思”写作（“生长论写作”或“动力学写作”）教学内容与训练体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编写体例上，我们做了较大尝试和变革。在宏观体系上，6册教材形成了一个从抽象向具体，从基础理论到实践应用的渐变序列：《高等写作学引论》（基本原理）——《高等写作思维训练》（主体写作能力建构训练）——《高等文体写作训练·上、下》、《高等写作文选与分析》（具体写作能力训练）——《中学写作教学新思维》（将写作理论运用与中学作文教学的应用）。从微观即每册的体例来看，更加强调这种从理论、知识向习惯、能力的转化训练。以《高等文体写作训练·上、下》中的文学写作训练为例，不仅有总体的文学主体性建构、文学文体思维训练，而且还有对具体文体的文体思维特征、文学文体写作过程（立意——行文）的思维模型的训练，同时设计若干训练手段、途径，最后实现从文学的写作文化、写作思维、写作措辞的知识向文学素养和写作能力的真实转化，从而实现了写作教学的“命门”性、终极性目标——操作性和有效性。这样便会使学生学与不学写作课的效果大不一样。例如，我们的本科毕业生去考公务员，他们反映申论写作非常简单，而且成绩考得很好。我们的写作学研究生去试讲写作课，常常是胜过许名牌高校的试讲者，最终被录用。我在外地参加一些学术会议，许多大学写作教师也热情向我反映：这套教材正在改变大学写作教学的学术形象、课程形象和教师形象。在网上我看到许多人到处推荐、介绍、寻找这套“先锋”写作教材。目前大约有50多所大学在不同程度地使用这套写作教材。2003年4月，在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全国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写作学与文艺批评学高级研修班”上，许多大学的文学理论教师都热情成套购买这套教材。我也可以大胆地说，现在还没有听到一个作家说这套写作教材没有用。因此，近年来一些文学青年、青年作家还报考我的写作学研究生，其中包括钱理群先生的私淑弟子青年诗人王翔。国内好几位写作学者，运用这些理论开发出了新一代的实用写作（例如新闻写作、诉讼写作、公文写作）方面的教材。几位广告学研究者运用这套教材的写作文化学理论解决了广告设计的一些关键性难题。至于中学语文教学界，对这套教材也表现出极大兴趣，如哈尔滨师大招收语文教学论的研究生，就以这套教材的某几册作为考研复习参考教材。最近我还看到，全国有好几位外语学院的学者，运用我的写作文化论、写作思维学、写作措辞学去进行跨文化写作理论、翻译写作学、西方的比较修辞学的研究取得进展，因为他们从国外文献中发现，我国的这些理论已经深刻于领先于国外同类理论，这是特别令人振奋和高兴的。因此，这套教材获得了基本成功，实现了预期目标。 ○一些学者对你的写作理论中包涵借鉴自然科学理论不太能够接受，如由您首创的写作分形论就借鉴了当代前沿的混沌学、分形学理论。据我所知，您是文学艺术界至今惟一运用混沌学、分形学理论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人。请问您在方法论问题上，你是如何看待科学与人文的统一这个问题的？ ●其实，说写作分形论（准确的说是“写作生长论”）是借鉴了当代前沿的混沌学、分形学理论，还不如说，最初是共鸣于混沌学、分形学理论。因为，我们在80年初到90年代初陆续发现了写作行为中的全息、分形现象，只是那时没有运用这些概念来表述而已。应该说最初是受全息论影响，后来是受混沌学、分形论影响。15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写作分形（生长）论成果是较为成功的，对于当代写作学理论建设具有关键的意义。正是写作分形（生长）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在80年代初提出的“知行递变”、“文章开笔”论和21世纪初我提出的“非构思写作学”原理“何以可能”的问题。人们对我的写作学研究中运用的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论不太接受，主要因为人们对“人文”和“科学”的深层联系不是很了解。 我发现，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学术界许多人都把人文与科学对立起来，过分夸大人文与科学的差别，都一味论证自己最正确，因此互相指责（如国外的索卡尔事件）。其实，我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科学是揭示宇宙、自然的规律，人文是揭示人类文化活动、人类精神的规律。我以为自然的理想也是人类的理想，人的理想不可能超越自然的秩序。比如，分形论里讲的自然界的分形事物的特征是“分维”（分数维）本质上就是追求生存空间的无限性，而人类也追求空间的无限性——自由，自然是最自由的，“自然”就是“自由”，而人类只是向自然学习追求自由而已。人文与科学的统一，人类与自然的统一，由此可见一斑。很多年来我在学术研究上一直主张“新天人合一”的方法论，其中也包含这种统一。因此，人文科学研究借鉴自然科学的理论原理和方法论原理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不必大惊小怪。我之所以大量借鉴自然科学的原理与方法论的原因也在这里。很可惜的是，自从1985年以后，文艺理论界、美学界对科学方法论再也不感兴趣了，中国文艺、美学界对“老三论”之后出现的“新三论”和“新新三论”这种“非线性动力学”这种当代世界最前沿的哲学、科学，已经无动于衷了。我看将人文与科学分裂，背离世界学术大潮的学术方向，肯定是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在您经过多年的研究写作学中产生了许多理论创新的闪光点，如“知行递变”、“写作生长论”、“写作文化论”、“秩序论写作哲学”、“时空论写作美学”、“非构思写作”等等。