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找回晏阳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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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找回晏阳初 邱建生

历史确实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今年是晏阳初先生逝世20周年，也是其开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工作90周年。但综观国内纸媒或电媒、网媒，却没有一篇纪念性的文字。尽管与10年前我们开始新乡村建设工作比起来，社会对晏阳初先生的认知度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他仍然是故纸堆里头的一个小人物，不为人们所注意。当4年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提出时，人们一窝蜂地往韩国跑，去学习那里的新村运动，却少有人愿意去注意一下供在自己家里的韩国人的老师——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早已是世界的宝贵遗产。 　　伟大的思想不能为其同时代所理解，这是正常的，因为思想在高处，而人们只在平地觅食。但可悲的是，解放后在意识形态的围栏里，平教会、晏阳初、定县实验……这一思想的声音却在这片土地上消失了。 　　但思想是光，它总要从黑暗中透过来。晏阳初先生的思想和精神是当我们回望20世纪的中国时，能够使心灵感到温暖的少数几束光中的一束。今天，中国并没有从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走出来，广大的农村许多地方“愚、穷、弱、私”仍是主旋律，民智尚未全然开化，民力没有得到足够发挥，而民主的建立更是任重道远。因此当我们展望更远的未来，这束光的亮度尤令人兴奋不已，这一思想不应从我们的天空遁迹。 　　如此陌生的现代伟人 　　1928年6月20日，晏阳初出席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典礼，领受荣誉文学硕士学位。赞扬词是这样写的：晏君自1918年在耶鲁膺学士学位，今已届十周年，极少的毕业生在十年间的成就，可与这位具进取心、富有才能，而且又不自私的人相提并论；他是中国平民教育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他对东方的贡献可能比战后任何一人都伟大；当他在法国以青年会干事与中国劳工相处时，设想出对中国文盲的教育观念；他在中国雅礼会所在的长沙，开始作平民教育大运动，迅速扩张成为全国性事业；他自繁多的中国文字中简要选取一千字；在这平民教育制度下，二百万中国人已经学会读和写本国文字；晏君实是世界文化中一有效能的力量。 　　1943年5月24日，是哥白尼逝世400周年纪念日，晏阳初在这一天与爱因斯坦、杜威、福特等人一道被评为“现代对世界具有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表扬状上写道：杰出的发明者，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又是他伟大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方法，肥沃他们的田土，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 　　这些荣誉虽是加给晏阳初个人的，但正如晏本人所说，这是给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是对其自1920年以来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开展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工作的嘉许。 　　1945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全国民众教育委员会，聘请晏阳初为主任委员，并要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南京设立办事处，以便与教育部随时联络。 　　1945年11月，联合国文教组织在巴黎举行首次会议，晏阳初的助手瞿菊农是中国代表之一。是次会议以中国平民教育的经验为蓝本，制定了文教组织基本教育计划，以在世界未开发地区推行基本教育，以扫除文盲、灌输基本教育为目标。晏及其同仁在国内开展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已然获得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并开始影响世界。 　　1989年10月25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致电晏阳初，祝贺晏99岁寿辰，贺辞中称：您一生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平民，给了众多美国人极大的鼓舞。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和价值。我对您通过给予平民更多的自由和机会来帮助他们摆脱贫穷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您已使无数人认识到：任何一个人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您是我们人类的颂歌，是你们同行的楷模。 　　70年，只做一件事 　　从1918年在一战战场的华工营，到1990年在美国纽约去世，70余年，晏阳初只做了一件事，即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 　　在法国华工营，晏阳初在服务华工中受到华工的教育，他开始认识中国的“苦力”，他们“苦”，但身上却潜藏着巨大的力量，只因教育机会的缺失，这种力量得不到发挥。晏阳初用“脑矿”来形容他的这一发现，这种发现，对中国来说，真是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因为长久以来，中国的劳动阶层被天然地隔绝在知识之外，被认为是“无用的人”，这种观念深入人心，连劳动阶层本身也看不起自己，总是渴望一个“救世主”来解救自己；而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则高高在上，总是以一种“解救者”的姿态出现在劳动阶层面前。 　　青年晏阳初则在这些“苦力”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乃立下志愿，回国后不升官不发财，只为发扬“苦力”的“力”奋斗终生。 　　晏阳初1920年回国，当时五四运动之后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农村在资本和官僚的挤压下正陷入衰败，百姓衣不饱食，革命正在酝酿之中。彼时的中国，有85%的人不识字。晏阳初的工作，就从“除文盲”开始。他首先从中国众多的汉字中挑出1000个常用的，编成《平民千字课》作为教材，然后分别在长沙、嘉兴、烟台几个城市进行扫盲试点，成效卓著。 　　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简称“平教会”)在北京成立，晏阳初任总干事，以后几十年，直到中国解放，晏阳初一直以这个身份在国内开展工作。平教会成立后，晏阳初的工作重心逐步从城市转到农村，因为农村人口占了80%强，农村有90%的人不认字，农民普遍在破产的边缘。 　　1926年以后，晏阳初以河北定县(今定州)为根据地，以县为单位，开始了综合的社会改造试验，史称“定县实验”。“四大教育”、“三大方式”是对“定县实验”较好的概括，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联锁并进，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统筹进行。其逻辑是，农村的问题不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全局的问题，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必须谋求综合的解决之道。 　　晏阳初从国民性的角度，把当时中国人的问题概括为“愚、穷、弱、私”四大病症，这病怎么来医治，晏阳初认为教育是根本之道，所以“定县实验”的核心只有两个字：“教育”。但教育不能孤立存在，必须与建设合谋，教育为建设服务，建设反过来促进教育。所以我们会看到“定县实验”中更多的是建设工作，比如品种的改良，灌溉工具的改良，棉花购销合作社的组织，乡村保健室的设立，而教育则蕴涵在这些建设工作之中。 　　解放后我国备受国际推崇的赤脚医生制度，广受国内NGO采用的参与式社区工作方法，以及国务院扶贫办近些年的“整村推进”计划，联合国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为消除贫困所作的努力，我们都可以看到“定县实验”的身影。 　　在“定县实验”最鼎盛的时候，定县聚集了近500位知识分子，其中有60余位是学有专长的归国博士、大学教授、校长等，所以当时的媒体把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运动称为“博士下乡”运动。而让这些既富于创造力，又特立独行、以自我为中心的一流人物一起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晏阳初需要花费1/4的时间“逐渐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服务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教会撤出定县，转战湖南、四川，后在重庆北碚的歇马场落脚，创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工作向深处发展，以定县工作的经验为基础，培养乡村建设人才，同时开辟“华西实验区”，直到1950年。 　　“华西实验区”时期，平教会开始进行“土改”试验，以和平的方式从地主手中赎买土地分给农民。后来台湾的土地改革，直接借鉴了平教会在大陆的土改试验。而台湾土改被认为是世界学习的典范。 　　解放后，晏阳初以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推广其在国内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经验，在菲律宾创办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为第三世界国家培养乡村建设人才。 　　1990年，晏阳初在纽约去世，享年100岁。 　　爱总会找到一条路 　　延安时期及解放后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晏阳初等人的社会改良工作并不以为然，批判之声不绝。他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暴力革命是唯一的选择。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我们会看到革命成功后，那些非革命党基本上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晏阳初在解放后的“头衔”就有“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反革命”等，他留在国内的学生也命途多舛。 　　而晏阳初却在心里认为：“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有一段话论及法国大革命：结果，民主革命虽然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没有发生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应变化。这段话用在中国的革命上，大抵也是可以的吧。 　　100多年前，梁启超作《新民说》，他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晏阳初无疑对这句话有颇深的印象，他说：一切问题自人而生，欲求问题的解决，自当在人身上来下功夫。所以平教会自始至终，都把“做新民”作为目标。中国要在真正意义上摆脱宿命般的治乱循环历史，在根本上发生变革，唯有走改良的道路。 　　晏阳初将双脚迈进了饱受欺凌和战乱之苦的中国乡村，他的手里没有枪，只有《平民千字课》，脑子里也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民众的疾苦和西方的民主理想。他就这样和他的同志们在河北定县农村一呆10年，在湖南、四川农村一呆又是10几年，以后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村一呆又是40年。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着晏阳初70年如一日地行走在平民中间？这条路布满了荆棘，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走的，而晏阳初却一走70年，直到生命末了。“具有真正和完全的爱心的人不求自己的益处”，晏阳初的一生正是背着十字架在爱中行走的一生。