其中您认为“（写作）美学”的本质是“心灵的时空感”，它表征的是生命的生机、鲜活和生命的高远、自由——您更将此直接命名为“时空美学”，那么，这种“时空美学”是否包涵着对当代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物质化相反的价值取向呢？ ●不是这样，相反，只有时空论美学才能更好地解释当代的审美日常生活化和物质化的审美本质问题。“写作美学”的本质是“心灵时空感”，其学理逻辑是：从写作哲学上来讲，写作行为的本体是写作秩序，写作秩序的展开则是写作美学，写作美学的最高理想是写作（文章）境界与写作（文章）节奏。写作（文章）境界的审美本质是心灵空间（高远、无限、自由、永恒）感的问题，写作（文章）节奏的审美本质是心灵时间（运动、速度、生机、生气）感的问题。写作的时间美与空间美又是相互生成融合统一的。在我看来，时空之美就是生命之美、自由之美、永恒之美，它十分普遍地体现在审美日常生活化和物质化中，但又不背离人类审美的本质。在后工业化、信息化社会以前，人类把精神审美活动和实用功利活动作了二元对立的区分，并且在这种二元对立之中又是等级优先，即精神（纯粹）审美活动优越于实用功利活动，把实用功利活动作为审美活动的障碍，成为审美活动要超越和否定的对象。但是，随着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到来，艺术和非艺术，精神审美与实用功利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起来。由于大众文化的兴起，纯粹的精英文化的审美活动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实用的物质产品的生产越来越“按美的规律”创作，这样，实用的功利的物质世界同时兼容了审美世界。在当代，实用的功利化物质产品对象同时也成为人们的审美的对象，这样审美与功利的矛盾被消解。大众文化呈现的审美生活化、物质化的突出特征就是更加抽象化与普遍化（即远离语词、思想的、政治、意识形态等）、艺术化、形式化。这时，对日常生活审美现象的审美评价无法依赖语词所表示的思想、道德、伦理之美为标准，而只能以审美化日常生活形式、物质形式所呈现出来，感受到的时空之美——空间感和时间感（从物理时空到心灵时空），从而获得心灵境界与生命节奏之美的体验和评价。所以在这时，时空美学的概念和理论就更加具有强大的普适性的阐释能力，而传统的美学概念和理论反而遇到了阐释上局限。所以，我觉得这种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时空美学作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时代的美学理论更加方便，更加普适，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时空美学同样可以解释传统的纯粹美学、精英美学、经典美学中所体现的艺术空间与时间、艺术的境界与节奏之美的审美本质问题，因而，时空美学又是一种超越经典美学又包容经典美学的新的美学理论体系。在这里，经典美学和日常生活美学都变成其中的一个特例。总之，时空美学既能解释经典美学的审美本质也能解释日常生活美化的审美本质——生存的鲜活、生气和生命的自由、永恒这个人类审美的终极关怀问题。 这里，我还想指出，目前美学界不少学者在讲生命美学、讲生命自由。有人说，美是自由的感性显现，那么，显现在什么东西上面？有人说，美是自由的象征，那么，象征和美又有什么关系？自由的实质又是什么？有人说，美是自由的境界，那么，在这个境界里，我们得到什么样的生命体验的形式？总之，在这里没有一个学者对“自由”本身的本质进行正面的直接的非同义反复的界说，没有把生命自由的体验上升到深刻明确的形式化体验的高度。换言之，生命之美、生命自由之美何以可能，何以体现，何为标志？这都是非常关键重要的问题。如果生命之美、生命自由之美的判断没有一个形式上的判据、标志、量感和参照物，不管你讲得如何动听，但都不利于人们进行审美鉴赏与批评的操作实践，因此意义不是很大。我以为“时空美学”的概念和理论正好能够很好解决这一难题。因为，时空美学正是人类精神形式美学。这种时空美学不仅可以解释艺术、审美的“第二形式”（外在形式）之美的审美本质问题，而且可以解释艺术、审美的“第一形式”（内在形式、内容形式）之美的审美本质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时空美学”又不仅是一种写作美学（部门美学），而且也是一种一般美学、纯粹美学、普通美学、哲学美学。我愿意就这个问题与美学界同行进行讨论、对话。最为重要的是这种时空美学还是对中国传统的境界美学、西方传统的节奏美学的现代转换生成的新的美学理论体系。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写作文化与写作理论博大精深，而西方具有悠久的修辞学传统，当代写作学的建设要求对传统写作学资源做现代性转化，而全球化语境下，也不能对西方的学术资源漠视无睹，您是如何看待东西文化交流中学术话语建构的本土姿态与原创性的？而您提倡的“非构思写作”理论就具有对传统和西方做了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成功转化的特质，您能为我们介绍它是如何转化和创造的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只能简单谈谈。人们已经看到，“非构思写作”理论是由中国学者独立提出的一种典型的后现代理论的中国话语。它的提出完全是一种学术灵感，也是一种“非构思”式的学术创新。但是这种偶然之中却充满了必然性。非构思写作理论的成熟，是建立在对中国的学术传统和西方的学术传统进行现代化话语转化的基础上的。事实上，中国古典传统写作学从来就是非构思的，中国传统文化里本来没有“构思”这个概念，写作“构思”的概念是“现代化”过程中从西方、日本移植过来的。