没有一种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强大力量，没有人可以持续地如此迈出脚步。更重要的，晏阳初并不是在痛苦中行走在平民中间。在《九十自述》中他说：我愿意化苦为乐，化敌为友。 　　晏阳初选择了悲悯作为他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解释他对其时代的贫穷者及其他弱势人群所采取的行动。在这悲悯中，我们看到的是晏阳初舍己的爱。爱总会找到一条路，这是当我们回望历史时，晏阳初留给我们的启示。 　　晏阳初与今日中国 　　很多人会以“时代不同了”这句话简单地把晏阳初们的努力对今日中国的启示带过去，认为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这些先辈们仅仅属于过去。所以我们会看到，即使是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倡导中，也没有这些先辈们的任何身影。 　　如果把晏阳初们的工作简单地理解为“扫除文盲”，确实，这时代是大不相同了，今日中国已没有多少人不识字。如果把晏阳初们的工作简单地理解为“在农村扶贫”，确实，这时代是大不相同了，今日中国的扶贫工作已得到联合国的嘉奖。晏阳初们提出并践行的计划大大超越这些目标，而且这些计划经过实践的检验，切实可行。这些计划的目标被概括为：启迪民智，开发民力，建立民主，改善民生。 　　今天的中国，“人的建设”工作还远未完成，而这恰恰是晏阳初的工作核心。“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否适合民主，但我知道他们想要民主……在中国，各种力量(包括好的和坏的)正在进行较量。只有人民大众有机会接受文化和公民品德教育的时候，中国才能实现民主。”今日中国，距离晏阳初的理想有多近？ 　　我们这个时代，发现问题的人很多，解决问题的人太少，特别是知识阶层，这个理应天然具有社会使命的阶层，频繁出没于资本和官僚的觥筹交错之间，把自己的“根”——大众——抛诸脑后。80年前的“博士下乡”盛况，已难觅其踪。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女士在《告诉人民》的结尾呼吁：这是一个宏伟而永恒的事业，这个事业的无比正确和晏阳初及其同事制定的实用的计划的确令人信服。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一个已经成熟的思想观念那样有力量。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热情和决心向前迈进。 　　晏阳初曾这样描述与他在艰难困苦中始终相伴的妻子的一生：“那美好的仗，她打过了，并始终持守自己的信仰。她留给人们的是一种祝福，她的一生，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种激励。”这也是晏阳初生命的真实写照。 来源：南风窗 　　(作者为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总干事、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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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立志乡村建设的改革家

寻找失落的传承   个人如何对需要帮助的中国人民有所作为？如何因地制宜地引入西方的理念和方法？   1850年至1950年间，一批在西方接受教育的中国人，作为“教育、医疗、媒体、外交领域中的先驱”，以及“妇女运动、民事机构和社会工作的领导者”，凭着感人的献身精神，通过艰苦的终生劳作，在那一个世纪“艰难的环境中，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光与盐》记录了其中十位：容闳、梅贻琦、林巧稚、吴贻芳、晏阳初、韦卓民、石美玉、范子美、丁淑静、唐国安。   也许，有一些人记得容闳的名字，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归”派；有一些人记得梅贻琦的名字，因为他曾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校长；有一些人记得林巧稚大夫，因为她在1949年以后还很有名；还有一些人记得吴贻芳女士，因为她曾作为中国代表签署《联合国宪章》……但是，我们是否记得晏阳初、韦卓民、石美玉、范子美、丁淑静、唐国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何光沪说：在往昔，我们所记住的历史人物，主要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在当今，我们所关注的同时代人，也多半是政界、商界的“大腕”和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然而，我们中国人今天的生活，包括日用设施、家庭关系、学校教育、医疗卫生、职业培训、书报传媒、国际交往等方面，及其这些现代化生活所依赖的各种“硬件”和“软件”，却更多的是得益于古今“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之外的一些人，即那些献身于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的仁人志士们的努力。   在此我们选编《光与盐》中描写晏阳初的部分内容。他留学归来，带领大批的知识分子志愿到农村去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1922年，毛泽东等人参与了晏阳初在湖南长沙推行的第二波扫盲运动。之后，他们编写了自己的《千字课》，用以宣传马克思主义。   1943年，在纪念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逝世400周年的庆典上，晏阳初因其扫盲工作上的成就，和另外九人一起当选为“当代具革命性贡献”的伟人，一同获此殊荣的还有爱因斯坦、莱特等人。在颁奖仪式上，人们这样评价他所取得的成就：他是一名杰出的发明家，他所创作的简单、易学的识字课本为千千万万的文盲打开了知识的大门；他是一名卓越的领袖，他带领中国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下到农村推广农业科技，大幅度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力。   2001年，央视播放介绍20世纪中国杰出领袖人物的系列节目，其中就有晏阳初。   这些历史人物的经历与今天全球化的时代仍然息息相关，找寻这些早期的遗产对今天的全球化社会仍具有意义。   最初几年，晏阳初一直在城市从事扫盲工作。因为他大量聘用志愿者，城市扫盲工作成效显著而开销相对不大。数年后，晏阳初开始为平民教育运动开展农村建设寻找试验点。他的实验项目包括教育、农业、公共卫生保健和乡村自治。1924年，晏阳初遇到休·哈伯特(Hugh Hubbard)——一位正在保定农村使用晏阳初编的《平民千字课》从事扫盲工作的美国传教士。遇到他后，晏阳初和傅宝真(Paul Fugh)在哈伯特工作的地方住了三天。傅宝真刚刚从康奈尔大学获得农村教育学哲学博士学位，时任平教会乡村教育部的主任。哈伯特的模式使他们大受鼓舞，但感到该地距离北京过于遥远。两年后，定县翟城村的米氏家族力促晏阳初到定县建立平民教育模范村。自19世纪90年代起，米家就在当地推行乡村教育改革，此时正遇到财务危机。定县的地理位置非常理想，既靠近铁路直通北京，又远离政治中心。   虽然平教会仅能支付微薄的薪水，晏阳初除了聘请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农学系毕业生，还从哥伦比亚大学召到教育学家和剧作家，以及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晏阳初首先为这些专家施行再教育“降压”，即“使他们的知识‘高压电’能够适用于中国乡村的‘电压’”。   让这些一流的人物们一起工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他们富于创造力；另一方面，他们特立独行、固执、以自我为中心，不大顾及他人。“我四分之一的时间是用在平衡人际关系上……逐渐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服务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平教会还试图将定县建成中国的科研示范中心。从1926年到1933年，平教会的统计调研部对定县农村生活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包括人口、赋税、水井、工业和节日等。1929年，平教会制定的“十年计划”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扫盲；第二阶段，农业、卫生和基础建设；第三阶段，乡村自治和公民意识。这项振兴中国农村的工程完全是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的。他们针对当地人民的需要，务实而谨慎地借鉴西方现代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最佳方法。   当晏阳初与同事们第一次对农民说，他们是来教农民读书认字的，农民们笑着回答说那是不可能的。晏阳初在几个大村庄开办扫盲班后，许多农民好奇地跑来围观。但第一期识字班结业的时候，各村的村长们纷纷要求他们到自己的村庄里开办识字班。到1931年，定县有453个村庄开办了自己的学校，招收了2万名学生，教师都是志愿者。   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农学博士冯锐，担任了平教会农业科学部的负责人。为了让当地农民相信他们这些海外归国的学者在农业方面确实有高明之处，专家们亲自动手进行各种改良实验，这种前所未见的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示范给农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平民教育项目深得人心，农民先是给了平教会15亩土地作为试验田，在看到专家们的成果后，农民不仅将平教会的土地增加到100亩，还派来几位村里的男孩子帮忙耕种。接下来的一年，农民亲眼见到了科学耕作的效果，平教会的试验田增加到了1200亩。   1929年12月，农村出身的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生姚寻源放弃了赴美留学的洛克菲勒奖学金，来到定县，出任平教会卫生教育部部长。他的首要目标是要降低伤寒和肠胃病导致的成人及婴儿死亡率和天花发病率。在密尔班克基金会(MilbankMemorial Fund)的支持下，姚寻源建起了一个有25 张病床的医院。当时密尔班克基金会的负责人之一就是赛珍珠(Pearl Buck)的哥哥埃德加·赛敦斯蒂克(Edgar Sydenstricker)。定县人口众多，对医疗的需求巨大，姚寻源的继任者陈志潜开始尝试更经济的医疗计划。陈志潜也是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还获得了哈佛大学公共医疗卫生的硕士学位。他在定县推行三级乡村医疗保健，训练平民学校的毕业生担任各村的保健员，学习使用配有数种药品的急救药箱。到1934年，定县有80 名保健员，担负起当地四分之一人口的保健工作。陈志潜的工作得到了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承认，他被派参加国联卫生组织安排的考察团，访问了苏联、波兰、南斯拉夫和印度。几十年后，中国很可能就是以平教会模式，创办了赤脚医生服务系统。   公民教育也是平民教育运动的一个重点。平教会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故事书，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插图教育农民。1935年，河北政权成为日本的傀儡政府，此后，晏阳初力主通过演讲、讲故事和演戏向农民宣传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定县后来涌现了大量的游击队和游击队领袖，与共产党的边区政府联合抗日。   尽管晏阳初尽量避免卷入政治斗争，但政治动乱还是不时地威胁到他的工作，必要时需要以外交手段来化解。20年代，华北地区军阀割据，各占一方，晏阳初曾在多个军阀辖区内帮助扫盲，但他没有攀附任何一个军阀。1926年，时在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将军，有一次看到晏阳初因自行车被卡在电车的轨道里而摔倒后，立即送给晏阳初一辆崭新的法国汽车。但晏阳初却让这辆车留在车库里数年，从来没有使用过。还有一次，晏阳初刚从南方回到北京，就听说有200名警察突然搜查了平教会的总部，并抓走了他最亲密的顾问陈筑山。晏阳初经过两天的紧张谈判，并致电张学良后，终于拿到了释放令。到了看守所后，他大吃一惊，看守所的牢门竟无人看管，而陈筑山正在给看守他的警察们讲解《平民千字课》。1927年，晏阳初患溃疡就医，医生嘱咐他休假。就在这些不测风云和危险之中，晏阳初在1928年至1929 年间前往美国为平民教育运动筹款，历时10个月之久。   平教会在定县聚集了30名学者及其家属，晏家是这个集体的中心，许多来访者都曾在晏家受到热情款待。因大部分平教会同仁的家属没有在农村居住过，常有人抱怨没有抽水马桶和不能洗热水澡。晏阳初的妻子许雅丽就一家一户地走访，向妻子们解释平民教育运动的意义，她还为平教会工作人员的子女建立了一所学校。而且，每当晏阳初外出的时候，许雅丽还要担负起养育五个子女的全部责任。   每天早上，同仁们在晏阳初家的起居室会面，讨论甚至是争论平教会下一步的工作。冬天，他们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手里捧着一杯热茶取暖。夏天，他们每人摇着一把大蒲扇。尽管有许雅丽不断地关照和鼓励，还是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定县坚持工作一年以上，其他人都找到了收入更高的工作而离开了。整个30年代，晏阳初在定县接待了成千上万的参观者。1933年，历史学家兼记者陈衡哲坐了六个小时的火车从北京到达定县，晏阳初夫妇在车站迎接她，然后两位女士乘坐一辆人力车，晏阳初骑着毛驴，一起进村。在给《独立评论》(Independent Critic)所写的一篇文章中，陈衡哲描绘了她所见到的医务室，禁赌禁烟协会以及能够迅速传播全国和地方新闻的广播站等。她特别敬佩那些妇女义工，她们教家政，传授手工艺，帮助农民改进纺织技术。她看到平教会的学生们都非常用功，尽管教室极其简陋，一些学生甚至要步行很远从邻村赶来上晚上9点到11点的夜校。她还看到平教会领导者的牺牲精神以及他们之间的精诚合作。另外，平民教育教材中对科学的重视、在当地进行的人口调查以及针对当地百姓需要所实施的其他改造措施等，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她最后的结论是，只有把定县的经验推向全国各地，这一实验才富有意义。   尽管晏阳初收到很多来自各地的邀请，请他帮助开设平民教育项目，或请他派专家在全国范围内搞类似的试点，但他决意将他的平教实验限制在定县。他决心要“以事实来证明平教会与当地农民们一起合作，确实为农民解决了许多问题，找到了行之有效的乡村工作方法，而且训练出足够的工作人员。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其他地方开展同样的工作”。   《光与盐》 李可柔等编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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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述论 唐 踔

[摘 要]晏阳初是“乡村建设派”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和实践家。在乡村建设派众多的“乡建”主张中，晏氏的乡村建设思想最具系统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其内容主要包括（一）乡村建设的使命：“民族再造”；（二）乡村建设的着力点：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三）乡村建设的方式：学校、社会和家庭；（四）乡村建设的步骤：调查、实验和推广；（五）乡村建设关键：农民化等五个方面。晏氏的乡村建设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并对“新农村”建设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和启示。 [关键词]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借鉴和启示 在上个世纪30年代流行于神州大地的众多社会救世思潮中，乡村建设思想是很有特色的一种。倡导乡村建设的那些人，被称为“乡村建设派”。乡村建设思想的共同点是主张通过从事乡村建设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乡村建设派思想家群星璀灿，其代表人物有晏阳初、梁漱溟、高践四、李景汉等人，其中被国际社会誉为“国际平民教育之父”[1]的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是它们当中最系统、最完整、最具操作性因而也是最有代表性的。 虽然，晏阳初的“乡建”思想的提出和实践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但是，在认真研读他的著作之后我们发现，他的许多思想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先哲这些宝贵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从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笔者认为晏氏的乡村建设思想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乡村建设的使命——民族再造 晏阳初将乡村建设的使命提高到“民族再造”的高度，真可谓是空前的惊人之语。针对当时有人提出乡村建设的使命只不过是“乡村救济”或者是“举办模范村”的思想，晏阳初进行了辩驳。他认为破产的农村的确需要救济，但救济不过是一时的紧急事情，虽说也很迫切，然而却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把破旧不堪、又穷又苦的农村收拾整理起来，使之焕然一新作为农村改良的模范无疑也是一件好事，但模范村仅限于某地的特殊情况，却大大忽视了农村运动的普遍性和远大性。在《农村运动的使命》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因为“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老，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问题。”[2]（P294）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是比中国什么问题都最根本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所有的奋斗和努力都是白白的牺牲，近几十年来的一切改革和建设之所以没有大的成就，已经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乡村建设，因为只有“它对于民族的衰老，要普养它的新生命；对于民族的堕落，要振拔它的新人格；对于民族的涣散，要促成它的新团结和新组织。所以说中国的农村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 晏阳初进一步解释了乡村建设为何够担负起“民族再造”的神圣使命的原因。他的主要的理由有三：其一是乡村是中国的经济基础。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离开了农业、农村和农民，国家就不能存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如是，现在依然如此，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由农而来，没有了农村，人生的一切都立刻要发生问题。城市的工商业和金融银行业的发展也与农村、农民和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由此证明“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在都市而在农村”[3]（P33）；其二是乡村是中国的政治基础。晏阳初认为，中国政治的基础不是在中央，也不是在省里，而是在乡村。中央与省府的事情很少能引起农民的关注，只有县政府、区政府和乡政府才与农民的利益休戚相关，县长、区长和乡长的优劣好坏才是农民关心的，这说明县政、区政和乡政才是中国的真正基础。有了好的乡政才有好的区政，有了好的区政才有好的县政，有了好的县政才有好的省政才有好的国政。中国政治的出路必须从建设最基层的农村政治开始，“农村不清明，四万万人永不见天日，中国的政治将永是个黑暗政治”。[3]（P34）其三是中国人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大部分住在农村，号称四万万的同胞80%的是农民，所以真正能代表中国的只能是居住在两千多个县的被称为乡下佬的农民而不是上海的买办、天津的富人，甚至也不是城市的居民。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屡受列强欺凌的重要原因就是不知道人是立国的根本和农民这一乡村的主体是中国人的基础，“放着成千成万的农民固国强国的雄厚力量，无人去运用。[3]（P34）” 二、乡村建设的着力点——四大教育 经过对乡村的实地调查和认真的研究，晏阳初认为，中国乡村的基本问题有四：愚、穷、弱、私。他在1931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到：“我们觉得要创办一种人民的教育，非要先了解人民生活的实况不可。因此，我们就跑到乡下，从人民的实际生活去找。结果，觉得人民最感困难的四个问题：一是愚，二是穷，三是弱，四是私”[3]（P36）。1933年，他在一份名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的文件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在定县，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农村问题是千头万绪。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又认定了四种问题是比较基本的。这四大基本问题，可以用四个字来代表它，所谓愚、贫、弱、私。[3]（P35）”晏阳初还对愚、穷、弱、私进行了具体而明确的解释：愚主要指的是中国大多数的农民缺乏知识，有的甚至还目不识丁；穷主要指的是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处在饥饿的边缘，甚至在生与死的夹缝中痛苦的挣扎；弱主要指的是中国农民的大多数人是病夫，身体状况差，“一年之中，不死而死的人，仅就经济的损失就要好几千万”[2]（P433）；私又可以指“散”，主要指的是中国四万万人如同一盘散沙，不能团结，不能合作，形不成一种团体的力量。 从认定的乡村四大基本问题出发，晏阳初提出了解决这“四大问题”的努力方向即着力点——那就是用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用生计教育攻穷，培养农民的生产力；用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农民的强健力；用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农民的团结力。他进一步强调：“这四种力，是今日国民最不可少的，具备了这四种力，才可以在国家将亡的今日有救国图存的能力。”[2]（P434） 晏阳初还详细具体的阐述了“四大教育”的做法。文艺教育包括文字教育和艺术教育两大内容。他指出：知识就是力量，而“文字教育是增加知识力的一个重要方法”。[3]（P38）通过文字教育使农民能认识千把个基本汉字，并给他们输入这千把个汉字代表的常识；文字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引起农民读书的兴趣。艺术教育包括图画、音乐、无线电和戏剧教育，其主要的目的在于促进农民的文化生活，使他们对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相当的欣赏和了解，从而能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复杂变化。在艺术教育的诸项内容中，晏阳初对戏剧最看重，认为它是培养农民知识力的另一个“有效的方法”。同时，他主张对戏剧进行改革，把农民的疾苦，愿望和要求搬上舞台，把农村的真实生活搬到舞台上，真正做到“戏剧教育化，教育戏剧化。”生计教育的目的有二：一是训练农民生计上的现代知识和技术，以增加生产力；二是创设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利润的合理分配，使农民能真正享受到增加生产的利益。他认为，这两个目标，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必须同时并进”[3]（P42）。在农村工艺方面，除改良农民手工业外，应大力倡导其他副业，以充裕农民的经济生产力。非常可贵的是，晏阳初还认识到，要普及农民的科学知识，实现增加农业生产力的目标，关键是农业科技人员要到农村去，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实施卫生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农民的弱，培养农民的“强健力”。因此，晏阳初有的时候又称卫生教育为“强种教育”。他认为中国卫生状况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所有的医院差不多都在城市里，农村没有医院，农民无处求医；二是医院收费太贵，农民付不起药费，而不敢去看病。这是造成农民病死率相当高的重要原因。为此，要创建适当的、有系统的、以县为单位的乡村保障体系，县设保健院，区设保健所，村设保健员“使各村农民，都有享受科学医药治疗的机会。[2]（P248）”使农民在他们的经济许可的条件下有病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保持最低限度的健康。并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从而成为健康的国民。实施公民教育主要解决“私”的问题。