中国传统写作，即文言文写作的非构思是通过写作思维程式化——“起、承、转、合”的主体思维章法进行文章生长的。但是，人所共知，“起、承、转、合”思维程式在古代是一种一维的封闭性思维模式，所以造成了人们思维的单一和僵化，没有给创造性、个性化流出自由空间，所以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遭到人们的批判和唾弃。但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发现了“起、承、转、合”这个一维的封闭性模式的“深层”却包含更加精细的二维的思维操作模型——“重复”与“对比”，所有的文章，所有艺术的生成的思维规律都依靠的是这个二维的“重复”与“对比”思维操作模型，人们正是依靠它生成了文章和艺术的材料、结构、篇章、语言，生成了艺术感染力。“重复”与“对比”在80年代我把它叫做文章写作思维的“深层结构”，90年代初的写作分行论中我认为“重复”与“对比”是写作生长（复制）的原理。90年代末以来我把它叫做“赋形思维”的操作模型。另一方面，西方的学术文化则具有“逻各斯中心”主义，或者说理性化、逻辑化、线性思维的传统。但是，这种逻辑化思维操作深层的微观思维操作模型、技术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并不清楚。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我逐渐从自己写作行为的逻辑思维过程的观察、研究中发现了逻辑思维的思维操作模型——路径思维——的16种微观、具体的思维操作模型。其后我认识到，实际上在东西方写作中，这两种思维操作模型具有互补性，在写作思维过程中，赋形思维是目标、目的、是动力，而赋形思维的操作的方法则是路径思维的种种操作模型，只是双方对自己的民族思维方式的传统更加敏感、熟悉、自觉罢了。非构思写作理论的提出更加明确揭示了这种思维真相和规律：即以赋形思维为动力、目标，以路径思维为手段、途径的无意识、习惯化的写作思维，就是非构思写作的写作思维。也就是说“非构思写作”是建立在赋形思维和路径思维的思维模型建构基础上的心灵自由的写作。 从古典的传统文化来看，中国的写作文化、艺术行为、技术行为都是非构思主义的，老子所谓“从心所欲而不越矩”“道”论，庄子所谓“庖丁解牛”，苏东坡所谓“初无定质”，郑板桥所谓“胸无成竹”等等，都是如此。而西方写作文化、艺术行为、技术行为是构思主义的，所谓古希腊的修辞学 “五艺”说——“材料、构思、风格、记忆、表演”，所谓“逻各斯”中心论，所谓创作过程论等等，都是如此。但是，进入后现代文化及东西文化对话的当代语境中之后，人们发现了“构思主义”（“逻各斯”中心论）哲学是一种自我专制的不自由的哲学，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提出了解构主义哲学思想。解构主义就是指消解预设结构、消解总体主义对局部的创造性行为自由生存的专制、约束、等级优先。例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本质其实就是一种“非构思阅读”理论，一种创造性阅读的理论，正因为如此，所以德里达在写作原理上提出了写作的魅力在于 “非可知性”的“精神探险”的命题。“非可知性”写作正是“非构思写作”，只是德里达还停留在经验化的层面，并未去研究、揭示“非可知写作”的思维原理和规律，而“非构思写作”理论则是相反。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的后现代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回到东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境界上来而已，只是将其以现代化的话语阐释罢了。 从上面这个个案来看，所谓对（东方和西方）传统理论进行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成功转化，就是将东方和西方的传统理论的经验化概念命题进行深入、精细的原理、模型、规律的揭示，然后揭示其互补性关系（在一个世纪以来，东西方都是夸大了各自的文化特征和侧重方面，造成了东西方文化的紧张与对峙）进行理论整合形成通约性理论，然后再将这种互补结构的通约性理论命题放到今天的时空背景、人文精神走向上，形成其当代的理论、文化形态，这样就消解了东西方文化的矛盾，消解了传统理论话语的非当下性的弊病。这样，便使这些理论真正进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特征，成为现代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走向。从这种方法论上说，上面提到的时空美学研究做的也是这种现代转化、后现代转换，在这里，既对中国传统的境界论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精细的现代性的理论阐释——生命个体心灵空间的无限感、自由感；又是对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节奏论理论进行深入、精细的现代化理论阐释——个体心灵时间感、速度感、生动感、生气感、鲜活感，而这两个范畴又是交融于一身的，共同表征着人类生命自由、永恒的美感体验。 ○最近，中国写作学会会长裴显生教授称您是“铁了心搞写作学”的中青年学者，是中国写作学的“忠臣和功臣之一”。从您1982年初大学毕业开始至今，20多年如一日埋首于写作的研究和教学，这种痴心奉献于写作学事业的行为之下一定有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撑着你吧？ ●我是西南师大七七级的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我的兴趣在于中国古代文学、文论、美学以及文艺理论。我曾在大学期间写过《节奏论稿》、《意境探微》两部美学书稿约30万字。还写过《<文心雕龙>书名解》、《近百年意境研究述评》和《论柏梁台、燕歌行非七言诗》、《论<诗经·国风>的节奏演变》等7篇文艺美学的学术论文10多万字。本来是留校研究美学的，后来因故被分到四川南充教育学院教书。本来应该教文学概论、古典文学这些显学的，但因别人要教这两门课程，我只好听从领导安排教大家都不愿教的“写作与作文教学研究”课。当我备课时才发现当时的大学写作教材问题成堆，一是肤浅性、二是没有操作性。于是我把备课过程变为写作学理论研究的过程。这样先后在《四川大学学报》、《西南师大学报》、《四川师大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较为严肃的写作学和中国美学的学术论文，其中多数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专刊复印和《新华文摘》转载，这使我在80——90年代写作学界就有了一定学术影响。 后来，由于国家学位委员会长期不给予写作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所以当时许多很有学术功力和成就的写作学青年学者为了学术的生存纷纷转不情愿地向文艺理论、美学、现当代文学、古典文学等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从未动摇过写作学与写作教学研究的学术立场，从82年底至今已有24年了。我之所以24年如一日地进行写作学研究，我想那是因为魅力、自信与“路见不平”。写作学是研究文学写作与非文学写作的基本规律原理，这种高度的综合性、高难度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和学术魅力；写作学的研究领域近邻哲学、美学、思维学、语言学、修辞学，几乎涉及中文系专业所有的理论领域，很能实现自己的学术境界、抱负和追求。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只要在这片处女地上进行辛勤耕耘，就会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同时，我当时发现中国古代传统写作理论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较之西方更为博大精深，更为高明，在未来具有很高的再生价值。再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即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存在：明明在信息社会写作活动显得越来越重要，学生渴望获得高超的写作技能，对写作课也寄予厚望，但是，主流学术界和学术体制却轻视、漠视、歧视写作学科、写作课程，而写作学学者和写作教师也容易受到歧视，而他们又是那么辛苦和艰难，我认为这是极不公平的。有一次会议上，我提到中国写作学会的负责人是副教授。一位学者讥讽道：“我不知道写作学的副教授是什么形象。”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当一下写作学的教授给你们看看。”其后，我大学毕业5年后，并未读过硕士研究生，就因写作学理论研究学术成果的突出而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这在当时的全省是惟一的。现在看来，我之所以有这个自信心与学术义胆，主要是因为在学术追求中建立了较好的中国古代文学、文论、美学、文艺理论、心理学、思维学、哲学、文化学、科学方法论等理论素养和方法论基础，没有这些基础素养，我也不敢去研究写作学和写作教学的。 此外还要说明的是，这24年中，虽然我并未动摇写作学与写作教学的研究，但是我同时还进行了时空美学理论、王国维《人间词话》研究、中学语文、作文教学改革研究。2000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生命的空间：<人间词话>的当代解读》的美学专著，先后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两套中学作文教材。正是这些美学和语文教学改革的研究和我的写作学研究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层次系统，互相促进、互相影响，共同提升着各个层次的学术品味的质量。因此，我的写作学理论，既是一般的写作原理，也是包含着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的原理，同时还可以运用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改革实践之中。 ○马老师刚才的谈话，给我打开了一个非常广袤的写作学、美学、哲学的学术天地，包含高密度的前沿学术思想和信息，使我们对许多问题有耳目一新之感，令我激动不已。我想这些思想、观点和观念对于发展当前的写作学、美学，对于当代学术研究的创新转化和本土化都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谢谢马老师接受我的采访。 （文本原载《中文自修指导·学者专访》（华东师范大学主办）二○○五年第四期） 吕 峰，山西人，1973年生，山西运城学院中文系讲师，曾就读于华东师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班”，现为四川师大2003级写作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