要解决私的问题，晏阳初认为，一方面要在一国社会的基础上，培养农民的团结力，公共心和合作精神；一方面要在人类普遍共有的良心上，发达他们的判断力，正义心，使他们皆有自决自信、公是公非的主张；同时，通过良好的公民训练，使他们具有最低度的公民常识和政治道德，以立地方自治的基础。 三、乡村建设三大方式：学校、社会、家庭 在一份名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的文件中，晏阳初指出：“四大教育的主要实施方式有三种，一是学校式，一是社会式，一是家庭式。从前的看法以为学校之课程的教授是教育的全部，从平民教育的立场看，学校的方式只是一种方式。”接下来他比较了三种教育方式的不同，强调了家庭教育的特殊地位，他说：“学校式的实施以文字教育为主，注重于知识之传授与基本的训练，注重于个人的教学。社会式的实施以讲解表演及其他直观与直感教育的方法为主，注重团体的共同教学。家庭式的教育或为中国特殊的而又是必须的一种方式。家庭在中国社会结构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欲改善中国的生活方式，必须从家庭做起。” [4]（P39）后来，在另一份报告中，他又再次提到三大方式的重要性：“学校式以教育青年为主要工作，因青年是国家今日建设之主力军；同时又顾到教育儿童，因儿童系民族复兴的后备队。……社会式及家庭式，其目的在使整个社会尽是教育的环境，以免一暴十寒之弊害。” [2]（P308）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晏阳初的所讲的学校教育与一般人讲的学校教育是不同的，他的学校教育特指平民学校式的教育（类似现在的职业教育），而不是普通的国民式的教育。后来，晏阳初赢得了“国际平民教育之父”的美誉，就是因为他首倡平民教育，并且取得了重大成就、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使然。晏阳初认为普通国民学校“只有书本知识和空洞理想，而未去民间与平民接触，从平民生活里找问题、找材料而且求解决的方法。”[5]（P12）所以，他认为可以以平民学校教育来“补救”普通学校教育的缺陷。按照他的设计，平民教育的学生大都是14~25岁的当地农民，学习的时间是业余的，学校内实行“导师制”，其教材是平教会编印的《农民千字课》。 1931年平教会成立了“社会式教育委员会”，这标志着定县社会式教育的开始。为什么要开展社会式教育呢？晏阳初是这样解释的：“平教或民校学生毕业之后，若无适当学校可入，如置之不理，……日久必致荒废，前功尽弃，宁不可惜。本会有鉴于此，乃有同学会之组织，为接受继续教育之团体……更要使其参加四大教育的活动，推动或介绍四大教育到乡村民众，同时……养成青年农民求知的欲望与团结的力量，为农村中建设的中坚分子。”[2]（P339） 社会式教育虽然解决了平民学校毕业学生的继续教育问题，但年长者与年幼的仍然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因此，晏阳初积极倡导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就是为他们开的。家庭式教育的目的有两个：其一是解决家庭与学校之间的矛盾，扩大家庭责任感，是“家庭社会化”；同时帮助家庭年长的妇女减少对年轻妇女接受教育的阻力和反对，使她们能从教育中受益。 按照晏阳初的设置，家庭教育与学校式和社会式的教育联络进行，同时铺开，但是教育对象和方式有所区别和侧重。晏阳初认为，学校式的教育，对于青年较为适宜。因为青年头脑灵活，思想活泼，施以系统的训练，收效甚易。社会式教育适合于成年人。成人年龄已长，事务较多，脑筋复杂，记忆薄弱，只能施以社会式教育，如演讲、电影、戏剧、音乐等，都是成人教育最好的方法。家庭式教育意在儿童和家长本人。欧美的教育注重儿童，中国的教育应注重家长。因为中国人国家观念淡薄，而家庭观念却牢不可破，倘若家长受过教育，认识到不识字和教育的重要性，自然就会送他们的孩子去读书，这真可谓是真知灼见啊。这种家庭的自我教育，与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配合起来，才可以收到最大的效果。 四、乡村建设的步骤——三步走战略 晏阳初就如何在乡村进行“四大教育”，实现民族再造的伟大历史使命，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即他认为乡村建设应该遵循的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基础工作——乡村调查。平教会在定县的实验是从社会调查开始的，晏阳初非常重视乡村调查，认为这是从事乡村建设的前提和第一步。1928年6月，为了加强调查力量，平教会专门设立了统计调查部，聘请具有学术基础和实地调查经验的李景汉为统计调查部主任，并根据“以县为单位作实验对象”的计划，决定扩大调查范围，将原来的62村扩大为全县所有城乡。晏阳初特别重视乡村调查的实用性、多样性和准确性。关于实用性，他指出：“调查的目的，既是为了了解事实，但事实的了解不是工作的终结，而是工作的开始。所以调查工作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必须要着眼于社会的实际改造。要根据建设的需要，调查事实。”[2]（P197）关于准确性，他以为有三点应该注意：一是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到民间去的认识和决心，因为只有“在与农民共同生活之下，才能了解农民生活的真相，才能得到正确的数字……”；二是谋整个乡村建设的调查的目的决定了社会调查不能够单独的进行，单独进行也难得事实的真相，必须“通盘筹划有多方面施以互相为用的工作，然后，才能造成可深入的环境，调查方为可能” [2]（P197）；三是从事调查的人必须了解社会调查的科学理论以及方法和技术，必须要考虑到中国民间生活的实况而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和技术来。关于多样性，他认为社会调查既要有概况调查，也要有分项调查；既有普遍调查，也有抽样和个案调查；既有静态调查，也有动态调查；既有现实调查，也有历史调查……其调查的内容更是涉及到历史地理、气候土壤、文化风俗、科技教育、农贸工商等几十个方面。 第二步是研究实验——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试点。在深入调查得到了中国乡村的第一手资料（最出名的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和《定县农村工业调查》）的基础上，晏阳初及其领导的平教会开始转入乡村建设的第二步——研究实验——试点阶段。平教会在定县大规模进行的研究实验工作是从1929年开始的。是年秋，平教会总会机关从北平迁至定县县城，所有的家属和工作人员同时迁移达到定县居住。平教会之所以选择定县作为乡村建设的实验区，主要基于如下的考虑：定县离大城市较远，可以代表农村社会的典型；该县乡村建设在清末民初就开始了，有一定的基础；当地的绅士颇为支持。晏阳初打算在定县干上十年、二十年或有可能三十年，将该县建成为一个模范县，使其变成中国在二十世纪应该具有的样板，然后将定县取得的成果推广到整个中国乡村。从此，平教会集中全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于定县，从事于乡村建设的研究和实验——试点工作，并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逐渐健全和完善了其内部的组织系统。 第三步是表证推广——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由点到面，全面铺开。所谓表证推广，就是将实验所取得的成果用表证的方法推广到全国的广大乡村。[6]（P155）研究实验的目的当然不只是为了仅仅把一个小小的定县建设好，成为一个“模范县”而已，而是通过对一个县的研究实验积累成功的经验，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然后凭藉政府之力推向全国，最终实现“民族再造”的使命。晏阳初指出：“我们工作的原则是只从事研究与实验，设立实验学校、表演学校、将研究结果，贡献给地方当局，让他们去推广。”[2]（P247）晏阳初既然认为地方政府是乡村建设的“第三步”的主要承担者，所以他十分重视地方政府尤其是县政改革。在《农民运动与民族自救》一文中，他写道：“如何将研究实验的东西推广出去，决不是私人团体所能为力。现在是需要这一套乡村建设的办法，装入制度里去，大规模的推广出去，……县政权是真正老百姓的政治，现在就该从县政着眼，如何运用县单位制度的机构来运用乡村建设的方案。”[2]（P385）晏阳初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进行县政建设，最重要的是使政治完全学术化，使学术和政治打成一片；县政建设首要任务是培养行政人才，乡村建设的最后成功与否，取决于有没有一批能担负起领导建设责任的行政人才；改革县政组织是县政建设的重要环节，县政组织的改革，必须适应现代的要求，有利于民众的训练和组织，县政组织还要有一种新的精神，即服务人民的组织的观念；最后还要实现县政建设的科学化和制度化。 五、乡村建设的关键——农民化 晏阳初认为，要实现“民族再造”的历史使命，其核心就是“化农民”的问题。所谓“化农民”就是通过“四大教育”使中国的农民成为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而要“化农民”，他认为关键首先要从事乡村建设的人员从本人做起——实现自身的“农民化”。晏阳初在多次谈话和发言中强调乡村工作者必须“农民化”，要去接触农民，亲近农民，了解农民，从而影响和引导农民。 什么是“农民化”呢？晏阳初认为，从根本上说，就是乡村建设者要转变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立场和端正自己的工作作风，“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乡建工作者必须深入民间，“到农村去”，“和村民们一起劳动和生活。”[2]（P154）只有这样做，乡村建设工作人员才能通过与农民的广泛而深入的接触和交往，感受他们的痛苦，了解他们的需要，“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从而更好的为他们服务，避免做出“误民的计划”，导致乡村建设事业的“失败”。在一封写给黄炎培的信中，他谈到了乡村建设者到乡间去的重要意义，“一则为与农村亲近，以亲自考察农人之实况，以备改良生活之根据；一则躬亲垄亩，于衣食住为农民化，以身作则，实地根据农人生活，而为近日之知行合一之倡导也”[7]（P61）。 对多年生活在城市，习惯于都市生活的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到“乡村去，与农民打成一片”一句话，说起来也许很容易，做起来还真不是那么容易。晏阳初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因此，他要求乡村建设工作人员不仅要具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果敢和坚定的决心，而且还要有像宗教先驱们那样的牺牲精神。晏阳初对耶稣、释迦牟尼为普救众生，甘愿自身遭难和牺牲的精神大加褒扬，认为“惟有这种精神，才能使事业成功。……宗教家的精神，就是一个事业成功的原动力。”[3]（P169）他自己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于1929年举家从繁华的大都市北平迁到定县，在乡村安营扎寨，和农民一样住进茅屋里。在他的感召和示范作用下，许多知识分子，甚至是学有专长的归国留学生，博士，国内外知名的专家，皆以满腔的热情和宗教先驱的牺牲精神投身于农村和乡村建设。他们毅然地放弃了大城市舒适的生活和大学教授、校长的丰厚的待遇，心甘情愿地到条件十分艰苦的定县农村，“和农民在一起生活和工作”，为“他们办点实事，使其受益”。[2]（P169） 另外，晏阳初认识到，要实现“农民化”，还需要放下架子，虚心向农民学习，拜他们为师，要给农民当学徒。农民虽然没有接受过很多的书本知识，但他们有很多实际生活的知识与技术，值得我们去学习。知识分子如果不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不虚心向农民学习，拜他们为师，就不可能成功，至少在农业生产方面如此。晏阳初曾经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向农民学习的必要性。大意是一位留过学的农学博士刚刚来到农村的时候，与老农比种地，产量居然还比上老农。他还尖锐地批评了那种瞧不起农民、轻视农民，无须向他们学习的观念。这些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思想。 结语：算是一个简论 走笔至此，我们对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已经有了一个总体的认识和了解。在文章快要结束的时候，有必要对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做一个总的评价。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的目的和出发点是为了要改变旧中国农村愚昧落后贫穷的面貌，而且，在事实上，在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主张指导下，定县的实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用科学指导生产，改良农作物、蔬菜和畜牧品种，对于农业生产的局部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教育、卫生制度的确立，公民意识的宣传和培养，对于改变农村愚昧落后的面貌，也是有贡献的。因此，我们毫不怀疑地说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具有历史进步和积极的意义。 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主张企图在不改变现存反动政权和保存原有封建的经济基础之上，依靠国民党当局通过改良的办法来实现改造全国农村的目的和理想，这是根本办不到的空想。事实告诉我们，在一国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一切建设是难有前途的。定县乡村建设成就之微和乡村建设主张之难于推广与产生大的成效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诚如有位学者指出的那样：“他想不谈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根本问题，但他所要解决的正是这些根本问题；他不敢正视促使中国社会腐败和农村破产的真正原因，但他所要救济的却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所造成的社会腐败和农村破产。这就决定了他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的中国不能有大的作为。”[8]（P256） 令人欣慰的是，今天，我们从事乡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面临的社会大背景、大环境与晏阳初当初从事乡村建设面临的经济政治问题——政府无能、社会腐败和农村破产可谓是有了天壤之别，很多当时在晏阳初看来是空想的主张今天即将成为现实或已经成为现实。如果晏老泉下有知当作何感想！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许多闪光点虽然在当时的中国没能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但是，它对于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却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和难得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王蓉.除文盲,做新民——兼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N].光明日报2006-01-25. [2]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一）[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3]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二）[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4]晏阳初.晏阳初文集[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 [5]汤茂如.定县农民教育[M].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学校式教育部出版，1932. [6]郑大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7]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三）[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 [8]陈哲夫等.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下）[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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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 赵旭东

——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乡村尽管属于文野之别的“野”的范畴，却被树立为国家的根本，其余则为末端。那时的乡村绝不需要改造以满足城市精英的特殊审美意识，维持乡村自然的“野”和“朴”的状态是许多人怀旧时最乐于抒发的情绪主题之一。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可以说是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共同追逐的理想，在这种理想之下，“无为”曾经是这些知识分子或者士大夫最为认可的一种生活形态，并间接地影响到政治方面的无为思想。当然，社会秩序也有混乱的时候，不过多数不是人为造成的，而是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生活窘迫，进而引发了社会秩序混乱；还有的是因为某个时代的舍本求末，使本来安土重迁的乡民成为流民，造成社会恐慌；以及随之可能引发的群体性的农民起义，乃至帝国对这种起义的一次又一次的镇压。不过，人们最终会寻求原有秩序的恢复，这种秩序的重建是依赖礼教的力量来实现的。     因此，在帝制的传统中国，把乡村看成问题、进而要求改造农民，实现与城市生活的贯通，这样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更奢谈什么实现了。从这个意义而言，在那样的社会中，乡村从来就构不成一个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恢复原有的、可能是建立在礼教基础之上的乡村社会秩序。     “晏阳初模式”：乡村建设与民族改造     自晚清以来便有的“兴农”论者或许并不会注意到农业衰败的国际背景，而一再强调走“文字下乡”的道路，试图以此来挽救那些在他们看来是“目不识丁之愚氓”。这样就将那个时代农业停滞不前的原因一下子归结到农民的素质和能力上了，并认为这些又是由中国传统的旧制度造成的。     在1930年秋就已经坚信中国乡村的问题在于“愚、穷、弱、私”这四大疾病的晏阳初博士不大可能会有兴趣思考经济崩溃的社会与政治原因；另外，他自身的美国生活经验以及在法国华人劳工界开展识字教育的成功经验，使其更加坚信对人改造的重要性。此时的社会几乎就等于是由一个人群所构成的民族，社会的改造也就等同于民族的改造。在一篇文章里，晏阳初写到：     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比较任何问题都严重；它的根本性，也比任何问题还根本。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于其他问题的一切努力和奋斗，结果恐怕是白费力，白牺牲。     这样一种民族危机论，显然不是晏阳初一人所为，而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一种投射。用“晏阳初模式”这样一个概念来概述那个时代一批以挽救乡村破败命运为使命的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是比较贴切的，这些人都像晏阳初博士那样怀揣着一种基督徒般的拯救使命去想象中国乡村的未来。费孝通在1948年8月就曾撰文评论晏阳初当时发表的一篇名为《开发民力建设乡村》的文章，他批评了晏阳初单向度地把中国乡村问题的责任归咎于农民自身的“不是”上去的思维方式，认为晏阳初是以传教精神去了解教育的。在费孝通看来，这种“传教精神”就是先假定了自己的“是”去教育别人的“不是”。     作为近代乡村运动的旗手，晏阳初则是把目标瞄准了中国乡村社会。他认为，所有农民都患上了他凭借理性所诊断出来的“愚、穷、弱、私”这四大疾病，因此需要发动整个社会的力量对此加以诊治。这种思考乡村和描写乡村的模式在影响着中国近代以来民众看待乡村社会的眼光；可以说这是一种医生的眼光，是一种容不下一点病菌和疾患的眼光。它强调借助教育的途径对此类“疾病”加以诊治。     当把一个社会界定为一个有问题的有机体时，特别是当有一批知识分子自信自己的目光优越于社会中其他人群的目光，并且拥有发表言论的特权时，这些知识分子也就转化成了诊治社会疾病的社会医生。今天我们经常使用“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称谓来称呼他们，而在那时，就是指那些怀有忧国忧民之心的“文人”。这些知识分子大多肯花费极大的精力把自己的观念转变成为公共的言论，从而去说服国家以及社会的核心力量去相信他们的判断，进而实现他们改造社会的目标。晏阳初无疑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     我们不否认，晏阳初提出的“愚、穷、弱、私”这四种病症在某些农民身上有所显露，但绝不是在每个农民身上都会生发这类实质性的“疾患”。可是，这种界定却成为一种“话语”在影响着没有去过乡村、对乡村人的生活并不了解的城市人的思维；他们大多都会相信这样的界定，进而会支持对于乡村以及农民的进一步改造。即便是今天，延续这类思考的知识分子还是大有人在；他们或许是有过在乡村生活的经验，或许是访问过几户农民，或许是仅仅在乡下随便待几天，甚至还没弄清楚一些信息报告人在乡村里的身份及其口头报告的可信度，就匆匆赶回城市自己的家中，开始撰写有关中国乡村问题及其出路的调查报告了！     在这类写作的过程中，“界定”或者“下定义”是极为重要的一种写作和修辞的手段；这类作家们必须要标新立异地把自己所看到的和发现的问题书写出来，使这些问题成为公共问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以偏概全。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农民以及他们的生活在这些作家的书写中常常成为一种可被界定的因而是被刻板化的对象。这些作家认为在乡村那里，人们的生活是散漫、混乱、缺乏凝聚力甚至是极度苦难的，并由此祈求国家以及外力的帮助来改变他们所描述的那些“不堪”的状况。     当然，这一派系的学理思路也是极为清晰的，那就是强调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中国特殊性”；他们的问题意识也很明确，那就是针对乡村出现的问题，比如土地的问题、合作的问题以及金融的问题，等等，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这种方法可以是干预式的介入，也可以是批判式的冷嘲热讽。总之他们都会共同关注乡村社会的改造和转化，特别是对人的改造。因此，整体而言，这一派的研究者是行动主义的：希望看到现实的变化，而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争论上。     他们基本上相信这样的说教，那就是，由于既有的西方理论无法应用于中国实际，因此就应该完全抛弃或者闲置它们，使得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更加合理化，并困守于中国问题本身；由此直接去描述中国的现实，并相信中国的问题便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非其他。但更应该清楚的是，这种描述预先把中国的情境界定为有问题的或者界定中国的乡村是有问题的。这种意识支配下的描述显然无法摆脱固有的偏见，这种偏见首先是观察者不肯看到乡村问题的历史连续性，进而不肯耐心地看待事情发生的过程，而仅仅是选取连续事件的某一个发展片段来代表整个事件，并将这些片段误读成整个社会。     不论是早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是之后的新生活运动，甚至最近的新乡村建设，都无法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自身的问题，正像一些社会调查指出的，农民并没有成为这些社会工程建设的主体，至少许多外来的干预力量都没有考虑到农民自身的需求和认知。更为严重的在于，农民的问题甚至还是外来者所想象出来的问题，那是在面对外来人的询问时所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而确实不是农民自身最为核心的问题。至于乡村社会的核心问题，或许是外来者永远都无法测得准的问题，因为即便农民自身有能力去表达，每个农民的最为核心的问题也不一定能统一起来。如果说有什么农民统一的、核心的问题，那可能也只是暂时的；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变，统一的意识和核心的问题会发生转变。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外来者的单向度观察，特别是带着先入为主观念的观察，在遮蔽着农民自身问题的表达，使农民失去了自我随意表达的话语权。     学院派：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     难道在这个过程中就没有其他的探究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道路吗？显然是有的，那就是社会学或者广义的社会人类学对于中国乡村的研究。它们对于中国乡村的研究兴趣最初肯定不在于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本身，而在于肇始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理念本身，也就是西方学者在意识到了要把社会当成一个社会事实来加以研究以后所讨论的那套观念，比如社会结构、功能、规范、平衡、秩序、宗族、行动者、无国家社会等等，这些成为那些对中国乡村研究感兴趣的学院派学者的出发点。     在这个领域中，我们看到的是不同于乡村建设学派的那种“中国乡村出现了问题”的问题意识，而是在一些既有的西方观念下进行着整体性的社会结构的描述。这些描述的前提同样是把中国乡村社会看成是各个部分相互关联的一个有机体，但是这一有机体不是病态的，而是在健康地运转着。这些描述者也不是担当着社会医生的角色而是担当着旁观者的角色，他们有耐心等待事情一件一件地慢慢发生，像是一位纪录片的摄影师，“客观”的描述便是目的；即便他们所描述的对象真的出现了什么问题，也由于这类“摄影师”坚守客观描记的学术原则，而不会动了感情去干预描记对象的行为与思想。     这样一种田野民族志的方法所要求的客观性准则，客观描述的方法已经成为人类学者的一种惯例，植根于每一位接受民族志方法的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撰写中。     尽管有些人在试图做着变革，但是客观描述这一坚硬的内核不仅没有被撼动，甚至还有向其他学科传染和蔓延的趋势。许多非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在研究中国乡村社会时也都开始有意地接纳社会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并转化出来一个“质化研究”这样的方法，实际这无非是传统民族志方法转换了一个新的名字而已。大部分接受这一方法的学者对这种方法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似乎并没有任何的反思，而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完全接纳了这种被想象成最为适合研究缺少文字传统的社会的人类学方法；甚至更多的时候还有意将民族志方法误读成为量化研究的对立面，即质化研究，并深信采纳了此种方法便是对量化研究方法局限的一种合理规避。     走出学院派：问题与责任     如果说在中国还存在着一门学问，它的名字叫“社会人类学的乡村研究”的话，那么它自身必须承担起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就是要明白地道出今天的中国乡村究竟在发生着什么？这种正在发生的东西究竟对谁更为有益？这是以前的民族志工作者不去思考也不肯去思考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过去的社会问题论者的做法是过于主观化和一厢情愿的话，那么与之相对的社会人类学家们的乡村研究又可能是太过于自我封闭与孤芳自赏了：许多研究都还深陷在自己设定的问题框架内，而不能够直面正在发生着的社会生活本身。     目前，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许多人开始担忧起乡村消失的问题。看到越来越多的乡村青壮年进入城市，老人和小孩留守在贫困的乡村里，他们就开始想象未来的乡村的消失。对于乡村，这些人带着预先的偏见，以为乡村正在变得失序，未来乡村可能会面临崩溃。他们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乡村作为一种文化与社会形态的自身转化能力。最近黄应贵对于台湾乡村看似即将崩解现象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另类思考，正像他所指出的，这样一种可能的乡村社会的崩解，实际只是一种社会形态在转化过程当中的一种过渡，而不是一般乡村问题学者所想象的那种乡村兴衰的问题。他对于台湾社会的观察让我们看到了事物发展的另一面，这一面并不是那么悲观。显然，黄应贵借用了萨林斯的文化不会轻易转变的观念。萨林斯提醒我们，应该注意到本土社会自身转化外来势力的能力，文化并不是那种轻而易举就会消失的东西。这样的看法再一次回归人类学根本——对他者的关怀，这种关怀不是先入为主地把他者看成是问题的发源地，也不仅仅将“我”与“他者”看成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主客对立关系，而是要追溯到作为他者的本土社会自身的演化逻辑。这种逻辑在没有这种他者关怀的社会问题论者的眼中，可能就是一种非理性的逻辑，但是对于本土人自身而言却是再理性不过了，是一种“实践理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人类学家曾经调查过的村落也将成为历史中的村落；寻访这些村落的现在状况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乡村研究的一种主流范式，在这种研究范式的引导之下，将一个村落放置在一种自身演进的生命历程轨道上，由此我们能感受到一个可以微观把握的村落史。这样，所有发生过的事情之间的联系就不再是那种宏观历史学家凭借过于丰富的想象力而把不同时空下发生的同质性事件并接在一起的做法，那样一种并接，做出来的是一种任意性，却缺少了内在联系的实质性以及解释的关联性。     当然，对于回访者而言，回访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以最初研究的田野民族志为基础，所有的问题意识都可以借此描述而展开。但是要想真正看出一个村落的时代变化，却是一个怎样看待变化的复杂问题。这单单依靠结构功能论的缺少理论的客观描述是无法解决的，同时，这也不是历史学家的那种以过去解释现在的做法所能够完全理解的。     这使我们看到了社会人类学就事论事的结构功能论传统在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时内在固有的理论缺乏。这种传统使许多不肯有更多理论思维的学者试图走直面现实社会的捷径，并以为客观的呈现便可以构建出一种理论，这想法显得过于天真。在阅读了那些自称是民族志的、实际上很多是啰嗦的村落描述之后，那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般印象是怎么也无法挥之即去的，可这些作品都自称是在反映真实的乡村社会！     过程中的观察：构建中国乡村研究的地方历史感与责任感     乡村研究中的回访或者历史视角都在试图让我们看到事件发生的过程，也只有在这一过程当中，结构的约束及其转化形式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意义。在历史缺乏的民族志中，我们确实无法真正感受到时间的变化，也就无法形成一种村落变化的过程感和历史感；相反，如果仅有历史事实，缺少民族志的关怀，一种时空结合的地方感也无法真正得到彰显。在这方面，过程和结构的结合将是我们理解中国乡村当下变革的两个共变量，缺少任何一个，理解都只能是片面的，而且找寻不到描述的意义所在，也找寻不到历史事实搜集的意义所在。     同时，作为直面中国乡村社会变革的人类学家，也应该有一种理性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仅仅是个人的良心发现，更应该是学术共同体学术伦理的基本共识。我们现在并没有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对于乡村的贫困、污染、疾病、暴力以及人身伤害等等负面社会现象，如果不采取一种医生态度，那么我们又将做何反应？在今天，学者还要沉默地从事着自己的客观记录吗？显然这是不可以的，也是不可能的。随着社会共同体危机意识的增强，世界逐渐地因为发达的媒介等因素而一体化，在此所有人都可以感知到生存空间的压力，比如环境在全球范围内遭遇到的破坏，这些都需要我们切实地去做一点什么。     在中国乡村研究中，所有的学术规范都来自学术之外，而不是从这一学术共同体自身当中营造出来，至少中国人类学的现状还是如此。     “为了学术而学术”的“小资情趣”显然已经不再适应这个时代。在越来越多的人自觉为权利而抗争的时候，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这种自我权利的能力建设中的时候，直面中国乡村社会的人类学家应该秉持怎样的立场和态度，是当今中国乡村研究遭遇到的最为重大的问题。尤其是，大部分学者是其所研究的这个国家人民的一部分，那么，他或她该如何去行动？积极的参与观察和独立的理性思考，加上历史的过程视角和负责任的事件描述，并努力建构一个大家认可的基本的学术伦理规范；这些也许是当今中国乡村研究无法避开的策略性选择及未来的努力方向。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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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的平民教学思想及对“新农民”教育的启示

杨建华 晏阳初(1890～1990)，原名光复，又名遇春，字阳初，四川省巴中县人。先后就学于巴中、成都、香港，并留学于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晏阳初应募到法国战场为华工服务，其平民教育思想开始萌芽。20世纪20至30年代，提出“除文盲，做新民”的口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平民教育运动，试图通过对农村中的广大农民进行教育以达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目的。他以河北定县为基地，进行了为期十年的实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向愚昧贫穷开火的斗士”。1943年4月，经“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全美纪念委员会”评选，晏阳初和爱因斯坦、杜威等并列荣获“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光荣称号。     晏阳初积极主张“实干”，毕生从事于平民教育，尤其是乡村教育建设运动，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九十年代初国内兴起了研究晏阳初教育理论的热潮，至今意犹未尽，学术成果颇丰。学界多从晏阳初的生平以及他所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的内容、方法、现实意义及启示等宏观层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对他的平民教学观尚无细致的梳理。本文从教与学的原则和方法两方面对晏阳初的平民教学观做一粗浅探讨，揭示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及其对当前新农村建设工作，尤其是农民教育的启示。     一、晏阳初平民教学的原则与方法     晏阳初指出平民教学工作应该注意科学调查和实验，注意科学原则与方法的应用。他指出，如何把科学知识传授给农民，这是世界科学家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需要给农民一把打开现代科学大门的钥匙，这就是简单化(容易教，容易学)、经济化(不经济，学不起)、实际化(不实际，他不学)。[1] (27)他说：“如何教学？……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简易，经济，适用。不简易，农民就学不会；不经济，农民就负担不起；不适用，农民就不需要。”[2] (442)农民属于特殊的教育对象，他们既不同于基础教育条件下的儿童青少年，也不同于高等教育下的大中专学生，他们有自身的特点。广大农民基本上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无知无识”，智识未开，抽象思维未得到培养，要求教师必须采用直观教学，使科学知识简单化，便于农民接受；农民整天忙于耕作，所得甚少，必须考虑教学时间与金钱的经济；农民渴望“即学即用”，学得有用知识来改善生活状况，要求教学必须适应农民生活与生产实践，等等。概括而言，他主张平民教学应该贯彻以下原则与方法：     (一)“配图插画”直观教学     直观教学是古今中外一条重要的教学原则，晏阳初对此有所继承和发展。在平民教育教学过程中，这一原则广泛用于识字教学和公民教育中。他编辑的平民识字课本一般配有“插画”，“一课之内，仅有文字不能引起初学者的兴味；为引起读者的兴趣，乃便于介绍课文起见，每课之内加入插画。”[3] (16)他主张教学中应该利用图片图表，甚至幻灯影片等多种形式，以达到形象直观和生动活泼地教学效果。例如，公民教育课本有《历史图说》40套，以插画方式展示历史人物及其事迹。在教学中具体采取挂图和幻灯两种方式。[3] (95)如“A”字形象农舍，“a”字形象豆子，绘制成图片，经过直观形象的语言描述农民熟悉的事物，帮助他们掌握字母等新鲜知识。在平民家中，“运用挂图代替年画；运用历史图说代替通俗小说，”还“举行农村图画巡回展览于20个村庄。农民报增加图画特刊。”[3] (84)     此外，晏阳初与陶行知等人还是中国早期推行电话教学的教育家，是他们促进了中国电话教学的诞生。通过幻灯电影等设备与手段的运用，直观展示教学内容，引起广大平民，尤其是农民的学习新知的兴味，给其以眼看、耳听、口念等多种影响，提高了教育教学的效果。     (二)“正确指导”科学教学     科学在晏阳初的平民教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曾经系统学习过现代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懂得科学的重要性。并且，试图用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医治中国的“愚、贫、弱、私”四大疾病。他不仅重视科学，宣传和传授科学，而且将科学方法贯彻到整个平民教育运动中，主张教学应该具有科学性。     晏阳初指出：“通常有一句话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个人如果看法错了，做法就不容易对。学校对于学生最要紧的指导，就是怎样使学生对于事理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并且有一种做法去实现他的看法。”[2] (103)平民学校必须保证教学内容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才能使“民众头脑科学化”，才能“养成农民运用科学的习惯，使农民生活科学化”。[3] (120)晏阳初与平教会同仁正是这样做的，正象当时人们评论的那样，“科学-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好比个源泉，平教会开了沟渠，接上管子，把泉源的水引到民间去了。”[4] 这一评价十分恰当。他所推行的“四大教育”全部以科学内容为核心的。     此外，他还指出平民教育和教学要以科学试验和科学研究成果为依据，要保证教学活动的科学性。这表现在：由平教会自办试验性的平民学校，以教育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和试验各种教材、教法与教具。同时，还进行心理测验，研究农民心理与智能发展，对青少年与成人的学习能力进行测定，研究天才农民的特殊发展，确定文盲标准，搞教育规划与计划等等。[3] (104)实行科学性教学不但提高了教学效果，而且科学的教学内容也为农民带来了实惠，对改变他们的落后生活与思想观念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易教易学”生活教学     晏阳初说：“我们这里(平民学校)的导师，只是引导诸位……并不是把所得的东西传授给诸位的。我们是注重教育的生活化和实际化。”[5] (175)教育教学一定要具有实际性，注意同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以及与各地实际生活相联系。他说：“我们怎样去教他们……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我们就去教他们什么。教学要以实际为准绳，即实际生活是我们的生命线”。[3] (163)基于以上认识，他主张对平民生活实际无使用价值的知识可以不去研究与传授，“如果某种问题在学术上有研究价值，但是与老百姓的生活无关系的，就用不着研究。所以必须有实际性，所以研究与试验的结果才可以运用到民间去。”[3] (66)以识字教育为例，“仅教农民认识文字，取得求知识的工具，而不能使他们有用这套知识的机会，对于农民是没有直接效应的。”[3] (48～49)晏阳初对过去的农业教育更是深为不满，他说那还是在学校的院墙内进行的理论教学，与农民的实际相差甚远。[5] (363)他强调教学必须与农民生活实际相联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生命力的教学。     晏阳初认为要坚持实际化教学，必须将科学知识“简单化(容易教，容易学)”，其实质就是一切要从农村实际出发，同农民实际相结合，要简化科学技术知识，使农民便于接受和应用。他说：“将复杂的知识简单化，用中国话来说就是要深入浅出。只有将农业科学知识简单化、经济化、实际化，才能到达民众化，否则农民接受不了，用不上，一切都将成为空谈。”[1] (327)在具体教学活动中，晏阳初要求学校要根据乡村和乡村建设的需要制定完整的教学计划。乡村小学和乡村建设需要什么就教什么，而且教材大部分都由教师自编，同时每期每科都有实习。比如学习教育概论和教育心理学，就到小学去听课、教课、搞调查和儿童一道开展活动；学习农业常识和农村经济就到农村搞调查，与贫苦农民同劳动；学习心理卫生，就到医院去学种牛痘，并在医师的指导下给群众的孩子种牛痘；学戏剧、音乐，就经常有计划地组织学生给城乡演出话剧、杂剧、哑剧、街剧等，或定期教群众唱抗日救亡歌曲；学图书馆学，就有组织地接管学校图书馆，并主动做图书义务宣传员向全校同学介绍新书内容。[1] (199)     (四)“省时省金”经济教学     针对平民教学的特点——金钱少、时间紧，晏阳初创造性地提出“经济化”的教育教学原则。他说：“一方面时间要简单，一天一个钟头；银钱方面，每本千字课，一个铜板，四个铜板四册书……就把千字课读完了。”[2] (480～481)     在他看来，“经济化”内涵有二：第一，在教学费用上要做到经济，尽量使农民学习的费用缩小到最低值；第二，在教学内容上贯彻“简单化”原则，注意教学时间的经济，用最少的时间获取最多的知识。他说“因平民在衣食上奔走，无时读书，必须以最少的时间得最多的知识”[3] (4)，“平民大多都很贫穷，每天工作时间很长，要使他们筹出一点钱，在百忙之中来受教育，非用最少的经济，最短的时间，万办不到。所以平民教育第一要图金钱和时间的经济。课程及教材，也力求简单。倘读书时间过长，易使平民生厌倦之心，势必半途而废，所以教育的时间，不能超过4个月。”[3] (39)平民教育教学活动必须与他们的生活步调，即生产与生活的实际相结合，才能使平民，尤其是广大农民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从而才能真正改变农村乃至中国落后的面貌。     (五)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晏阳初主张平民教学应该因地制宜，因人而教。这是他在平民教育过程中，对不同地区，不同的教学方法，以及不同地域和不同年龄的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     在教学方法上，晏阳初总是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和不同的教学科目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做到因人而教。比如，对青少年与成人教授的方法就有所不同，因为青少年脑筋灵敏，思维活跃，用学校或进行系统的训练容易收效；而成人年龄较长，事物较多，脑筋纷杂，记忆薄弱，只宜施以社会式的教育，方法多采用讲授、戏剧、展览、电影与音乐陶冶为好。[3] (17)对平民教育进行生计教育时，多采用“表证式”，即演示法。因为平民讨厌听空话，爱看实验，若只空谈理论没有实验证明，就不能让人信服。[3] (40)     晏阳初还主张平民教学要因地制宜。比如，1922年到1923年，他在长沙、烟台、嘉兴三地同时进行平民教育实验。长沙位居华中，是当时湖南省的手工业、农产品、矿产品集散中心，交通方便，社会各界对平民教育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烟台是对外通商口岸，既有齐鲁重教遗风，又有外来文化影响；嘉兴虽为沿海县城，但人口较少，教育与经济还不发达。当时长沙和烟台，能够从事平民教育的合格教师较多，晏阳初决定在那里的平民学校中采取单班教学，并在教学中采用挂图，以提高教学效果；由于嘉兴当时的合格教师不多，并多在农村设学，加以地方经济力量不足，筹措经费困难，就决定采取大班教学，一个教师可教一二百学生，并采用幻灯作为辅助工具。此外，城市平民与农村平民是不同的，晏阳初主张按照各自的特点，施以不同的教学方法。[1] (163)     (六)“人人参与”导生传习     晏阳初主张平民教学应该创造“人人参加的可能”，他指出“现在社会上很难有一件事，人人都有参加的可能。只有平民教育不论怎么人，都可以参加，受过教育的人，可以来教人；未受过教育的人，可以来受教育。所以，人民对于平民教育运动，不必问能否参加，但问愿不愿参加而已。”[3] (39)人人教育教学活动，这是教与学的辩证统一，它突破了传统的以教师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同时，也使教学由学校扩展到了整个平民社会。晏阳初认为，这种教育教学活动的实现，主要通过导生传习、教习的方法进行。     晏阳初的导生传习、教习制源自欧洲的导生制。导生制又叫贝尔——兰喀斯特制，是英国传教士贝尔和兰喀斯特两人分别在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和英国本土上创办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教师先对年龄大、成绩好的“导生”施教，然后由他们再转教其他学生，代替教师的职责。导生制后在法国、美国等多个国家流行，晏阳初在法期间对此有所接触和实验。他对此解释道：“1920年后，我回到中国，在各地推行识字运动，教学的基本原则，大致上本着在法国所实验的。此法后称‘导生制’，意思是以学生引导学生”，[2] (535)“受过教育的人，可以来教人；未受过教育的人，可以来受教育。”[3] (39)导生制教学成功地解决了平民教学缺乏师资的问题，同时也很好地调动了广大平民学习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们学习的主体自觉意识。     二、晏阳初平民学习的原则与方法     晏阳初在平民教育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平民教学活动不仅存在着平民及农民如何学习科学文化的问题，而且存在着很多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专家学者根本不了解农村、农民的问题。因此，在农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平教会广大会员也有必要向农民学习，学习如何与农民打交道和如何改造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为此，晏阳初提出了以下的学习原则和方法，用以指导平民和平教会员的学习活动。     (一)“苦干实干”学做结合     晏阳初是位“实干”型的平民教育家，他推行的平民教育事业就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他十分重视“干”，也就是“实践”。他说：“知识分子要本着‘卧薪尝胆’和‘舍我其谁’的精神，奋着毕生的心血，埋着头去干，去苦干，去死干，”[5] (296)“一个研究生，学生的作风”应该“不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而是朝闻道就要传道，要朝夕传道，而且要大干。”[2] (484)主张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反对“说而不干”的坏学风，即那种“思想主张用文字写出以后，有人读了赞赏一下完事，文字就是工作，理想等于幻影，”甚至“认为学生就是读书，教师就是教书，非迂腐十足，不能表现出学者的身份”[3] (238)的传统学习观。     在干的基础上，晏阳初主张学做要结合，反对学习活动与社会实践相脱离，“说而不干”不对，那么“干而不说”，即只注重“做”和“干”，而不去总结，不能将实践所得上升为理论，同样是片面的。他对中国社会“千百年来一向是读书的不做工，做工的不读书”学做分离的学风深恶痛绝，强烈呼吁人们不能再“为读书而读书”[5] (139)，主张：“读书的人要做工，做工的人要读书，”[5] (172)主张“学生在学好原理和理论之后必须在现场实践中学习，”[2] (326)教师也必须使工作与学习结合，做到“工作即求学”，“教时不忘勤学，做时不忘研究。要使自己的经验系统化、科学化、学术化。”[2] (138)     (二)“即学即用”学以致用     晏阳初对当时中国“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学习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说：“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所以许多大学生都在失业，而国家却在闹人才恐慌。人找不着事，事找不着人。”[3] (160)针对农业改革与平民教育的实际，他提出：“指导我们农业改革的主要原则是学以致用，立见成效，”“要注意到使一般农民即知即行，而运用其知识技能以谋农村的建设。”[3] (192)     晏阳初首先对“所学即所用，所用即所学”中的“用”的标准做了规范。他提出：“平教运动是平民本位——一切为人民，一切要适应人民的需要”，“凡是不以人民为本位的，都是要不得的，没有用的。”[2] (307)这个标准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人民的需要为第一位。晏阳初说得好：“平民是因为缺乏某种知识或需要某种技能，才来上学，所学即为所用，所用即为所学。倘平民学校不能满足其需求，平民教育就算失败了。”[3] (39)     如何在教与学的过程贯彻这一原则呢？晏阳初说：“例如在种白菜时，教种白菜的方法，在收获白菜时，教白菜的储藏与运销的方法，这样即学即用，农业科学才能在他的生活里发生功效；”[2](43)“如果你再让他们学会读和写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了怎样开办合作社和信用社的话，那么，他就能利用自己的知识，记录下他们买或卖了多少头猪，多少只鸡，多少个鸡蛋，他们借了多少钱等。”[2] (396)     (三)“自动研习”学有所创     晏阳初主张学生要“养成自读、自习、自教的能力”，[3] (102)要“自动研习”。他说“研习生皆大学毕业，亦具自动研习的好素养。著名的外国大学，如牛津、剑桥不仅研究生要注重自动，对于大学生的活动，教授们也不做呆板的讲授，只规定参考书与研究题目，由学生自由去研究，与教授自由讨论。”[3] (23)主张平教会员们应该走出教室，走到乡间去，要在实地的工作上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且要求学习者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要具备一种“创造精神”，要学有所创。他说：“人生系‘创造进化’，‘自己超越’，‘常新不绝’之历程。故教育者宜发展内在之价值，而参加文化创造”。[5] (190)     什么是创造，如何进行创造性学习？晏阳初也有精辟的见解，“当你从事新的，前所未有的工作时，就会心血来潮，那就是开创力。”[2] (445)至于“发展创造力之方法有四：(1)鼓励语言文字之发展与创作；(2)鼓励艺术品之创作；(3)多做创造性之实验(教育的或科学的)；(4)打破偶像。创造活动亦有四步骤：(1)考察； (2)计划(类化与组织)；(3)领悟；(4)证明。”[3] (281)     (四)组织学会合作学习     晏阳初指出：“中国自古有亲友之间借阅书籍的习惯，”[2] (57)他认为学习者之间相互帮助，共同学习是中国人优良的学习传统。但是，近年以来，中国流行“四病”，“私”便是其中一种，“中国人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合作精神。”鉴于此，他提倡平民学习者之间应该共同学习和共同参加社会活动。     晏阳初认为共同学习的主要途径是在平民学习者之间建立学习组织，因为“有组织可以使学业日进。”[2] (163)这种组织合作主要是通过平民学生社团来实现的，如：“同学会”、“校友会”等。它们是由平民学校毕业的学生组成，专门为平民学校毕业生提供再学习的机会。因为“平校或民校学生，毕业以后，若无适当学校可入，如置之不理，则所学本已无多，日久必致荒废，前功尽弃，岂不可惜！本会有鉴于此，乃有同学会组织。”[3] (65)这些社团的“使命有二，a‘自我改进’，b‘团体服务’”，[5] (56)其活动主要有“关于文艺方面的如：成立读书会、演说比赛会、演新剧……关于生计方面的如：成立自主社、合作社农产展览会……关于卫生方面的如：种牛痘运动、防疫注射、拒毒运动……关于公民方面的如：禁毒、修桥、补路、植树、自卫……等等。”[3] (103)利用学习组织，学员们在共同的活动中施展各自所学，相互帮助、共同研究，不断取得进步。     (五)“博专结合”学有所选     1947年10月《乡建院刊》第1卷1期中，时任乡村建设学院教务长的陈行可对晏阳初的“博专结合”的学习思想进行高度的概括与总结，“晏院长说：‘要学生博而专’”，“人生有五大活动，是求博的工夫，”分别是：健康活动、职业活动、家庭活动、公民活动、娱乐活动等。“其次要求专……所谓专是要一个长时间下苦功研求的。”晏阳初为学院提出的六大教育目标之一就是“专门家的职能”，要求学员人人“都有一技之长”，具有专门的知识与技能。     在博与专的关系问题上，晏阳初非常强调二者的结合。他说“正向认识一个人一样，只看了面部而没有注意颈背，或只看了左侧而忽略了右侧，见到一部分，不善于认识全体，就不能真正地认识这个人。”[2] (28～29)具体到学习中，学习者就应该先学习基本科目，在“博”上下工夫，然后再学习专业的科目，使二者结合起来。他举例说：“医药有内科、外科和其它各科的分别，学内科的有内科的专门研究，学外科的有外科的专门技术，这是个别的问题。而他们的共同基础学科是人体生理，这一学科，不论学习内科，习外科，或习其它各科，都须学习。学习基本科目后，对于专业科目，才有入手之处。”[2] (28～29)     此外，晏阳初认为在博专结合的前提下，“专”的方面还应“学有所选”。他指出尤其在国难当头的条件下，作为一名中国人，应该最起码要认识中国的国情，抓住中国的迫切、基本的问题进行学习和研究。万不能不顾国情，盲目地学外、习外。他批评说：“忙学东洋，忙学西洋……结果怎样？没有把根本问题认清，瞎忙了几十年，”[3] (61～62)英美不是不可以学习，重要的是“我们要有独立性，学英国、美国都可以，但先要有选择，我们只能参考别人的长处，针对自己的社会来创造。”[2] (279)就教育来说，“各国教育有各国的制度和精神，各有它的空间与时间性，万不能乱七八糟地拿来借用。”[3] (60)     (六)多感参与“多多练习”     多感官参与学习是中国传统的学习方法。大教育家孔子就主张学生应该“多学”、“多听”、“多看”、“多记”、“多问”。[6] 墨子亦强调：“惟一五路智，”这“五路”就是“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必为圣人”[7]。晏阳初对此予以继承，指出：“有眼、耳、喉、手、口，五种影响，则无不能学的人，”[3] (6)“教学生同时看，同时听，同时念，同时写，精神专注，学习是很容易的。”[3] (2)充分认识到多感官参与对学习活动的重要性，并且他非常强调听与写的重要性。主张要“创造性地听”，“什么样的听才是艺术呢？不是被动消极地听，而是创造性地听。”[2] (438)写不仅仅局限于做课堂笔记或完成作业，而是应该在学习书本知识时“应研究它，反复琢磨它。”[2] (438)     此外，晏阳初认为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不论会读、会写，均须多多练习，”因为“毕课之后，要紧的就是这些字要有一种练习，不然，过不了多时就会忘了”。[2] (42)     (七)“榜样表征”模仿学习     在平民，尤其是农民学习的方法问题上，晏阳初十分重视环境与榜样的力量。他认识到人当青年“外界……力量能够影响他的习惯、人格、人生观，”[5] (534)主张要造就“好环境、好社会、好家庭、好学校”，通过这些好的环境及好的榜样力量陶冶和影响来造就青年人的“好习惯”，“做好国民”。[5] (186)     他非常善于运用榜样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味。曾以《现代青年的模范》为题，宣传为平民教育事业献身的好青年……杨守纪等人的先进事迹。在法国时，为引发华工的学习动机，他常常让他们“反观法人之‘下流’阶级，亦能手持报纸，琅琅成诵，口通天下事”的事实，而华工们“既然受了这种刺激，有了这种感想，好学之心，油然而生。”[5] (82)     此外，他在乡村教育运动中还大力推行“表征农家”活动，为农民学习科学生产提供示范模型，使其“看的亲切，学的容易，富有成效”。[2] (564)“表征”即为典型示范，样板观摩。由受过培训的农民公开表演，以证明某一成功的经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从实际的证明中感受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1] (161)这种学习方法可以破除农民固有的落后观念，树立了新思想，新观念，坚定了他们学习的信心。     (八)“深入民间”以农为师     晏阳初对有志于乡村教育事业的专家与学员们讲到：“如果你真要遵循关于科学知识的基本原则，就是深入民间，而不能回到书本上，要生活在他们中间，与他们为邻，向他们学习。”[2] (433)明确号召知识分子深入民间，以农为师。     他指出：“农民尽管没有文化，他们却是有聪明才智的。在精耕细作方面，他们是‘能手’，是‘专家’。”[2] (258)因此，“在我们能够成为农民的优秀教师之前，首先必须是农民的优良学生。”[2] (471)要“当人民的先生，首先要做人民的学生，要化农民，必先农民化。”[2] (559)知识阶层必须“彻底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虚心地向农民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2] (559)     三、晏阳初平民学习思想对“新农民”教育的启示     晏阳初所说“平民”的“平”字含有“人格平等”的意思，平民教育就是“努力于教育机会的平等，使人人所蕴蓄的无限能力都有发展的机会”，即通过平民教育运动，使社会上一切受不平等待遇的公民都能够享受到教育的机会，获得人格与智识的发展，做一个有知识力、有生产力、有公德心的“整个的人”。因此，在晏阳初看来，平民不限于农民。但是，当时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绝对是平民教育的重点对象。他的平民教学观即是农民教学观，它原自农民教育，又用以指导农民教育。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标志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由此起步开局。这次乡村建设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科学论证、科学规划、科学指导、科学开展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其优越性和现实性与晏阳初时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它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农村建设归根到底要靠占人口80％的农民阶级的真正理解、参与和实践。因此，“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培育新农民”，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成为关系农村建设成败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农村建设在人才，尤其是农民人才，人才的培养靠教育。而教育归根到底需要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即广义上的教学活动来完成。在此意义上说，教学是晏阳初所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与当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农民教育共同且重要的实现途径和保障。既然二者具有这样的共通之处，那么晏阳初的平民教学观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教育工作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首先，新农民教育必须以农为本。在“培育新农民”的过程中，新农村建设的广大干部、专家有必要接受晏老的号召，放下架子去做农民的学生，带着虚心学习的态度走进农村，走进农民，真正农民化，了解他们的实际问题与需要，方能帮他们解决问题，实实在在的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其次，新农民教育内容必须生活化、实用化。实践证明，在农机推广过程中，有些很有价值的技术不被农民所接受和采用，而有些技术却能得到农民的迅速掌握和推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是否将科学技术简单化和实用化，即某项技术或技术的载体为人们所操作使用的简单化程度，以及这项技术的实用化程度。科学技术越简单，越实用，越能为农民所接受和掌握。     再次，新农民教育必须考虑他们的经济承受力和时间支配的可能性。当前，我国城乡发展很不平衡，相对于城市市民，农民收入有限，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但并不富裕。中央明确反对把新农村建设搞成“新村庄建设”，反对任何脱离农民生活实际需要和经济力量实际的建设活动。但是，打着新农村建设的招牌，大搞如“农村别墅”等形象工程的案例还是常常发生。这样的建设显然脱离了农民的实际需要，违背了晏老所倡导的农民教育和农村建设“经济化”的原则，给广大农民群众带来承重负担。     最后，新农民教育方法应该直观化、示范化。目前，科技下乡、文化下乡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存在注重宣讲，忽视示范演示；注重理论，忽视实践示范的情况。很多服务农村的职业教育学校更是常常运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来传授农业知识。这显然违背了直观化教学的原则，成效可微不言而喻。所以，农民教育教学过程中应注意贯彻直观化原则，在讲解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注重实际传授与指导，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晏阳初关于平民教育教学的原则与方法是相当丰富和实用的。他一心为平民、处处为平民，并且努力做到使老百姓愿意学、容易学、学得起。这些精辟的见解和宝贵的经验，为我们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工作，以及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 【参考文献】     [1]宋恩荣. 教育与社会发展——晏阳初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2]宋恩荣. 晏阳初全集[M](第二卷).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3]马秋帆，熊明安. 晏阳初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4]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N]. 1934-5-13.     [5]宋恩荣. 晏阳初全集[M](第二卷). 长沙：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6]陈德安. 孔丘论学习[A]. 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编务组编. 孔子教育思想研究[C].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186.     [7]墨子·贵义. 【原文出处】宁波大学学报：教科版